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最幸福 - 第2章
大冰
老兵是一名老兵，他現在隱居在雲南麗江古城，就在我酒吧的斜對面開了一個火塘，專賣燒烤。酒賣得特別貴，我們經常說他開的是黑店，但很多人願意過去消費。
他從不介意我站在他們家燒烤店的桌上喝酒，很性情。我們經常是喝開了以後，大家一起站在桌上邊唱歌邊喝，前面就是火盆，有好幾回，鞋就這麼烤壞了。如果你們去麗江的話，替我向他問好，可以報我的字號，讓他給你們打折，但打完折後應該也很貴。
這個男人的腦袋只有三分之二是他自己的，剩下三分之一是金屬合體。自衛反擊戰時期，這個男人帶着二百個人做敵後穿插，活着回來的只有十幾個。回來之後，他獲得了一系列榮譽，應該是一等功臣或者是特等功臣之類的吧。但他選擇了放棄那一切，隱居雲南，娶了一個瀘沽湖畔的摩梭女人為妻，他的生育能力非常強，現在有了三個兒子。每年8
月1
日，我會回到麗江，跟他一起來過節，因為那天他會喝到酩酊大醉，然後對着一整面照片牆，來給他的戰友們唱歌，唱那首《望星空》。
有一次我做節目，那期節目的嘉賓是《望星空》的原唱者董文華，我當時給老兵打電話：「我是否給你要一張簽名照片呢？」
他的回饋是一個字：切！
他理所應當獲得的一切，拿命換來的一切，他卻選擇放棄，然後選擇了另外一種最市井的生活狀態。他是幸福的嗎？剛認識他時，我不敢完全肯定，但一年又一年，我越來越能夠感知到他內心的強大。他懂得選擇，我認為他是很幸福的。
還有一個人，我甚至不敢把他不戴墨鏡的照片展現出來，因為有所顧慮。
他是當年尼泊爾毛派反政府武裝游擊隊的中國籍僱傭兵，一個正兒八經的僱傭兵。當年，我和他在拉薩相識的時候，我在街頭賣唱，他每天過來幫我收錢。他收錢不是硬問人要，是真來幫忙收錢。後來我們玩得非常好。後來，他又回去做他的僱傭兵了。很多年，我一直沒有他消息。再後來，我知道他的消息，是因為玉樹地震後，他是第一批帶物資進災區的人。他當時帶隊拉着一個車隊的物資開了幾天幾夜，開到玉樹……他是我知道的為數不多的，一直到今天，還繼續針對玉樹地區做志願者工作的人。我希望他能夠長命百歲，希望他身上的槍傷刀傷，在陰天下雨的時候不會太疼。
我和他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時候，他也會回憶往事，當他講述那些槍林彈雨中的過往時，他呈現出來的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幸福。我願意用一個矯情點兒的說法描述他：他在「現世存在的超越感」這點上，可能比我們很多人嘗試得更多吧。
我生命當中曾經歷過許多神奇的朋友們，他們跟我們在座的應該不太一樣，他們跟我們的人生經歷可能有些地方雷同或重疊，但後來分別選擇了不一樣的路。他們對夢想和理想的解構和理解，跟我們不太一樣，或者說，讓別人覺得你過得好—在他們眼中，不是那麼的重要。
我很願意跟他們在一起相處，我會有機會感知到他們多元的人生出口，多元的幸福構成，我能收穫一種不一樣的開心。
有一個死去的朋友，他曾幫助我建立我的幸福。
初冬還是晚秋的時候，他去拉薩河旁邊拍照片。那麼淺的水，誰都想不到，他一隻腳踩進去取景，整個人就下去了。幾秒鐘之後，整個人都找不到了。大家沿着河去找屍體，找了一個月也沒有找到，後來大家說是菩薩把他收走了。
有一隻手鼓是他留給我的。他把鼓留給了我……這隻鼓影響了我的……我可以很肯定地講，影響了我的半生。
如果沒有當年這隻鼓，我不會堅持那種生活方式：背着一隻手鼓去所謂的浪跡天涯，背着手鼓沿街賣唱，掙多少錢走多遠的路，不論是藏區，還是康區。能給錢就給錢，不能給錢給我糌粑也行。後來我背着這隻鼓，走了大半個中國，去了很多地方……沿着中尼公路，一個個的神湖，一座座的神山，瑪旁雍措，岡仁波齊以及珠穆朗瑪峰。我在那個鼓面上寫了一行話：伴我行天涯。也寫上了他的名字。
這隻鼓後來在陽朔丟失了。我希望找到它的這個人，也是一個喜歡音樂的人。不知道這隻鼓存留在世界何方，可能在天涯海角的某一個小酒吧，你們記着，上面有行字叫做「伴我行天涯」。如果你們見到的話，走過去拍一拍，這隻鼓的聲音跟世界上任何一隻鼓都不一樣，我一直相信這隻鼓上寄託了他的靈魂。
有一年，他祭日的時候我們去祭奠他，我們在拉薩河邊放爆竹，然後我抽煙，點煙，放了一排煙。我們往水裡扔花，流水太湍急，花沒有順流而下，卻在原地不停打轉，像在跳一段胡旋的舞。
我謝謝他曾經給予我這個鼓，謝謝他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謝謝他促使我堅定了徒步賣唱的旅行方式。從而讓我有機會用自己的方式去建築人生旅途中的幸福感。
多年的賣唱旅行，使我結識了很多流浪歌手，後來我們組建了一個小小的樂團，叫做「遊牧民謠」。我們說，音樂是羊，在趕着羊遊牧的路上，我們經歷不同的丁字路口，同行的都是勇敢的人，有意思的人。
我認識的第一個流浪歌手，也是我在拉薩的第一個合伙人，叫做彬子。
他是北京通縣的農民，木匠活做得很好。那一年，他抱着吉他流浪到了香格里拉，他在香格里拉差一點兒死在泥石流中，從香格里拉又九死一生地到了麗江。到麗江後，我們在麗江的四方街打了一架，打完架後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不打不相識，我們喝酒喝得很high，聊得也很high
。後來我在麗江得了重病，躺在床上—甚至可以用奄奄一息來形容。
他過來看我，帶了一個燒餅，他說：「你看我來看你，是帶了重禮來的。」
兩層油紙打開，他把那隻燒餅遞給我。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那是他那一天所有賣唱的收入。他買了一個燒餅給我，所以那天他就是餓着的。
一年之後，我又在拉薩遇見了他。那時，他在藏醫院路的街角賣唱，我就陪他一起賣唱。那時我有個習慣，會把銀行卡、所有現金都留在濟南，只帶一張單程機票出發。我先飛到成都，到了成都之後，
徒步或搭車，想盡一切辦法進藏。我們當時在街頭一起賣唱，後來無意中我們聊到了理想。
我問：「彬子，你的人生理想是什麼？」
他說：「能開成一個酒吧的話，我的人生就圓滿了。」
我說：「好啊，那我們就開吧。」
那時，我們身上全部的錢加在一起是五百塊。五百塊錢—酒吧果真開起來了。他木匠活做得非常好，我們跑到拉薩近郊去找木頭，找了很多奇形怪狀的木頭方子，先把它們鋪在地上，想辦法把它們固定住了，然後拿斧頭砍，拿刨子刨，後來地面居然非常平整。開業的時候，很多朋友都認為我們買的是實木地板，他們問我從哪兒買的，說木紋很漂亮。
當年那個酒吧，叫做「浮游吧」。很多年後，有人說拉薩的「浮游吧」代表了拉薩的一個時代，它記錄了在火車開通之前，產業結構翻天覆地變化之前，飄蕩在拉薩的「拉漂們」的簡單快樂狀態，承載了太多奇妙的回憶。後來我看《詩經》，在《蜉蝣》篇里寫道：蜉蝣之翼，采采衣服，麻衣如雪，於我歸息……但這個酒吧後來沒有了。
當時酒吧的內部裝修也是我們弄的，我們兩個流浪歌手真的沒錢，問人家賒了顏料，把整個酒吧刷成了西紅柿炒雞蛋的顏色，黃一塊紅一塊的。後來，我又賒了點兒墨汁，我大學學油畫專業，還算會畫畫，就用了兩天的時間，把整個酒吧牆上全畫滿了畫，裝修效果還不錯。
我們是第三代「拉漂」，我在一面牆上畫滿了那個時期拉薩的「拉漂們」。畫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到，火車開通以後，拉薩就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拉漂」了。
酒吧剛開業的頭一天，我們沒錢進酒水。大家過來看我們，可也都很窮，他們每個人就抱一箱拉薩啤酒過來，我們總共攢了二三十箱拉薩啤酒。開業賣酒，我們就靠那些拉啤在賣。那時，大家就想做一個比較純粹的酒吧，也不單為了掙錢，就想給流浪歌手們提供一個落腳平台，所以打出了一個招牌：只要你是流浪歌手，流浪到了藏地，我們管吃管住。所以後來就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歌手比客人還要多。最多的時候，有七個歌手七把吉他，只有兩三個客人。大家總是要吃飯啊，怎麼辦？那就跑到街上賣唱去。後來，我發現每天賣唱掙的錢，好像比酒吧掙的錢要多一些。
那個時期，有很多人專門過來投奔我們，浮游吧，這個拉薩的小酒吧，也迎來了流浪歌手大本營根據地的第三位主人，趙雷。
趙雷那時在後海銀錠橋唱歌。他背着一把吉他跑到拉薩做我們的合伙人，然後跟着我們一起在街頭賣唱。我那時聽他唱歌，驚為天人。
那時，我們跟人搶生意，右手邊經常是一堆安多的喇嘛們，他們在念經，人家給他們布施。我們就坐在他們旁邊，因為別的地方城管會管。我們在旁邊唱我們的歌，大家有時候會較勁兒，每當我們這邊有人放下了一塊錢大票的時候—那時拉薩是不認鋼鏰兒的，非常流行一毛一毛錢。如果那時有人給我們放一塊錢的話—右手邊的大德們會微笑着把念經的速度突然加快：那摩赫拉達拉哆啦呀葉……（大悲咒）。而我們也會換一首更快的歌，比着唱。很有意思的是，我們後來和安多喇嘛們玩得挺好。
當年我對趙雷說：「趙雷，你這麼好的嗓子，這麼好的創作能力，這輩子如果被埋沒太可惜了……」這麼多年過去了，從當下來看，他果真被埋沒了。
浮游吧倒閉以後，趙雷一路流浪去了麗江，他下定決心排除萬難，要在麗江重新支起「浮游吧」這塊招牌……後來，他所有的錢被人騙光了，一路流浪回到了北京。再後來，他迫於生計「墮落」了，他去參加了快樂男生的選拔，進了總決賽二十強。
在我來看，他一個流浪歌手出身，經過了那麼強的市場驗證，他唱的歌讓那麼多在路上的人真心喜愛，趙雷不紅，天理難容。但他終歸還是要輸，因為他長得不是偶像派，他輸給了這個浮躁的時代。他現在的生活依然很艱難，很多時候甚至要繼續當流浪歌手，但他自己並不是多麼在乎。只要還有民謠音樂，就能讓他有內心強大的力量。
成子是另一個流浪歌手，當時我們一起在拉薩賣唱。
他跟我一同經歷過一點兒生死。
有一天，我們在拉薩街頭賣唱，那天生意非常不好，大約是中秋節前，下着小雨，冷冷的冰雨在臉上胡亂地拍—很冷。這時有一輛獵豹汽車停在我們面前，岡日森格，漢語名字叫王東的一個小伙子下來問：「納木錯去不去？」
我們說，去啊，免費請我們蹭車，誰不去啊，不去不就二了嗎？
車開了好一會兒，我們才想起來，那天我們穿的都是單衣單褲，車再開回去讓我們穿衣服已經不太現實了。開到半夜，過了當雄，到納木錯山路上的時候，天下起了大雪。雪一直下到車身的一半，把窗子埋掉了一點兒，我們被埋在雪堆當中，氣溫下降得很快。天公偏偏作美，那輛車的暖氣也壞掉了。而我跟成子，還有二寶，是還沒有吃飯的。
現在想想，那是我這輩子最幸福的幾個瞬間之一。我那時想，哎喲，居然有機會可以遭遇到這種危機情況，太妙了。我們把車窗搖開，把雪撥開，爬出去玩。我們半陷在雪地里打滾兒，打完一個滾兒之後，把汽車的後尾燈撥弄開一點兒，燈光射出來一小片扇面，然後我們在扇面裡邊跳舞，跳了半天之後，我們爬回車裡，把衣襟解開，然後緊緊抱在一起取暖，就這樣挨了整整一宿，居然沒被凍死。
藏地的雪在每天下午會化掉很多，當雪化掉，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們才發現，我們當時停車的位置停得太棒了—離我們停車位置直線距離不過六十厘米，就是萬丈懸崖。頭天晚上，我們那麼蹦着跳着，我們最後一個腳印，有一半已經在懸崖外邊了，居然就沒死，難道這不幸運嗎？
被雪埋在納木錯之後的第二天，我們推着車慢慢過那根拉的埡口，發現很多車已經被雪全埋了，所以那天我們幫人家往外一輛輛推車，推了三十輛車。因為那時我們不太注意臉部防護，臉都被曬傷了。回到拉薩之後，我們很完整地「揭下來」兩張人臉皮。藏地的水分非常少，氣候乾燥，那張臉皮慢慢縮水，縮成了銅錢大小，硬硬厚厚的，就像從腳後跟撕下來的。
每當我看到這一小塊皮的時候，回想起年輕時曾經這樣折騰過，我就覺得很幸福。這與坐在辦公室朝九晚五，或者說站在某一個大型場館有幾萬人給我鼓掌，所體會到幸福是截然不同的。
浮游吧沒了以後，彬子帶着媳婦一路火車站票，站來濟南看我，和我告別。然後，他騎着一輛自行車，背着一把吉他環球去了。我一度以為他死在路上了，直到有一天他在異國他鄉的一個小城市給我打來一個電話，他忽悠了一幫中東不良少年在電話里一起向我問好。再後來，他回國結婚、生子，回拉薩二度選址，重開浮游吧。
他決心要在藏地漂一輩子，雖然拉薩早已物是人非。
跟你們理解的流浪歌手不一樣，從麗江到拉薩，我們從來不會拿着一個歌本說：「大哥，點首歌吧，來，我給你唱一個《最炫民族風》……」我們不唱這個，也不那樣去招攬生意，我們基本上是守株待兔唱自己的原創。
那麼，是什麼導致了大家只有在街頭才能唱自己的原創呢？我們很多時候不僅不能免於恐懼，很多的時候仰仗着自己的藝術作品所能獲得的一切，也不能讓我們的生活免於匱乏。但好在我認識的流浪歌手們都不是物質至上主義者，他們遠離了實用主義者的顛倒夢想，就獲得了一種獨特的無憂恐怖。
很多時候，流浪歌手呈現了這樣一種狀態：可能我的臉會很髒，可能聽我唱歌的人未必會衣冠筆挺，聽歌的人可能只是一幫藏地小孩，但當我在唱歌的時候，我會發現，我不僅是在玩音樂，同時也在玩我的人生。
在後藏日喀則地區的一幫撿垃圾的小孩子，他們聽我唱完歌之後，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橡皮筋包紮的一小摞錢，全是一毛一毛的紙幣，每個人抽出一毛錢放在我面前。
那天，我的同伴哭得很厲害。
那天，有一盞路燈，打在我的頭上，昏黃昏黃的燈光下，小孩子們臉很髒，鼻涕疙瘩都有。我可以用聖潔這個詞嗎？他們給我心靈的這種觸動，那一刻讓我終生難忘……這種感覺是不一樣的幸福，人與人之間的這種認可，拋棄了年齡，拋棄了社會標籤，讓人很幸福。
大軍是麗江流浪歌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人物，他是仫佬族人。
他一路從廣西流浪到了大理，從大理流浪到了麗江，一路賣唱，顛沛流離了十幾年。他的人生我看不懂，顯然他一直都很開心。他曾用七八年的時間攢了16
萬塊錢，然後拿16
萬塊錢去做了一張專輯，一分錢也沒有給自己留下，做完這張專輯之後，他在麗江街頭賣這張專輯，賣得還不錯，但凡回籠出了一部分錢之後，他又拿這錢繼續去錄歌，錄完之後，繼續在街頭傳播。
他唱歌的狀態非常好，而且人長得非常帥，像梁家輝。有一天，我喝了點兒酒，我說：「兄弟我再不濟也算是個搞傳統媒體的，我幫你做一下推廣吧，幫你做一下宣傳吧。」
他說：「我為什麼要這樣子，我在做我覺得很開心的事情，我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通過那種途徑、那種方式，讓我掙很多錢？」
一開始，我覺得他在說假話，但後來發現他是個認真生活、誠實面對自己的人，那是他真實的想法。如果你們去麗江的話，可能在街頭還會碰見他，他很辛苦，每天到了晚上十一點還在街頭唱歌，賣他包裝精美的、十幾萬塊錢製作出來的那張專輯。
他是一個很幸福的男人，我覺得他最有資格享受《流浪歌手的情人》這首歌。他的愛人是一個膽子很大、在我來看非常牛的女人。她是一個大學生，去麗江玩的時候認識了他，回來迅速結束了自己的學業，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在城市裡邊非常優越的生活，來到他的身邊，做一個流浪歌手的情人。
恭喜他，去年他有了一個寶寶。他們每天一家三口坐在街頭，唱着自己的歌，來掙每天的飯錢。大軍很愛他媳婦，但凡他每天掙的錢能夠多出來150
塊，他就要給自己的愛人買一條花裙子，碎碎的繡花裙。據說現在整個衣櫥都已經放不下了，他的愛人跑到我這來抱怨：「你勸勸他吧，他跟我買點兒別的也行啊……」我想這是這個流浪歌手表達自己情感最好的方式了—你愛我，我愛你，我每天要給你買一條花裙子穿。
我在麗江認識了那麼多流浪歌手，他們之前的社會身份、職業背景不盡相同，可能跟我們很多人有點兒重疊：喬以前是機場的機電工程師，現在是白衣飄飄的流浪歌手；小植是一個民謠神童，當他唱歌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像是一個40
歲的男人在講他的往事，而他的實際年齡只有19
歲；路平是個西安男人，他放棄了公務員的生活，跑到麗江開了一家叫做低調的酒吧。我問過路平為什麼能走出這一步，他回答：「就像佛家講三千煩惱絲一樣，在這個世俗的實用主義者扎堆的社會中，我做的事情越多，我的煩惱越多，我不希望自己煩惱太多，我希望過得稍微簡單一點兒。」
我完全理解他想表達的意思。你可以笑話我，胸無大志，沒有追求……但是你換一個角度來想一下，什麼叫做理想，什麼叫做追求？
人們現在追求的一切到底是什麼？
或許只是為了滿足欲望而已吧。
財色名食睡，體面的受人尊敬的生活……演給誰看，做給誰看，別人覺得你過得好就好嗎？你這半輩子捫心自問，真正覺得特別舒心、特別開心的日子有幾天？
我問過很多職場中人，我問他們，真的掌聲如雷，你就很開心嗎？
這種開心會持續多長時間？你內心真正安寧的時刻又有多少？不要想那麼多虛榮的東西好不好，人為什麼不可以活得稍微自私一點兒？
這種說法可能有點兒離經叛道，但當下的我堅持我的看法。
我有一個作家朋友叫陳嵐，她加入了我們遊牧民謠，我們一起巡演到了澳門大學，她以我為原型寫了一本書《小艾向前沖》。在那本書裡邊，她在筆端做了一下探討：一個主持人貌似有着一定的社會地位、不錯的收入、體面的生活，為什麼願意來做那樣一些事情。她後來的結論是，那個主持人終究是要回歸的。
我給她的建議是：你寫一個續集吧，在續集當中，主人公依然會為了內心的成長和強大而生活，會繼續浪跡在天涯，混跡在江湖，繼續且吟且行，有夢為馬。
我現在麗江唯一剩下一家酒吧，叫大冰的小屋。
這家酒吧一半是書吧，另一半賣我們自己做的酒。有人講大冰的小屋是一個奇怪的地方，因為開業的第一年，我不賣酒居然賣湯，而且這個小屋發生過很多神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