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最幸福 - 第6章

大冰



大軍的店在酒吧街,他盤下來一家小小的二樓店鋪,開了一個小得令人髮指的小酒吧,做了一個令人髮指的巨大招牌叫海輪風,木頭樓梯也陡峭得令人髮指。我摸摸原木的吧檯,窄小的桌子椅子,二手的音箱,電熔的麥克,像模像樣的話筒架。想到這一切都是賣碟換來的,我忍不住地樂。我問他,這是個什麼風格定位的酒吧,他想都不想地說,原創民謠。他捧着碗說:「又能掙錢又能唱自己喜歡的歌……我的人生簡直圓滿了,大冰你下次來我應該就能請得起你吃松茸燉雞了……」

我到今天都沒吃上他承諾的松茸燉雞。沒多久,大軍的酒吧就倒閉了。

三個月,還是半年,我記不清了,他賠得很慘。他的原創民謠到底是沒幹過那些張嘴「拉薩的酒吧里呀什麼酒都有……」閉嘴「你有一個花的名字美麗姑娘卓瑪拉……」的酒吧街駐場歌手們。

麗江的酒吧街是中國南部人流最熙攘的一條街,那些跟着導遊小旗的人們來自全國各地的二線以下城市,一水兒地熱愛「鳳凰傳奇」的人們,人家喜歡的是聲嘶力竭的「中國好聲音」,不待見低吟慢唱。而所有的酒吧為了拉客,往死里拼音量。沒人是來消費音樂的,音樂在麗江的酒吧街不過是一塊塊桌布,用來鋪上各色洋酒、各種杯盞,以及各種黑絲大腿和各種裝逼、各種吹牛。

在這塊桌布上情慾是王道,連桌布本身都是浸漬着荷爾蒙的,歌手會在演唱的間隙不遺餘力地撮合單身男女們,順水推舟的女人們矜持地笑着,我見過她們錢包夾層中偶露崢嶸的避孕套。

每個酒吧門前都站着盛裝民族服飾的年輕小MM:「大哥找艷遇不,大哥來吧,我們家的漂亮妹子最多……」觸目驚心的納西普通話,撩人得很,意志稍不堅定,腳步就會偏移方向。

我始終覺得麗江酒吧街的酒吧不能稱之為酒吧,那些鑼鼓喧天的酒吧,比大多數城市的夜場都要來得熱鬧和浮躁。相比之下,北京後海銀錠橋和當年三里屯酒吧街是那麼的純潔。現在想想,在這樣的地方想靠清淡的民謠謀生,無異於腌臢處種蓮花,唉,餵牛牡丹反被踹,大軍的選擇本就是一種活該。

於是,大軍重新回歸街頭。

破屋偏逢連夜雨,街頭的生意開始難做了。自打麗江古城開收古城維護費的那天起,城管執法的力度驟然增強。流浪歌手被當成非法流動經營者,每天被攆得狼奔豕走。對策也迅速出現了,誕生了一個新的崗位,專門負責望風,一見制服出現,立馬風緊扯呼、暗語相贈。畢竟道高一丈,人家執法隊員換了便服,夾在聽歌的人群中鼓掌,還蹲下來問問碟片的價位,然後笑笑地抓住吉他:「不好意思兄弟,琴沒收了。」

就這樣,出現了流浪歌手和城管執法隊員之間的激烈對抗,半年的時間連着發生了好幾起流血衝突。一把吉他往往意味着一個流浪歌手的全部身家,願意為此拼命的,大有人在。

大軍也被數次沒收過吉他,我目睹過一回,據說那是一把跟了他十年的吉他,他和旁人不一樣,完全不反抗,低着頭收納碟片、口琴、搖鈴,臉上一抹笑,逆來順受的一抹笑。

被同行欺辱,被遊人輕蔑,被制服制裁,他永遠是淡定相對,這幾乎讓我以為他是個有信仰的人。

我不想賣碟了。

於我而言,在麗江賣唱更多的是一種生活方式,並非真的要靠幾張CD

來維繫生活。世道艱辛,謀生不易,再和大軍賣唱的時候,實在是不忍心把自己的碟片擺出來。我多賣一張,無形中等同他就少賣一張。但他不肯,每每堅持兩張專輯並排放在面前,有人要買他就說是兩張一套,一套一百元。問津者往往嫌貴,問只買一張可不可以,他就力推我的碟,還替我唱專輯中的歌。他那時並不知曉我其他的職業身份,我每每尷尬萬分地接過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他從未有求於我,只是用一種最樸素的江湖道義來處世:哪怕讓自己唯一的謀生手段打折,也要兼顧兄弟的溫飽。後來,他知曉了我的根底兒後,依舊是賣唱時力推我的碟片。我說,我不缺這個錢啊。他說,你開銷一定很大,掙點兒錢換張返程的機票也是好的哦……

這都不是錢不錢的事,我知道,這些年他只是習慣了如此待我。

行文至此駐筆片刻,感慨良多。

江湖十年燈,搖搖曳曳,映照過不少人情練達、世態炎涼。

這條路上,同行者良莠皆存,秉俠義古風者於其中不過二三子,大軍是其中一人。於情,他是個兄弟,於義,他算一位落拓街頭的君子。

我是個好交朋友的人,號碼簿里一度幾千張名片,我也是個酷愛折騰的人,十年來大起大落,風光過,落拓過,經歷過幾次巔峰和低谷,也經歷過幾次生死。起起伏伏間的倥傯,翻翻手機,屢屢發現能打個電話聊聊心事的人其實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多。

33

歲後,在給自己的朋友圈子做加法時,我開始越來越謹慎。

該做做減法了。

篩盤搖來搖去,留下的才會是金子。

拍一部胸無大志的電影

那個艱難的時期一起賣唱的還有後來D

調酒吧的路平、跑調酒吧的靳松、小植、凡間酒吧的晴天等等一批人。大家因為民謠音樂相識,後來這些人被譽為麗江民謠的代表,分別開了自己的酒吧或火塘,組了自己的樂隊,有了穩定的收入,在豆瓣上開了自己的音樂人小站,開始全國巡演,在地下半地下的民謠圈裡一個接一個揚名立萬。

往事經年,箇中亦有鬩於牆的兄弟,而當時那種相互扶持集體勞作,一瓶飲料分着喝的時光卻永留我心,故而在記憶里,那個時期的賣唱,有了一種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意味,恍如聚義梁山。

大軍經常扮演爛好人的角色,有些初到麗江的歌者找到他,希望和他結伴賣唱,他從不懂得拒絕,等到人家輕車熟路了,堂而皇之地在旁邊另立門戶,搶白得他沒了生意。教會了徒弟餓死了師傅,貓和虎的寓言故事他親身驗證了一次又一次,只好一次次作戰略轉移。從最初的大石橋到布拉格門前,到後來的萬子橋、三眼井,越退越遊人稀疏。他只好靠拉長賣唱的時間來換效益,之前是每天唱兩個小時,後來加到三個半。

2008

年奧運會前,我回麗江避運,當時路平的D

調酒吧已經開得有聲有色,之前一起賣唱的兄弟們以D

調為根據地,繼續着半共產主義的生活。

世俗的眼中,這是一群胸無大志的人們,每天喝茶、彈琴、微醺、戀愛,在青石板路上消磨着寒冷的年華,幾乎算是一群站在入世和出世邊緣的一群異形。曾經我一度這麼認為:大家在一起不過是共同簡述一種生活方式,不過是一場慢生活。

我從未聽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和我談起過夢想二字,除了大軍。他的那個想法生生地把我嚇了一跳。

大軍在某個夏天的傍晚對我說:「我想拍部電影。」

這個男人對電影行當策劃執行的了解,幾乎等同於一個清朝人對高鐵運營系統的認知,而且這個男人又是一個那麼一窮二白的流浪歌手而已。

我說,你開玩笑吧,你有病吧,你開玩笑也開個靠譜點兒的玩笑哦。你也太嚇人了吧,你……

沒想到更嚇人的還在後面,他居然真的就摸摸索索地開始幹了起來。

不知他查了多少百度信息,跑了多少次新華書店,他居然在短短一兩個月內完成了一個獨立製片人基本應該了解的一切。他從麗江旅遊學院找到了一個熱血文藝青年當視覺導演,從文聯找到了一個同樣熱血的文藝女中年當編劇,還挨個和一起賣唱的歌手兄弟們打招呼:

「你來當個劇務吧,你來演個角色吧……」他還找開攝影工作室的朋友借燈,找開黑車的朋友借車拉道具。他簡直是在赤拳入白刃,空手套白狼。

他那時候把路平酒吧的二樓當成臨時辦公室,那裡連張桌子都沒有,大家盤腿坐着整夜開會。我參與過一次他的劇本策劃會,我相信除了我以外,那都是一群一輩子沒開過幾次會的人(除了小學班會),

策劃會開得和相親茶話會似的,小桌子上擺着花生和類似喜糖的東西,每個發言的人居然還都一本正經地起立,發完言還集體鼓掌。他們把路平的賬本拿來,在反面記錄會議紀要,當書記的人字不好,寫了一會兒就不認識自己之前寫的字了,於是撕下來重寫。每撕一張,路平就一哆嗦,撕一張就一哆嗦。

劇本講的是一個麗江混混和一個孤兒院病童的故事。一大一小兩個人,兩條平行線偶爾交錯,然後小孤兒在麗江混混身上尋覓父愛,麗江混混為了病童,去履行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承諾。失去生活方向的中年男人、垂危的孩子,兩個人彼此顛覆了對方痛楚的人生。

劇情不是多麼起伏跌宕,也沒什麼矛盾衝突,算基本成立吧。但論及分鏡頭方案的時候,簡直是要把一鍋海鮮疙瘩湯潑了一地,各種不靠譜的想法紛紛暴露了出來:他們計劃把家用DV

綁在竹竿上當搖臂,用滑板代替軌道車,居然還畫了分鏡頭畫稿,上面中景接中景接中景……我坐了一會兒,覺得這基本是在扯淡,我怕管不住自己的嘴,忍不住會大放厥詞,就偷偷先行尿遁了。一下樓,看見路平默默地坐在火塘邊,捧着殘缺的賬本,默默運氣。

後來,路平在片中飾演了一名反派。

片子開拍的時候我去了新加坡,在克拉碼頭和一個叫小鑽石的姑娘玩塔羅牌,並學會了調製正宗的「新加坡司令」。再回麗江時,大軍的片子快要殺青了。我很驚奇他是怎麼做到的,跟着去看了最後的兩場戲。大軍扮演的是那個麗江混混,有個髒髒的小男孩兒演病童。那個小小的男孩兒像小貓一樣乖,眼睛比嘴大,大耳朵薄薄的,幾乎是透明的,站在大軍身邊剛剛到他的腰。

那場戲是拍一次分離:大軍和小髒孩兒四目相對,然後各自轉身留下背影。按照計劃,兩個人對視半分鐘,轉身後分別走出20

米出畫,但實拍的時候發生了一點兒變化。那個小孩子轉身後愣在那裡,一動不動的,忘了走,也忘了回頭,仿佛整顆心都被摘走了。那種茫然若失,揪心得很,任何導演都難以導出他那副體態神情。我的鼻子忽然酸得很,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最無助的瞬間……四下里一片安靜,終於有個擔任劇務的姑娘嗚咽着哭出聲來。

我問:「大軍,你是從哪兒找來這麼棒的小演員的?」

他說:「我去孤兒院取景,這個孩子趴在欄杆上看着我……他飯量不小,以後一定能長個高個兒。」

我有個小小的疑惑,我不記得麗江孤兒院的圍牆有欄杆。但我知道我的兄弟大軍不會和我說半句假話。我沒再追問,去吧檯給他調了一杯「新加坡司令」,他嘗了一口問:「你不覺得太甜了嗎?」

這部電影的名字叫《我想飛》。高清視界、奧運之美,松下高清影像現場電影節四等獎—是這部電影所獲得的獎。

出人意料,居然獲獎了。

幾乎是零投入的公益電影,當然不可能走院線。但據說在部分城市的觀影會上反應熱烈,由此也引發了一小股針對滇西北地區孤兒院的志願者風潮,但幾乎沒人知曉這始於一個麗江流浪歌手的一次瘋狂夢想。無論如何,此舉善莫大焉。

該大片兒在麗江的一個電影吧里曾放過一次,大家一邊嘻嘻哈哈地看,一邊啃着瓜子和辣鴨脖。大軍也跟着一起看,看了一會兒跑出去啃鴨脖子了。有幾個人堅持看到了最後,看完演職員表上自己的名字後,心滿意足地走了。

然後,此事告一段落。

奇怪的是,大軍之後再沒提過自己拍過電影這回事,好像沒發生過一樣。他的夢想完成了,完成了就放下了,放得還很乾淨,甚至沒當成人際交往時的談資。

有時候,我不確定大軍是少根筋還是足夠智慧。行於心而不駐於心,在這件事兒上,他活得比我見過的大多數人都灑脫得太多。

我曾揣測過,是否這個電影裡的故事曾經真實發生過,是否真實的主角就是大軍。

他或許是因為未能對某一個逝去的小生命完成承諾,才想在光影中虛擬地畫上一個句號吧。若我揣測的是真的,那麼,那些鬍子拉碴滿面風塵的男人,內心該是多麼的柔軟。

那個髒髒的小孩子,後來經常會來找他玩,不怎麼說話,只是依偎在他身邊。大軍給他炒飯一次打四五個雞蛋進去,還給他揩鼻涕,亮亮的鼻涕絲兒黏在手指上,他一點兒也不嫌棄,仿佛他就是父親。

生一張16萬元的專輯

他還做過一件傻缺的事。

他一直二到現在,或者未來。

他循環不停地二着。

我們一開始賣碟都是找支電熔麥克,跑到朋友酒吧里錄現場版,然後把Demo

用電腦光驅刻錄出來。我們把這種碟叫毛片,取其手段原始、技術粗糙之意。往好里說是原汁原味,但給專業音樂製作人聽的話,無異於一次性飯盒裡盛着夾生餃子、沒褪乾淨雞毛的黃燜雞。可一般購買者誰在乎這個啊,再說民謠聽的是歌詞內涵,本就和技術品質沒太大關係。

我堅持以上看法和想法,一直到現在都懶得在配器和錄音上下太大功夫,即便錄歌也萬分牴觸各種Midi

手段。

他卻不,賣了兩年毛片後,軸勁兒上來了。不過是一個日日混嚼穀的流浪歌手,卻把所有的積蓄全部拿出來,東求西告地籌錢,奔成都,跑廣州,租錄音棚,買版號,托朋友找知名的音樂製作人,自己監棚給自己錄製專輯。他花乾淨了身上的每一分錢,帶着母帶一路搭順風車回麗江,餓得馬瘦毛長,一見面就和我抱怨廣州的碗太小菜太貴。

我聽了下他錄製的這張專輯,叫《風雨情深》。厚厚的外殼,錚亮的黑膠盤,製作精良,內外兼修,編曲和錄音不亞於一個出道歌手的專輯品質。我問他共多少錢,他說沒多少。

「那到底是多少?」

他假裝滿不在乎地說:「16

萬。」

說完,脖子都是僵的。

16

萬!一輛Smart

微型車的價錢,一套發燒單發,一個二線歌手一場商演的報價。一個中產階級或許可以滿不在乎地報出這個金額,但無產階級的大軍你滿不在乎個什麼勁兒啊你?16

萬,一張碟你賣50

元,賣3200

張碟你才能回本。你能保證麗江天天不下雨嗎?這裡半年是雨季!你能保證琴被沒收的時候,碟片不會被沒收嗎?

我替他心痛,馬後炮地罵他:「花個一萬兩萬元的品質比之前的Demo

好點兒就行了,你有幾個錢能糟蹋?你不需要打榜,又不需要拿金曲獎。」

大軍很包容地看着我說:「可那是我自己寫的歌啊。」

我形容不出那種眼神兒,好像他是個戴紅箍的,我是個隨地吐痰的。

「那好吧,那我幫你推推歌吧,說不定哪一首忽然爆紅網絡,半個季度你就回本了。你說好不好,我說,你覺得呢?唉,我和你說話呢,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