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5章
吳曉波
而胡雪岩破產事件以及同時發生的上海金融危機，則無疑是雪上加霜。
「紅頂商人」以一種無比莽撞和壯烈的方式挑戰英美紡織公司，這應該是傳統商業力量在技術和工業模式都處絕對劣勢的前提下，進行的一次絕地反擊。他的破產，宣告了傳統商人階層的集體隕落，「三大商幫」中的兩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損失慘重，從此一蹶不振。萌芽於晚明的紡織業徹底崩盤，江南絲商紛紛轉向其他生意。與胡雪岩結盟的南潯富豪龐芸皋甚至在死前留下「遺訓」，警告後人絕不可再碰「白老虎」。「白老虎」者，白絲與白人也。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報刊出版家、政論家汪康年《莊諧選錄》卷十二云：「江浙諸省，於胡敗後，商務大為減色，論者謂不下於庚申之劫。」晚清小說家大橋式羽在《胡雪岩外傳》的序中更認為：「自君一敗，而中國商業社會上響絕音沉者幾二十年，正不知受虧幾何。」
因中法戰爭而誘發的上海金融危機，不僅是胡雪岩失利的直接原因，更是脆弱的中國新興經濟體系的一次災難。
在過去的10年裡，上海已成為遠東最大的商業中心，工業繁榮，各種商品交易活躍，地產暴漲。李鴻章創辦的最重要的四大洋務實業，除了開平礦務局之外，其餘的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都聚集在此。戰事突至，棋局頓亂。到1883年底，上海58家較為重要的錢莊中，有48家破產，上海存銀減少了90%，僅為38萬兩。香港怡和洋行經理F·B·約翰遜在10月29日的信中稱，外國銀行已從上海轉走200萬兩以上的款項，「中國人說，害怕同法國開戰造成商業停滯……這足以說明企業崩潰的原因」。前兩年還如日中天的洋務派企業股票如水泄般崩盤，到1884年初，開平煤礦的股票已從每股200兩以上跌到每股29兩，招商局股票則跌到每股34兩，與一年半前相比，平均縮水87%，投資者損失慘重，10年之內不敢重燃信心。
此次金融危機是百年企業史上的第一個泡沫經濟的破滅。上海的元氣許久沒有恢復。1885年12月的《北華捷報》上描述了當時的景象：「人們仍然可以看到黃浦江沿岸空關的、無用的、被廢棄的建築物，和到處星散的夭折企業的界石，它們是工廠無聲的幽靈——才呱呱落地就窒息而斃的企業的墳墓。」1887年，一個叫李慶雲的礦業投資商在信函中仍心有餘悸地寫道：「就上海一隅而論，設公司者數十家，鮮克有終。承辦者往往傾家蕩產，猶有餘累，公司二字，久為人所厭聞。」
自1884年之後的10年間，洋務派再無大的建樹。盛宣懷接手招商局後，雖然全力運作，卻再沒有超越唐、徐年代的輝煌。據劉廣京在《中英輪船航運競爭1872～1885》中的統計，到1894年，招商局的船隻數與10年前相近，為26艘（淨噸位2.32萬），怡和與太古的船數則增加到22艘（淨噸位2.39萬）和29艘（淨噸位3.45萬），「中國水域輪船航運業的統治地位很快消失了」。[36]
在這段時間裡，洋務派最大的手筆，是張之洞創建了漢陽鐵廠，其經過則很有諷刺性。
在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鋼鐵產能是一個最重要的基本性指標。1888年，張之洞在任湖廣總督後，上奏《籌設煉鐵廠折》，提出「自行設廠，購置機器，用洋法精煉，始足杜外鐵之來」。張氏是洋務派名臣，著名的「中體西用」就是他提出的。《清史稿》評論此人曰：「蒞官所至，必有共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37]最後八字，既是讚嘆其氣魄宏大，卻又嘲諷他不懂投入產出，是典型的國營大佬心態。辦廠之初，有人提議官督民辦，他則主張官本官辦，而且一辦就要辦東亞最大的鋼鐵廠。
▲張之洞
「政治正確」的張香帥（張之洞號香濤，人尊稱香帥），官本官辦搞鐵廠，結果是步步臭棋。
他把煉鐵廠定址在漢陽，而湖北鐵礦則在120公里外的大冶，每日產鐵百噸，所需鐵砂的運費就達60多兩白銀。而且，漢陽附近無煉鐵所用的焦煤，只能用河北開平或國外進口的焦煤，加上運輸費用，每噸焦煤要白銀16～17兩，而進口鐵在上海的售價才需30餘兩。把煉鐵廠選在漢陽已經錯了，張之洞又堅持將廠建在大別山麓。這裡地勢低洼而潮濕，必須先墊高地基才能建廠。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白銀30餘萬兩，相當於包括購買機器及運費在內的建廠經費300萬兩的1/10。建好了廠要買機器。煉鐵煉鋼用什麼設備是有技術要求的，鋼的含磷量超過0.2%質量就不高，容易斷，因此，要根據所用的鐵礦含磷量來決定採用哪種設備。張之洞心急着要開工，不顧專家建議，下令「什麼爐子方便就製造什麼，我們中國什麼礦都有」。結果從英國買來的煉鐵大爐完全不適用，漢陽鐵廠產的鋼鐵易脆裂折斷，不能用於鍛制或鑄造。
▲漢陽鐵廠
光緒二十年（1895年），漢陽鐵廠的鋼鐵上市。當時進口鋼鐵每噸售價30餘兩白銀，漢陽廠的產品每噸23兩白銀都無人問津。漢陽鐵廠開爐生產僅僅4年，已用去官銀500多萬兩，虧損累累，毫無起色。
自19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的10年，正是世界經濟出現重大變局的時期。
日本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上的諸多革新都是在這段時間完成的。經過10多年的「求智識於世界」，「殖興產業」的國策推行順利，絲、茶經西方工藝改良，在國際市場上成為中國的勁敵，綠茶奪去一半美國市場，「每馬士絲」超過中國湖州的「輯里絲」，是最受歡迎的亞洲細絲。
遠離歐洲大陸的美國開始崛起為一個新興的經濟大國，對鐵路的堅決投入，讓它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優勢得以發揮，企業家們開始展現自己的雄心。洛克菲勒的石油和鐵路生意、J·P·摩根的金融帝國、卡內基的鋼鐵工廠都是在這段時間隆隆崛起的。紐約成了除倫敦以外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在曼哈頓島上一條叫華爾街的狹窄街道上，金融家們開始學習着統治世界。1882年，德國哲學家馬克斯·韋伯預言說，「歐洲結束的地方正是美國開始的地方」[38]。他後來寫出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對現代企業家精神進行了最著名的論述。
在歐洲，蒸汽機的發明已經超過100年，以此為標誌的「工業革命」早已結束。自1873年之後的20年中，整個歐洲大陸陷入大蕭條。民族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此起彼伏，思想家們開始反思資本主義制度，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去世於1883年的德國哲學家卡爾·馬克思，他的三卷《資本論》分別出版於1867年、1885年和1894年（後兩卷由恩格斯整理），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主義理論即將開創一個新的人類紀元。
對於1884年的中國人來說，他們要聽到馬克思這個名字，還要等35年，而讀到《資本論》則要等54年。[39]
1894
狀元辦廠
輸卻玉塵三萬斛，天公不語對枯棋。
——陳寶琛：《感春》，1895年
1892年2月4日的《紐約時報》登了一則新聞稱：「中國開始發生該國歷史上最大的變化。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在今後若干年裡將對整個中國產生深刻影響，甚至可能進一步打開保守封閉的枷鎖，將中國帶進人類進步歷史的前沿，總之，將超越過去50年變化的總和。」
▲登於1896年紐約《世界日報》上的李鴻章訪問美國圖片
初讀至此，人人以為中國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其實，被報紙信誓旦旦地認定為「最大的變化」的只是一則花邊新聞：20歲的光緒皇帝開始學英語了。從這一年的1月開始，每天由兩個受過英美教育的國子監學生負責教授皇帝學英語，這件事情還以詔書的方式告知全國。美國記者的邏輯推演是：皇帝屈尊學英語之後，3000年的「老規矩」就會被放棄，國家制度就將被改變，接下來，「中國就應該在文明國家的行列中占據一個適當的位置」。
▲甲午海戰的紀念像
可惜的是，歷史沒有耐心等待這種漫長的理性演進。很快，它以一種殘酷的方式，讓中國人猛地瞪大了充血的眼睛。
1894年7月，中國與日本因朝鮮問題爆發戰事，因為這一年是甲午年，史稱甲午戰爭。這兩個在20多年前同時進行近代化改革的東方國家，決定當面較量。
據《世界軍事年鑑》[40]的統計，當時中國的海軍能夠排到世界海軍實力的第八位，而日本海軍則是第十六位。雙方艦隊中的不少中層指揮者，都是西方軍事學校畢業的同學。而在陸軍方面，日本的陸軍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才開始興建的，不超過10萬人。可是，戰事從一開始就呈現一邊倒的局面。7月開戰，中方先是敗於平壤，清軍狂奔500里，將朝鮮全境讓於日軍。繼而，清軍在黃海的海戰中失利。從9月到11月，戰火延燒到本土，82營數萬清軍僅三天就丟失鴨綠江防線，接着再失重鎮旅順口。1895年1月，中日海軍的主力在威海衛一帶決戰，僅短短十餘日，戰事便以中方完敗告終，主將丁汝昌自殺。李鴻章苦心經略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滅。
▲甲午海戰油畫
▲李鴻章談判
甲午慘敗，中國被迫簽署《馬關條約》，賠償驚天巨款，並割讓台灣。日本獲賠白銀2.6億兩，加上擄獲的戰利品和現金，合銀3.4億兩，相當於日本全國年財政收入的6.4倍。日本得此巨款，竟一時間不知如何使用。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後來回憶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兩，我國全部收入只有幾千萬兩。所以，一想到現在有3.4億兩白銀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此筆巨資被大量用於修築鐵路，發展航運、造船和機械製造，明顯提高了交通和工業水平，中日國力從此越拉越大。另外一項重要的變革是，日本利用甲午賠款進行了幣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從19世紀70年代起，歐美等國相繼採用金本位，銀價不斷下跌，導致銀本位國家貨幣貶值和匯率不穩，這也是當時的兩大「白銀帝國」——中國與印度衰落的一大原因。所以日本也想建立金本位，但苦於資金不足，一直沒能如願。甲午賠款一舉解決了資金問題，為日本建立金本位奠定了財政基礎。日本學者寺島一夫在《日本貨幣制度論》中說：金本位是「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環，與其他列強角逐世界市場的金融標誌」。[41]
▲《馬關條約》文本
《馬關條約》是在日本馬關的春帆樓簽訂的，雙方談判時，李鴻章坐的凳子竟比日本人要矮半截。後有國人至此遊覽，莫不視之為「第一傷心地」。據基督教廣學會《萬國公報》報道，簽約之際，日本首相、明治維新主將伊藤博文與李鴻章曾有一番對話。兩人各主國政，多年相識，堪稱老友。伊藤說：「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間，辦事甚為棘手。」言下之意頗為炫耀日本「三權分立」的議會制度。李鴻章不明就裡地答曰：「貴國之議院與中國之都察院等耳。」伊藤說：「十年前曾勸（中國）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李鴻章喃喃無以應答。條約簽訂後，李鴻章當夜吐血。
正如伊藤所諷，清帝國的制度滯後已是天下共見，可惜統治者一直未肯直視。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儘管還經歷了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不過，最後的尊嚴仍未喪失，甲午戰敗卻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遭遇到的最大失敗，而且是最具恥辱性的失敗。統治者從此自信心喪失殆盡，因背負巨額賠款，政府的獨立財政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中國上下，則莫不瞠然，始時莫名驚訝，繼而悲憤激狂。
在中國歷史上，甲午戰敗是一個轉折時刻，所謂「一戰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國初年最傑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啓超嘗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後世的葛兆光教授也在《中國思想史》中認為，「這種深入心脾的憂鬱激憤心情和恥辱無奈感覺，大約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從來不曾有過的。」[42]
便是在這種歷史性的悲涼時刻，三個中國知識分子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選擇：37歲的康有為選擇了變法，29歲的孫中山選擇了革命，42歲的張謇選擇了實業，而其終極目標都是救國。
▲伊藤博文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署的消息傳到北京後，舉國激憤，人人思變，雪恥強國之聲陡然放大。時值18省1300多名舉子在京會試，37歲的廣東南海考生康有為在一夜之間趕寫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強烈要求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是為震驚天下的「公車上書」。
在接下來的三年半里，中國進入了一段維新變法的時期。自此，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維新派替代以中高級官吏為主的洋務派，成為中國改革的新主流。
康有為的上書得到了光緒的積極回應。康有為和弟子梁啓超、譚嗣同等人先後進入中央核心，成為朝廷最炙手可熱的新潮人物。他們向皇帝提出了眾多激進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設現代化軍隊、提高稅收、發展國家銀行系統、建立鐵路網絡、成立現代郵政系統，以及建立培訓學校來提高農業水平等等，這些設想與洋務派在理念上基本一脈相承。為了向全社會推廣維新理想，康、梁等人先後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南等地出版了《中外紀聞》、《時務報》、《國聞報》和《湘報》，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在這以前，全國各地的茶館大都貼着一張紙條，上寫「莫談國事」。到1897年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在他主編的《上海新報》上評論說，「整個中國，書籍生意大幅增長，連印刷機都跟不上這步伐，中國終於甦醒了。」連一些洋務派大員也加入了維新的行列，湖廣總督張之洞甚至加入了康有為組織的強學會，還公開認捐5000兩白銀，並擔任上海分會的會長。
維新運動的發起者儘管是一群趕考的意氣書生，不過在當時影響最大的維新書籍卻是由一個買辦寫成的，他就是十多年前寫過《救時揭要》和《易言》的鄭觀應。
▲《盛世危言》
鄭觀應在過去的10年裡，一邊忙着為盛宣懷打理各地的實業事務，一邊還在完善着他的變革思想。1894年春夏，就當甲午海戰開打的前後，他刊印了五卷本的《盛世危言》。他自稱：「時勢變遷，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在這部書中，他繼續呼籲「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提出創辦新式銀行、平等中外稅收、收回海關權、鑄造簡便通貨等切實可行的措施。他更大膽地提出向日本學習，「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師？」這種務實氣魄絕非尋常書生可比。另外，更為重要的是，他比10年前更為清晰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內容包括實行立憲、設立議院、進行公開選舉。他堅定地寫道：「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
《盛世危言》一經刊印後，很快洛陽紙貴。一些朝廷官員將之向皇帝進獻，光緒看後大為讚賞，命總理衙門印刷2000部散發給大臣閱看。經過皇帝的推薦，此書成了近代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時政類暢銷書。英文的《新聞日報》刊文說，一些地方的考試常以《盛世危言》中的內容作為考題。該書在當時對國之青年的影響非常之大，很多年後的1936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交談中說：「由於父親只准讀孔孟經書和會計之類的書籍，所以我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他偷讀的書中就有《盛世危言》，此書讀畢，「激起我想要恢復學業的願望」。[43]
▲18歲時的孫中山
同樣是在1894年前後，就當康有為、鄭觀應相繼名聞天下的時候，還有一位熱血的廣東書生也寫了一份變革信函給李鴻章，他就是後來被國民黨尊為「國父」的孫文（他在流亡海外時，曾用化名「中山樵」，因此又叫孫中山）。
孫文跟鄭觀應一樣，也是廣東香山人——後來這個縣因此更名為中山縣（市）。他出身貧寒，早年隨母遠渡重洋在檀香山的教會學校讀書，後回香港學醫，在澳門、廣州一帶行醫。1894年4月，就在中日戰事將起之際，孫文寫出洋洋八千言的《上李傅相書》，6月專赴天津向李鴻章投書。在這封信中，年輕的孫醫生對發展農、工、商、學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寫道：「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鴻文既成，需托人推薦，孫文找到了香山同鄉鄭觀應，鄭觀應的老家雍陌鄉與孫文的老家翠亨村相去僅僅30里。鄭觀應寫函給盛宣懷，請他轉達。在推薦信中，鄭觀應寫道：「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士，留心西學……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盛宣懷接到信後，在信封上寫下「孫醫生事」和「陶齋」（鄭觀應的別號）6個字，就轉了出去。
史料顯示，李鴻章對孫醫生的投書毫無反應。一種很大的可能是，正為國際糾紛忙得焦頭爛額的他根本就沒有看到這封信，當時的投書青年豈止百千人，孫文所論也頗宏大而無具體方策，淹沒其中，不足為怪。而對志向高遠的孫醫生來說，這卻是奇恥大辱，他自此決意告別改良，投諸暴力，以血腥革命的激進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治國理想。就在投書後的4個月，他赴美國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1895年底，他發動「廣州起義」，計劃尚未正式啟動便被鎮壓，多人被處死，他則被通緝，流亡海外。用他自己的話說，此時「風氣未開，人心錮塞……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
1894年7月，中日開戰，慈禧太后從頤和園移駕紫禁城，滿朝官員都出城迎駕。當日，恰逢暴雨，路面積水頗深，文武百官個個匍匐路旁，衣帽盡濕，兩膝泡在水裡，頂戴上的紅纓流下鮮紅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張之洞的堂兄張之萬，已年過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轎經過眾官時，竟連眼皮也沒有抬過一下，眼前視若無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後，他說，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張謇
其實滿朝文武最不應該有這種念頭的就是他了，因為便在三個月前，他剛剛「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狀元。而更讓人瞠目的是，一年後，這個叫張謇（1853～1926）的江蘇南通人宣布放棄仕途，轉而去做一個商人。
狀元下海辦廠，是千百年來的一個天大的新鮮笑話。自從唐太宗李世民開科取士，自詡「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以來，殿試摘桂是中國書生一生中最大的榮耀。然而，張謇經商卻顛覆了所有的光榮。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個大錘，其震撼效應難以形容。
張謇經商的動機，與賺錢無關。他起自農家，苦讀成名，有過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最遠還去過朝鮮，當狀元時已年過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輕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產生過「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想法。他還曾替張之洞起草過《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明確提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他把自己下海經商稱為「捨身餵虎」，竟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在《大生紗廠股東會宣言書》中，他回顧說：「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反覆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持，捨身餵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願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44]
張謇要辦一個紗廠，他起名為大生，其意源自《易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當時，日本商人獲准在上海開辦紗廠、絲廠，張謇頗有與之爭利的意思，而且江蘇一帶是絲綢之鄉，紡布織紗古有傳統。他聯絡了南通當地的6個布莊老闆、木材商和典當行商人作為合伙人，商定辦一個兩萬錠的紗廠。
▲大生紗廠
狀元辦廠，雷聲很大，但是實際上卻很窘迫。他的創業資金只有區區2000兩白銀——其中700兩還是向朋友借墊的，也就是說，並沒有大官巨賈在背後支持。在官職上，他也不過是一個虛銜的翰林院編修，沒有什麼權力可以利用。於是，大生紗廠從一開始就很有現代企業的氣息。他擬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紗絲廠集股章程》，公開向社會集股60萬兩，分6000股，每股100兩，預計每股每年可以獲利22兩。他打算以兩個月為期，在上海、南通、海門三處完成認購。
然而，儘管投資回報頗為誘人，而且張謇還有一個顯赫無比的狀元光環，但是，募股卻很是不理想，很多人對這個從來沒有經過商的書生不信任，還有人問他，「什麼是工廠？」他去上海招股，數月下來一無所獲，還把囊中的錢都花了個精光，只好擺攤賣字才湊齊盤纏回了南通。張謇連寺廟、道觀的錢都想到了，有時湊不了100兩一股，就連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筆僅37兩，集股之難，可以想見。
一年半下來，那6個一開始跟着他玩的商人也先後跑了幾個，到1896年年底，辦廠的錢才籌了不到8萬兩。這時候，對張謇頗有好感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幫了大忙。他提出，國營的南洋紡織局有兩萬多錠積壓已久的紗機沒有用處，可以將這些設備折成官股，與張謇搞一個「官商合辦」。這批英國造的機器已在上海碼頭擱置5年之久，日曬雨淋，連包裝木箱都破了，機器零件鏽壞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運和擦鏽就需花去6000兩。聊勝於無，走投無路的張謇硬是咬牙接下這堆機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股本定為50萬兩，其中，兩萬官錠折價官股25萬兩，他再另籌25萬兩社會資金。
就在這種時候，他還上了一回盛宣懷的當。作為江蘇同鄉，神通廣大的盛宣懷答應幫他籌資金，兩人還一本正經地親筆簽了一份《通滬紗廠合辦約款》的合同，有當時名士鄭孝胥、何眉生做見證人。誰知合同一簽，盛宣懷覺得油水不大，就開始甩手不管。張謇寫了很多封告急之書，幾乎字字有淚，到最後盛宣懷卻是一兩銀子也沒有兌現。張謇對此大為惱火，一直不能原諒盛宣懷的言而無信，並從此對官商絕了念想。
終於又過了一年半，到1899年夏天，大生紗廠才算籌足資金開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紗出了廠，當日開動紗錠6000錠。到1900年2月，大生紗廠就賺回利潤2.6萬兩白銀。
張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經商才能。在大生創辦之初，他親自執筆撰寫《廠約》，對自己和幾個董事作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確的職責，獎罰措施、利潤分配方式等都有具體規定，每天下午兩點各部門主管舉行例會，有什麼問題及時在這個會上討論解決。有趣的是，《廠約》細到對招待客人幾個小菜都有規定，平常飯菜兩葷兩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勞兩次，逢節日或招待來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點」，不得超過這個標準。《廠約》之外還有25個章程，規矩達195條，在當時，這恐怕已是中國人自辦企業能達到的最高管理水準。
由史料可見，張謇辦廠，唯一沾了點政策便宜的是，他在南通註冊了「二十年內，百里之內，不准別家另設紡廠」的專利權，算是有了一點壟斷的優勢，不過這在當時也是很通行的做法。[45]除此之外，大生的壯大幾乎全憑商業上的運作。在紗廠正常生產後，為了降低棉花的收購成本，張謇接着創辦了通海墾牧公司，開始自己種棉花。接着，他又陸續開辦廣生油廠、大興（復新）麵粉廠、資生冶（鐵）廠、阜生蠶桑染織公司、澤生水利公司、大達內河輪船公司、大生輪船公司等等。這些企業都與紗廠有產業上的關聯性：辦廣生油廠是要利用軋花下來的棉籽，辦大隆皂廠是利用廣生的下腳油脂，辦大昌紙廠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腳飛花利用起來，為大生生產包裝紙和印刷用紙，辦復新是因為大生有富餘的動力而且每天漿紗織布需要大量麵粉，辦輪船公司最初是為了大生的運輸需要，辦懋生房地產公司是外來人口漸多需要住房，辦鐵廠則是為了製造織布機、軋花車等設備。
如此完備而精妙的產業鏈打造，完全是大工業製造的理念，不但在當時中國絕無僅有，百年後視之，仍是商業戰略上的正道。當時的英國人曾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推張殿撰之意，凡由外洋運來各種貨物，均應由中國自行創辦。」[46]比張謇小一輩的天津實業家范旭東後來感慨不已地說：「南方的張季直先生（張謇字季直），在科舉施毒那種環境之下，他舉辦的工業，居然顧慮到原料與製造的調和、運輸、推銷，兼籌並重，確是特色。」
張謇辦廠，另外一個大的貢獻是「紳督商辦」，跟盛宣懷的「官督商辦」相比，這是晚清企業的一大進步模式。
作為股份制的大生紗廠，股本中有一半是那堆英國紗機折算過來的官股，所以在一開始它也被稱為是「官商合辦」。不過張謇終其一生，都沒有讓官府的手伸到企業里來過，數十年中，官股從來只拿官利、分紅，並不干涉廠務。身為「總理」，張謇本人雖也是股東之一，但股金不過區區2000兩（在全部資本中只占0.4%）。他在大生的權威從來都不是靠資本、靠股份，而是靠他的狀元頭銜、人脈資源和治理才幹。他以士紳身份，居官商之間，負責全權辦廠，這是他獨有的不可替代的優勢，官替代不了他，單純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張謇另外一個偉大的地方是，在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他並沒有憑藉自己的權威，將企業一點點地據為己有，這在當年的制度和人文環境中，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在大生事業中，他儘管也有被「神化」的時刻，但是，卻始終受到股東的監督，特別是在經營窘迫的晚期，他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對股東會的指責和壓力。
知識分子下海經商——我們稱之為「士商」或「紳商」——在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漸成時尚。
▲陸潤庠手札
在晚清，投身於現代工業的新興企業家群體，主要由4類人組成：一是盛宣懷式的官辦商人，二是鄭觀應式的買辦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廣的民間商人——代表人物是後面將重點講到的無錫榮宗敬兄弟，四就是張謇式的士紳商人。中國學者馬敏認為：「在官與商這兩大社會階層之間，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雙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們往往上通官府，下達工商，即所謂『通工商之郵』，構成官與商之間的緩衝與媒介，擔負起既貫徹官府意圖，又為工商界代言的雙重使命。」[47]主編《劍橋中國史》的哈佛學者費正清在談及「張謇現象」時指出，19世紀末，其實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產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產階級。像張謇等士紳文人，在甲午戰敗後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於政治和思想動機。其行動是由於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於自願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張謇經商在當時確實引起了軒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兩年後，蘇州另外一位狀元公陸潤庠也宣布下海創辦紗廠，還有一位咸豐朝的老狀元、已經官居禮部尚書的孫家鼐則命他的兩個兒子孫多森、孫多鑫在上海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機器麵粉廠——阜豐麵粉廠。這些狀元公的行動，可以說是史無前例，驚世駭俗，對於視「工商」為「末業」的中國社會來說，簡直不可思議。
▲陸潤庠的蘇綸紗廠
這一士商階層的陡然出現，因其思想、資本與政治資源的多重組合，很快將成為影響中國變革進程的一大力量，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後的社會動盪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對日戰爭的慘敗，讓洋務派顏面掃地，李鴻章落到「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他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投置閒散，住進了京郊虎頭峰下的賢良寺。有很多史家認為，甲午戰爭後，一路曲折的洋務運動便已宣告終結。不過，從事實來看，1895年之後，洋務事業反倒進入了一個高潮期，之前因意識形態爭論而擱淺或遲滯的各項工程都得到了迅猛的推進。
甲午戰爭以後，國人對新事物的接受已非20多年前可比。鐵路、工廠影響風水之說終成笑談。
1896年11月，《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寫道：「保守的中國正在覺醒。」該報記者在江蘇省的鎮江採訪了一家新建的絲廠，那裡安裝了最新型的機器設備，還新樹了一個高達90英尺的煙囪。「煙囪對中國人的封建迷信是個重大打擊，是對所謂風水觀念的極大挑戰。此前，中國民眾是多麼崇尚迷信和風水呀！毫無疑問，現在他們連句抗議的話都沒有說。」
據學者汪敬虞在《中國近代經濟史》[48]中的統計，從1895年到1898年的4年中，全國各省新開設的資本萬兩以上的廠礦共62家，資本總額1246.5萬兩白銀，遠遠超過甲午戰爭前20餘年的總數，從增長速度來看，平均每年設廠數是甲午戰爭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資數則是甲午戰爭前的15.5倍。
▲孫多森的阜豐麵粉公司
在民間投資大熱的同時，國營事業也屢有重大突破。在這期間，一直在實業一線操盤的盛宣懷成了最耀眼的人物，他所經手的項目幾乎全部關乎國脈。
1896年5月，盛宣懷被湖廣總督張之洞招去接手當時國內最大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張香帥的官本官辦實在撐不下去了。一開始，他想到的是交給洋商承辦，這當然又是一種典型的官家思維。盛宣懷得悉後，再三去電請纓，力陳「鐵政屬洋商，利大流弊亦遠，屬華商，利小收效亦遠。」最後，香帥被說動了。
盛宣懷接手鐵廠後，當即邀請鄭觀應擔任總辦。
鄭觀應與盛宣懷互相欣賞，是一輩子的好朋友。他們是當世最傑出的實業家，在胸懷抱負、思想高度、戰略眼光和經營能力上可謂一時瑜亮。不過，他們在「官督商辦」的理念上卻始終格格不入，鄭觀應信仰民本主義，對官商體制從來深有不滿，10多年前唐廷樞、徐潤在招商局的下場更是寒透了他的心。可是，他對盛宣懷又有知遇之心，也很想借盛宣懷的官府背景和強勢力量振興國家實業。這種矛盾心態糾纏了他的一生。對於接管漢陽鐵廠，他曾十分猶豫，最後決定「義務出山」。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總理漢陽鐵廠，當時聲明系當義務，不領薪水。不過欲為整頓，以救危局，而慰知己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