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7章
吳曉波
1900年6月，義和團在天津起事，很快蔓延至北方，京津一帶驚恐萬狀。胡佛和很多外國人一樣在天津公館內被圍困了一個多月。而此時，張翼也躲進了英租界的家中。一個多月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某日，英國駐天津領事親自帶兵衝進張宅，以張家養有大量鴿子為由，認定「疑與拳匪相通」，逮捕了張翼，把他關在太古洋行的一個舊廚房裡。
▲麵粉車間
當時，慈禧已經西逃，京津被聯軍控制，「通拳匪」是一個不用審判就可以殺頭的罪名，張翼被嚇得魂飛魄散。在被關押了兩天後，德國人德璀琳出現了。他告訴張翼，天津的煤棧被燒毀了，唐山礦區亂成一片，為了避免戰火，他建議將開平煤礦掛上英商的招牌。他隨即取出一份事先擬好的「護礦手據」，內容是「委派古斯塔·馮·德璀琳為開平煤礦公司經紀產業、綜理事宜之總辦，並予以便宜行事之權。聽憑用其所籌最善之法，以保全礦產股東利益」。也就是同意德璀琳可以自行處理一切事宜。德璀琳說，只要張翼簽了字，由他向各國使館擔保張翼性命無虞。張翼簽字，第二天就被放了出來。
7月30日，得到「便宜行事之權」的德璀琳跟胡佛坐在了一起，前者代表開平礦務局，後者代表墨林公司，簽訂了出售合約，價格是象徵性的8英鎊。根據這份合約，「開平礦務局所有之地產、碼頭、鐵路、房屋、機器、貨物，並所屬、所受、執掌或應享有之權力、利益，一併允准、轉付、移交、過割與胡佛……胡佛有權將其由此約所得的一切權力、數據、利益，轉付、移交與開平有限公司」。胡佛把合約帶回墨林公司後，得到了5000美元的獎賞，這在當年是一筆不菲的報酬。接着，墨林又轉手將開平賣給一個名為「東方辛迪加」的英國財團。12月28日，新組成的開平礦務有限公司在倫敦註冊。在簽署正式「移交約」的時候，昏庸的張翼又被耍了一把，中文合同與英文合同存在明顯的表達差異，中文為「保管、託管」，英文則為「出售」。為了安撫這個慷慨的大官商，胡佛則答應張翼可以擔任終身「駐華」督辦，其所持有的3000股開平老股可換成7.7萬新股，此外還給他20萬兩白銀用於打點上下。第二年2月下旬，英軍進駐礦區，升起米字旗，胡佛被任命為新公司的總辦，並得到8000股的公司股票。他搞了半年的接管工作，在寫給董事會的報告中稱：「我們的任務完成得令人滿意，而留給我們後任的乃是一個前程遠大的企業。」[56]
開平礦務局被騙走後，闖下大禍的張翼一直刻意隱瞞此事。直到1902年11月，因為一次「降旗事件」此事才被捅了出來。當時煤礦懸掛了清朝黃龍旗和英國米字旗，英國人認為轉賣事宜已經底定，就強行降下黃龍旗，結果引起礦工的強烈抗議。有人將此事密告袁世凱，騙局才告白天下，頓時引起朝野震驚。清廷責成張翼赴英國起訴墨林公司騙取煤礦一案，隨張翼一起去的，是因翻譯《天演論》、提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出名的著名學者嚴復。這場國際官司一直打到1905年底，張翼花費了百萬白銀，經過數月14次的開庭審理，法庭最終的判決卻是，承認墨林有欺騙行為，但仍然以「無法強制執行」為理由將煤礦判給英方。清廷不敢得罪英國，此事居然不了了之。
▲胡佛
就在胡佛操盤騙取開平的時候，唯一提出抗議的是一個比他年長8歲的中國商人，他叫周學熙（1866～1947），時任礦務局總辦。根據規定，在「移交約」上需有督辦、總辦一起簽字，周學熙拒絕簽字，並因此憤然辭職。在其後10年中，周學熙為了奪回開平，謀篇布局，大開大闔，商戰從清朝一直打到民國，最終卻還是功虧一簣。
【企業史人物】北方一周
晚清至民國初，北方最著名的實業家就是周學熙。
周學熙是繼盛宣懷之後，聲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父親周馥早年追隨李鴻章，官至兩廣總督，也是一個著名的洋務派大臣。他跟袁世凱關係緊密，一度成為北洋政府的財政操盤手。周氏實業龐大，是民國初期規模最大的實業集團之一，周學熙與江南的張謇並稱為「南張北周。」
周學熙30歲時就當上了開平礦務局的總辦，一方面是因為他精於商略，另一方面則因周家與張翼是兒女親家關係。張翼賣局後，周學熙憤然辭職，隨後投奔當時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山東巡撫袁世凱。兩人氣味相投，袁世凱的一個兒子與周學熙的妹妹結婚，於是親上加親，結成官商同盟。
▲周學熙
周學熙對開平被騙耿耿於懷，發誓要將之收回。他認為能源是一切工業的基礎，「煤為製造之根本，根本不立，他事皆無基礎」。在張翼倫敦敗訴後，他當即向袁世凱提出「以灤制開」的策略，就是在開平礦附近，再開辦一個比開平大10倍的灤州煤礦，將開平礦區的礦脈團團圍住，然後通過競爭壓垮開平，使其就範，最終達到收回的目的。
這個很有創見和野心的想法得到了實施。1907年，灤州煤礦有限公司成立，周學熙出任總理，以50萬兩官銀啟動，另募200萬兩商股，註明「招股權限為華商，概不搭入洋股」。為了表達支持，已經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宣布「灤州煤礦三百三十平方里嚴禁他人採礦」，同時明定該礦是北洋官礦，為北洋軍需服務。
周學熙在灤州開礦時，手腳並用，土洋齊上，既使用了最新式的採煤機械，也土法上馬挖了很多小煤窯，一時間開平礦區四周星羅棋布，頓成被圍之勢，十分恐怖。從1908年正式投產到1912年，灤州煤礦產煤130多萬噸，在京津市場的銷量不斷上升。為了形成市場壓迫，周學熙一開始就用上了價格戰，同樣品質的煤硬是比開平的價低。在1906～1910年期間，開平的效益一直非常不錯，年均獲利有200多萬兩，股息率年均達12.5%。灤州煤的騷擾戰略讓英國人大呼吃不消，1911年之後，開平煤也就地降價銷售，甚至一度把價格壓得比灤州煤還低。周學熙也有點受不了，他向各洋行借款，又遭到開平公司的暗中阻撓，最後不得不發行了150萬兩的債券。
開平與灤州的纏戰，打到雙方皮開肉綻，兩敗俱傷。周學熙與英方就兩礦合併事宜多次談判交涉，雙方在公司性質、利潤分配和管理權三個敏感問題上爭執不下。最後，英商眼看中央政府抱定支持周學熙的態度，爭執下去已沒有好處，便同意將開平交還中方，代價是要「贖款」270萬英鎊。周學熙討價還價，減至178萬英鎊。英方已決定同意。可是，局勢在1911年10月又發生了180度的大突變。
那個月，武昌爆發了辛亥革命，朝廷岌岌可危，北方港口各國軍艦拉響警笛，仿佛又重現11年前庚子國變的兇險景象。灤州公司的股東們生怕再次出現當年被洋人槍桿子奪走煤礦的悲劇，匆匆同意再議合併。於是，主客頓時易位。11月，開平、灤州達成「合辦條件協議十款」，同意合併成中英開灤礦務有限公司，股權對等平分，利潤則由開平得六成，灤州得四成，管理權由英方把持。
開灤合併的得失，在商業史上很有爭議。有學者認為，這場合併對於開灤雙方都是好事，兩大煤礦從此不再打價格戰，達到了整合的規模效應，在商業談判上也算是平等，與當年的張翼賣局已不可同日而語。也有學者認為，開灤合併實質上是「以開並灤」，灤州煤礦以十倍面積只得四成利益，而且管理權盡入英人之手，其結果與周學熙的開辦初衷簡直南轅北轍。開灤案例再次以最直接而殘酷的方式證明了那個道理——國不強，則商不立。此後30多年，開灤煤礦始終被英資公司控制，一直到1948年年底才由新中國收回。
周學熙對開灤合併的結局當然是十分傷感，他拒絕出任新公司的督辦。在日記中，他慨然曰：「吾拂虎鬚，冒萬難，創辦灤礦，幾瀕絕境，始意謂，將以灤收開，今僅成聯合營業之局，非吾願也。」[57]他還在家中寫了一副對聯：「孤忠惟有天知我，萬事當思後視今。」壯士未竟之意，斑駁落寞紙上。
就在灤州煤礦跟英國人大打出手的同時，周學熙利用袁氏背景創辦了眾多實業。跟盛宣懷一樣，他經商的主要手段是謀求官商壟斷，而一生最重要的商業對手，則大多是跨國公司。
▲當年北京水票
1906年，他辦了啟新洋灰廠，是當時唯一的大型國產水泥工廠。當時水泥市場被日本企業壟斷，為了擠垮啟新，日商採取價格戰，一袋日本水泥在日本本土的銷售價是2.97兩，運來中國的運費平均每袋2.5兩，但日商卻以每袋3兩的價格出售，明擺着每袋虧損2.4兩。啟新起而應戰，將原來每桶的售價從2.25兩降到1.55兩，袋裝水泥則從每袋1兩降到0.7兩。為了降低製造成本，周學熙要求自己控制的灤州煤礦以七折價格向啟新供煤。同時，他充分利用官商優勢，包攬了當時幾乎所有重要的建築工程項目，諸如淮河鐵路橋、黃河大橋，青島、煙臺、廈門、威海等地的海壩、碼頭，以及北京圖書館、燕京大學、大陸銀行、交通銀行、河北體育館、上海郵政總局等有名建築，用的都是啟新公司的馬牌水泥。在修建京張、京漢鐵路時，朝廷甚至明令要求使用馬牌水泥。雙管齊下，周學熙硬是從日本商人手中搶走水泥市場，壟斷中國市場10餘年，銷量達到全國總銷量的92%以上。
1908年，周學熙獲准在京城建設自來水工程，他用22個月把20萬米長的水管鋪遍了北京城。1915年，周學熙在天津創辦紗廠。他向袁世凱討得特權，所購機器物料及棉花等原料免除一切捐稅，製成的紗布也只徵收一道出廠稅，之後在各省銷售不再徵稅。這種優惠自然讓紗廠獲得暴利。此外，他還創辦了中國實業銀行，投資創辦耀華玻璃公司，擁有公路、鐵路和運河的運輸主動權，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周氏企業集團，其總資本最高時達到4000多萬銀元，為全國最大企業集團之一。
在經商同時，周學熙還擔任了袁世凱的「錢袋子」。1912年，袁世凱出任民國大總統，國庫空空如也，周學熙受邀出任財政總長。他跟英、法、美等六國財團洽談借款事宜，當時國事一日三變，南北貌合神離，以周學熙的手段竟也沒有騰挪的空間。在袁世凱的催促下，向英國滙豐、德國德華等五國銀行借款2500萬英鎊的《善後借款協議》最終達成。這筆貸款以全國鹽稅為抵押，是財政史上的一大痛事，而且，債券九折出售，八四實收，實際借到不過2100萬英鎊，再扣除之前的種種墊款600萬英鎊、各省已借的280萬英鎊以及革命期間各國損失賠款200萬英鎊，政府實得竟不過債面的一半，可是，47年的利息卻高達4285萬英鎊。周學熙在這場談判中百般周旋，受盡折磨，條款公布後更是被國人痛罵賣國，他深以為恥，不久就辭去職務。
1915年，他再度被袁世凱請出擔任財政總長。當時，張謇擔任農商總長，「南張北周」一同入閣，算是報章上的一件逸事。兩人都由官紳而成巨商，但是卻因路徑不同，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經濟政策理念。
張謇在創業過程中深受官僚之害，所以他一直認為官方介入企業只會破壞經營自由，與民爭利，必然導致企業的失敗。他同情在官僚和外商夾縫中艱難生存的民營企業，用「千萬死中求一生」來形容私人企業的困境，所以他願意代表私人資本發出縮減壟斷、擴張民營的呼聲。他就任農商總長後就發布公告：「從今天開始，凡隸屬本部的官辦企業全部停辦，改由招商承辦；但是有一些大宗的實業，比如絲茶機械等，一兩家私人公司是無法經營的，但其重要性關乎社會農商業的進步，那麼，可由官方先作規劃，引起人民的興趣，然後交給民營承辦。」其思路脈絡，與日本明治維新的主張基本吻合。
周學熙則儼然是官商出身，所從事商業都與政府絲縷相關，頗得其利。所以，與張謇的自由商業主義全然不同的是，他在財稅經濟等各方面都表現出強烈的國家主義。他提出要「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使各種產業勃興，大開利源」[58]。他主導規劃了十大實業與交通建設項目，包括雲南銅礦、延長石油、利國鐵礦、漠河金礦、秦皇島商埠、海塘船塢、口北鐵路、各省鐵路，沿江一帶實行森林法，開設紡織工廠等。這些項目都帶有濃厚的中央計劃色彩。
▲任命狀
也是在當總長的時候，他謀劃在天津辦紗廠。他一方面廣邀政府中的大員入股，袁世凱的兒子、政府總理、內閣部長及大軍閥等多人成為股東；另一方面就是向政府爭取種種政策優惠，在取得了稅收上的重大減免後，他甚至還提出「在直、魯、豫三省專辦30年」，也就是整個華東地區只能由他老周家獨營紡紗廠。此議要得到財政部和農商部的共同批准。周學熙自己就是財政總長，很爽快地蓋了「同意」的大印。到了張謇執掌的農商部卻卡了殼，這一條硬是被攔了下來，周、張二人一時鬧得很不愉快。
袁世凱稱帝未遂，身死北京。周學熙失了靠山，以往優惠一一失去，各家實業更是成了軍閥們侵蝕爭奪的對象。周學熙急流勇退，到1927年已基本退出商界，這時他不過61歲。其後20年，他一直躲在天津三多里的周公館裡當十分低調的寓公。他在家中設了一個師古堂，整天穿着藍布袍子，以誦讀程朱理學打發時光，他甚至反對子孫上新式學堂。臨終時他留下《示兒最後語》詩兩首，內有「但願子孫還積德，閉門耕讀續家聲」。周氏後人再無大商者，他的兒子周叔迦成一代佛學大師，創辦中國佛學院，其孫周紹良是著名的紅學家和敦煌學家。
後世，罕有人知周學熙。他極偶爾會被提及，卻是因了一則戲劇「八卦」。1934年，出生於天津的清華大學學生曹禺創作了四幕話劇《雷雨》，因鮮明的反封建主題和濃烈的悲劇色彩而轟動一時，曹禺成了中國最傑出的話劇家之一。《雷雨》的故事地點發生在天津，主人公是個大實業家，名叫周朴園，而其居所就叫「周公館」，因此很多人猜測該劇講的就是周學熙家族的故事。一直到很多年後，曹禺才在一篇短文中「澄清」說：「周家是個大家庭，和我家有來往，但與事件毫無關係。我只不過是借用了一下他們在英租界的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59]
1905
立憲急先鋒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
辦一省事，要有一國的眼光，
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張謇：江蘇省咨議局演講，1909年
1905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激進的年份。朝廷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推出了各項變革，涉及政治、社會和財經等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範圍之廣、震撼之強早已遠遠超出百日維新時期提出的所有內容。
然而，正如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60]1905年的晚清留給後世的懸念正是：為什麼變法力度如此之大，而最終還是無法避免帝國的覆滅？覆滅是變革導致的結果，還是變革失敗的結果？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經濟變革與政治改革的權重各有多大？它們應該如何協調推進？而且，企業家階層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變革的能量其實已經蓄積了30年，它只是不斷地被打斷，然後又在內部的爭亂與外部的侵辱下，再次更猛烈地集結。它如地火在地表層下憤怒地流淌，一有裂縫，就會不可遏制地噴射出來，造成巨大的、難以控制的動盪。在1905年，三種力量角力中國的態勢已經十分明顯，一是立憲派，一是革命派，一是搖擺遲疑的朝廷執政者。三者之間的力量消長以及妥協合作，將決定中國的命運。企業家階層在這時還沒有構成一支獨立的力量，他們因各自理念、利益訴求的不同，而分別選邊投靠。
庚子國變後，國民情緒曾經陷入短暫的消極，然後又被極大地激發起來，而刺激點便是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當年2月6日，日本對中國旅順口的俄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兩國為了爭奪在東北的利益，以中國領土為戰場，展開了一場大戰，清政府竟然以「彼此均系友邦」為理由，宣布「局外中立」。這一仗一直打到1905年5月，以日本戰勝結束，這個東亞小國，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先後戰勝人口、國土面積均數十倍於自己的兩個大國，真正不可一世，崛起成亞洲最強的現代國家。
▲慈禧
在日俄戰爭中，中國東北變成焦土一片，百萬國民生靈塗炭，而主政者卻無比屈辱地作壁上觀，其無恥低能已無以復加，帝國的威嚴和信用雙重破產。在士大夫和知識階層，民族主義猛然抬頭，求變之聲不可阻擋。據日本學者市古宙三的計算，在這一年前後，前往日本留學的青年大大增加，人數很快超過萬人，費正清稱之為「到此時為止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61]，其中不少人成為中國政界、軍界、知識界和商界的重量級人物。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龜次郎在1927年曾統計說：「今日中國軍人中，位居中上將者，有三分之二曾經留學我國。」[62]在國內，一項又一項的變法被提上了日程。
變法的內容，主要涉及財經、社會和政治三大方面。
清政府在財經上的除舊立新顯得最為大膽，這一點在後世很少被觀察到。因為不涉及政體，所以，晚年的慈禧對財經變革的奏摺幾乎是「從善如流」。然而，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規劃以及國家主義的模式，晚清的經濟變革宛如一個怪胎，最終也因為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利益鏈條的崩裂，而直接導致了帝國的滅亡。
早在1903年7月，朝廷就專門設立了商部，作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關法律的主要機構，下屬設立了商務局、勸業道、商律館、商報館、公司註冊局、商標局等各級商務行政機構，張謇等商界名流被延聘為商部顧問官。第二年1月，商部頒布《欽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條和《公司律》131條，這是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公司法。此後，商部又頒布實施《商會簡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規，1906年頒布《破產律》和《試辦銀行章程》、《大清礦務章程》，等等。這些法律的擬訂和發布，建立了第一套比較完整的商法體系，意味着中國公司由沿襲千年的特許主義，進入了現代商業的準則主義。1906年，朝廷進一步將商部改組成農工商部，同時設立學部。
商部還仿照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商會模式，倡導各地商人設立商務總會和分會。1904年頒布的《商會簡明章程》有26條具體的操作規則，其中第二條規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經各行眾商，公立有『商業公所』及『商務公會』等名目者，應即遵照現定部章，一律改為『商會』，以歸畫一。其未設立會所之處，亦即體察商務繁簡，酌籌舉辦。」這是中國第一次允許民間創建商人組織。
在行政機構創建、法律擬訂和商人組織的倡建中，朝廷多次表達了對商業的尊重。在商部成立的章程第一款中，就明文規定：「設保惠司，專司商務局、所、學堂、招商一切保護事宜。」1904年的一份上諭中更說：「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未始不因乎此。」所以，必須「掃除故習，聯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致啟弊端，保護維持尤應不遺餘力」。這些聖旨語言上傳下達，對社會風氣和輿論的引導無疑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
更有趣的是，為了表達重視商業的決心，朝廷算是費盡了腦筋。雖然皇帝手中已經沒有「米」了，但還是可以送出一大堆的「帽子」，在專門公布的《獎勵公司章程》中就明確寫着，「現在朝廷重視商政，亟宜破除成見」，於是規定，獎勵之大小視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000萬元以上者，獎予商部頭等顧問官職，並加一品頂戴；集股2000萬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頂戴及雙龍金牌；1000萬元以上封男爵；500萬元以上、800萬元以下者，則獎予商部四等顧問官，加四品頂戴。一個叫張振勛的商人因集資招股和捐獻「貢獻尤大」，被授予侍郎銜三品京堂候補、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太僕寺卿。
這種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見。民國學者楊杏佛曾感嘆地說：「中興名臣曾國藩僅賞侯爵，李鴻章不過伯爵，其餘百戰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獎勵創辦實業之工商，一掃數千年賤商之陋習，斯誠稀世之創舉。」[63]這種用行政等級「吸引」和「獎勵」企業家的行為，似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百年以後仍屢試不爽。
清政府在經濟領域接二連三地釋放出來的變革決心和措施，讓中國氣象為之一新。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認為：「只是在1905～1911年中國工業出現之後，利潤的誘惑才占了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
自《公司律》等法律出台後，中國有了正式的公司數量統計。據張忠民在《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64]一書中的計算，從1904年到1910年，全國正式註冊的公司大約410家，遠遠高於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據林增平的統計，前30年有據可查的72家近代企業中，官辦、官督商辦占總資本額的77.6%，商辦只占22.4%，到這一時期前後正好倒了過來，商辦資本已占76.3%。1905～1908年中，全國新設廠201家，投資合計達4581萬元，年均設廠50家，年增資本1145萬元。年均設廠數分別超過洋務運動30年間所設廠數的20多倍與甲午戰爭後的2.5倍，投資額分別超過5.7倍與2.9倍。投資範圍也更為廣泛，除原有的繅絲、棉紡、火柴等業有了較大發展外，煙草、肥皂、電燈、玻璃、鍋爐、鉛筆、化工等業也有了民族資本企業的出現。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時已達977家。
很多學者稱，1905年前後數年，「民之投資於實業者若鶩」，公司創辦數量超過了洋務運動30年國家投資的總額。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斷定，1905年是中國現代工業發展的新起點，即從「國家興業時代」進入了「國人興業時代。」
▲張謇的通海墾牧公司股票
1907年，創辦8年的大生紗廠舉行第一次股東會。當時，大生對其他企業的投資和資金往來達到了40萬兩，這些投資並未經過股東同意。會議的記錄迄今仍較為完整地保存在南通檔案館的大生檔案中。在1904年《公司律》頒布之前，大生的地位可以說是「無限制、無法律之地位」。張謇的好友、官股代表鄭孝胥提議「改為有限制、有法律完全之公司」，取名「大生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贊成。至於另外投資的企業，則建議成立一家「通海實業公司」來管理，不與大生發生直接關係，在原有40萬兩以外加撥20萬兩，共60萬兩，算是大生撥給通海的股本，分12萬股，每股5兩，股票分發給大生股東。
在股東會上，還發生了一場官股與民股的爭論。
會上有股東提議確立股權，1～100股，每股一權；100～500股的每20股加一權；500股以上到無限股，每40股加一權。股東王紹延當場提出：「商股沒有500股以上的股東，所定500股以上每40股加一權，明明是為官股而發。」另有股東則認為：「這樣設計，大股太吃虧，特別是官股。」股東張澹如說：「官股股數多，不是商股所能敵，股數多的，權數遞減，為保護小股，不能不這樣。」股東陸叔同則質疑：「為什麼官股一定不能保護小股？」此外，還有一個叫劉厚生的股東給出了其他公司的做法，譬如，浙江鐵路公司權數用遞加法，江蘇鐵路公司權數至多不得超過25權，兩公司都沒有官股，但對大股都有限制，「可見這是公例，不是專為官股而定」。
這場爭論的焦點是如何規範官股在大生中的決策權力。儘管在張謇任內，官股一直只分紅而不參與決策，但是民間股東顯然對此還不放心，他們試圖用制度的方式來加以明確。
好在官股代表鄭孝胥是個開明之士，他說，《公司律》不分官、商，凡是入股的都稱股東，股有大、小之別，無官、商之別，會場上不可提「官股」、「商股」字眼。在他的支持下，股東會最終通過決議，「將500股以上，每40股加一權刪去。1～100股，每股一權，101股以上至無限股，每20股加一權」。這樣的制度設計，明顯有利於股份較小的民間股東。
跟經濟變革上的大刀闊斧相比，清政府在社會變革上的力度稍顯不足，而在政治變革上則是遲疑搖擺。
早在1902年，皇帝便下令禁止婦女纏足。1904年，諭令創辦新學和頒布教學大綱，同時准許婦女就讀新式學堂。所有這些，實際上是從法律上承認了近30年中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包括女權主義、現代化教育。到1905年，最驚天動地的變革法令就是「廢科舉」。
▲女子學校
9月，張之洞、袁世凱等人會銜上奏，要求立即停開科舉，理由是：「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當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宣布從下一年起廢除有1300年歷史的科舉制度。
「廢科舉」是一樁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它讓中國人從落後、刻板的孔孟儒學中徹底解放出來，在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上向現代文明靠攏，其深遠意義是怎麼評價都不為過的。不過，從國家治理上來看，它卻成了現有政權被顛覆的前兆。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具有一定的公平性，是一般貧苦子弟向上層社會躍進的唯一途徑。費正清評論說：「在一個我們看來特別注重私人關係的社會裡，中國的科舉考試卻是驚人的大公無私的。每當國勢鼎盛、科舉制度有效施行時，朝廷總是盡一切努力消除科場中的徇私舞弊。」[65]它的廢除，熄滅了一代知識青年對朝廷的最後一絲眷戀，精英階層從科舉的既定軌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變成一股反對的、無從把控的力量。一個可比照觀察的事實是，1978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之初，最早的一個變革措施就是恢復高考制度。在敏感的社會轉軌時期，一廢一復，頗可參研。
▲派往歐洲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及隨行人員
在政治上，最重要的變革呼聲是君主立憲。
在這一點上，洋務派和維新派達成了高度的共識，他們都成了立憲派。6年前被追殺的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已成主流，譚嗣同臨死前的那句「去留肝膽兩崑崙」竟成事實。日俄戰爭被看成是兩種體制的較量，立憲派的《東方雜誌》在評論中認為，「此非日俄之戰，而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也」，日本的勝利似乎佐證了這個觀點。1905年6月，也就是日本獲勝後的一個月，張之洞、袁世凱等人連連上奏要求立憲，當時全國八大總督中有5人明確主張立憲。朝廷在7月發布聖旨，同意委派大臣出洋考察。
站在立憲派對立面的是革命派，他們提出了比君主立憲更為激進的政治主張，那就是暴力革命。1905年2月，年方20歲的革命黨人鄒容病逝於上海監獄中。他之前出版了《革命軍》一書，鼓吹推翻現有政權，他痛斥歷代滿清皇帝都是「獨夫民賊」、「無賴之子」，慈禧更是「賣淫婦」。他高呼「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12月，身在日本的留學生、30歲的陳天華蹈海自殺，留下《警世鐘》、《猛回頭》兩書。他們的思想代表了當時最為激進的革命思潮。還是在這一年，9月24日，清政府委派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北京車站出行前遭到炸彈襲擊，27歲的刺客吳樾被炸裂胸腹，手足皆斷，當場身死。他生前與陳天華等人結為知交，推崇「恐怖革命」。[66]
我們接下來要觀察的事實是，在這種大轉型的年代，當立憲派與革命派形成對立，中國命運面臨重大抉擇的時候，企業家階層將做出怎樣的選擇，他們又有過怎樣的作為。
我們先從當年的一個新聞說起。1905年12月，上海發生了一起轟動一時的大鬧會審公堂案。
當時，一名廣東籍的官太太黎黃氏因丈夫亡故，帶着15名婢女由川返粵，路過上海時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販賣人口罪名拘捕。租界會審公廨審理此案時，又發生中英兩國會審官對女犯應當關押在何處的爭議。英方陪審官德為門粗暴地宣稱：「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領事的命令。」中方會審官關炯之憤然說：「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領事。」爭執之下，德為門喝令巡捕用武力搶奪犯人，並將關炯之的朝服撕破。旁聽的中國人對本國官員受辱反應強烈，衝上公堂，四處圍打巡捕，還放火燒了巡捕房和德為門的汽車，英巡捕則悍然開槍打死多人，並抓了500多個中方民眾。血案爆發後，英租界的華人商號紛紛罷市抗議，而洋巡捕也不甘示弱，竟一律罷崗，租界頓時陷入混亂。上海的這起國際糾紛引出一番喧囂風波。
英人在中國最為勢大傲慢，清政府懦弱無能，不敢正面應對，便委請商人出面協調。那些被派出交涉的華商大佬們一一出場，卻都碰了一鼻子灰回來。這時候，一個不到40歲的上海商人虞洽卿（1867～1945）出手，扮演了一個調停者的角色。
▲虞洽卿
自1843年上海開埠以來，一向善於經略的寧波商人就是人數最多、勢力最大的一個商幫。孫中山曾評述說：「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影響與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虞洽卿的崛起頗得其勢。跟上海灘上的許多商人一樣，虞洽卿的出身也是一個貧窮的「掘金者」。1881年，他14歲時從寧波鄉下來到十里洋場。當日下大雨，他生怕媽媽親手縫製的新布鞋被雨淋濕，就把鞋抱在懷裡，赤着腳去投奔一個開顏料行的親戚。他僅讀過三年私塾，但是幹活勤快，頭腦靈活。在顏料行里，虞洽卿經常與外國洋行接觸，便苦學英語，不多久就講得十分流利，這為他日後的洋場生涯打下堅實基礎。很快，他未及滿師就升為跑街，負責店裡的業務聯絡。店主為了留住這個年輕人，不斷用加薪、贈乾股等辦法籠絡他。在顏料行做了10年後，虞洽卿進德商魯麟洋行任跑街，不久升買辦。4年後，他捐了400多兩銀子，從朝廷領得了一個候補道台的頂戴頭銜，同年靠自己的積蓄買進閘北升順里、順徵里的幾十幢房產，組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房地產公司，此外他還籌建了一家名叫通惠銀號的小銀行。又過了6年，他跳到華俄道勝銀行出任買辦，繼而又轉任荷蘭銀行買辦。荷銀是當時遠東最大的國際財團之一，虞洽卿一直到抗戰時逃離上海才卸任此職。在隨後的30多年裡，虞洽卿一邊為洋行當買辦，一邊操持自己的生意，左右逢源，互不耽誤，竟成就一番事業。
與同時代的上海商人比肩而立，虞洽卿的產業並不是做得最大的，不過，他卻是影響力最大的一位。在後來的數十年間，他遊走在洋人、勞工、資本家、政治家以及黑社會幫派之間，是最為八面玲瓏和有斡旋能力的中國商人，有「老娘舅」[67]之稱。他以「一品百姓」自居，精明、急利卻也有着兼濟眾生的古典情結。在亂世之中，他始終艱難地堅持商者的獨立人格，然而卻又在後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做出了一個改變中國企業家階層集體命運的舉動。
虞洽卿第一次展露「調解人」才能，是在1898年。在當時的上海法國租界，法國商人以建立醫院和屠宰場為由，強行平毀了一處寧波商人的墓地墳冢。華人向以祖墳為最不可侵犯之神地，法人的蠻橫當即引起喧天公憤，甬商原本就在上海勢力龐大，一怒之下宣布大罷市。誰想法租界當局竟也十分強硬，不肯讓步，雙方一時僵持不下。便在這當頭，虞洽卿跑去找同鄉的「短檔朋友」，鼓動這些賣苦力的窮人也一起罷工。他特別說動了租界裡的女傭們，鼓動她們不去給洋僱主們洗衣燒飯，他則在背後出錢襄補。商人罷市、苦力罷工、女傭罷洗，法租界立即亂成一團，虞洽卿又只身前往當局交涉。法國人只好讓步，墓地產權終被歸還。經此一役，虞洽卿在上海灘上開始小有名氣。
大鬧會審公堂案發生後，又是虞洽卿擺平了這場棘手的風波。
虞洽卿的伎倆還是在洋人和民眾間玩「危險的遊戲」。一方面，他以買辦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溝通，另一方面則又找來那些「短檔朋友」，請他們在自己的公寓裡聚會暗謀。他鼓動說：「華官尚復侮辱，若不力爭，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劃下，各個階層的租界華人宣布實行無限期的總罷工。當事態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轉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國的駐滬領事館——他曾經為三個國家的銀行當過買辦——懇請他們出面協調平息此事。靠着這番縱橫捭闔，英租界當局終於退讓，被迫撤去滋事的主審官，撤懲毆打華官的巡捕房捕頭，向中國官廳公開道歉，並釋放黎黃氏和所有被押華人。
▲清朝的巡警
過去數十年間，華夷相爭幾乎都以中方的隱忍和妥協收場，屈辱避讓已成慣性，此案得以這種完勝結局收場，當然讓朝廷和所有華人大呼痛快。公案了結當日，蘇淞太道台袁樹勛、公堂公審官關炯之特意攜手虞洽卿，三人一道來到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緩緩步行，沿途大聲招呼各家商號大膽開市。虞洽卿顧盼生風，一時婦孺皆識。
「會審案」後，虞洽卿順勢再上。他寫信給租界的工部局[68]，以協調英華商人的各類事宜為由，提議增設華商董事。1906年2月，工部局同意成立華商公議會，虞洽卿等7人為首屆華商董事。
虞某兩次調停得逞，與他善於利用「短檔朋友」的力量十分有關。他出身草根，自然跟底層群眾有天然的呼應。20世紀初的上海灘，魚龍雜處，是一處天大的「冒險場」，除了政客、文人及商人之外，人數最為眾多、情緒最容易被煽動的勞工階級以及底層社會人士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每一次社會動盪及革命，他們都是被利用和倚重的最主要的力量。
當時上海底層主要有兩大幫會勢力。一是黃金榮（1867～1953）。他是虞洽卿的寧波同鄉，此人從光緒十八年（1892年）起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後升探目、督察員，直至警務處唯一的華人督察長。他自立黃門，招募弟子過千人，操縱上海灘的鴉片、賭博等黑色生意，是名聲最大的「流氓大亨」。二是杜月笙（1888～1951）。他出生於上海浦東，在十六鋪水果行當學徒，後入青幫漸成老大。他開賭場、運鴉片，籠絡數千門徒，還以豪爽疏財出名，廣結名流，連大學者章太炎、名士楊度、名角梅蘭芳都與之私交甚篤。
跟黃金榮、杜月笙二人相比，虞洽卿則是一個正經商人。他深諳在亂世之中，「槍桿子裡面出真道理」。於是，在倡議成立華商公議會之後，他順勢提出創辦「華商體操會」，組成一個自衛的武裝力量以保護華商在租界的利益。此議經他奔走呼籲，竟也得通過。「體操會」的成立讓虞洽卿擁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裝組織，這使得他不但在商場和官場上平添了新的話語權，更讓他在與黃金榮和杜月笙的交際中，腰板又硬朗幾分。此三人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上去鶯歌燕舞，實質上暗潮洶湧的上海灘各自控制着一股黑色的勢力。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他見朝廷官員時必穿西裝，見洋人時則一身對襟大衫，見商賈同人和幫會兄弟時，則西裝、長衫或道台頂戴按需輪換，從容行走於各色人等中，宛若一條遊走自如的「變色大龍」。
虞洽卿與清廷諸多大臣關係密切，特別是跟皇親愛新覺羅·載洙、南洋大臣端方私交甚篤。他曾為北洋新軍採購軍裝，很是賺了一筆。1909年，他通過端方向清政府建議籌組「南洋勸業會」，以提倡實業。此會系官商合辦性質，是中國第一次國貨展覽會，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次年在南京開幕。勸業會分設農業、醫藥、教育、武備、機械和通航等分館，還專門為外國物品設了三個參考館，會期三個月，觀摩人數達20萬之眾，各地機巧商品讓國人大開眼界，可謂盛況空前。籌辦人虞洽卿因此得到朝廷的褒獎，端方甚至保薦他出任正三品的勸業道。
不過同時，虞洽卿又跟革命黨人走動十分頻繁，尤其是與上海同盟會首領陳其美稱兄道弟。便是在這時，他結識了陳其美的結拜兄弟蔣志清。蔣志清比虞洽卿小20歲，因為是寧波同鄉，所以很是能談到一起。此人日後更名蔣中正，字介石。
虞洽卿在1905年前後的種種活動，泄露了兩個「線頭」：其一，企業家階層日漸以自覺的姿態，成為新市民社會的主流，在執政機構疲軟消極的情形下，他們部分地擔負了行政主管的責任；其二，他們遊走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在立憲與革命之間搖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