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 - 第1章
吳曉波
作者：吳曉波
目錄
總序
「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前言
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部
公元前7世紀～公元588年
（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
集權帝國的奠基期
第一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第二章
商父的誕生
第三章
鐵血兵馬俑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時代
第五章
帝國的邏輯
第六章
最後的世族
第二部
公元589年～1367年
（隋唐）（宋元）
「世界第一」的黃金期
第七章
長安城裡的商人
第八章
亂世思弘羊
第九章
虛弱的繁榮
第十章
走到盡頭的變法
第十一章
馬可·波羅眼中的中國
第三部
公元1368年～1869年
（明）（清）
超穩定的夕陽期
第十二章
「男耕女織」的詛咒
第十三章
晉徽爭雄
第十四章
權貴經濟的巔峰
第十五章
寄生動物
第十六章
爬滿虱子的「盛世」綢緞
第十七章
夕陽下的工商圖景
第十八章
被鴉片擊潰的帝國
總序
「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1959年春，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到河南檢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陽臥龍崗武侯祠遊覽，見殿門兩旁懸掛着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胡耀邦念罷此聯，對陪同人員說：「讓我來改一改！」說完，他高聲吟誦：「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歷史在此刻穿越。兩代治國者對朝廷與忠臣、國家與人民的關係進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讀。
中國是世界上文字記錄最為完備的國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廣、中央集權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如何長治久安，如何保持各個利益集團的均勢，是歷代治國者日日苦思之事。兩千餘年來，幾乎所有的政治和經濟變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終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獨步天下。
在過去十年裡，我將生命中最好的時間都投注於中國企業歷史的梳理與創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並出版《激盪三十年》上、下卷，隨後在2009年出版《跌盪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年底出版《浩蕩兩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歷代經濟變革得失》，由此，完成了從公元前7世紀「管仲變法」到本輪經濟改革的整體敘述。
就在我進行着這一個漫長的寫作過程之際，我們的國家又處在一個重要的變革時刻，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讓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時，種種的社會矛盾又讓每個階層的人們都有莫名的焦慮感和「受傷感」。物質充足與精神空虛、經濟繁華與貧富懸殊、社會重建與利益博弈，這是一個充滿了無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國家，你無法「離開」，你必須直面。
如果把當代放入兩千餘年的歷史之中進行考察，你會驚訝地發現，正在發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經濟變法，每一個繁華盛世，每一回改朝換代，都可以進行前後的印證和邏輯推導。我們正穿行在一條「歷史的三峽」中，它漫長而曲折，沿途風景壯美，險灘時時出現，過往的經驗及教訓都投影在我們的行動和抉擇之中。
我試圖從經濟變革和企業變遷的角度對正在發生的歷史給予一種解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一再地追問這些命題——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
我的所有寫作都是為了一一回答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現在看來，它們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歷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歷史」，其實都是基於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我所能保證的是創作的誠意，20世紀60年代的「受難者」顧准在自己的晚年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一切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都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歷史，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當時的錯誤。然而，我更願意相信易卜生說過的一句話：「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為總序。
題記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
——2006年1月29日，中國春節。
寫於38000英尺高空，自華盛頓返回上海。
前言
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費正清《中國與美國》
一
我曾經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一個展櫃前足足佇立了一個小時。在恆溫的玻璃大櫃裡，柔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隻來自3000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833公斤，高133厘米，長110厘米，寬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家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1。
站在它的面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鼎鑄造出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了一支怎樣的製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鼎的質量和製造的效率？
大鼎不會說話。離開博物館後，我查閱了很多論文、書籍，終於發現，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甚至有些專家已經給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者們在《商周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鑄造流程：
第一，它的鑄造者是一位化學家，對銅與錫的調劑比例應十分嫻熟，大方鼎的銅比例為84.77%，錫為11.64%，是一個非常恰當的合金配比。第二，他應該是一位工業美術設計師，能夠勾畫出精美絕倫的銅鼎圖案。第三，他必須是一位風力機械工程師，鑄造大方鼎的銅要到1200℃才能熔化，所以必須有某種鼓風助燃的設備。第四，他還一定是冶煉家，大方鼎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灌注才能成功，當時使用的煉堝是熔銅量為12.7公斤的「將軍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個以上的「將軍盔」同時進行熔化，這需要高超的冶煉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學家，如果一個煉堝配備3～4個人，則共需250人左右同時作業，從場地上看，一個煉堝占地起碼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場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的大平台。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300～400人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質量。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製造工廠，司母戊大方鼎是工業化的寧馨兒。那個領導了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家，大概沒有人會激烈反對。
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只是後人站在那隻大鼎前，震撼與驚嘆之餘的一絲遐想。
而當我們以這隻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為出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為，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一直沒能超越這隻沉默的大鼎。
二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家之一。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經商——而且是特別善於並樂於經商的民族。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於此道，並以「商」為國號，此後歷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家王符就說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於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2明清以降，「儒賈合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於言商。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說：「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說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從經濟要素上分析，中國有發展工商經濟的無數優越條件。這裡有最早也是維持時間最長的統一市場，與歐洲中世紀之前的封閉分割、自給自足式的地方領主經濟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國早在唐宋時期，就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長安、洛陽及臨安都是人口過100萬的超級大城市；在同時期的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過10萬人。中國有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科技水平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這裡還發生了最早的農業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國是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家，龐大的內需市場為工商生產和流通創造了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國還在工商制度創新上擁有很多世界紀錄，元代出現了世界上的第一張紙幣，宋代出現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職業經理人階層，清初則出現了糧食期貨貿易。此外，中國還有非常健全的鄉村自治體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數最為眾多的商幫集團。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早在10世紀的宋代，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時，中國仍然保持着經濟規模世界第一的地位，擁有最高的糧食產量，棉紡織業的生產規模是英國的6倍。
然而，無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發達的工商經濟，卻保持了長達千年的「高水平停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之後，它竟遠遠落後，受各國欺凌，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病夫」。
生於1930年的許倬雲是一位注重實證和量化數據的歷史學家，抗日戰爭時期，他曾隨家在中國各地流浪，目睹農村之真實景象，後來撰寫《漢代農業》一書，據他的觀察，「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農村變化不太大，我當時看到的農村基本上跟漢朝相差不多」。各地農村所用的機械類農具，如水排（水力鼓風機，約早歐洲1000多年）等都是在漢代就已經發明出來了的。
在工商方面，改變也許比農業要多很多，不過在一些關鍵產業，進步仍然是讓人汗顏的。以農耕及工業革命時期最重要的產業——鑄銅冶鐵業為例，早在商代，已能夠組織300人以上的作業團隊鑄造重達833公斤的巨型銅鼎，從日後出土的漢代冶鐵作坊看，其規模已可達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鐵作坊的規模也與此相仿，幾乎沒有擴大。另據計算，西漢時期每戶家庭的用鐵量將近4公斤，這與1949年之前農村家庭用鐵的實際情況大體一致，也就是說，兩千多年來，中國家庭的用鐵量沒有增加。3
在城市經濟方面，最繁榮的大都市出現在宋代，而進入明清之後，城市規模竟有所縮小。據台灣學者趙岡的研究，中國在唐宋兩朝，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更讓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國度里，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卻成了一個被妖魔化、邊緣化的族群。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極其低下，自《史記》之後，正史之中幾乎沒有完整的記錄。甚至連司馬遷也因在《史記》中專寫《貨殖列傳》一章，而遭到後世學者的詬病。以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宋代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無幾，在史書上，連妓女的名字都遠遠多過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幫控制了中國的鹽業、邊貿和金融業，其財富總和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兩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記錄在案的晉商僅一人而已。商人階層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費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為什麼中國的商人不是去製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為什麼中國經濟會在一個高起點的水平線上長時間地徘徊？為什麼高度發達的工商文明中無法孕育出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了這些情況的發生？
20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以東西方工商文明的差異展開他的思考，該書序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是：「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於怎樣一些環境呢？」
而一個與上述諸多疑問相關且更具現實性的問題是：導致這一情況發生的因素是否已經徹底地排除，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歷史的宿命之中？
三
對商人的蔑視，對工商從業者的蔑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曾經是東、西方世界的共識。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描述說：「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個賤買貴賣的人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財富的增加散發着一股子妖邪之氣。對生意人的仇視，尤其是史官的仇視，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
當然，哈耶克所說的景象發生在中世紀之前的歐洲，自工業革命之後，西方世界開始正視商業的力量，有人對資本主義的正當性進行了理論上的澄清，更有人將之看成是「一個國家的事業」。然而，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頑固地存在。
要解釋這一現象，就必須要在一個更廣泛的歷史視野中去尋找答案。正如制度經濟學所提示的，政治權力制度在更宏觀的層面上為經濟運行規定了一種基本環境，形成了所謂的統率性規則。美國學者查爾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書中便認為：「一個政府同另一個政府的最大不同，在於市場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場的程度。所以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是政治學又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
這顯然是一個適當的、研究中國企業史的學術角度。
1955年，國學家錢穆在他創辦的香港新亞書院專講《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他的課程共分五講，分別是漢唐宋明清，最後為一「總論」。在「總論」中，錢穆提出「從這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他共指出四條，其中第一個關鍵詞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第二條關鍵詞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着」。
若在今日，有人專講《中國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其「總論」的兩大關鍵詞恐怕也逃不出錢穆所謂的這兩條——「集權」與「抑商」。
在集權與抑商的背後，是一個無比強悍的政治權力制度安排——高度專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國從公元前7世紀開始，以「管仲變法」為標誌，開始探索國家積極干預產業經濟的試驗，此後多有演進，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逐漸成為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
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歷程。對於專制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四個方面完成制度建設，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制度模式。
中國歷史上的眾多制度創新，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其歷代創新蔚為壯觀，最終形成了四個基礎性制度，它們共同構成了支撐起集權政體「大廈」的四根「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