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4章
吳曉波
1870年前後，鴉片戰爭已經過去30年。這期間，一方面洋貨大量進口，侵蝕瓦解着中國原有的經濟結構和基礎，導致中國利源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國勢力日益深入中國內地，開礦、行船、辦企業，掠奪各種資源，滲透把持中國經濟命脈。其情其景，國人莫不憂心。
買辦一族，是當時中國人中最早接受「西風」的，也可以說是最先開化的。他們日日與外商接觸，有的還從小接受英美教育，對先進的商業理念和現代國家觀念有深刻的認識，而同時，他們也對中國的落後和國民之愚昧最有切膚之痛。唐廷樞的同學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回國後，也在上海寶順洋行當過一段時間的買辦。他回憶說，「買辦之俸雖優，然操業近卑鄙」，「以買辦之身份，不過洋行中奴隸之首領也」。這種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深嵌在很多買辦的人格中。因此，國家稍有召喚，他們自會義無反顧。唐廷樞在回顧他接掌招商局的心態時就說：「自置輪船攬運貨物，以收利權，此正富國便商之要務也。」在一次股東會上，他更慷慨地對眾人說：「樞、潤不慮資本之未充，亦不慮洋商之放價，惟盼各幫聯合，共襄大舉，使各口轉運之利，盡歸中土……此事固創千古未有之局，亦為萬世可行之利。」其言辭鏗鏘，百年後讀來猶有金石聲。[29]
這些人中，以鄭觀應的觀念最為先進，他被認為是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改良思想家。
鄭觀應在太古當買辦的時候，就開始寫作《救時揭要》和《易言》兩部書。據鄭觀應研究專家夏東元的考據，《救時揭要》始寫於1862年前後，刊刻於1873年。《易言》則完成於1880年，創作的原因是「目擊時艱，凡屬臣民，無不眥裂」，「每於酒酣耳熱之下，聞可以安內攘外者，感觸於懷，隨筆札記，歷年既久，積若干篇」。在這兩部書中，鄭觀應第一次提出強國之道除了兵戰，還要進行商戰，「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非富無以保邦，非強無以保富」。
▲鄭觀應
身為買辦，鄭觀應跟容閎等人一樣，對華人地位的低下深以為恥。他寫道：「我華人偶有不合例，即禁而議罰，決無寬恕，何以洋人入我中國營生，漁我中國之利，反不循我中國之規矩？此意何意乎？」
要商戰，首先要學西方，「效其技藝，臻於富強」。這一觀念並不新鮮，自魏源之後，時人俱有此論。這在當時的洋務派已成共識，超人之處在於，鄭觀應繼而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論述。
第一，他從孟子「國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出發，出人意料地引導出民間資本是商戰主角的結論。作為航運業的大家，鄭觀應早就對洋務派所辦實業有冷靜的觀察。他看到當時兩大輪船製造企業，福建船政局和江南製造局的經營都非常不順利，一是效率低下，二是資金匱乏，三是質量粗糙。而在他看來，如果讓民間商人來造船，不獨「資用可以源源不窮」，而且技術也易於精良，「商人造，則該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關，即無人督責，亦不慮其不造乎精巧」，「同一造輪，而精粗美惡自有天淵之別矣」。這一從產權清晰化的角度來論證企業效率的思想，已深得制度經濟學的精髓，今日視之，仍為公理。更讓人驚奇的是，鄭觀應還將國營資本、民營資本與國際資本進行了有趣的比較，得出的結論是：附資於官，勒索很多，以致無利可圖，而附資于洋商，則有可靠的利潤。恐怕連他也不會料到，這個觀察100年後依然正確。
第二，鄭觀應認為徒慕西方的技藝之長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這個大旨本源就是改良政治，「仿泰西之良法」，實行君主立憲。他在《易言·論議政》中對比了中西政制的優劣，明確指出：中國由於信奉「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故於政事之舉廢，法令之更張，惟在上之人權衡自秉，議畢即行，雖紳耆或有嘉言，末有上達……於是利於上者，則不利於下矣；便於下者，則不便於上矣」。而「泰西列國則不然，其都城設有上、下議院。上院以國之宗室勛戚及各大員當之，以其近於君也。下院以紳耆士商、才優望重者充之，以其邇於民也。凡有國事，先令下院議定，詳達上院。上院議定，奏聞國主。若兩院意議符合，則國主決其從違。倘彼此參差，則或令停止不議，或覆議而後定。故泰西政事舉國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
鄭觀應此論可謂驚世駭俗，已算是「異端邪說」。當時的政界和學界僅有少數先知先覺者形成了類似的思想，大臣郭嵩燾在1875年的一份奏稿中提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學者王韜則在1879年的《重民》一文中提出中國應實行「君民共主」的主張。從時間上看，買辦鄭觀應的論述早於兩人，因而後世學界公論，鄭氏是第一個提出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人。十多年後，在《救時揭要》和《易言》的基礎上，他又寫出更為轟動一時的《盛世危言》。鄭觀應的這幾部書都由他自費刊刻，分送給親朋至交們。唐廷樞、徐潤均得贈拜讀，並深以為然。這種理念上的一致，是他們作出相同選擇的思想起源。然而，出乎這些買辦意料的是，後來的事實演進卻大相徑庭。
【企業史人物】買辦世家
上海出現的第一家外資銀行是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又稱東方銀行、東亞銀行），開設於1847年，它進入中國後就開始發行鈔票，流通於上海、江浙一帶。隨後，外國銀行相繼進入，上海漸漸成為遠東最重要的金融重鎮。到1890年前後，沿外灘一帶，已經集中了眾多外國銀行，黃浦灘12號為英資滙豐銀行，14號為德資德華銀行，15號為華俄道勝銀行，18號為英資麥加利（又稱渣打）銀行，24號為日資橫濱正金銀行，其他還有英資有利銀行、法資東方匯理銀行等等。它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控制了中國金融的命脈。
▲滙豐銀行
在這些外資銀行中，以滙豐銀行最為顯赫。1865年，滙豐成立於香港。在英資銀行中，它的規模並不大，然而，它從一開始就只關心在中國的利益，所有活動都是圍繞着中國開展的，所以成了最重要的在華外資金融機構。時人稱，「蓋吾國關稅之收入，必解至滙豐，故滙豐操縱金融之勢力尤偉。」它長期控制中國對外匯率，一直到1935年，滙豐每日的外匯牌價仍被視為上海市場的正式牌價。在滙豐的壯大過程中，東山席家的功勞最為突出。
從1874年起，席氏祖孫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襲滙豐大買辦的位置前後長達55年，這是一項十分驚人的紀錄。
席正甫只在老家東山鄉下讀過幾年私塾，他之崛起全因頭腦機靈，善於經略中洋和官商關係。在促成李鴻章的200萬英鎊鹽稅擔保借款的當年，他就被提升為大買辦，從此，滙豐等外資銀行代替已顯頹勢的山西票商成為朝廷的金融合作夥伴。席正甫跟上海道台袁樹勛是換過帖的結拜兄弟，這讓滙豐在上海官場有了特別的優勢。當時，朝廷最炙手可熱的兩個漢臣是李鴻章和左宗棠，兩人關係一向惡劣，席正甫卻跟他們以及他們的「錢袋子」盛宣懷和胡雪岩都保持了很不錯的交往。在李鴻章的保舉下，他還被授予二品銜紅頂花翎。正是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滙豐銀行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主要鐵路幹線的貸款，其獲利之厚非常驚人。
席正甫為人極其低調，很少參加社會公共活動，即便是東山同鄉的聯誼也極少參與。馬學強在《江南席家》一書中稱，他查閱了當年東山同鄉會的活動記錄，很少看到有關席正甫的記載，僅在光緒九年（1883年）重建靜安寺的時候有過一次捐款。這個隱身在幕後的人，數十年中默默編織了一張龐大的家族網絡，在上海的外資銀行界逐一滲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勢力。
除了子孫繁茂之外，席家還與當時上海的一些望族結成了「姻婭聯盟」。如席家與另外一個買辦世家沈家的關係就盤根錯節，不但男女婚姻頻繁，甚至席正甫的一個同父異母弟弟席素恆還過繼給沈家，改名瀋吉成。沈氏三代在沙遜洋行擔任大買辦長達35年。在19世紀末期，沙遜與滙豐、太古和英美煙草號稱英資在中國的四大壟斷集團，席家與沈家的結姻讓滙豐與沙遜在業務上互通有無，更加強勢霸道。
進入民國時期，席家與國民政府顯要的關係也是十分複雜親密。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的大學同學，還有一個孫子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這使得滙豐在清廷滅亡之後，仍然能夠與民國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席氏子弟曾當過中國銀行[30]的官股董事、總經理、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國代表，還出任中央造紙廠的廠長。
幾輩人在銀行界行走，使得席家子弟在金融專業上的能力獨步天下。很多年後，席家後人席與棠回憶小時候看到父輩工作時的景象：「他的辦公室特別大，裡面有一張很大的辦公桌，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大的桌子。桌上有二十幾部電話，還有電傳，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電傳。電話不停地打進來，他兩隻手拿着兩三個電話，一會兒對着這個說中文，一會兒對着那個說英文。他還有5個助手，他們的英文也是非常過硬的……當時國際主要貨幣不是美元，是英鎊，英國和上海的時差是6個小時，所以，他們炒賣外匯還不用熬夜。」
席與棠還回憶了席家子弟與宋子文的一段逸事：一次，中國銀行行長、「國舅」宋子文到中行上海分行副行長、匯兌經理席頌平的辦公室，聽到席頌民在拋出英鎊，他就大聲疾呼：「給我買進，買進。」因為他來是為了某項進口貿易需要英鎊支付，數額較大。席頌民當即掛斷電話，問清了要多少英鎊，哪一天要，答應及時籌措，絕不耽誤，接着，他拿起電話，繼續自顧自地外拋英鎊。宋子文走出席頌平的辦公室，轉身去查了逐年逐月的外匯進出賬，發現幾乎每月都是賺的。此後，宋子文對中國銀行的外匯職工說，「你們就聽席頌平的，誰也不要插嘴，包括行長、副行長。」
1949年之後，席家子弟大多隨外資銀行退出了大陸，他們投資的地產和實業股份也全數消失。2000年之後，有一種「席家本幫菜」流行於滬上，它的菜餚典雅而偏甜，口味介於中西之間。喜歡它的時尚人士不少，卻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生來歷了。
席家子弟的買辦列表
滙豐銀行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祖孫三代
麥加利銀行席錫蕃、王憲臣（席素恆的女婿）、王叔麟（王憲臣之子）
有利銀行席縉華、席聚星
德豐銀行席縉華
中華惠理銀行王憲臣
寶信銀行席裕光
橫濱正金銀行葉明齋（席縉華的女婿）
住友銀行席聚星
花旗銀行王俊臣（王憲臣之弟）
運通銀行席德熏
信濟銀行席德逵
德華銀行許春榮（席裕光的岳父）、席縉華
匯興銀行許承基（許春榮之孫）
華比銀行胡寄梅（席家的聯姻）、胡筠秋（胡寄梅之子、席錫蕃的大女婿）
中法工商銀行席錫蕃、葉振民（席錫蕃的二女婿）、席涵秋
華義銀行席德懋
華俄道勝銀行胡寄梅、席縉華、黃振之（席素恆的女婿）、沈志華（席素恆的兒子）
1884
盛宣懷奪權
登樓四望真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
——黃遵憲：《到香港》，1885年
1882年前後，以輪船招商局的興盛為標誌，洋務運動進入了第一個高潮期。連鄭觀應這樣的大買辦都轉而投靠，不得不讓人對洋務事業充滿了信心，長久以來使帝國一蹶不振的憂傷似乎開始消散。
這種景象在上海的股票市場上呈現得非常清晰，前些年還無人問津的洋務企業股票，現在成了搶手貨。這年9月27日的《申報》上刊載了一則新聞，列舉了洋務企業的股票價格。其中，輪船招商局的票面額為100兩的股票，市價為253兩；上海機器織布局、開平礦務局、湖北長樂銅礦、熱河平泉銅礦和湖北鶴峰銅礦的股票（票面額均為100兩），市價分別為110兩、216.3兩、168兩、256兩和155兩。鄭觀應很興奮地給盛宣懷寫信說，「現在上海公司股份無一不漲，平泉股本不過數萬，其漲尤甚。」
從1882年到1887年，在《申報》上刊載過股票買賣價格的共有36家企業，它們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批股份制企業。時人評論說，「招商局開其端，一人倡之，眾人和之，不數年間，風氣為之大開，公司因之雲集。雖其中亦有成與不成之分，然其一變從前狹隘之規則。」從這些股份制企業的行業分布可見，礦產投資是熱點，對能源的爭奪一直是中國公司利益格局重組的一個主題。
盛宣懷是最早看到這一商機的人之一。在被任命為招商局會辦後，因為有唐廷樞和徐潤兩人的存在，他在局務上幾乎沒有插手的空間，所以在10年時間裡，他一直被李鴻章派到其他一些開創性的實務中歷練。光緒二年（1876年），他在給李鴻章的信函中說：「各省現設船、炮局，需煤日多，與其購英美各國及日本之煤，利自外流，不若采中土自產之煤，利自我興。」李鴻章深以為然，認為「中土仿用洋法開採煤鐵，實為近今急務」。他當即委派盛宣懷去湖北負責開採煤鐵礦務，盛宣懷帶人日行二三十里，在荊州、宜昌一帶探煤勘鐵，頗為辛勞。之後幾年，他奔波各地勘礦，相繼勘探了湖北大冶煤礦、山東登州鉛礦、遼寧金州鐵礦、錦州煤礦等等，完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全國範圍的礦務勘探活動，堪稱是礦務開採事業的篳路藍縷之舉。在他的示範下，唐廷樞創辦了開平礦務局，朱翼甫開採了平泉銅礦，近代第一批工業化開採的礦產企業集群式地誕生了。
▲盛宣懷
除了礦業上的開創性成就外，前些年一直被妖魔化的電報電話業也實現了突破。1880年秋，盛宣懷創建中國電報總局，自任為總辦，籌劃架設從天津到上海的電線。為了辦電報，盛宣懷可說是煞費了苦心。他一方面要跟各地的官吏打「太極拳」，說服並誘使他們同意架設電線，另一方面又要解決經費短缺的難題。與創建招商局時一樣，他再次提出了官督商辦的理念，親擬章程，籌措民資。與此同時，他還抵制外資的電報投資。在李鴻章的支持下，中國電報總局先後收回了英國大東、丹麥大北公司設在沿海岸上的陸線，中國的電報網絡復歸中資所有。一直到1908年前後，電報總局共修建電報線2萬公里，連接大多數商業和戰略中心城市，完成了全國性的電線幹線建設工程。經礦務、電報兩役，李鴻章對盛宣懷的才能大為讚賞，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表彰說：「該員才具優長，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幹濟時艱。」在他看來，這位與他心意連通的忠誠弟子已經真正成熟了。很快，他做出了一個冒險的決定。
1884年，就當盛宣懷辦電報總局初見成效之際，他突然得到機會入主輪船招商局。
在過去的幾年裡，招商局經營紅火，年獲利潤已過百萬兩，官家和商家的心思都變得活絡起來，官督商辦的體制矛盾漸漸變得無可避免。
唐廷樞、徐潤兩人系買辦出身，他們認為「官款取官利，不負盈虧責任，實屬存款性質」。自1882年春天，鄭觀應入局後，商辦的思潮更加濃烈，鄭觀應對洋務官僚的警惕比唐、徐更為堅決，他嘗言，「官之與民，聲氣不通」，工廠企業「一歸官辦，枝節橫生，或盈或虧，莫敢過問」。當三人的理念達成共識後，他們便聯名給李鴻章打了一份報告，希望將官款「依期分還，幣息陸續繳官，嗣後商務由商任之，盈虧商認，與官無涉，請免派員」。
此議等於要把招商局民營化，這顯然大大地不合李中堂心思，可以說是腦後生出了反骨。
▲李鴻章
事實上，在最初創辦的那些官商合營企業中，因官本羸弱，啟動資金大多來自民間，經營也基本仰賴買辦，所以，強調商辦原則是一個潮流。從這些企業的章程中，都可以看到經營者在這方面的重視。唐、徐在他們主持制定的《輪船招商局章程》中，即強調輪船招商局「歸商辦理」，鑑於此前並無這種先例，為減少可能由此帶來的麻煩，他們接着表白稱：「查商人踐土食毛，為國赤子，本不敢於官商二字，稍存區別。惟事屬商辦，似宜俯照買賣常規，庶易遵守。」開平礦務局的章程同樣明確表示：「查此局雖系官督商辦，究竟煤鐵仍由商人銷售，似宜仍照買賣常規，俾易遵守。所有各廠司事，必須於商股之中選充，方能有裨益事。」徐州利國礦務局的章程也明白無誤地表明：「礦務以減少成本為首要。一應事宜概照商人買賣常規，撙節核實辦理，不得稍涉糜費，以重商本……一切工作事宜，均以中國商民為之。」為商應當去除官場習氣，這似乎是當時的一個共識。上海機器織布局便在章程中聲明：「事雖由官發端，一切實由商辦，官場浮華習氣一概芟除，方能持久。」
這些道理，對於一向開明的李鴻章來說並非不可接受，這些章程，寫在紙面上也無大礙，可是要據此將企業徹底地民營化，卻是李中堂大人所決然不允的。他的心思也很容易看透：洋務派大吏辦企業，一是為了「強兵」——軍事上的需要；二是為了「富國」——增加財政收入，企業一旦民營，便無法直接掌控。從文化心理來分析，千百年間，商人從來「富而不貴」，為九流之末，跟他們一起合資辦企業已是迫不得已之計，現在要鬧「獨立」，在官僚們看來自然是萬萬不行的。
此外，還有一個讓李鴻章不放心的就是，買辦們在經營官督商辦企業的時候，也按「慣例」經營着自己的私人企業。這中間無疑存在着嚴重的利益輸送的混亂現象。以唐、徐兩人為例，他們來招商局後，相繼創辦了長源泰、長發堆棧等流通企業，此外還辦起了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仁濟和保險公司。這些公司與招商局有大量的關聯交易，難免給人上下其手的觀感。[31]
於是，唐廷樞等人的那份聯名信成了官商決裂的導火線。
盛宣懷當然看到了這種離心景象，他久窺寶座，自然不會放過此等離間時刻。他密信呈報李鴻章，詆毀唐、徐辦事無能，「細審任事諸人，並不加意勤勉，反覺遇事疏忽」。他特別告狀具體主事的徐潤，說「局內視為無足輕重之人」。具體而言，他認為唐、徐治局有兩大罪狀：一是任用洋人管事，不合大清體統，所以「急宜及早斥退，以符定章而免後悔」；二是任用私人，局中同事多是親戚，「始而濫竽，繼而舞弊」。他所陳述現象，都是當時買辦人物及民間公司的常見之事，不過從國營體制而言，就成不可饒恕之罪了。他還聯合朱其昂的胞弟、當時也在招商局任職的朱粹甫，處處為難唐、徐兩人。朱粹甫是官派人員，掌管關防印章，他每每不到局裡辦公，或手握印章「屢請不到」，弄得唐、徐苦不堪言。
到1884年，盛宣懷的機會終於降臨。這一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徐潤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財務之便，私自挪用16萬兩巨款炒作房地產，這時醜聞東窗事發。李鴻章委派盛宣懷查處這一事件，盛宣懷奏報朝廷，說徐潤「假公濟私，馴至虧欠局款，實屬瞻玩」，所以應該革職處分，並令其照數抵賠。徐潤提出，他在招商局11年，僅領薪水2.5萬兩，局中存有各項餘款70萬兩，作為出資股東，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兩成分紅，可不可以用這筆分紅抵消所欠局款。盛宣懷斷然拒絕。徐潤「淨身出局」。他的職權被奪，股權盡失，不得不變賣所有的地產，以致「家業蕩然，生機盡矣」。徐潤成為第一個因體制衝突而「犧牲」的國營企業經理人。百年以降，他的名字後面將悲者如雲，蜿蜒百里，迄今尚不見盡頭。
徐潤被拔除後，第二年春夏間，唐廷樞也被調離招商局。盛宣懷終於得到了夢寐以求的督辦之職。上任之後，他當即宣布朝廷「派大員一人認真督辦，用人理財悉聽調度」。唐、徐時期，官派人員很少插手具體的經營事務，而自此之後，盛氏身兼督辦、總辦雙職，終於弄得官商不分。他還暗用政府權勢，逼迫其他的私人股東一一撤股，使股權結構全面變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辦的企業。在之後的數十年間，這個「中國首家現代企業」還將幾次上演產權爭奪的大戲，可謂產權演變的「縮影」。
盛宣懷的這些行徑，既跟唐、徐的民營治理觀念全然不同，也跟當初李鴻章「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的思路有大大的出入。為了權力的掌控，他背叛了13年前的那種理念。盛氏風格日後被一路傳承，禍害百年。在官督商辦企業中，官股與商股完全沒有平等的權利與地位。一個叫吳佐清的商人就曾經頗有牢騷地描述過這種所有制上的產權歧視：「若雲官辦，則實招商股，若雲商辦，則有總辦、幫辦、提調名目。商民雖經入股，不啻途人，即歲終分紅，亦無非仰人鼻息，而局費之當裁與否，司事之當用與否，皆不得過問。雖年終議事，亦仿泰西之例，而商股與總辦分隔雲泥。」[32]
1884年，也就是盛宣懷奪權招商局的同一年，在日本則發生了一件互可參照的公司新聞。明治政府將當時日本最大的造船企業、幾乎與招商局同期創辦的長崎造船所，僅以1日元的象徵價格「出售」給私營企業家岩崎彌太郎，這家企業後來發展為著名的三菱株式會社。
19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與日本都開始工業化變革，兩國均誕生了很多近代工廠，其現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1870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設立工部省，負責「監督和管理一切礦山，建設和保養一切鐵路、電報線和燈塔，制煉和鑄造各項企業使用的銅、鐵及鉛礦，並從事機器製造」。其後10餘年，日本相繼建立了橫須賀制鐵所、橫濱制鐵所、長崎制鐵所、關口大炮製作所、石川島造船所等諸多國營企業，其景象可以與清王朝的洋務運動相互輝映。
可是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兩國突然走上了兩條不同的工業化道路。就在盛宣懷將招商局拉回官僚管制的同時，在日本則出現了一次十分堅決的民營化。日本政府認識到國有官營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張推行民營化。明治維新啟蒙者福澤諭吉疾呼：「政府若為了富國，就認為可以做任何事情，與人民從事相同的尋常事業，甚至與人民競爭工商之成敗，其弊極矣。」曾出任日本政府首相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則闡述說，日本政府創辦各種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示以實利、以誘人民」，當這些工礦企業在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以及培養技術工人方面完成了歷史使命後，政府就應該把這些官營企業售給民間商社。
正是在這種思路的引導下，日本政府相繼把眾多國營的工廠轉賣給私營企業家，有的甚至類似長崎造船所這樣「白送」。日本的這次國企私營化過程也非一帆風順。大野健一在《從江戶到平成》一書中記錄說：「除軍需工廠之外的國營企業均被私營化。此時，對於國有資產被賤賣給一些有勢力的商人一事，國內輿論譁然，罵聲四起，到了1881年竟發展為政治醜聞。但事實是，私營化後的很多企業均通過裁員和追加投資等措施扭虧為盈。」[33]私營化運動使日本經濟快速成長，自1884年末到1892年，日本股份公司的數字和資金總額分別由2392家、1億日元增加到5444家、2.8億日元，職工人數從12.3萬增加到42萬，並出現了三井、三菱、關西鐵路等眾多財閥型私人企業。與不同的工業化思路相關聯的是，兩國在政治體制上的演變也南轅北轍。1889年，日本設立國會，頒布憲法，從而確立了君主立憲的新體制。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導致了兩國後來截然不同的國運。由此我們可以作出一個預斷：洋務運動將是一個徹底失敗的運動。這一結局是在1884年盛宣懷奪權招商局的那一刻就註定了的。
在遙遠的1884年，盛宣懷奪權招商局在當時都算不上是一則新聞，其「官進商退」的歷史意義需在相當長的時間後才無比猙獰地呈現出來。在當年中國，最轟動的經濟事件是發生在上海的一場大商戰，以及因此而導致的大清首富、有「紅頂商人」[34]之稱的胡雪岩（1823～1885）的破產。
▲洋務運動的同時，歐美均在發生變革，圖為美國的汽車生產線
胡雪岩活着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傳奇了。他是安徽績溪人，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徒步百里到杭州，進了一家錢肆當學徒。他頭腦活絡，善於經營，很得于姓主人的信賴，主人竟在臨終前將錢肆都贈給了胡雪岩。不過，胡雪岩真正發跡卻是從結識了左宗棠才開始的。左宗棠與李鴻章、張之洞同為洋務派名臣，他精通兵法，是東南海防和收復新疆的第一重臣。1862年，胡雪岩因機緣攀上時任浙江巡撫、正在跟太平軍作戰的左宗棠，此後20年裡一直當他的採運官，為之籌措錢糧、軍餉，成了後者的「錢袋子」。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胡雪岩的財富驚人地暴增。他依仗左帥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成為信用最好、實力最強的徽商錢莊，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2000萬兩以上，擁有土地萬畝，在短短20年內一躍成為全國首富。他商業直覺超眾，注重誠信，為人圓滑，處世周全，在狠狠賺錢的同時還深得朝廷信賴，被授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從二品頂戴，還是清朝300年唯一一個被賜穿黃馬褂的商人。胡雪岩從容遊走於商場、官場之間，挾官勢而謀私利，是一個典型的官商，被認為是一個不世出的商業奇才，在他活着的時候，就有「當官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岩」的說法。
在1882年，早已名滿天下的胡雪岩面臨着事業上的一次重大抉擇。他手握1000萬兩以上的巨額現銀，是去辦洋務，還是倒賣生絲，竟一時躊躇。
胡雪岩對洋務並不陌生。1868年左宗棠創辦福建船政局的時候，所有購買外商機器、軍火事務便都是由胡雪岩一手操辦的。後人在馬尾遺址修建「中國船政博物館」，開門可見三尊銅像，分別就是左宗棠、沈葆楨和胡雪岩。他顯然看到了洋務事業的巨大「錢途」。1882年1月，他給恩公左宗棠寫信，表示願意出資，獨力建設長江沿岸電報設施。他說自己為此可動用的資金在1000萬兩以上。這筆錢之巨大，我們在上一章已經計算過了，慈禧太后修頤和園以及左宗棠率領千軍萬馬進軍西北也不過花了這個數目，它在當時幾乎可以買下李鴻章過去10年辛苦所辦的全部洋務企業。可是，最讓胡雪岩費思量的是官場上微妙的人事格局。左宗棠與李鴻章都是曾國藩在「剿滅」太平天國時帶出來的名將，而且思想開明，同為洋務派重臣。可是，左宗棠是湘軍系統，李鴻章則自成淮軍一脈，兩人是政治上的死對頭。當時主管洋務的卻是李大人，這讓深諳官場門道的胡雪岩十分遲疑。在過去的幾年裡，他與盛宣懷的關係就十分微妙，盛宣懷在創辦招商局時曾親筆寫信懇請胡雪岩入股，胡雪岩爽快答應，然而，幾萬兩股份卻始終沒有到位，這讓盛宣懷懷恨終生。
▲胡雪岩
辦洋務，商業前途大好卻官場頭緒難解。第二條路就是倒賣生絲。自晚明以來，江浙一帶就是全國紡織業的中心，所謂「日出千綢，衣被天下」，在歷史教科書上被認定是「近代資本主義的萌芽之地」。幾百年來，靠絲業致富的巨商大賈比比皆是，江浙終成近代中國最為富庶的地方，僅在湖州一個叫南潯的小鎮上，就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黃金狗」，稱「象」者，家產需在100萬兩白銀以上。有學者計算，湖州商人的財產總額達到6000萬～8000萬兩白銀，相當於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江浙商人儼然與晉商、徽商並稱為當時的「三大商幫」。胡雪岩為左宗棠採購軍需，自然少不了與絲商打交道。他與「四象」之一的龐芸皋是十多年的商業夥伴，他們合夥做蠶絲生意，還一起倒賣軍火。他在杭州開了一家胡慶余堂國藥店，龐芸皋就依葫蘆畫瓢在南潯辦了龐滋德國藥店。
19世紀60年代之後，江南絲商面臨重大危機。當時，英美各國開始在上海創設機械繅絲廠。西方「工業革命」的技術創新就是從紡織業開始的，所以，中國傳統手工繅絲的生產效率和質量根本無法與機械繅絲競爭。洋商為了進一步掠奪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壟斷蠶絲出口市場，拼命壓低生絲價格，抬高廠絲價格，從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絲每擔市值白銀517兩，到1875年，每擔價格已下跌至285兩，再過8年，更暴跌至200兩。興旺百年的江南紡織業迅速沒落，昔日富可敵國的絲商們頓時都成了「病象瘦牛喪家狗」。
▲古時紡織工人工作圖
目睹此景，胡雪岩認為商機浮現。繅絲產業蒸蒸日上，而作為原材料的生絲卻價格日跌，這是一種極其不正常的現象。據他觀察，主要原因是華商各自為戰，被洋人控制了價格權。因此，他決定靠自己的財力，與之一搏。另外，還有消息顯示，在過去的兩年裡，歐洲農業遭受天旱，生絲減產。
正是基於這些判斷，首富胡雪岩出手，高調坐莊。百年企業史上，第一場中外大商戰爆發了。
1882年5月，他大量購進生絲8000包，到10月達1.4萬包，見絲就收，近乎瘋狂。與胡雪岩同時代的晚清學者歐陽昱在《見聞瑣錄》中詳細記錄了這場商戰的慘烈景象：其年新絲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購，無一漏脫。外商想買一斤一兩而莫得，無可奈何，向胡說願加利1000萬兩，如數轉買此絲，胡非要1200萬兩不可。外商不買，過了數日，再托人向胡申買，胡堅持咬定此價。外商認為生絲原料僅操縱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將來交易，唯其所命，從何獲利？決心不買胡之生絲，等待次年新絲出來再說。胡雪岩則邀請絲業同行合議，共同收盡各地生絲，不要給外商，迫外商出高價收購，這樣我們必獲厚利。
在一開始，胡氏戰略似乎奏效。西方學者斯坦利在《晚清財政》一書中記錄，1882年9月，上海一級生絲價格已高漲至17先令4便士，而在倫敦交易所的價格僅為16先令3便士。國內價格反超國際期貨價。到1883年8月，大商戰進入決戰時刻，胡雪岩前後已投入資金超過1500萬兩，繼續堅壁清野，囤貨堅挺，大部分上海絲商停止營業，屏氣而作壁上觀。華洋雙方都已到忍耐極限，眼見勝負當判，誰知「天象」忽然大變。
變數之一，歐洲意大利生絲突告豐收，歐洲期貨市場的緊張頓時緩解，消息傳回中國，商心開始動搖。
更大的變數是，中法因越南問題交惡，爆發戰爭。1883年10月，法國軍艦駛抵上海吳淞口，揚言進攻江南製造局，局勢緊張，市民提款遷避，市面驟變，金融危機突然爆發。外國銀行和山西票號紛紛收回短期貸款，個人儲戶也緊急提現。當時報刊如此描述此景象：「錢莊逼賬急如星火，滬上商局大震，凡往來莊款者皆岌岌可危；雖有物可抵，有本可償，而提現不能。錢莊之逼，一如倒賬。」一般商品無不跌價30%～50%，所有房地產都難脫手，貿易全面停頓。
世事如此，胡雪岩已無力回天。11月，江浙絲商的價格同盟瓦解，生絲易爛，不能久儲，胡雪岩不得不開始拋售，價格一路狂泄，損失以千萬兩計。生絲對搏失利，很快影響到「堅如磐石」的錢莊生意。民眾排隊提款，一些與胡雪岩不和的官員乘機逼催官餉，可怕的擠兌風潮出現了。先是杭州總舵關門，繼而波及北京、福州、鎮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個字號，到12月5日，阜康錢莊宣告破產。
中法戰爭中的中方主帥正是胡雪岩的恩公左宗棠。1884年8月22日，法國海軍與清帝國唯一的現代化海軍福建水師在福建馬尾決戰。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用十分精簡的文字描述了這場戰爭：「中國與發達的工業力量之間的差別再次昭然於世。中國艦隊的旗艦在開戰的第一分鐘就被魚雷擊沉。在7分鐘內，大多數中國艦隻被擊中。1小時內，所有的中國艦隻都被擊沉或起火燃燒，兵工廠和碼頭被毀。法國戰死5人，中國則有521人陣亡，51人失蹤。」由左宗棠首倡、胡雪岩籌款創建的福建水師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於福州。11月，朝廷下令對胡雪岩革職查抄，嚴加治罪。他遣散姬妾僕從，在聖旨到來之前，就非常「及時」地鬱郁而死了。他的棺木被一老僕埋於杭州西郊鸕鶿嶺下的亂石堆中，一直到整整100年後，才被人偶然發現。
在1884年，盛宣懷的奪權與胡雪岩的死亡，是兩件很有象徵性且內在關聯的事件。
洋務運動自19世紀60年代發起以來，因官庫拮据而不得不借重民間資本。經營人才的匱乏也使得職業經理人制度得以嘗試，特別是買辦階層的積極參與，讓洋務企業呈現出興盛景象。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裡，從造船業、採礦業、紡織業到航運業、保險業等等，出現了眾多「中國第一」的新興企業，鐵路、電報等基礎工業設施也得到了啟動。可是，在氣象初顯之後，政治家與企業家階層發生了制度和理念上的衝突，最終，以盛宣懷掌權招商局為標誌，堅持國營體制的官僚資本主義占據了上風。美國華裔學者郝延平將此視為「官僚資本主義產生的轉折點」，他在《中國近代商業革命》一書中評論說：「1884年以後，不幸以盛宣懷為首的官僚緊緊掌握了官督商辦企業（它們是中國工業化的早期先鋒），在中國工業發展中，官僚主義開始比企業家精神起着更重要的作用。」[35]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洋務派在實業創辦上不遺餘力，而在制度設計上卻毫無作為，這與鄰國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後來修建的胡雪岩墓
中國學者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將幾乎同時發生的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進行了一個精闢的對比：洋務運動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因此以堅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制度為基礎。與明治維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相反，洋務運動堅持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制度，以此為基礎來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工業化模式。這種方法使得政府壟斷工業的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衝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員，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權力，追求其球員的利益。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使得政府利用其壟斷地位與私人企業爭奪資源，並且壓制私人企業的發展。而明治維新時不但在憲法中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且全面模仿英國和德國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但卻不放棄天皇的實權，不搞虛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業為何物時，辦過幾個模範工廠外，基本上不辦國營企業。因此政府可以發揮公平司法、執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業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加上日本模仿專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業可以利用剩餘權保護推廣西方專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術得以廣泛在日本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