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6章
吳曉波
在他的戰略調整下，漢冶萍（漢陽、大冶和萍鄉）形成了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鋼鐵聯合體，在中國工業史上地位顯赫。
在鄭觀應十分利落地解決了資本不足、焦炭價高及質量低劣等諸多難題後，接下來就該盛宣懷出手了，他要解決的是產品的銷路問題。
在當時，鋼鐵生產出來主要用途有兩個：一是生產槍炮，用漢陽鐵造成的步槍史稱「漢陽造」，在後來50年裡一直是中國陸軍最重要的基本裝備，幾乎每戰必有，無役不與；二就是建造鐵路。
一直到甲午戰爭之後，從朝廷到地方才開始痛切地認識到鐵路之重要。當時，全國鐵路才有360餘公里，相比而言，美國是18.2萬公里，英國是2.1萬公里，法國是2.5萬公里，連小小的日本島國，也有3300公里。鐵路在當年對經濟之重要程度，宛若今天的互聯網。在19、20世紀之交的20多年裡，倫敦和紐約兩大股票交易所中的公司證券差不多都和鐵路有關。美國經濟史專家威廉·羅伊甚至認為，鐵路公司塑造了公司化美國的早期歷史，「簡而言之，公司體制結構就是鐵路體制結構」[49]。
▲1898年，清政府開始修建盧漢鐵路
鐵路的原材料就是鋼鐵。盛宣懷接手漢陽廠，與張之洞達成的第一個約定就是，如果在湖廣境內修鐵路，就一定要用漢陽廠的鐵軌。張之洞對此十分認同，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當今時勢日急，富強大計，首以鐵路為第一要圖。」那麼，舉朝之內，誰堪擔當？張之洞一言以蔽之曰：「今欲招商承辦鐵路，似惟該員堪以勝任。」該員，盛宣懷也。
鄭觀應對此也洞若觀燭，他對盛宣懷說：「鐵路不歸我公接辦，鐵廠事宜即退手。」他還觀察到當時的一個現象，各地官員們非常樂於採購國外公司的鐵軌，表面上的堂皇理由是外貨質量好，實質則另有貓膩。「蓋購于洋行，則用錢浮冒，一切皆可隱秘，購於華官，則恐一旦漏泄，有礙局員左右輩之自私自利。」可嘆的是，鄭觀應描寫的這種景象，百年以降仍未杜絕。
▲張家口火車站
盛宣懷自然深知其中關鍵，他積極自請出任盧漢鐵路公司督辦，接着又千方百計成為粵漢鐵路督辦。1896年9月，也就是接管漢陽廠4個月後，光緒皇帝准奏籌建中國鐵路總公司，盛宣懷為督辦，授少常寺少卿，並享有專摺奏事之特權。他上任後的第一份奏章就是，請求「嗣後凡有官辦鋼鐵料件，一律向鄂廠（也就是漢陽鐵廠）訂購，不得再購外洋之物」。也就是說，把「軌由廠出」定成了國家政策。有一回，他聽說廣西開建鎮南關至百色的鐵路，將用法國造的鐵軌，他急電張之洞請予阻止，硬是把這單生意攬了下來。
其後10年，盛宣懷的全部精力幾乎都投注在修路一事上。當時修築的第一條鐵路幹線是距京城10餘公里的盧溝橋（40年後，此地發生「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至湖北漢口的盧漢鐵路。盛宣懷在談修路困難時稱：「有三難，一無款，必資洋債，一無料，必購洋貨，一無人，必募洋匠……風氣初開，處處掣肘。」從1896年到1906年，盛宣懷共修鐵路2100多公里，是之前30餘年的6倍，甚至超過民國成立至民國二十年（1911～1931年）所修鐵路的總數。
靠「軌由廠出」的壟斷政策，盛宣懷打通了鋼鐵廠與鐵路公司的產業鏈。但是，他還碰到了另外一個大難題，那就是修鐵路的錢從哪裡來。
在這一點上，賦閒在家的恩公李鴻章給他的建議是，「洋債不及洋股容易」。當時，幾乎所有的洋行和外資銀行都對鐵路事宜垂涎三尺，如要招募股份，可以說馬上會被踏破門檻。然而，盛宣懷則表示萬萬不可。在他看來，當時中國面對的是一個充滿了敵意的世界，在國力羸弱之時，鐵路權很可能被洋股控制，到時候，「俄請築路東三省，英請築路滇、川、西藏，法請築路兩粵，毗連疆域，初則借路攘利，終必因路割地，後患無窮。若借款自造，債是洋債，路是華路」。他對李鴻章表示，寧可借錢也不能出讓股份，唯有這樣，主權才不會外泄。儘管困難陡增，不過，「唯有堅忍，力持得步進步，漸圖成效」。
▲鑄銅元的工人
作為「國企大當家」，盛宣懷對外國資本高度警惕。誰料，10多年後，他竟因修路事宜被國人「誤讀」為「賣國求利」，最終導致帝國的覆滅，其情曲折，令人百年感慨。1897年，也是洋務派名士的容閎提出用法國資金修築天津至江蘇鎮江的津鎮線，盛宣懷得知後，「恐以後各路事權均屬外人，無一路可以自主」，因此急電朝廷，百般阻撓。容閎是曾國藩時代就已成名的人物，為盛宣懷數十年好友，此議且得到李鴻章認同，盛宣懷仍不惜翻臉，直言反對。
洋股不得入，鄭觀應給他的建議是，創辦新式銀行。他在信函中說：「銀行為百業總樞，藉以維持鐵廠、鐵路大局，萬不可遲。」盛宣懷馬上依計而行，他給接替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的內閣大學士王文韶寫信說：「因鐵廠不能不辦鐵路，又因鐵路不能不辦銀行。」就在出任鐵路總公司督辦一個月後，他又乘光緒皇帝召見的機會，提出開辦銀行。
此議很快准奏。1896年11月，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獲准成立，盛宣懷受命出任督辦。他招募上海、南洋等地的10多個民間商人入股得300萬兩，朝廷入100萬兩，銀行章程均以英國滙豐銀行為藍本。通商銀行成立之際，一度代行了中央銀行之職責——清政府正式的央行（戶部銀行，1908年更名為大清銀行）要到1905年才成立——負責鑄幣及發行貨幣，其利潤當然豐厚，盛宣懷在給朝廷的報告中得意地說：「詢諸滙豐開辦之初，尚無如此景象。」[50]
建鐵廠、修鐵路、辦銀行，盛宣懷在1896年前後一口氣干成三件大事，而且產業壟斷、混業經營、上下游通吃，自然成就為當時最顯赫的大實業家。
【企業史人物】一代「商父」
在百年企業史上，盛宣懷被視為「商父」，他是一個絕代的天才型官商。然而，也正是因為他的才華出眾和意志堅強，才把洋務事業引向了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
盛宣懷每辦一實業，必身躬親為，不嫌其煩。修建鐵路時，他已年過五旬，而且時患哮喘、痢疾等惡疾，但他仍然奔波各地，在病榻上處理事務。他交際廣泛，據記載，常年通信的人士就多達2000餘人，每有私密重要信函，必親撰親寫，其精力旺盛實在駭人。
終其一生，盛宣懷的所有事業都是在跟國際資本的競爭中壯大起來的。他所開拓的實務，無論是輪運、礦務、電報，還是鐵路、鋼鐵和銀行，都是一個現代商業國家的基礎性產業，每一項俱事關國計民生，稍有不慎，都可能動搖國本。更為驚心的是，他身處一個財盡民貧、國家飽受侵略屈辱的亂世，國庫空虛，官僚腐敗，民眾迷信，幾乎沒有可以依賴的力量，他憑一己之力，以弱者的身份呈現強人之姿態，從列強手中奪回了諸多的國家主權和經濟權益。
他對國外資本從來十分排斥，以強悍的姿態與之抗衡。在招商局時期，他跟英美公司在長江航運上打了10年的「水仗」。洋商為了壓垮招商局，一度把運費降到過去的一成，他硬是挺身而戰，最終把對手逼到談判桌上簽訂了「齊價合同」。在辦電報局的時候，他頂住壓力，通過艱苦談判，將兩家外資電報公司在沿海地區的電線全數拆除，讓「洋線不得上陸」，維護了國家的主權。辦鐵廠和修鐵路也是一樣，他堅持以我為主，反對洋股介入，甚至因此與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重臣公開抗辯。在礦務勘探和開採上，他每一聽說洋商發現或打算開採某一礦藏，就必定要急急地寫信給朝廷，要麼阻止要麼搶先，總之千方百計要把礦權攬入懷中。數十年間，在很多時刻，盛宣懷的確扮演了國家經濟利益捍衛者的角色，這也是他十分值得尊敬和懷念的地方。
盛宣懷與洋人競爭的重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政府壟斷資源。早在創辦輪船招商局的時候，他就提議用40萬石漕運業務來為公司「打底」。在跟洋商打「水仗」的時候，他要求李鴻章給予種種政策上的優惠扶持，譬如減免漕運空回船稅、減免茶稅、增加運籍水腳以及緩提官本等等。辦鐵廠和修鐵路的時候，他更是雙管齊下：一方面要求「軌由廠出」，保證了漢陽鐵廠的利潤；另一方面則全面排斥洋資進入。1893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因失火造成重大損失，盛宣懷被派去救局。他以保護民族紡織業為由，提出兩大產業政策：一是嚴禁洋商進口紡織機器而設廠，二是織布局的紡織品銷售「免完稅厘」。這一卡一免，就給了陷入困境的企業一條活路。
盛氏的這種經營戰略，在後來的中國經濟學者看來一點也不陌生，它幾乎是所有國營壟斷型企業的必殺招數。其利在於，壟斷能夠產生龐大的效益和競爭力；其弊則在於，企業因此患上「政策依賴症」，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競爭能力，就跟百年後的無數國營企業一樣，在擺脫了初期的困境之後，國營企業內在的制度弊端必然愈演愈烈，終成不治之症。據當時人士記載，盛氏所屬的諸多企業都官氣沉沉，同鄉遍地，效率低下。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如此描述盛宣懷主持下的通商銀行：「董事們主要關心的，是控制各省與北京之間匯劃政府經費這一有利可圖的業務，沒有向工業提供貸款的打算。其少數的工業貸款，也主要給了盛宣懷自己掌控的企業。」這種壟斷型國營企業的利弊，百年以後視之仍然是昭然若揭。費正清因此對他的評價是：「由官員變為官僚企業家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盛宣懷……他喜歡搞官場上的權術，而不惜犧牲健全合理的商業經營方式。他在那些明顯地享受着壟斷或者大量官方津貼的企業中無往而不勝，而在有競爭的企業中卻往往敗北。」
盛宣懷的恩師李鴻章曾用十六字形容盛宣懷：「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這種「一體兩面」的官商形象，正是洋務運動的一大特色。在千年的正統儒家思維中，商人天性重利，社會地位排在官士農工之下，與乞丐、妓女為同流。晚清國衰，幾乎所有的有識之士都開始改變對商人的觀感，「官督商辦」既是無奈之舉，也有深刻的進步性。可是，在具體的操作中，政府始終無法遏制自己對權利的欲望，情形危急時，商人總是被推在前面，而等到環境稍有更新，當即無情出手，不但攬事爭利，而且羅罪逐人，從來不假顏色。
作為「官督民辦」模式的首倡者，盛宣懷的基本理念就是：「民資可用，也可欺凌。洋資可用，絕不可信。」
他的所有實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均有民間資本參與。他深信「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在拯救漢陽鐵廠一案中，盛宣懷的實業理念顯然比只知道「政治正確」卻從來「不問費多寡」的張香帥已是務實很多。不過從實踐來看，「非商辦不能謀其利」或是商業真理，「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卻是大大的未必。在官督商辦企業中，商股在經營中都沒有話語權，僅為可利用者而已。在盛宣懷的經營團隊中，多有買辦出身的職業經理人，其中不乏像鄭觀應這樣的經營奇才。不過，這些資金及人才在盛宣懷看來，都無非是可以利用之「物」而已。對所有項目，他一直以政府代管人的身份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權。
盛宣懷到底是官員還是商人，在當時就有爭議。1897年6月，正當他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他的一個下屬、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就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經元善早年是一個錢莊商人，與鄭觀應曾結拜金蘭，也是一個改良思想很激進的人，曾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上海經正女學。他在給鄭觀應的一封信中就直言盛宣懷「身份不明」，「任官督，尚忽於統籌全局之擴張，任商辦，猶未能一志專精乎事功」。他還引用一位蘇州商人的話說，盛宣懷的做派是「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
數十年間，盛宣懷多次被言官彈劾，對其指責大多是「害則歸公，利則歸己」，此指摘半是誣陷，半是事實所在。盛宣懷所經營企業，往往公私不分，沒有迴避制度，更沒有透明、公開的監管體制。他掌印招商局後，把買辦出身的徐潤、唐廷樞先後驅趕出局，同時乘人之危將他們的股份據為己有，經多年暗箱操作，終於持股2.2萬股，值銀440萬兩，成為最大的個人股東。接管之初，他在清算產業時發現，併購旗昌洋行時有47處房產約合50萬兩，沒有列入賬冊，便密函李鴻章，建議派心腹數人另立一個公司收買下來，估計每年可得8%的收益，並詢問李鴻章是否願意附股。在創辦通商銀行的時候，為了爭取朝廷支持，他公然向大學士王文韶行賄，為他在銀行中「代留500股」。
正是在這種曖昧不清的經營活動中，他繼胡雪岩之後，成為晚清「首富」。在他去世後，盛家請出「世家恩公」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出面主持清理財產，認定財產總額為白銀1349萬兩。盛宣懷一生自詡為國經略，嘗說：「言者皆指為利權在手，不知此皆千百人之公利，非一人之私利也……不過想要就商務開拓，漸及自強，做一個頂天立地之人，使各國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在如此慷慨陳詞之下，身處一個民窮財盡的年代，居然能聚斂如此財富，實在是一個天大的諷刺。
盛宣懷這類天才型官商的出現，既是偶然，也為必然，總而言之是中國商業進步的一個悲劇。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卻始終無法擺脫官商邏輯。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他的強勢試驗，在暮氣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輪實業建設的高潮，取得了驚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其強勢的官商風格，則讓洋務運動越來越濃烈地籠罩上了國營壟斷的色彩。
1900
國變中的商人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李鴻章：《絕命詩》，1901年
受甲午國恥之刺激，借康梁維新之春風，清朝的洋務事業出現了一個小高潮。可是，僅僅三年後，風雲再變。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等「六君子」被問斬於北京菜市口，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啓超逃往海外，變法維新徹底失敗，是為戊戌政變。
變局起於上一年的冬天。11月，德國強占山東膠州灣，康有為上書，陳述列強瓜分中國，形勢迫在眉睫。他隨即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此後三個月，光緒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主要內容有：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採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
▲譚嗣同
變法所有內容，俱在之前多年已被反覆議論，絕大多數成朝野共識，可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卻被保守人士以及王公貴戚視為「人事清洗」，一時間，「帝黨」、「後黨」竟成水火不容的對立之勢。9月，維新派向光緒密奏，建議重用握有兵權的工程右侍郎、山東巡撫袁世凱，由袁世凱去殺掉慈禧最寵信的滿人將軍榮祿。袁世凱向老上司榮祿告密。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寢宮，將之囚禁於中南海瀛台。緊接着，慈禧宣布臨朝「訓政」，廢止幾乎所有新政法令，捕殺維新派，從6月11日至9月21日，進行了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33歲的湖南人譚嗣同在獄中題壁詩曰：「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臨刑前他又留絕命詞：「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志慷慨，其情悲絕，感動全國。
▲實行「新政」諭旨
百日維新的血腥收場，意味着變革在清王朝的正常體制內已經難以完成。當洋務派、維新派先後喪失了主導權之後，改革的主流開始從體制內的官僚、士紳、文人等階層，向體制外的力量轉移，改革的方式從和平的漸進式，向暴力、顛覆式革命轉移。用梁啓超的話說，「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51]。
戊戌政變僅僅一年多後，風雨飄搖中的國家再遭劫難。
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義和團運動，數萬由貧困農民、小販和手工業者組成的秘密團體突然發動對在華洋人的襲擊。他們搗毀教堂，衝擊租界，殺死中外教徒，數十年的深重屈辱轉化成民族主義的熊熊烈火。義和團提出的口號是「扶清滅洋」。6月初，他們搗毀了長辛店鐵路和豐臺鐵路，攻擊正在保定修鐵路的外國工程師，然後向北京、天津進發，攻打東交民巷的各國使館。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奧八國聯軍共2000餘人，從天津向北京進犯，雙方在廊坊附近發生激戰。義和團的拳民充滿了神怪氣質，他們宣稱穿上一件畫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種「神水」後就可以刀槍不入。6月初，慈禧曾委派軍機大臣剛毅和趙舒翹前往涿州，親自驗看義和團各種「神功」是真是假，兩個老兄弟經過兩天考察，竟認定「神功可恃」，老糊塗的慈禧信以為真，於是下決心與諸國開戰。這很像60年前林則徐深信英國士兵的膝蓋是不會彎曲的，一個誤判的細節足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慈禧下詔與各國宣戰，號召「義民成團，藉御外侮」。8月14日，八國聯軍兩萬人攻陷北京，洗劫三日，並衝進紫禁城，掠走大量珍寶，犯下所謂的「文明人」最野蠻、最不齒的罪惡行徑。慈禧化裝成東北老太太攜光緒皇帝倉皇西逃。後世將這一段很哀傷而奇異的歷史稱為「庚子國變」。
▲義和團揭貼
北京慘遭洗劫的同時，各國軍艦也氣勢洶洶地游弋在上海港、廣州港及長江沿岸，商業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難逃一劫。這時候，官商盛宣懷和士商張謇聯手出演了一出很精彩的「互保大戲」。
5月間，義和團進入北京的時候，盛宣懷就覺得大事不妙。他藉口到上海「考察貨物時價」悄悄南下，一邊打理實務，一邊密切關注時局。對義和團運動，他力主鎮壓，認為「拳會蔓延，非速加懲創，斷難解散」。他的觀點得到洋務派大佬們的認可。當時，李鴻章被派到廣東任總督，張之洞在湖廣，劉坤一在江浙，袁世凱在山東，也就是說最清醒的官員都不在朝堂，北京任由慈禧胡來。當老太后悍然向八國宣戰的時候，四大總督都知道大禍將至，張之洞在聖旨下達同日電奏朝廷，「懇請嚴禁暴民，安慰各國，並請美國居中調停」。李鴻章更絕，他徑直對轄內官員說，北京的電報發錯了，「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但是，大家對如何解決危機仍束手無策。
這時候，盛宣懷提出「東南互保」方案。具體來說，就是四大總督向各國公使保證，他們將「奉詔」自保疆土，長江及蘇杭內地的外國人生命財產，由各督撫承諾保護，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財產，則由各國共同保護，「此疆爾界，兩不相擾」。
▲庚子國變時北京外國使館情景
互保方案明顯與慈禧的宣戰聖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滅門大罪。盛宣懷斗膽提出，居然得到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響應。在南通辦紗廠的「狀元企業家」張謇得聞此議，也非常認可，並積極參與促成。幾位總督中，劉坤一最為首鼠兩端，他對形勢判斷不清，與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又有心結矛盾。這時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張謇出面勸說，張謇在回憶錄中對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劉坤一猶豫，復引余問：『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余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劉蹶然曰：『吾決矣。』告其客曰：『頭是劉姓物。』即定，議電鄂約張（張之洞）。」由此可見，劉坤一聽了張謇的進言，終於決定提着腦袋搞互保。
張謇搞定劉坤一後，盛宣懷則連日周旋在各國公使之間，「憂心焦思」，力圖說服。盛宣懷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國公使看來，是全中國最有信用的人之一。況且，他們也不希望江南戰亂，損害自己已有的商業投資。互保動議竟然得到了實施。經過盛宣懷、張謇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煙滿天的時候，南方終於沒有發生戰事。《清史稿》記錄此事，認定「宣懷倡互保議」。
「東南互保」在中國政治史上是一個標誌性事件，聖旨被當成「亂命」，意味着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已經瓦解，皇權隕落，看來只是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了。而讓人意外的是，促進此事者，卻是一群注重實業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懷在當時的官階只是一個二品頂戴的「道員」，而張謇更不過是一個已經下海經商的狀元，其他活躍的人還包括湯壽潛和沈曾植等人。湯壽潛當時是浙江一個學堂的校長，後來與張謇合資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企業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沈曾植則是南洋公學（後來的上海交通大學）監督（校長），後來創辦過造紙廠。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近現代史上，新興的企業家階層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現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的成功，得益於開明理念、社會聲望、商業實務上的積累以及獨特的妥協智慧。
庚子國變後，慈禧被嚇破了膽，日後講出了「傾舉國之力，與洋人結歡」，「寧與洋人，不與家奴」等著名混話。為了跟列強談判，她又想到了李鴻章，於是急命李鴻章復職直隸總督，從廣州赴京與列強談判。
李鴻章奉詔北上，途經上海，專門召見剛剛忙完互保事宜的盛宣懷。兩人在位於寶昌路的盛家花園（現在的淮海中路1517號）促膝對話兩晝夜。燭火明滅黯淡月，天公不語對枯棋，此情此景，竟比30年前曾國藩與趙烈文的那場夜談更為淒切。臨別，77歲的李中堂與比他小20歲的盛宣懷，執手相看淚眼，留下六字曰：「和議成，我必死。」
1901年冬，李鴻章簽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賠款條約《辛丑條約》，賠款列強共4.5億兩白銀，分39年付清，本息共計9.8億兩。當時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約為8800萬兩，也就是說，辛丑賠款相當於11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總和。[52]11月7日，李鴻章在京郊賢良寺鬱郁而亡，臨終時「雙目猶炯炯不瞑」。
▲清朝簽訂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
李鴻章去世，清政府失去了最後一根支柱，淒風苦雨，大廈已是搖搖欲墜。李鴻章曾對自己作如下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53]
他的死敵、維新派人士梁啓超認為李鴻章的局限在於對制度改革缺乏認識和決心，「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梁啓超因此說：「吾敬其才，惜其識，悲其遇。」[54]
李鴻章臨終前一日，俄國公使還逼他在條約上簽字。他呈慈禧太后《絕命詩》一首曰：「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閒看。」言辭悽慘，若秋風落葉。
跟恩師曾國藩一樣，他傾畢生之才智沒有能夠拯救這個給他帶來無上榮耀和漫天恥辱的帝國。學者劉廣京在《劍橋中國史》中對他的基本判斷是：「李畢生對外國的意圖始終懷疑。他同外國人的所有交道中，都堅持維護中國的利益。」遙想59年前的1842年夏天，風華正茂的安徽才子李鴻章弱冠赴京。是年，中英《南京條約》剛剛簽署，少年李鴻章心憂國難，做《入都》十首，詩內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時傳誦京城。[55]然而，在其後的將近一個甲子裡，他卻連續簽下《煙臺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及《辛丑條約》，成了人人唾棄的「賣國第一人」。1979年版的《辭海》稱他是「中國近代史上媚外賣國的典型人物」。造化弄人，竟可至此。
李鴻章逝後，曾有人預言他的「幕中第一紅人」盛宣懷肯定是鴻運到頭了。沒有想到，他仍然是屢當重任。究其原因固然頗多，而最緊要的一條則是，國內實在沒有人比他更會辦理實業了。1901年12月，他被加賞為太子少保銜，第二年2月，授工部左侍郎，進入中央決策機構。
從戊戌變法失敗到庚子國變，中央威嚴盡失。變革力量從體制內轉到體制外，後來10年，孫中山的革命黨不斷起義，激進思潮日漸蔓延。而中國企業成長的主流，也從由上而下的洋務運動，轉而為由下而上的民間創業熱潮。
1900年之後，張謇的大生紗廠進入全盛期。在義和團運動中，北方大亂，南方卻未受影響，而局勢動盪，造成洋紗進口明顯減少，機紗市場價格挺俏。這年秋天，張謇在日記上高興地寫道：「廠事復轉，銷路大暢。」到年底，大生獲純利達11.8萬元。從1901年到1907年，張謇一口氣先後創辦了19家大大小小的企業，赫然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民營企業集團。
張謇經商十分成功，不過作為士商代表的他卻志不在此。
在「東南互保」中傾盡全力後，他繼而起草了一份《變法平議》，提出42條具體的改革意見，呈遞給朝廷後，竟無任何下文。失望之餘，他決心從實業、教育入手，在民間層面實現自己改造社會的理想。他曾對人說：「我知道，我們政府絕無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範圍內，得尺得寸，儘可能得心而已。」
張謇的精心構思是，靠一己之力量，徹底改造自己的家鄉南通縣。而實行的辦法就是「父教育，母實業」，把南通建成一個帶有自治性質的模範城市。
1903年開春，張謇在南通創辦小學。那時一般都叫「學堂」，張謇稱「學校」很是超前，10年後，新生的民國教育部才通令全國一律改稱「學校」。張謇的小學分為本科和講習科。4月23日，本科生複試的試題是他親自擬的，經義兼國文的題目是「先知先覺釋義」，歷史題為「三代學制大概」，地理題為「中國生業物產大概」，還有兩道算術題。
▲大生紗廠
據記載，考試那天，大雨滂沱，學生都是撐着油紙傘來的。監考的教習中就有以後鼎鼎大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另外還有多位日本籍教習。張謇壁立校門，淋雨迎候每一個學生。學校開學前夜，張謇和一個助理逐一檢查學生宿舍，月沉星稀中，助理舉蠟燭，他拿錘子，在每個房間門口釘名牌，把釘子敲牢，直到後半夜。他為學校立的校訓是「堅苦自立，忠實不欺」。為了提高教師收入，有一年，他在一次股東會上提議，把旗下一家墾牧公司原來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多出的近千股作為紅股份，給南通師範學校450股，公司職員460股。
南通原本是個偏處一隅的小城，在張謇辦廠之前，城內人口不過4萬，沒有任何工業，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人們按農業社會的節奏遵循着傳統的生活方式。小城被一條叫濠河的河流所環繞，千百年來有「富西門，窮東門，叫花子南門」之謂，張謇便把自己的事業都投注在南門之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他立誓要在這裡建一座中國最好的模範城。隨着他的企業日漸增多，荒蕪的城南竟漸成氣候。南通舊城內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狹窄，寬不過兩間，只能通人力車。南邊的新城則道路寬廣，可通汽車，沿着濠河和模範路，南通師範、圖書館、博物苑、更俗劇場、南通俱樂部、有斐旅館、桃之花旅館，以及女工傳習所、通海實業銀行、繡織局等企業及公共設施比鄰而興，南通向外界展示出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張謇辦的南通師範學校
張謇經商一生，所積財富數百萬兩，大多用於教育和地方建設。他的平常生活十分儉樸，每餐不過一葷一素一湯，沒有特別客人，不殺雞鴨。1903年，他應日本博覽會之邀去日本考察，買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艙客票。有人驚訝於他的節儉，他答曰：「三等艙位有我中國工、農、商界有志之士。一路與他們敘談振興實業之大事，乃極好良機，求之不得。」他曾計算，經商20多年中，用在公共事業上的工資、分紅可計150多萬兩，加上跟他一起辦企業的哥哥所捐，總數超過300萬兩。
張謇多有名言留世。他嘗言：「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卻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斯人的眼光與胸懷，實為百代僅見。
從張謇等人身上，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在國難亂世之中，新生的企業家階層並不是一群只知道維護一己利益的人，也不是一群被改造的、隨波逐流的人。他們在很多時候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理性是其他階層的人們所不及甚至不能理解的，他們因自己的事業而形成了一股特別的力量，在有些時候，竟讓人覺得他們也許是真正勇敢的人。
在晚清，張謇與盛宣懷是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的兩大代表人物，對比兩人的事業格局，十分有趣。
自1895年之後，盛宣懷的注意力全部投注在鋼鐵、礦產、鐵路和銀行等領域。這些公司均屬於資源性行業，需得到強大的政府政策扶持，因壟斷而具有暴利性。張謇的事業則在紡織業、圍海養殖等民生產業。在這些領域中，進入已無門檻，國際資本聚集，是一個充分競爭性市場。兩人事業，上下游涇渭分明，竟儼然成了規律。在後來100年的中國經濟中，國營資本大多循的是盛式路徑，而民營資本走的正是張謇道路。
1900年之後，正當張謇的紗廠生意十分興隆的時候，江浙一帶的民間資本也迎勢而上，紛紛投入現代的民生產業。其中，對日後影響最大的是無錫榮家兄弟。
1902年3月，一家保興麵粉廠在無錫西門外梁溪河畔的一個土墩上悄悄開業了。它占地17畝，工人30個，最顯眼的是它有4套法國造煉的大石磨，引擎60馬力，磨出來的麵粉又細又白，每日夜可出面300包。它的主要投資人是榮宗敬（1873～1938）、榮德生（1875～1952）兄弟，共集資3.9萬兩白銀。榮家兄弟出身貧寒，太平天國起事期間，無錫遭遇戰亂，榮氏一門幾乎滅絕，其父因為在上海鐵鋪當學徒才倖免於難。10多歲時，兩兄弟就背着一個小包裹到廣州、上海等地謀生計。因頭腦活絡、手腳勤快，他們竟慢慢地有了一些積蓄。到1896年，他們與父親一起在上海開了一家廣生錢莊，自己當起了小老闆。又過了幾年，錢莊生意清淡，父親也因病去世，兄弟倆決定轉行去做麵粉廠。
當時國內已開業12家機器麵粉廠，最出名的就是老狀元孫家鼐家族開辦的阜豐麵粉廠，保興是最小的一家。榮家兄弟的工廠從一開張那天起就不順利，當地鄉紳告榮家兄弟私圈農田，還投訴他們搞了一根大煙囪正對着學宮，有礙風水。一場官司風波打到了兩江總督府，幸好總督劉坤一是個洋務派，把訟書給駁了回去。麵粉生產出來以後，銷路很差，頭一個月就積壓了上千包，因為江南人以大米為主食，麵粉銷路在北方。榮家兄弟從來就沒有跨過江，對那邊的市場是兩眼一抹黑。開廠一年多，其他股東就灰心喪氣撤了資，兩兄弟只好把名字改成茂新，重新去辦了註冊。
▲榮宗敬
天下的生意都是咬牙熬出來的。榮家兄弟漸漸顯出了經營上的才幹。他們先是物色到了營銷上的能人，專門去打開北方市場。他們在銷售上還動了很多腦筋，比如在麵粉包里隨機放進一塊銅元，作為「彩頭」，給消費者帶來意外的驚喜，這種促銷花樣在很多年後仍然有效。1904年，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麵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來。兩兄弟還十分重視對新技術的投入。1905年，他們得知英國的制面設備比法國的要好，馬上決定購進六部英制鋼磨機器，生產能力頓時翻了一番。不久後，他們得悉美國研製出了新的麵粉機，性能更加優良，於是又下決心舉債採購。
榮家兄弟是一對十分奇特的組合。兄長榮宗敬長得濃眉方臉，英氣逼人，做起事來雷厲風行，手段霹靂；弟弟榮德生則面圓耳長，慈眉善目，慎思篤行，穩健保守。兩人在衣着上的區別也很明顯，老大喜歡穿西裝，整日髮蠟閃閃；老二終年是青衫長褂，一副鄉紳打扮。這種截然不同、頗為互補的個性也充分體現在生意上，甚至成為榮氏事業得以壯大的最重要的保證。榮宗敬大膽擴張，見到機會咬住就上，他的經營哲學是「只要有人肯借錢，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賣廠，我就敢買」，是一個典型的激進戰略痴迷者。在進口美制麵粉機時，需12萬兩白銀，茂新根本拿不出那麼多錢，榮宗敬力主向洋行借款，先付兩成，其餘兩年還清。榮德生有點遲疑，他則認定，「只有欠入，賺下還錢，方有發達之日」。1905年，就在麵粉廠剛上正軌之後，榮宗敬當即提出「吃着兩頭，再做一局」，再辦一家棉紡廠。從此，榮家靠麵粉、紡紗起家，「既管吃，又管穿」，構築出一個驚人的商業王國。當然，他的冒進個性也常常陷企業於巨大的危機。1907年，榮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機失手，造成數萬元的巨額損失，連他先父創辦的廣生錢莊都搭了進去，錢莊被迫倒閉關門。生死關頭，身在無錫的榮德生捧着自家田單及房屋單契，火速趕到上海，以此作保，才把榮宗敬從爛泥中拉了出來。
▲榮德生
後來20多年中，這種危急景象居然發生了多次，榮宗敬舔淨傷口，依然猛打猛衝，榮德生則在後面掩護救難，每每把兄長和公司從懸崖邊拉回。就這樣，榮家事業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擴張。
1900年前後，中國商業界還發生了一個很大的事件，那就是洋務派最重要的礦務實業——開平礦務局被英國人騙走了。這個騙局牽涉英、德、美三國，甚至還是由一個後來當上了美國總統的年輕人操盤的。
開平煤礦由李鴻章決策、大買辦唐廷樞一手創辦。到1895年之後，它跟招商局一樣，落入了佩着頂戴的官商之手，出任督辦的是恭親王的親信張翼。煤礦的發展需要不斷投入資金，朝廷沒有資本注入，而張翼又不願意讓商股在總股本中占據優勢，於是他選擇了對外舉債。1899年9月，張翼通過德國顧問德璀琳向英國墨林採礦公司借款20萬英鎊，以開平礦務局的全部資產作為抵押。代表墨林跟張翼談判的是一個時年25歲、叫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的美國年輕人。他在30年後成為美國的第31任總統，在他任內爆發了著名的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