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3章
吳曉波
電報事業遭到抵制，反對派的最大理由竟是「破壞風水」。1875年，工科給事中陳彝在一道奏摺中認定，「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丘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一旦搬出「忠孝」兩字，舉朝之內便無人敢於抗辯了。
1877年的《紐約時報》曾記載說：「天朝的人民無法理解電報的工作原理，他們認為是洋人雇用了機敏而無形的鬼神，在線路內來回穿梭，傳遞信息。如果在電報線附近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立即就會有人造謠，比如說其中一個傳信的邪神玩忽職守，從電線里跑出來，迷路了，因此導致禍事發生，等等。這種謠言通常會引起騷亂，暴徒們將毫不猶豫地衝過來，砸毀機器。有一次，因電報線附近某個人生病，一夜之間，1英里長的電報線就被毀壞了。」關於電報的爭議整整吵了10年，一直到1880年才稍稍平息，朝廷准奏籌建中國電報總局。
修鐵路，更是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血淚史。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認為，「事實證明，在清朝面臨的新技術中，鐵路是最棘手的。」[12]而其棘手，不是因為技術有多麼的高深、鋪設有多麼的艱難，而是意識形態上的大是大非。
從1867年之後，朝廷上下就為應不應該修建鐵路吵翻了天。福建巡撫李福泰指責電線、鐵路都是「驚民擾眾，變亂風俗」的有害之物，而且，修建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驚動山神、龍王的不祥之物，會惹怒神靈，招來巨大災難。三口通商大臣（專門負責處理與北方「外夷」包括通商在內的各類交涉事宜）崇厚奏稱，「鐵路於中國毫無所益，而貽害於無窮」。江西巡撫劉坤一認為「以中國之貿遷驛傳」，根本不需要鐵路。甚至連一向通達的曾國藩也認為無論是外國商人還是中國商人，只要修鐵路都將使「小民困苦無告，迫於倒懸」，結果都是「以豪強而奪貧民之利」，所以不僅不能同意外國人修鐵路，而且同樣要禁止中國商人修鐵路。1867年6月3日的《紐約時報》就曾引用一位叫阿爾伯特·畢克默的美國觀察者的話，一針見血地說：「實施這樣一項偉大工程的最大障礙只能是中國人民對所有外國人所抱持的敵意，以及他們自己的迷信思想。」如史景遷所評論的，「很多中國人認為鐵路會破壞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它們長長地切開大地，破壞了正常的節律，轉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們還使道路和運河工人失業，改變了業已形成的市場模式。」[13]也就是說，該不該修鐵路的爭議點發生在兩個方面：一是修鐵路會不會驚動祖先，二是會不會破壞千年的農耕經濟模式。
▲劉銘傳
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修建了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雖然只有約14公里長，卻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清廷委派官員與英國駐滬領事談判購買吳淞鐵路事宜。怡和開價30萬兩白銀，中方官員費盡口舌，最終以28.5萬兩成交。鐵路轉手後，清廷當即宣布將之拆毀。那些拆下來的鐵軌枕木後來又經歷了一段十分離奇的千里流浪記，它們先是被洋務派劉銘傳帶到台灣去鋪成了一條鐵路，繼而劉調回內地，鐵路隨即又被拆掉，枕木們被北運至旅順口軍港，修了一段炮台運送炮彈的小鐵路，到了1904年的日俄戰爭期間，鐵路被炸毀，這才算是徹底了事。
1880年年底，修建鐵路之議又起。劉銘傳在李鴻章的授意下寫《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再次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並認為這是自強的關鍵。劉銘傳在奏摺中具體提出應修從北京分別到清江浦、漢口、盛京、甘肅這四條鐵路。如果因為經費緊張，不可能四路並舉的話，可以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線。李鴻章則隨後上了一份長達四千言的《妥議鐵路事宜折》。他十分激動地寫道：「士大夫見外侮日迫，頗有發憤自強之議，然欲自強必先理財，而議者輒指為言利。欲自強必圖振作，而議者輒斥為喜事。至稍涉洋務，則更有鄙夷不屑之見橫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時艱如此其棘，斷非空談所能有濟。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於危弱而終無以自強。」他還鼓勵朝廷說：「臣於鐵路一事，深知其利國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決計創辦，天下之人見聞習熟，自不至更有疑慮。」
在這份奏摺中，李鴻章第一次提出「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這一論斷很快流傳成警世名言，儘管很多人為他的言辭打動，可是，修路一事還是被頑固擋住。有人甚至上奏指責李、劉兩人看上去很像是一對「賣國賊」。折曰：「觀該二臣籌劃措置之跡，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謀也……人臣從政，一旦欲變歷代帝王及本朝列聖體國經野之法制，豈可輕易縱誕若此！」1881年2月14日，朝廷發上諭，駁回李、劉兩人的建議，諭曰：「疊據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
李鴻章仍然不甘心，他悄悄動工修建了開平煤礦至胥各莊段的運煤鐵路。1881年年底，這條約11公里的鐵路建成後，他才正式奏報清廷，並有意將其說成是「馬路」。更有意思的是，鐵路修成後遭到了地方官吏和民眾的強烈反對，一度只好棄用聲響很大的蒸汽機車頭，而用牲畜來拉運煤車皮，真的成了一條不倫不類的「馬路」。
相比日本，彈丸國土卻深知鐵路之緊要。早在1870年，為了修築橫濱至東京的鐵路，囊中羞澀的日本政府不惜對外舉債，在倫敦發行100萬英鎊公債——這類行徑若在驕傲的大清帝國出現，早被唾沫淹死。到1891年，日本全境的鐵路已超過3300公里，其中私營鐵路達2473公里，為官營的兩倍多。相比之下，疆域遼闊的大清帝國鐵路零落建設，總共才只有360餘公里而已，竟只有日本的1/9。
從修鐵路這一事項就可以觀察到，中日百年之國運異途，顯非天數，而盡為人算。
在世界經濟史上，1870年正是全球化的開始之年。
上一年，開鑿了整整10年、連通歐亞非三大洲的蘇伊士運河正式開通，迅速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海運航道，自此東西方航程大大縮短。與繞道非洲好望角相比，從歐洲大西洋沿岸到印度洋至少縮短5500公里，從地中海各國到印度洋則至少縮短8000公里。航程的縮短，加快了貿易的速度並大大降低了風險。
1871年，隨着從倫敦到上海的海底電纜的敷設完成，中國開始被納入全球化的信息體系之中。在此前，兩地的郵程需6～8周，現在則只需要幾個小時了。對於這條電纜，清朝政府曾有「電線沉於海底，其線端不得牽引上岸，以分華洋旱線界限」的規定。不過，英國、丹麥等公司置若罔聞，先後架通了上海吳淞和廈門等線路。電報及電話技術的應用使得中外市場的期貨貿易變成可能，中國市場上的棉花、茶葉等物資加入了全球貿易的大循環中，上海很快成為遠東地區最重要的外貿和金融中心。
與航程縮短及電信勾連相比，另外一個同等重要的全球化事件是，金本位貨幣體系開始在各國確立。不幸的是，中國卻是當時全球最大的「白銀帝國」。
所謂金本位制，並不是各國使用黃金作為法定通貨，而是各國將黃金作為法定通貨的儲備支持。這一制度的發明者是英國。自18世紀中葉，英國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後，英國成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它憑藉機器技術的先進迅速擴張殖民地，成為一個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國。英國在1816年率先實行金本位制，在它的示範效應下，各經濟大國相繼在1870年前後實行這一貨幣制度。法國在1873年進入金本位制時代；美國實行是在1879年；「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德國後，德國於1873年迅速採用金本位制；東方的俄國和日本稍晚進入，前者是在1890年前後，後者則憑藉甲午戰爭的巨額黃金賠償搭上了這班時代列車。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的計算，到1900年前後，金本位制的確給世界帶來了某種形式上的貨幣統一，金本位制覆蓋了世界貨幣交易的2/3。統一而穩定的貨幣體系，使得人們對未來經濟活動的預期相對穩定，資本、貨物、人口開始高度流動，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終於如期而至，英、美、法、德、意、俄以及日本，都在這樣的大時代里相繼崛起，成為世界最主要的經濟強國。形成於19世紀後期的這種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在百年後的今天依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當時的世界大國中，唯有中國與印度仍然頑固地實行銀本位制。在金融制度上，這兩個古老而驕傲的「白銀帝國」將自己排斥在了統一的國際貨幣體系之外，中國一直到1935年才宣布實行金本位制。
洋務派辦實業，除了遭受觀念上的困擾，還有一個同樣棘手的難題，那就是國庫羞澀。這也與100多年後中國再度改革開放時的景象十分相似。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種被稱為「官督商辦」的企業制度被發明了出來。
1872年開春，天津。28歲的盛宣懷（1844～1916）步履輕快地走進李鴻章的府邸。他一路上與侍衛、婢女親熱地打着招呼，眼見是一個熟客了。當時，曾國藩剛剛於3月份去世，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同時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成為繼曾之後最重要的朝廷重臣。在李鴻章幕府的上百名門客中，盛宣懷只有秀才身份，功名顯然是差了很多，不過，在李鴻章看來，這位江蘇常州才子的才幹卻是第一等的。
盛宣懷生於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在浙江當過知府，父親盛康是湖北糧道、鹽法道，曾在李鴻章的手下做過事。這個年輕人寫八股文章很不在行，卻在為人處世和辦實務上很有長才。他有着驚人的戰略判斷力、無比精巧的斡旋才幹、堅忍的個性和超級旺盛的體力，可謂是百年一見的商業奇才。對於曾、李發動的洋務運動，盛宣懷尤為熱心。他嘗呈信發誓：「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百年之後，或可以姓名附列於中堂傳策之後，吾願足矣。」[14]後來，盛宣懷幾乎參與了晚清所有重要的大型國營公司的創立，被視為一代「商父」。
這回來見李中堂，盛宣懷帶來了一份自擬的《輪船招商局章程》。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規範意義上的公司章程，便是在這份章程中，他提出了「官督商辦」的公司理念。這一理念頑固延綿，130多年後仍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的商業生態。
▲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上海總辦事處
在此之前，洋務派所辦企業均為軍工。李鴻章見長江航運異常繁榮，且所行輪船多為英美公司，便有心要辦一家中國企業與之爭利，就這樣，輪船招商局成了洋務運動中第一家從事民用業務的現代公司。在盛宣懷的倡議下，李鴻章決定要靠民間資金來辦一家輪船公司。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論述說：「華商集資組建輪船公司，由一官派經理指導之，並授予漕運專利以保公司利潤……官督商辦，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盛宣懷在《輪船招商局章程》里頗有遠見地寫道：「中國官商久不聯絡，在官莫顧商情，在商莫籌國計。夫籌國計必先顧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復振。」他更是具體地擬訂了六條，包括「委任宜專、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輪船宜先後分領、租價宜酬定、海運宜分與裝運」。為了增強公司的競爭能力，盛宣懷提議，朝廷應「准每年分撥江浙漕米40萬石交招商局」，也就是說，讓新公司有一塊保本吃飯的壟斷利潤。
在《章程》中還有兩條非常醒目。第一條是「每年一分生息」，也就是說，招商局發行的股票類似於債券，明確規定了利息率，而這部分利息需先由官府提取，其餘再是民股分配。這個原則日後被所有官督商辦企業沿用，不久後創辦的開平礦務局還在招商章程中明確規定：「即將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後提辦事者花紅二成，其餘八成仍按股均分。」還有一些企業更是規定，不管企業效益如何，都必須發給「官利一分」。第二條特別的是，「一經售定，即行到局註冊。但不准讓與洋人。」由此可見，官督商辦企業從誕生的第一天起，所有制身份的特徵就非常明顯。
費盡心思擬訂了《輪船招商局章程》的盛宣懷自然很想去辦這個企業，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李鴻章卻另選了他人。在後面的講述中，我們將看到，從倡議創建招商局，到真正主政局務，盛宣懷前後等了13年。
在朝廷批准所奏之後，李鴻章把籌建重擔交給了另外一個心腹——浙江海運委員朱其昂，盛宣懷只是一個會辦。朱其昂是一個暮氣沉沉的老官吏，他從國庫中領走20萬兩銀子之後，只做官家壟斷的漕運業務，而不去拉客貨生意，因此在市場上毫無競爭力，半年下來，業務就停滯不前了。
李鴻章決定換人。盛宣懷主動請纓，李鴻章以他年輕且缺乏根基再次不予准許。這時候，有兩個南方的買辦走進了他的視野。
【企業史人物】太保赫德
1869年1月，朝廷宣布把一頂布政使頭銜的從二品頂戴賞給一個大鬍子的英國人。「布政使」相當於後來的「常務副省長」，把這一頭銜授予一個外國人，是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新鮮事。這個叫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的人前後當了48年的大清海關總稅務司——海關總署署長，在他去世之後，更被追授為太子太保，這是為人臣者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太保赫德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是一個十分奇特的人物。
▲赫德
清朝的海關是一個被逼出來的機構。自明朝後期以來，中央政府執行的就是「片木不得下海」的閉關鎖國政策，所以，不需要海關，也沒有多少外貿的稅收。[15]鴉片戰爭之後，隨着通商口岸的開闢，自然就有了設立關卡的必要。在1843年簽訂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中，英國人提出由他們來管理「來往之商人，加意約束」，所收得的稅金用來支付戰爭賠款。朝廷官員一聽就同意了，反正都是外國人的錢，收進來再付出去，好像是無損帝國的買賣，於是就有了讓外國人管理中國海關的制度。1846年，在上海外灘（現在的外灘漢口路）出現了一個用鑄鐵柵欄圍起來的大院子，門口蓋了一個中國式的牌樓，上寫「江海北關」，專門辦理外國商人的進出口稅務。1858年，朝廷又准奏在廣州設立了第二個海關。
赫德是第二任海關總稅務司。他19歲就來到了中國，先在寧波、廣州領事館當翻譯，後來被聘為廣州新關的副稅務司。他操一口流利的漢語，為人自製圓通，而又熟悉中國官場禮節和士大夫的習氣，因此深得大臣們的讚揚。他跟當時最重要的滿人大臣恭親王奕、文祥等過從甚密，特別跟後者的關係竟形同密友。1863年，28歲的赫德被任命為總稅務司，在這個職位上他一口氣幹了漫長的48年。
隨着對外貿易的擴大，原本不起眼的海關居然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成為帝國最重要的經濟機構和財政來源之一。就在赫德上任的時候，總稅務司署所轄新關已達14處，幾乎遍及所有重要的通商城市，雇用洋員400人，華員約千人，已是一個很龐大的行政部門了。海關稅收在1861年達到496萬兩，1871年為1121萬兩，到1902年已達到3000萬兩，是中央政府最穩定、可靠的財源。在建關的前五年，海關就為清政府償還了《北京條約》規定的1600萬兩英法賠款。在太平天國戰亂時期，海關為朝廷支付了巨額的財政支持，赫德甚至親自參與了對常州的攻克戰役。他跟李鴻章並肩騎馬站在高坡上，目睹戈登的「常勝軍」攻進城門。
海關在名義上歸屬總理衙門管轄，但實際上，從人事到運作管理，全部操于洋人之手。海關主權的旁落，是清政府無能最突出的證明，也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恥辱記錄。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委靡腐敗的晚清行政體系中，赫德管理的海關卻是最有秩序和效率的一個機構。他引進了英國的整套行政管理經驗，無論行政組織、人事管理還是徵稅章程都置於一個嚴格、統一的管理體系之內。海關的財務制度是由英國財政部官員制定的，數十年裡很少發生舞弊行為。各部門的主管人員，一般都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有的還是博士、碩士。清朝官員的俸祿很低，主要收入都是依靠職權濫取於民，因而形成無數的官場陋習。海關實行西方的公務員薪金制度，待遇很高，但不能額外支取費用。
經濟學家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評論說：「過去的很多史書都指稱清朝賣國的證據是將海關權利讓與外人，其實這種指責是不準確的政治宣傳。清末海關雖由英國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為清政府的雇員行使他的職權。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國海關迅速現代化，而且使海關成為最有效率、最少貪污的清朝官僚機構。他保證了條約制度對關稅率的限制，因而促進了自由貿易及公平稅收，他也保證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為清朝政府提供大量稅收。」[16]參與主編《劍橋中國史》的美國華裔學者劉廣京的觀點也與楊小凱近似，他認為：「赫德管理海關的最大貢獻是促進了中國商業的發展，杜絕了清朝腐敗制度下貪官對海關的擾亂。」
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赫德一直是一個搖擺的「中間人」：他一方面是英國等列強的利益捍衛者，竭力為它們在中國的利益最大化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他也為中國的重振出謀劃策。
作為一個清政府的「官員」，赫德對朝廷的改革也很有自己的主張。1865年，在當上總稅務司兩年後，他呈遞了一份名為《局外旁觀論》的報告。他以「旁觀者」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議，包括整頓地丁、鹽課、稅負，改革官吏俸祿制度，改進軍事設施等等。同時，他分析了清政府面臨的國際環境，提出派遣外交人員等建議，還提出要加快採用鐵路、電報以及機器採礦等西方新技術。日後來看，這是一份十分有遠見的報告，除了沒有提出君主立憲的政治改革主張之外，它幾乎涵蓋了後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所有變革內容。總理衙門一方面認為這個外國人對王朝有「輕侮」的嫌疑，不過同時也承認「所陳內政外交各種利弊，無不談言微中」。恭親王還把他的報告轉發給各地的督撫，令他們「詳慎籌劃，不可稍涉疏略，是為至要」。
在後來的幾十年裡，赫德多次上書改革方案，在保存至今的赫德日記中時常可見他對中國前途的擔憂與無奈。1883年，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現在不像過去那樣為中國煩惱了……是因為我麻木不仁了？反正這條殺不死的巨龍會經受住一切的。」[17]1902年，「庚子國變」後，流亡的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對列強卑躬屈膝。這讓赫德都有點看不下去了，他說：「朝廷在禮儀方面做得有些過分，皇太后不僅要接見公使夫人們，還要接見各使館的孩子們。」
除控制關稅之外，赫德的手還伸到了很多有關中國主權的其他業務領域。1896年，他獲准由海關辦理郵政業務，到1903年，設郵政總局33處，轄分局309個，全國省城除蘭州外都通了郵路，這成為中國郵政體系的雛形。此外，海關還兼管了海務、港務、檢疫、引水、氣象等事務，甚至還辦理專利、版權及商標註冊等等。在赫德的治理下，海關成為一個地位極其重要、涉足範圍驚人廣泛的機構。到1906年，海關的擴張終於引起了中國官員們的警惕。在大臣們的一再抨擊下，朝廷下令成立獨立的稅務處，開始逐漸削減海關的特權。晚年的赫德儘管還受到足夠的尊重，但是他的權力顯然已經在不斷縮小。然而，清政府直到滅亡，也沒有能夠收回關稅自主權，甚至到民國最初的十多年裡，海關的治外格局仍然沒變。一直到1928年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才通過艱難的談判，把海關稅務的徵收和保管權收了回來。不過，海關總稅務司的職務仍是由英國人或美國人擔任，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1949年。
赫德於1908年離開中國，不過他的總稅務司頭銜一直被保留着。他在中國前後生活了54年，這幾乎就是清政府最後掙扎的時間。他似乎已經很難分辨自己到底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了。1911年9月14日，他給自己的繼任者安格聯（Francis
Aglen）寫信說：「我的身體一直很不好，日益衰弱，所以我擔心再也回不到中國了……中國人是很善良的，心胸寬大，能很好地一起共事，不要催促他們，要一步一步地來，你就會覺得前進很容易，目標最終可以達到。」6天後，他就去世了，再過20天，武昌爆發了辛亥革命。
77歲的赫德終於沒有看到他服務了半個世紀的清政府的滅亡，這也許是上天對他的最後一點賞賜。
1875
買辦與商戰
非富無以保邦，非強無以保富；
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
——鄭觀應：《救時揭要》，1873年
李鴻章看中的兩個買辦，一叫唐廷樞（1832～1892），一叫徐潤（1838～1911）。他們是晚清「四大買辦」中的兩個。在很多教科書和歷史讀本上，買辦是一個遭人鄙視的貶義詞，對它的定義是這樣的：「外國侵略者從雇用買辦從事侵略的活動中得到了好處，逐步形成為一種代理制度，這就是買辦制度。以後，外國侵略者與中國人打交道都照例物色代理人，而那些為外國侵略者服務並甘心充當他們代理人的中國人，如為軍閥向帝國主義借外債、買軍火的經手人，在帝國主義同反動政府之間擔任穿針引線、談判賣國條約的政客，以及販賣帝國主義腐朽和反動文化的掮客，都稱為買辦。買辦這個名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便被賦予廣泛的意義，成為極不光彩的帝國主義奴才和爪牙的通稱了。」[18]
「買辦」，comprador，原本是葡萄牙語，用現在的通俗說法，就是跨國企業里的中方職業經理人。在當年上海，它被翻譯成「糠擺渡」，謂買辦介於華洋人之間以成交易，猶籍糠片的擺渡之用，既表示其橋樑作用，又含買辦賺錢之輕而易舉。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限定廣州為全國唯一正式許可的對外通商口岸，並制定十三家官牙行經營和管理進出口貿易，實行國營的貿易壟斷，這就是所謂的「十三行」。「十三行」具有官商的社會身份，它們作為官設的對外貿易特許商，代海關徵收進出口洋船各項稅餉，並代官府管理外商和執行外事任務。「十三行」中的從業者因此成為第一批從事合法外貿的商人集團。到19世紀初期，「十三行」的商人財富已非常驚人。其中有一個叫伍秉鑒的人，他在1834年約有家產2600萬兩白銀，幾乎相當於清政府1/3的年度財政收入，被當時的西方稱為「天下第一富翁」。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將伍氏評為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19]
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為通商口岸，取消了「十三行」的貿易專營權。從此，那些財力雄厚、商業經營理念先進，而且擁有特權的跨國銀行及貿易公司便成了壟斷中外貿易的主要勢力。從「十三行」中散溢出來的人開始附依於外商，很快形成了一個新的群體——買辦。
▲晚清街景
晚清一代，很多商人，尤其是廣東和上海商人，都是從買辦起步的。
由于洋行初萌於廣州，繼興於上海，所以兩地以及附近縣城便成了出產買辦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廣東的香山幫、江蘇吳縣的東山幫和浙江的寧波幫等。《滬游竹枝詞》謂：「糠擺渡名不等閒，寧波幫口和香山，逢人自詡呱呱叫，身列洋行第幾班。」在晚清「四大買辦」中，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均為香山人，席正甫為東山人。在上海，以寧波人的群體勢力最為龐大，朱葆三、虞洽卿等長期把持上海商業總會的會長職務。
很多西方學者在對晚清企業家的研究中，斷定他們缺乏「企業家精神」。費維愷在對盛宣懷的專題研究中認為，官僚工業家「固執地缺乏主動性」，因為他們與中國上流社會體制的聯繫，尤其是他們接受古典儒家教育、參加科舉以及擔任政府官員的經歷，妨礙了他們進行冒險，從而窒息了企業家精神的形成。馬里恩·利維則從社會學的角度將這種缺失歸咎於中國的家庭結構和家庭觀念，他在《近代中國商人階級的興起》一書中認為，商人把資本用於追求紳士地位，「最成功的商人的標準，是他和他的後代不再是商人」[20]。其結果是，中國商業領域出現了人才和資金的流失。當工業化機遇到來的時候，與日本相比，中國就缺乏實現工業化進程所必需的「管理人才。」在晚清時期，唯一被認為符合企業家標準的商人群體是買辦。郝延平在他所著的《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一書中用大量事實證明，中國買辦「就是傑出的熊彼特[21]式的企業家」。[22]到1900年，有多達1萬名買辦符合這個標準。
李鴻章所聘的唐、徐兩人是當時名望最高的買辦，也都在航運上闖出過大名聲。唐廷樞是當時最大資本規模的英商怡和洋行[23]的大買辦。他的父親是一個美國傳教士的聽差。唐廷樞早年就學於一家教會學校，他的同學中就有上章所提到的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哈佛學者劉廣京在《唐廷樞之買辦時代》一文中引用當時人評語，說他「講起英語來就像一個英國人」[24]，他在年譜中也自稱「受過徹底的英式教育」。青年時期，他還用廣東方言編過一本《英語集全》，是最早的中英文學習用書。
▲唐廷樞
30歲那年，唐廷樞進入怡和洋行。當時，美國因南北戰爭影響了棉花出口，英國、印度等國棉紡廠貨源緊缺，轉而向中國採購棉花——從這個細節可見，全球化的景象在19世紀中後期確實已經清晰地呈現了出來。唐廷樞抓住時機，在上海開設「修華號」棉花行，為怡和洋行收購棉花，很是賺了一筆。因才幹出眾，入行三年後，他就被提升為洋行買辦，並獲權掌管金庫。
1869年，唐廷樞向洋行老闆建議投資輪船航運業。在他的主持下，怡和先後開闢了上海至福州的輪船航線和對馬尼拉的航運，這一新業務為怡和帶來了豐厚的收益，一些輪運的年利潤率竟高達60%。唐廷樞一時在商界名聲大噪。他的競爭對手美商旗昌洋行老闆F·B·福士在一封信中認為，唐廷樞「在取得情報和兜攬中國人的生意方面，能把我們打得一敗塗地」。正因此，當李鴻章決意從買辦中為招商局尋找領導人選時，第一個就瞄準了唐廷樞。
比唐廷樞年少6歲的徐潤，其買辦經歷也十分相似。他15歲就隨叔父到上海，在寶順洋行當了一名學徒。寶順洋行為英國大鴉片商人顛地（此人就是1840年鴉片戰爭時，與林則徐對抗，被林則徐認定「誠為首惡，斷難姑容」的英商代表）所創，是南方歷史最悠久、最有權勢的洋行之一。徐潤從月薪10元的小學徒開始，到24歲時已升任主賬。
隨着清政府被迫開放各個口岸，寶順洋行在各地迅速「查看形勢，立行通商」，徐潤就充當了坐鎮上海，協調各沿岸分行的重要角色。他很早就預見到長江航運的重要性，竭力開拓長江輪運。在他的建議下，寶順從香港購進一艘叫「總督」號的輪船，稍事裝修後投入長江航運。該輪客貨兩用，還可拖帶4艘鈎船，每艘又可裝貨600噸，從上海到漢口一個來回，僅貨運收入就已將購船、裝修的成本收回，獲利實在豐厚。此後，寶順購置多艘江輪，在上海建成了唯一能容納海輪的寶順大船塢，還相繼開通了上海到日本橫濱、長崎的航線。航運業務讓寶順每年的進出口總值達到數千萬兩，在各洋行中獨領風騷。徐潤也因此成為寶順洋行的總買辦。
▲徐潤
到1866年，倫敦爆發金融風潮，所有英商企業都受波及，寶順的股東們開始拆股收縮，美商旗昌洋行乘機在兩年後收買了寶順全部的航運業務。徐潤離開寶順，開始獨立經營茶葉生意。當李鴻章為了招商局向他發出邀請的時候，旗昌的老闆福士也看中了他，並許以上海總買辦一職。徐潤最終決定跟唐廷樞攜手投奔草創中的招商局。
李鴻章任命唐廷樞為總辦，徐潤、盛宣懷為會辦。唐、徐兩人當即重啟盛宣懷所議，大開門庭，廣招商股。
買辦出手當然與官僚朱其昂完全不同，唐、徐兩人浸淫商界多年，都是名震南北一時的翹楚，而且在航運業均有成功的先例。他們很快招到50萬兩民間資本，並仿照外商洋行「以一百兩為一股，給票一張，認票不認人」，「以收銀日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結，總賬公閱，三年一大結，盈餘公派」。唐、徐二人自己也投入資金，成了股東。在此之前，中國的企業組織方式只有獨資和合夥兩種，輪船招商局公開招股籌資，成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而在從前，中國商人做生意從來只能視官府之眼色，哪裡有平等對坐的資格，更不要說「總賬公閱」了。輪船招商局別開洞天，已經有了很規範的公司產權制度。
輪船招商局成立後，當即在長江航運中與洋商大打出手。當時，勢力最大的輪船公司是美國旗昌洋行、英國太古洋行，他們聯手訂立了「齊價合同」，壟斷航運業務。招商局在李鴻章的大力扶持下，先是靠漕運業務保證了公司的基本運作，又得到朝廷的低息貸款，再加上唐廷樞等人的精明管理，讓美英兩大洋行感到巨大壓力，在招商局成立的三年裡，原本賺得手順的洋行竟變得無利可圖。太古洋行面值100兩的股票，到1876年只值56兩，到年底已是無錢向股東發放股息。而實力最強的旗昌洋行也同樣陷入困境，它的100兩面值股票也跌到70兩。在競爭壓力下，其股東會最終決定退出航運業，把公司轉賣給輪船招商局，開價為220萬兩白銀。
當時的招商局只有11艘輪船，全部資本額75萬兩，買下旗昌無異於「小魚吃大魚」。唐、徐沒有辦法募得這筆巨款，便與久在官場廝混的盛宣懷商議，盛大為讚許，並願意挺身出面籌款。可是，朝廷實在是國庫羞澀。盛宣懷找到李鴻章，李鴻章表示「費巨難籌」。他又去找兩江總督沈葆楨，沈葆楨此時正注力於福建船政局的建設，也以「無款」拒之。盛宣懷奔走於京滬之間，再三向李鴻章曉以利害，李鴻章最後同意從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撥銀50萬兩，沈葆楨則從他的藩庫中出50萬兩，這樣勉強籌齊了100萬兩。盛宣懷再與旗昌談判，軟硬兼施，讓後者同意先支付120萬兩，餘款分五年還清。就這樣，招商局一口吃下旗昌，成為中國水域內最大的輪運企業。日後與盛宣懷終生交惡的徐潤在晚年《自敘年譜》中也承認，「商局根基從此鞏固，皆盛杏翁[25]之力為多矣。」到1881年，招商局還清所有欠款，還有盈餘過百萬兩，成當時清政府規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民用企業，它的輪船試航英國倫敦及美國的檀香山、舊金山，很是張揚了一番威風。當時有個日本官員在參觀了上海的碼頭和輪船後，對盛宣懷說：「有了這個輪船招商局，你們大清的風雨茅廬中，總算有了兩張新桌子。」而李鴻章對此也是十分得意，他在《復劉仲良方伯》一信中言道：「招商局實為開辦洋務來，最得手文字。」
在招商局站穩腳跟後，1878年，李鴻章委派唐廷樞北上，籌建開平礦務局。
▲開平礦務局
煤是軍艦的動力原料，在軍用和民用兩方面均意義重大。中國華北煤礦資源豐富，卻一直缺乏開發能力，不得不從國外進口。開平礦務局是第一家以現代公司方式投資經營的煤礦企業。唐廷樞等人在幾年前就上書李鴻章，懇請開採開平煤礦。據他計算，在噸煤價格構成中，中國礦工工資所占比例僅為英國礦工的一半，所以，獲利空間巨大。
開平礦務局從籌建到投產，非常順利，這一切俱得力於唐廷樞的精於管理。他在引進設備之前，對煤礦資源進行了仔細的勘察、化驗和計劃；訂購機器則根據開平的礦山地勢，力求實用；在聘請國外工程師時，更是親自面試，務求來者有真才實學。便是在建礦的過程中，為了運送煤石，唐廷樞在李鴻章的默許下，主持修築了從煤廠到豐潤縣胥各莊的第一條「國產」鐵路。
▲李鴻章視察唐胥鐵路
在唐廷樞的精細經略下，開平礦務局於1881年出煤，日產約為300噸，第二年總產3.8萬噸，到1899年，產量增至77.8萬噸，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煤礦基地。從一開始，開平礦務局就與日本公司展開了天津市場的爭奪戰。當時日本煤炭在天津占據絕對優勢，唐廷樞利用地利之便，以廉價殺之。據海關記載，1881年，天津進口日煤1.74萬噸，開平煤入市後，進口日煤當年即減為0.54萬噸，三年後又降為566噸，市場基本為中國企業所控制。
招商局在長江航運上的兩大國際對手，一是美商旗昌；還有一個勁敵是英商太古，太古輪船公司的總買辦就是晚清「四大買辦」中的另外一個香山人鄭觀應（1842～1922）。鄭觀應後來也被招攬進了招商局。在近代史上，此公不但以善於經營出名，更是一個堪稱偉大的維新思想家。
鄭觀應是唐廷樞的姻親，與徐潤是「兩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其叔父等人也為多家洋行的買辦。少年時，鄭觀應就遊歷過越南、泰國和新加坡等地。17歲那年，他也跟很多同鄉一樣，到上海寶順洋行做了一名學徒。到1873年，英商太古洋行創辦輪船公司，年輕的鄭觀應被延聘為總買辦。他很有經營謀略，曾經總結出辦好輪船公司的十條經驗，其中包括用人得當、加速船運周期、降低能耗、多攬客貨等等。為了降低能耗和運輸費用，他購買的輪船均為燒煤少、行駛速、裝貨多的新式輪船。在他的經略下，太古輪船公司後來居上，發展得極為迅速。據他自稱，「當太古開辦之時，只有舊船三艘，力與旗昌爭衡，尚屬得手，所以逐年添船，獲利更厚。」[26]在唐、徐經營招商局的初期，他們的重要對手就是同鄉鄭觀應。
一個很隱秘的事實是，當初唐廷樞為招商局招股，竟暗中說動鄭觀應出錢入了股，因此，鄭觀應也是招商局的一個股東。就在旗昌被擊潰的1877年，鄭觀應與太古的合同也正好到期了，唐廷樞竭力拉攏鄭觀應入局，太古方面出高價挽留，鄭觀應再三考慮，還是續簽了5年僱傭合同。在他與唐廷樞的協商下，招商局與太古簽訂了「齊價合同」，從而以「雙寡頭」的方式壟斷了長江航運，兩家公司的利潤因此連年大漲。
很快到了1881年，鄭觀應的5年合同期眼看又滿了。招商局又打起這位經營奇才的主意，這回是李鴻章親自出馬，他向朝廷上奏懇請將鄭觀應「一門好善」的事跡載入廣東省志和縣的縣誌以示表彰。奏片剛剛寫好，盛宣懷就馬上抄錄了副本寄給鄭觀應。這對於鄭氏家族實在是一件無比榮耀的事情，鄭觀應自是感激涕零，在回函中表示「感悚交集，非得篤愛深知，曲為詳達，時與春噓，烏能承此」。不久後，盛宣懷又乘李鴻章南下之機，邀鄭觀應一同到吳淞口拜見了李中堂大人。接下來，唐、徐和盛三人輪番上陣，勸說鄭觀應轉投招商局。
▲招商局招股書
冰雪聰明的鄭觀應，此時「心若轆轤，殊難臆決」。太古一向待他不薄，英方總經理冷士唯與他更是私交甚篤。進招商局的利弊在他看來也是明擺着的：就職位而言，他在太古是位居華人之首的總買辦，進了招商局肯定將排在唐、徐及盛等人之後；就利益而言，也是大大跌了身價。他在給唐廷樞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白，「不計薪水之多寡，唯恐舍長局而就短局，有關名譽。」這些眼前的得失倒還不是他最優先考慮的，讓他再三遲疑的，其實還是招商局的官商體制。他的顧慮有二：一是「所慮官督商辦之局，權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無意外之慮」；二則是「雖然我公現蒙李傅相器重，恐將來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誤聽排擠者讒言，不問是非，不念昔日辦事者之勞，任意黜陟，調劑私人」。
不幸的是，鄭觀應所慮竟然在日後一一應驗，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思慮再三還是決定轉投招商局。他說服自己的理由是：招商局目前的經營格局尚不穩健，「若不早日維持，恐難自立，我國無輪船往來各通商口岸，更為外人所欺辱」。最後七字，是來自鄭觀應的內心召喚。
1882年2月，鄭觀應與太古的合同期滿，3月，他接受李鴻章的委札，就任招商局幫辦一職。
三個大買辦先後都毅然告別優厚而且能夠世襲的洋行生涯，轉而為朝廷所用。這在當時商界堪稱奇事一樁。日後讓人欷歔不已的是，唐、徐、鄭三人自投身於官督商辦事業之後，其經歷竟是同樣的坎坷悲情。唐廷樞逝於1892年，據當時人稱，「身後蕭條，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報。」也就是說，他沒有給子孫留下什麼財產。徐潤後來被盛宣懷趕出招商局，又經歷多年磨難，逝於1911年，所積財富不過萬兩。鄭觀應逝於1922年，家財也十分有限。「四大買辦」中，唯獨東山席家，一直恪守買辦身份，枝繁葉茂，富貴百年。人生運勢隨國運而動盪，是非得失如此詭異，讓後來者真正一言難盡。
在19世紀末，全國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買辦計算，全國買辦人數即為1萬人。[27]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而且他們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長江流域沿線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視的財富階層。在近現代史上，他們是第一代脫離了土地、具有獨立特徵的企業家階層。
買辦階層有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世家化，二是富甲天下，三是思想開化。
「四大買辦」都是買辦世家。唐廷樞一門四兄弟都是大買辦，他的子侄輩十餘人也繼承衣缽，唐氏家族在英商怡和洋行中服務超過半個世紀。徐潤一家，從他的伯父起到眾多表弟、子侄共10餘人，都服務於寶順、太古、禮和等多家洋行。鄭觀應一家也大體類似。
最具代表性的是東山席家。席氏的第一個買辦是席正甫（1838～1904），他與徐潤同歲，19歲那年到上海的錢莊做學徒，後進英商滙豐洋行當跑街，僅6年後就升上了買辦。在他的促成下，李鴻章以鹽稅為擔保，向滙豐借款200萬英鎊，開出了清政府最大的一筆商業性外債，也從此開啟了滙豐與中國政府的長期政治貸款合作。從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向滙豐借款17筆，絕大多數都由席正甫一手經辦，其中最大的一筆是他與「紅頂商人」胡雪岩合作，向左宗棠出借1075萬兩用於鎮壓新疆地區的叛亂。這些借款的年息居然在15%左右，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貸，清政府財政因此更加拮据。從席正甫進滙豐到1911年前後，外商在上海開設大小銀行34家，其中17家是由席氏家族及其東山親戚擔任買辦。席家祖孫三代14人，先後在6家英商銀行、兩家美商銀行、兩家日商銀行和法、俄、意各一家銀行出任買辦，幾乎壟斷了當時主要外商銀行的買辦職位。
買辦的收入之高，在當時無任何職業可比。席正甫在滙豐的年薪約為10萬兩白銀，可換算成5萬擔大米（每擔約150斤）。除了規定的年薪，另外還有兩大塊財源。一是洋行給出的佣金。買辦無論是組織貸款、買賣外匯還是辦理匯票，都有一定比例的回扣，高者達12%，最低的也有0.12%。佣金之高非常可觀，後來曾經當過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的曹汝霖早年也當過買辦，他曾經拿出放款所得的佣金，與日商合辦了一家中華匯業銀行。
比佣金更大的收入來自買辦們的自營生意。按當時慣例，洋行不禁止買辦創建自己的企業，所以，幾乎每個買辦都有自營買賣，而且這些生意大多與洋行業務有很強的關聯性。譬如，唐廷樞就開有錢莊、當鋪、保險公司、茶棧和棉花行，他還跟鄭觀應合股辦了兩家輪船公司。徐潤則在上海、湖北、江西和廣東等地開有連鎖商號，專門收購生絲、茶葉和棉花，為寶順洋行提供貨源，賺取差價。因為掌握了洋行的進貨權，所以，買辦的話語權就特別大。唐廷樞和徐潤所服務的怡和、寶順都是當時最大的洋行之一，他們聯起手來做生意，竟可能控制某些緊俏商品的定價權。在進招商局前，兩人甚至還創辦了上海茶業公所、絲業公所和洋藥（鴉片）局，與各口岸的公所「互為維持」，左右了長江流域的茶葉、生絲和鴉片的貿易。鄭觀應的生意做得也很大，他開有茶棧、鹽號、雜貨號、錢莊和輪船公司。此外，太古在長江及沿海各口岸都設有「代客辦貨」的攬載行，也就是物流服務公司，鄭觀應在很多攬載行里擁有股份。席家的投資同樣龐大，開有銀樓、錢莊和紗廠，在上海繁華的南京路擁有大片地產。1905年，清政府創辦戶部銀行（三年後更名為大清銀行），是為中央銀行，席家以多個私人身份投資入股，合計得1320股，大約占銀行總股本的6.6%，是最大的私人股東。
如此錯綜龐雜的生意，讓買辦們變得富甲天下，自不是虛言。在他們崛起之前的200年間，國內商業多為晉商和徽商所控制，特別在長江流域，靠販鹽和生絲買賣起家的徽商勢力最盛。然而到19世紀後期，買辦財勢已隱然超越，當時上海便有諺語稱，「徽幫人再狠，見了山上幫（指東山幫），還得忍一忍」。
有研究者考據，到1900年前後，席家資產已經超過1000萬兩之巨。這是一個怎樣的數字，可以與慈禧太后修頤和園作一個比照。1885年，慈禧太后沒有錢過生日，硬是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朝廷因此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並在三年後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此事被認為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失利的重要原因。慈禧到底挪用多少海軍軍費一直有爭議。據頤和園管理處的《頤和園》所記載，佛香閣等56處工程估價為318萬兩左右，以重修水操學堂名義撥款68萬兩，各地督撫以「海軍經費」名義另外集款260餘萬兩。後世學者估算總費用在1000萬～1400萬兩之間，民國史家羅爾綱在《清季海軍經費移築頤和園考》中的計算是：「吾人今日雖無法考出其確數，然必在一千萬兩以上則可斷言也。」[28]由此可見，1000萬兩對於一手掌控帝國的慈禧太后來說也算是一個頗大的數目，且影響到國防，最終導致了國運的陡轉。而一個買辦家族，其資產就可達到這個數字，不可謂不駭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