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 第9章
吳曉波
這場借款風波，政商對立，劍拔弩張，驚險非常，堪稱企業史上很奇特的一幕。招商局董事們的行為，表明在當時的氛圍中，企業家階層正呈現出前所未見的博弈力量。這項借款事宜達成後，英美兩國擔心日本從此控制招商局，便積極阻止，最終以招商局借給滬軍都督府50萬兩了事。
虛驚一場的招商局從此進入完全商辦時期，一直到1932年，它又被蔣介石政權以無比強勢而血腥的方式收回為國有。[82]
清王朝的滅亡，在商業世界引起的另外一個連鎖效應，是「天下第一商幫」晉商的「殉葬」。
山西商人從明朝中期起就因善於經營而崛起，他們在中國北方以及俄羅斯等北亞地區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商業網絡，控制了綢緞、茶葉貿易和錢莊生意。而他們最大的商業模式創新發生在1823年，在山西平遙縣，一個叫雷履泰的人發明了「通匯通兌」的票號模式。在當年的貿易往來中，商人們遇到的最頭痛的難題是異地匯兌，10萬兩白銀的重量就有2.5噸，往來搬運，不但費用高而且風險很大。這一直是千百年來商業貿易最棘手的難題，因此催生了兩大生生不息的「衍生行業」，一是押錢的鏢局，二是各地的劫匪。雷履泰原本是一家顏料行的掌柜，他發明了「匯銀於此，取銀於彼」的匯兌模式。他設計了一套完整的匯票防偽辦法，能夠保證異地兌換的安全性。他將顏料行改成了票號，起名為「日升昌」，掛出的牌匾就是四個字「匯通天下」。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日升昌在國內主要城市開出35家分號，形成了第一個全國性的匯兌金融網絡。受其啟發，山西商人紛紛涉足票號業，有清一代，全國共有知名票號51家，其中43家為山西人所開，僅平遙、太谷、祁縣三地就占了41家。日升昌所在的平遙縣城西大街上，一度比肩林立了10多家票號總部，其顯赫尊貴，堪比後來的紐約華爾街。因為匯兌靈活，誠信可靠，連朝廷的官銀和王公貴族的存款也大多託付於山西票號。可以說，晉商控制了中國的金融業，他們也因此成為富甲天下的第一商幫。
▲陳光甫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西逃。在經過山西時，山西票商盛情接待，支付了這個流亡朝廷的所有花銷，日升昌因此還得了一塊「急公好義」的御匾。然而，戰亂給票商造成了慘重損失，京城一帶的山西票號分號被搶劫一空，賬本被燒。王公官吏們帶着存摺或銀票逃到山西，要求兌現銀錢，票號東家們挖出自己窖藏的銀子，咬牙兌付。20世紀最初的10年，帝國搖搖欲墜，與之關係密切的票號也病入膏肓。時局穩定時，生意尚可一做，一旦戰亂，票號首先遭殃。1911年武昌起義，各地票號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僅日升昌在北京等5個城市被搶的銀子和財物就達15萬多兩。天下更易後，清政府所欠的巨額債務無人承攬，票號遭到滅頂之災。據計算，晉商因中央財政破產而造成的損失超過1200萬兩白銀。更致命的是，票號模式受到了新興商業銀行的挑戰。一些先覺的票號掌柜曾經商議將票號改組為銀行，但是，亂局之下重組無術。1913年，在袁世凱政府財政部的牽線下，山西票號提出向美國銀行團借款500萬元銀洋作為本金，以重組票號體系，但終因不能提供抵押，被拒絕借款。這一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號，被拖欠的債權達3100多萬兩白銀，日升昌17個分號中債權近300萬兩白銀。各地軍閥更是催逼甚急，廣西軍政府端着步槍衝進日升昌的票號，強行提走10萬兩前清官銀。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報》刊出了一條轟動中國商界的大新聞，「天下票號之首」日升昌宣布破產。報道描述道：「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傳，倒閉之日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當懸日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晉商「殉葬」後，中國的金融中心從平遙縣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場的上海。穿馬褂的票號日漸式微，着西裝的銀行取而代之。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就在日升昌破產8個月後，1915年6月2日，在上海寧波路8號的一個石庫門房子裡開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後簡稱上海銀行），資本7萬銀元，職工只有8人，總經理是34歲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生陳光甫（1881～1976）。他問員工：「我們該怎麼服務於顧客？」員工答：「不論顧客辦理業務的數額是多少，1000元還是100元，我們都要熱情接待。」陳光甫說：「你們只答對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錢不辦，我們還是要熱情接待。」
陳光甫辦的不是第一家民資銀行，但卻是第一家與國際金融慣例全面接軌的銀行。在之前，所有的票號、銀行均將攬資對象定位於政府、企業和有錢人，陳光甫卻把目光對準了普通市民。他破天荒地推出了「1元賬戶」，只要有1元錢就可以在他的銀行里開戶，上海銀行因此被同行譏笑為「1元銀行」，但是，正是這種平民理念讓陳光甫別開天地。他將西方銀行業的經營管理方法和制度逐步引入中國金融業，先後開創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一系列儲蓄種類。他很善於從國人的消費中發現外資銀行無法看到的商機。中國人在辦紅白喜事的時候有送禮的習慣，上海銀行因此發行了紅色、素色兩種禮券，專門用於饋贈。[83]
此外，與傳統的錢莊所不同的是，陳光甫敏銳地看到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前途。上海銀行積極向民營棉紗廠、麵粉廠放貸，甚至還吸引工廠主成為銀行股東，這讓它在隨即到來的工業化浪潮中大獲其利。在此後20多年裡，陳光甫先後在國內開了80多個分行，還在美國、英國設立分支機構，儼然成為最重要的民資銀行家。
從雷履泰到陳光甫，中國金融業脫胎換骨。
【企業史人物】百貨四子
1914年，上海南京路被鋪上了鐵藜木路面。「北京的蓬塵，倫敦的霧，南京路上紅木鋪馬路。」一首童謠傳唱滬上。也是在這一年，南京路、浙江路口的西北角開始興建一座七層高的大樓。它的建築具有異域的巴洛克風格，底層設騎樓式外廊，外廊內設大櫥窗，二、三層間用愛奧尼克立柱支托三層以上部位的弧形出檐，四層為鑄鐵陽台，五、六層為雙扇窗。東南轉角立面的六層頂部蓋一座摩星塔，基座設大鐘，屋頂有花園。這座大樓蓋了三年，1917年10月，先施公司開業，這是上海第一家大型百貨商場。
▲上海先施公司是民國時期四大百貨公司之一。旁邊的東亞大酒店保存至今
先施開業一年後，在它的斜對角出現了另一家六層高的百貨公司永安。它的建築立面用圓柱與貼壁方柱墩做裝飾，給人以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的感覺。外牆採用汰石子飾面，陳列窗口採用進口大玻璃，是上海大玻璃櫥窗的先例。它也有一個屋頂花園和高聳的塔樓。除了一至四層的百貨商場外，其他樓層還設酒樓、旅館、彈子房、舞廳、遊樂場和戲院，其模式類似後世的Shopping
Mall（大型購物中心）。
▲馬應彪
先施與永安的開張，是上海繁榮年代開始的標誌，南京路因此成為「中國第一商業街」，其商脈延續至今未絕。1926年，先施公司一個叫劉錫基（1881～1926）的經理另闢山頭，在先施的旁邊建成了南京路上的第三家大百貨商場新新公司。1936年，一個叫蔡昌（1877～1953）的商人在新新公司的西首開出大新公司。
富有傳奇性的是，南京路上的這四大百貨公司，其創業者的祖籍竟都來自廣東省的一個小縣城——香山。在近現代中國，這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地方，它誕生了最著名的革命家孫中山、晚清「四大買辦」中的三人、最早的留洋學生，以及顯赫一時的「百貨四子」。
先施的創辦人馬應彪（1864～1944）早年遠赴重洋到澳大利亞做勞工，有點積蓄後就做起了水果鋪生意。40歲那年他回到香港，開出了中國第一家百貨公司先施，當時的商場面積只有500平方米。馬應彪創出了很多第一，如首創了商品標價和「不二價」制度，售貨一律開發票，首創了從業人員每逢星期日休息制度，還首次破例雇用了女店員，這在當年都轟動一時。在香港首創成功後，他北上創辦了上海先施。
永安公司的創辦人郭樂（1874～1956）、郭泉兄弟也是在澳大利亞開水果鋪的。他們跟在馬應彪後面亦步亦趨，1908年創辦香港永安，10年後也到上海，在先施的對面開出了上海永安。永安經銷商品1萬多種，其中八成為世界各國的高檔商品，號稱「統銷環球百貨」，一時竟有「銷金窟」之稱。郭樂還掛出了一幅霓虹燈製成的英文標語「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幾乎是「顧客就是上帝」的翻版。
新新和大新的創辦人劉錫基和蔡昌都是先施的舊臣，他們與先施、永安比鄰競爭，竟都有後來居上的朝氣。新新自行設計、自行裝備了上海第一個由中國人創辦的廣播電台，因電台的房子四周是用玻璃隔斷的，俗稱「玻璃電台」。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電台最早向全市人民廣播這個重要消息並播放革命歌曲。最後出現的大新公司更是咄咄逼人，它樓高十層，營業面積1.7萬平方米，是四大百貨之冠。蔡昌還率先引進了自動扶梯和冷暖氣設備，開張之日，因看熱鬧的人實在太多，不得不賣票進場以控制人流。大新遊樂場布置精巧，內有「天台十六景」，同時開闢京劇、話劇、電影、滑稽、魔術等節目的演出。
▲上海街道
四個香山老鄉在上海灘上做同一份生意，互相競爭起來卻毫不留情，也因此留下無數精彩的商戰故事。先施原本要蓋五層，後聽說永安是六層，於是硬是臨時加蓋了兩層。永安也不示弱，當即決定在屋頂加一個「綺雲閣」。先施自然咽不下這口氣，馬上又加蓋一個「摩星塔」。有一年，先施推出優惠禮券，為了提高消費者的購買衝動，它將香煙、醬油等幾類熱銷商品的價格定得很低，永安就暗中派人拿了現款分批去吃進先施禮券，再以禮券全數購買香煙、醬油這讓先施很是吃了一個大暗虧。1936年，面積最大的大新公司開業之際，先施等三家公司先是聯手威脅國貨小廠不得向大新出售產品否則就集體停止向這些小廠進貨，及大新開張之日，又聯合舉行「春季大減價」，將部分熱銷商品的價格定得很低。大新則大打薄利多銷的廣告，它還向廠商定製了獨特規格的大新香皂、大新襯衫、大新雪茄，這已是一種很超前的零售模式了。在大新開張一年後，永安蓋成了一幢22層的高樓，再次成了群雄中的領先者。
「百貨四子」爭奇鬥豔，把一條南京路鬧得花枝招展，國際媒體稱之為「地球上最世界主義文化的馬路」。抗戰期間，上海淪為「孤島」，大批外省豪門大戶、地主逃進租界，尋求避難。一時間人口激增，商業畸形繁榮。1945年之後，內戰爆發，因國民黨政府的治理無能，上海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四大百貨商場遭遇搶購潮。到1949年春季，除了永安，其餘三家相繼撤離上海。
新中國建立後，四大百貨公司命運各異。1952年，先施公司大樓由上海時裝公司、黃浦區文化館、東亞飯店等使用，屋頂花園的納涼晚會很受普通市民的青睞。1993年，先施公司重返南京路，新址在南京東路479號。1956年，永安公司改名為上海第十百貨公司，1987年改建後稱「華聯商廈」。新新公司則從此歇業，原址改為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1953年，大新公司大樓改為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20世紀80年代前，這裡一直是全國最大的百貨商店。
1915
作為抵抗的商業
日本欺負我們，自私是它的宣言
是的，抵制所有日貨
是每個人永遠的責任
——《新聞報》刊登的詩歌，1915年4月1日
民國初立，人人期盼國家重建。但是，政治家們卻不做如是想，他們算計的是自己的權力，不同的治國理念很快讓脆弱的結盟分崩瓦解。在南方，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才一個多月，就被迫把職位讓給了北京的袁世凱。他承諾去修鐵路，可是，國民黨不可能改組成「鐵路黨」，熱血沸騰的青年革命黨人又怎麼甘心集體去當鐵路工人？軍閥出身的袁世凱更不願意讓人分享權力。在1913年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國民黨贏得壓倒性勝利，盛傳將出任內閣總理的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卻被暗殺了。很快，國民黨在江西宣布「二次革命」，袁世凱的北洋軍在戰爭中獲勝。1915年，利令智昏的袁世凱居然想當皇帝。12月，雲南首舉義旗，南方各省群起響應。這次，北洋軍吃了敗仗，不得民心的袁世凱不得不於第二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很快在鬱郁中去世。
接下來的4年，中國陷入軍閥割據。北洋軍分裂為皖、直、奉三大派系，分別控制了長江中下游、華北和東北地區。另外，山西、西南又有晉系和滇系、桂系。1917年，還有一個擁護帝制的軍閥帶着3000名「辮子軍」沖入北京城，搞了一出短暫的恢復帝制的鬧劇。這年8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結果被皖系軍閥段祺瑞打敗。在後來的10年時間裡，國民黨偏據廣東一地，臥薪嘗膽，一直到1927年才恢復元氣，再次宣誓北伐。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便意味着財富積累的推倒重來，唯有那些善於左右逢源者才能夠僥倖留存。在民國初年那樣的亂世中，企業家要站穩「正確」的政治立場無疑是困難的。逐利和渴望穩定的職業天性讓他們總是想跟強者站在一起，但是最嚴重的問題卻是，到底「誰是強者」？
身處這樣的風雲變幻之中，就連以「調解人」著稱、風舵手腕最為高超的虞洽卿也左右盼顧、不知所依。
某次，他在報刊上吹捧袁世凱是「世界上第二個、中國第一個華盛頓」。當夜，虞宅就被炸彈炸掉一角，人畜無傷，卻是驚嚇一場，一封匿名信插在門環上，信云：「貴宅被炸，乃我輩為部下所逼，不得已下毒手。希以後對我黨計劃勿再破壞，以釋前嫌。」虞洽卿哭笑不得。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這位「大調人」索性庭門大開，所有下台的政客、沒了軍隊的將軍、落難的前朝遺臣、破了產的商人，但凡找上門來一律來者無拒，絕不使之失望結怨。市井甚至有傳言，凡是縣知事一級，他都貸給300元，凡是道台、師長一級，則貸500元，所立字據，均是貸出有日，回收無期。
政局混亂如此，在很多人想來，民生經濟一定低迷不堪。但是，現實卻又大大出乎人們的想象。
事實上，自1911年之後的16年間，由於國家一直處在軍閥割據及分裂中，這客觀上造成了中央集權政府的弱勢，是自「五胡亂華」的南北朝以來，1400年間第一次出現「中央真空」。於是，這段時間成了一個絕對自由，而自由又變得十分嚇人的時代。
在此16年中，中國民營經濟迎來了一個「黃金年代」，這也是百年中唯一的「黃金年代」。
在這期間，國營企業體系基本瓦解，民營公司蓬勃發展，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明星企業家層出不窮，企業家階層在公共事務上的話語權十分強大。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唐力行在《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一書中認為，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就是在這一時期基本奠定的。從經濟增長率的數據上看，儘管有不同的統計結果，但是，高速增長是一個不爭的共識，國內學者認為工業增長率在1912～1920年間達到13.4%，1921～1922年有一個短暫蕭條，1923～1926年為8.7%。美國的經濟史學者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G.Rawski）的計算顯示，1912～1927年之間的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15%，位於世界各國的領先地位。在百年企業史上，這樣的高速成長期只出現了三次，其餘兩次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和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
「黃金年代」的出現，除了中央集權「真空」的內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動盪的歐洲終於需要一場大戰來解決所有的恩怨。1914年6月28日，一位19歲的塞爾維亞青年在薩拉熱窩刺殺主張吞併塞爾維亞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德、俄、法、意和英國很快都卷了進去。戰爭無比慘烈地打了整整4年，一直持續到1918年11月，6500萬人參戰，1000萬人喪生，最終以奧匈帝國解體、德國和意大利戰敗結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徹底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和經濟的版圖。在政治上，1917年10月，俄國爆發布爾什維克革命，世界上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遠在戰火彼岸的美國成了新的世界統治者。在過去200年中，一直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大英帝國在戰爭泥潭中耗盡了所有資源，它不得不靠向美國借貸才能支付戰爭費用。1916年10月，正在英國財政部就職的梅納德·凱恩斯——他日後因凱恩斯主義而成為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憂心忡忡地向內閣匯報說：「英國每個月要向美國借貸2億美元。」而一位叫尤斯·泰斯的勳爵大人則寫道：「我們的工作是設法讓美國人感到心情舒暢，這樣他們就能不加限制地向我們貸款。」
在亞洲地區，世界大戰的重要結局是，歐洲列強陷入混戰，無暇東顧，日本乘機擴大勢力，而對於中國來說，中國民族企業家獲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機會。[84]
從1912年到1917年，無錫的榮家兄弟一口氣開出了9家工廠。
茂新麵粉廠辦了8年之後，終於站穩腳跟，到1910年，工廠產量比初建時大了10倍，已經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廠了。這時候，兩兄弟兵分兩路，老二榮德生留守無錫，老大榮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榮宗敬在上海新閘橋開出第二家麵粉廠，起名福新。他在股東會上提出，為了擴大再生產，三年內不提紅利，所有的錢全部拿出來「滾雪球」。
為了加快「雪球」的滾動速度，以冒險為樂事的榮宗敬採取了新建、租辦和收購等多種手段。在上海灘上，他放出風聲：「只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我就敢買。」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興麵粉廠（兩年後全資收買，改名為福新四廠），到了冬天，在中興廠東面，新建福新二廠。1914年6月，他又在福新一廠的旁邊吃進土地，建起福新三廠。
▲漢口福新公司
至此，在上海閘北的光復路上，沿蘇州河，一字排開4家榮家麵粉廠。其高聳的煙囪日日濃煙滾滾，機器的軋軋聲晝夜不絕，蘇州河裡運麥裝面的船隻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壯觀。1916年，榮宗敬又遠赴漢口，建福新五廠，第二年，租辦上海老牌的華資麵粉廠華興，改名為福新六廠。從此，無錫榮氏兄弟的名聲轟響於中國商界。
榮宗敬是一個瘋狂的擴張主義者，他辦廠有兩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他的經營哲學在下面這段話中透露無遺：「造廠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開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因之無月不添新機，無時不在運轉。人棄我取，將舊變新，以一文錢做三文錢的事，薄利多做，競勝於市場，庶幾其能成功。」在講求規模效應的同時，他在質量上也是不惜血本，工廠購置的制面設備都是當時最先進的美制機磨和600筒麵粉機。他又根據中國小麥的特點，對打麥機、蕎子機和圓篩等設備進行了技術改進，使得麵粉的質量和產量都高於同期的外國工廠。
▲兵船麵粉
榮宗敬在上海等地拳打腳踢，弟弟榮德生在老家也沒有閒着。當時無錫有5家麵粉廠，1914年，他收購惠元麵粉廠，改為茂新二廠，不久又租辦了泰隆、寶新兩廠，於是，5家工廠有4家歸入榮氏旗下。
短短5年中，榮家手握10家麵粉廠（其中8家自有，兩家租辦），每日夜可出麵粉4.2萬袋，已是無人可敵的「麵粉大王」。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歐洲工業停滯，麵粉軍需卻暴增。中國麵粉以價格低廉、產量可觀而一躍成為全球新出現的採購市場，榮家的「兵船」牌麵粉遠銷到歐洲和南洋各國，因質量穩定，它成了中國麵粉的「標準面」。
在麵粉上陡成霸業的同時，榮家的棉紗工廠竟也同步急進。
創辦於1905年的振新紗廠到1912年的時候已經很賺錢了，每年可得利潤20餘萬元。1915年，榮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橋開建申新紗廠，購英制紡機36台，第二年投產開工，正趕上歐戰期間的需求饑渴。上海的棉紗價格大漲，從每件90餘兩狂漲到200兩，出現了「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的暴利景象。申新在開工後的三年裡，棉紗產量從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產量從2.9萬匹增加到12.8萬匹，贏利更是驚人，從開辦當年的2.06萬元增加到22.2萬元，3年增長10餘倍。
▲麵粉獎狀
榮宗敬還幹了一件讓中國商界很長臉的事情。1917年，他出40萬元買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經營的紗廠，改名為申新二廠。自1884年「紅頂商人」胡雪岩斗絲慘敗後，上海棉紗業先為英美商人控制，後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國企業竟有氣魄和能力收購日本企業，一時成了埠上讓人津津樂道的新聞。
榮家兄弟在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輪工業化浪潮的縮影。
仍以棉紗業為例。在1914年之前，中國每年需從國外進口棉布1900萬匹、棉紗250萬擔，到一戰結束時已分別銳減到1400萬匹、130萬擔，僅英國的進口棉織品，就減少了48%。而在亞洲地區，日本棉紗以細紗為主，中國市場則以粗紗為主，這就造成了巨大的需求空間，使得民族棉紗廠的贏利大增。據嚴中平等人編著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顯示，在1916年，每生產一包16支紗可獲利7.61元，到1917年贏利就猛升到36.93元，到1919年，竟達70.65元。
當時在江南一帶，除了高歌猛進的榮家產業之外，張謇的大生紗廠是最重要的棉紗生產集團。在1918年，大生兩家工廠的利潤率都超過了100%，1919年的兩廠贏利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擁有紗錠數達13.7萬枚，為國內第一。當時，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是最搶手的股票。據時人回憶，「一股100兩銀子，紅利最高的時候分紅可以達到一股20兩，一些股金多的投資者，得到利息銀子甚至無法靠人力搬動，要用車子推。這就讓那些開始時不願意投資的人們後悔不及」。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廠的利潤累積超過1000萬兩，這是張謇作為企業家的巔峰時刻。
▲申新紗廠車間
紡織業的暴利讓所有人都垂涎三尺，投資者紛涌而入。專門從事紡織設備引進的慎昌洋行在一份報告中記錄當時的熱烈景象：「對於紡織設備材料來說，其需求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那些購買者所關注的只是如何迅速地提貨，而不是價格問題。」尤為突出的是，紡織業的暴利甚至把政客、軍閥也紛紛吸引進來，這又以天津最為突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天津還只有一家擁有5000枚紗錠的小型紗廠，到1918年前後竟冒出6家紗廠，投資總額達到199萬元，紗錠總數22.3萬枚，成為當時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第二大中心。
而細研天津紗廠的資本結構則非常之有趣。以規模最大的4家紗廠華新、恆源、裕元和裕大為例，其25個大股東竟有23個是民國政府的重量級要員。其中，有三個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徐世昌和曹錕，兩個政府總理段祺瑞和龔心湛，五個內閣總長和次長鮑貴卿、曹汝霖、王克敏、王楫唐和徐世章，四個省長或省督軍張作霖、陳光遠、倪嗣沖和田中玉，其餘不是部長就是次長。這些人以官僚或軍閥之身，組成一群錯綜複雜的利益集團，投注實業，攫取暴利，實在已難分公私。這些紗廠在經濟高漲期當然順風順水，成長迅猛，而到了經濟危機關口卻毫無競爭力，到30年代初，四大紗廠已有三家落入日本商人之手。
除了棉紗之外，幾乎所有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都在戰爭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屬鎢為例。1913年，每磅鎢的價格為7.42美元，到1916年就漲到25.33美元。用於軍備的皮革、羊毛、麵粉，以及英國軍人大量消費的紅茶等，都是戰時緊俏品，中國成了原料的大供應商。還有一個有利的事情是，戰爭加速了各國的貨幣鑄造量，白銀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銀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12美元。作為一個傳統的「白銀帝國」，中國因此大受其利。據美國商務部的一份報告，1917年的7000萬中國銀元就足夠償付上一年所要付的1億元債款，這大大增強了中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
在大好的經濟發展環境下，各種企業立法工作也得到了推進。
1913年10月到1915年12月期間，張謇擔任袁世凱政府的農商部總長。在他的主導下，中央政府推出了商業註冊和公司註冊規則，頒布了《合股企業法》，這個法律比清政府的《公司律》有了更細緻的規範，他還計劃使度量衡制標準化。1914年2月，在他和梁士詒等人推動下，民國鑄造了統一的銀幣，這是中國走向幣制統一的第一步。這款銀元採用的是袁世凱的大人頭，因此被民間稱為「袁大頭」。由於鑄造質量好、含銀量較高，「袁大頭」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歡迎的硬通貨幣，甚至到了1978年前後，東南沿海的漁民仍然在用它跟境外走私集團交換緊俏的手錶、牛仔褲和雙喇叭收音機。
開始於1914年的這一輪實業投資熱，被史家認為是中國第二次工業化浪潮，它將一直持續到1924年（也有學者認為持續到了1926年）。與上一輪的洋務運動時期相比，它有明顯不同的特徵。
洋務運動是由處於衰落期的清政府自上而下發動的，它的主角是洋務派大臣以及附庸於他們的官商。其工業化的特點是對軍事工業的關注，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國營資本為主力，以創辦大型企業為主軸，到後期則把重點投注到鐵路、礦務和鋼鐵等資源性領域。洋務運動奠定了中國近代重工業的基礎。
這一輪工業化則是一次民營資本集體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營利為主要動力的新興企業家。他們投資的產業主要集中於民生領域，以提供消費類商品為主，面大量廣的中小企業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這期間，中國完成了輕工業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紡織、食品和機械製造的中心。在1912～1924年，上海地區出現了202家機器工廠，主要是生產針織機、小型車床和馬達、農產品加工設備等，廣東地區則是煙草、造紙和火柴工業的集散地。
這些產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進口替代型」。在過去的40多年裡，外國公司已經在眾多民生領域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並引發了消費的空間，民族資本正是在這一前提下，靠生產成本的低廉以及對本土市場的熟悉而逐步發展起來的。這一特徵與1978年之後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路徑驚人地相似。正如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已經發現的，在百年企業史上，國營資本能夠依賴政策優勢在上遊資源性領域形成優勢，民間資本則靠靈活的機制和競爭能力，在下遊民生領域獲得生存空間，這樣的格局一直未變。
除了實業界的成功之外，民營企業家們還在金融領域奪回了主動權，其領導者竟是一個只有27歲的青年銀行家。
袁世凱政府的財政極為匱乏，為了對付南方的革命軍，袁世凱拼命擴大軍備，增加軍費，而各地的督軍大多自立為王，不向中央政府納稅，其財政始終是一個「破落戶的財政」。在袁世凱看來，銀行有的是錢，開動機器印鈔票就是，所以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85]，這兩個他控制的官方銀行都不得不印發巨額鈔票，為此墊付了巨額資金。中國銀行發行鈔票，1913年只有502萬元，1915年猛增到3844萬元。交通銀行更多，1914年鈔票發行為893萬元，1915年增到3729萬元。為政府財政的墊款，中國銀行達1000多萬元，交通銀行竟達4000萬元。鈔票發行過多，勢必引起銀行的信譽動搖。交通銀行總辦梁士詒是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這時他出謀劃策，主張將中國、交通兩行合併，以集中現金，為政府所用。那時，北方早已人心浮動，這一消息傳開後，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區的兩行鈔票持有者，紛紛前往銀行要求兌現。交通銀行的情況尤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眼看銀行庫存危急，北洋政府國務院為穩住金融盤子，於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兩行停止兌現，一切存款止付。
法令傳到上海，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經理宋漢章（1872～1968）和副經理張公權（1889～1979）居然公開抵制。
張公權出生在上海寶山的中醫世家，他天資聰慧，15歲就考中了秀才，兩年後赴日本進東京慶應大學攻讀經濟學，回國後當過北京《國民日報》、《交通官報》的總編輯。他與年長兩歲的哥哥張君勱均有強烈的立憲情結，後者更是中國國家社會黨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的創建人之一，為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才情洋溢的「兩張」都很受梁啓超的青睞，在梁啓超的舉薦下，張公權南下上海就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副經理。上海分行在整個中行系統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應總行和各地分行的樞紐。宋漢章和張公權得到「停兌禁提」的命令後，認為事態非常嚴重。一個銀行若不能兌現，等於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後就無法開門營業，等於自取滅亡。在張公權的竭力說服下，宋漢章決意與他一起「抗命」。一方面，他們尋找相關的法律依據，做到有理有節，同時聯絡上海銀行同人和外資銀行，請他們在此關鍵時刻，一定要為中行撐腰。大家深知中國銀行是中國金融的支柱，一旦垮台，整個局面不堪收拾，於是都承諾力挺。
張公權計算了一下，中行當時庫存有200多萬兩現銀，恐怕不足應付，就與滙豐、德華等10家外國銀行訂立了200萬元的透支契約。他還專程訪問了南通張謇，決定成立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由張謇任會長，並且登報聲明，上海中國銀行行務全歸商股聯合會主持，上海中行的鈔票隨時可兌現。
5月12日，交通銀行服從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鈔票兌現，老百姓一片怨聲。而中國銀行因為事先有了充分的準備，來者照樣兌現。儘管如此，中行門前還是人山人海，前來兌現的隊伍排了幾條馬路之遙，有數千人之多。張公權在日記中記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漢口路三號），距址三條馬路，人已擠滿，勉強擠到門口，則擠兌者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過一元錢或五元紙幣數張，或二三百元存單一紙。」第一天兌現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減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來應該休息，銀行為了應付兌現，仍然照常開門，來者不拒，並登報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兌現者人數減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布仍然開門兌現，而兌現者只有100多人了。到19日，再無擠兌者。
經此一役，宋漢章、張公權聲名大振，中外報紙紛紛報道，把兩人稱許為「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是兩個「不屈從北洋政府的勇士」。一家銀行的分行經理居然敢公開抵制政府法令，而後者居然無可奈何，中央政權的羸弱可以想見。
這場風暴過去之後，中行上海分行的聲譽驟然提高。有錢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錢存入中行，中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擠兌之前大為增加。「抗令」一役大勝後，張公權乘勢而進，開始大膽謀求中國銀行的民營化。1917年，袁世凱稱帝未遂身死，皖系北洋軍閥段祺瑞組織新內閣，梁啓超被任命為財政總長。在他的全力支持下，張公權着手修改中國銀行的「則例」。當時的中行資本額為6000萬元，官商股份各占一半，然而，人事任命全由政府決定，商股股東毫無發言權。1917年11月，張公權提出修訂公司「則例」，主要修正兩條：一是成立股東會和董事會，總裁、副總裁必須從選舉產生的董事中選拔，這就把銀行的領導權從政府手中巧妙轉移了出來；二是擴大招募商股，實現股本的民營化。
張公權被推選為中行唯一的副總裁，他拒絕到「權力旋渦」的北京上任，常年駐守上海，使中國銀行的業務運作日漸南移，實際成了獨立的局面。在其後的幾年裡，北洋政府由於財政困難，先後通過抽資、變賣和抵押的方式縮小股份。商股則三次擴募，到1922年，民營資本已占股本總額的99.75%，昔日的中央銀行竟然就此實現了完全的民營化。在張公權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成為全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信譽最好、資本額最高的銀行，其資本額一度占到全國銀行總資本的1/5強。他日後很自豪地說：「一般輿論認為，中國銀行、海關、郵政局並駕齊驅，成為中國組織最健全之三大機關，實亦中國資本最巨與最成功之民營股份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場，足以與外國銀行相抗衡。」[86]
如果說榮家兄弟和張公權的成功令人欣喜的話，那麼，范旭東（1883～1945）式的崛起則顯得更加珍貴。
1914年冬天，31歲的青年人范旭東獨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這裡的海灘邊鹽坨遍地，如冰雪一般，無邊無際。他目睹此景，顯得有點激動。日後他對夥伴說：「一個化學家，看到這樣豐富的資源，如果還沒有雄心，未免太沒有志氣了。」
這是一個外表溫和而內心倔犟的湖南人，他的兄長范源濂曾任袁世凱政府的教育總長。世家淵源原本讓他可走遼闊的仕途或成為一個輕鬆的官商，他卻甘心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投身於艱辛的民族工業。早年，他被家人送到日本讀書，一個日本校長對他說：「俟君學成，中國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從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院應用化學系畢業後，他隨即回國，立志於復興中國的鹽業。自秦漢以來，中央政府就對鹽、鐵實行專營，中國人雖然守着豐富的海洋資源，食用的鹽卻仍是土法製作的粗鹽，製作效率低，純度低，並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質。當時，西方發達國家已明確規定，氯化鈉含量不足85%的鹽不許用來做飼料；而在中國許多地方仍用氯化鈉含量不足50%的鹽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譏笑中國是「食土民族」。實際上，製作精鹽並不難，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國當時缺少化工人才，無人涉足該領域。精鹽市場，長期被英商和日商壟斷。
▲范旭東
1915年，范旭東在天津創辦久大精鹽公司，股本5萬元。他在塘沽的漁村開始研製精鹽，很快令純度達到90%以上。久大以海灘曬鹽加工滷水，用鋼板制平底鍋升溫蒸髮結晶，生產出中國本國製造的第一批精鹽。它品質潔淨、均勻、衛生，品種主要有粒鹽、粉鹽和磚鹽等，傳統製鹽方法生產出來的粗鹽根本不能與之相比。范旭東親自設計了一個五角形的商標，起名「海王星」。
久大精鹽很快遭到國內外鹽商的圍剿，日商在報紙上散布「海王星」有毒的謠言，英國駐華公使甚至企圖用軍艦封鎖天津港，阻止運鹽船出港。國內的鹽商更是群起攻伐。數百年間，全國的食鹽產銷歷來由官商合夥壟斷，江淮大鹽商們左右着鹽的價格，他們形成了一個龐大而錯綜的利益集團，無論是外國還是中國政府都不敢輕言改革。范旭東一出，顯然將改變現狀。久大精鹽在很長時間內無法銷到長江以南，范旭東甚至還被軍閥綁架，靠他的總長哥哥四處斡旋才被放了回來。1917年，久大精鹽銷出1萬擔，1923年增加到4萬多擔，1936年達到頂峰，約50萬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