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 - 第3章
吳曉波
在這種經濟環境中，國有企業是那種「看上去像企業的政府」，而政府則是那種「看上去像政府的企業」。當它們從各自的利益訴求出發，成為微觀經濟領域中的逐利集團時，民營企業集群則被間夾其中，進退失措。這一中國式經濟體制延續千年，迄今未變，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由於在鹽鐵專營中獲得了巨大利益，相對的，管仲在其他產業的稅收上就表現得非常寬厚。
在重要的農業稅上，兩年徵稅一次，大豐收之年，每年征15%，中等之年，每年征10%，下等之年，每年征5%，如遇饑荒，則免稅。這一稅率，日後也成為很多朝代的稅賦計算方式。此外，管仲還建立了國儲糧制度，國家採購囤積了大量糧食，其數量足以控制市場糧價的波動，以達到豐飢平衡的功效。管仲對糧食十分重視，他不容許任何人操縱糧價，嚴禁在饑荒之年利用糧食買賣「兼併」農民，糧價波動必須由國家掌握，在農耕年代，這一見解無疑非常重要。
在進出口貿易上，除了魚鹽出口免稅之外，其他商品的關市之徵，僅為1%到2%的稅率。齊國強盛起來之後，管仲甚至以霸主身份統一各國的關貿稅賦，公元前679年（齊桓公七年），齊國會盟各國諸侯，達成關稅協定，市場交易的稅賦為2%，進出口關稅為1%。第二年，齊國再度會盟諸侯，規定與會各國要修建道路，偕同度量標準，統一斤兩稱數。20管仲的這些做法，好比是在創建一個區域經濟的關稅同盟體，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看來仍然是國際貿易的遊戲慣例，毫無落後之感。
管仲還是一個運用價格來調劑經濟和增加國家收入的高手。他曾舉例說，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稅，而要征於原材料麻，麻價因課稅漲10倍，布價就可能因此而上漲至50倍；同樣道理，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織帛，就可征課原材料絲的稅，這樣又可使織帛的價格上漲10倍。在列國間的貿易上，他主張根據不同的情況來對待各國的價格水平，所謂「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他國的商品質量高過本國，他主張提高該商品在本國的銷售價格，這樣就可以引導外貨的輸入。如果要獎勵出口，就要壓低出售價格，「天下高而我下」。
管仲的經濟思想中，最為奇特的一項是鼓勵消費，他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在《管子》一書中就有一篇奇文《侈糜篇》。
中國歷代的治國思想向來以倡導節儉為正途，這顯然是長期短缺經濟的必然產物。然而管仲卻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在他看來，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21
管仲的這一論述曾經迷惑了此後數千年的中國學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於此，要麼視而不見，要麼顧左右而言他，要麼百般替管仲聲辯。直到近世，歷史學家郭沫若才給予了比較合理的解釋。郭氏認為：「他是肯定享樂而反對節約的，他是重視流通而反對輕視商業的，他是主張全面就業而反對消極賑濟的，為了能夠全面就業，他主張大量消費，甚至主張厚葬。他的重點是放在大量消費可以促進大量生產這一面。因而在生產方面該如何進行，如何改進技術之類的話，他就說得很少，幾乎可以說沒有。」22
管仲倡導奢侈的理由是，「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就是說，只要不人為地堵塞利源，商賈就會日夜不息地從事營運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斷消費，貧窮的人才有工作可做。為了強化自己的觀點，管仲甚至做過極端的比喻，他建議在煮蛋之前應先加雕繪，在燒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後淪之，雕然後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個富足的享樂主義者。孔子說他的奢侈堪比國君，「其侈逼上」，《史記》說他「富擬於公室」。《韓非子》和《論語》等書還記載，齊桓公把齊國市租的十分之三賜歸於管仲。
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對侈糜的推崇，並不僅僅為了自己的享樂。在《管子·乘馬》中，他談及了一個非常先進的觀點。他說，每當年歲凶歉的時候，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業，尤其要僱傭那些喪失了家產的赤貧者。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增加就業，平衡經濟。
這種通過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刺激經濟復甦、增加就業的做法，在當今之世並不罕見，可是在兩千多年前就有這樣的智慧，確實是讓人驚嘆的。據美籍華人學者楊聯升的考據，在漫長的中國經濟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989～1052年）曾經有過類似的思想。23
管仲有很強烈的民本意識。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主張用嚴酷的刑罰來威懾百姓，因為「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順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從其四欲」，即「百姓厭惡勞苦憂患，我就要使他們安逸快樂；百姓厭惡貧困低賤，我就要使他們富足顯貴；百姓厭惡危險災禍，我就要使他們生存安定；百姓厭惡滅種絕後，我就要使他們生養繁衍」。他以為，為政者只要懂得這些道理，把給予看成是取得，就是從政的法寶了。24
管仲治齊，很快就成為最強盛的國家，齊桓公曾多次召集諸侯會盟，成為諸國的盟主，《史記》說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在整個春秋時期，齊桓公是第一個霸主。
然而，無論是齊桓公還是管仲，都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雄心，也沒有兼併各國的想法。他們理想中的霸業，就是成為列強中的老大，當一個「國際警察」。因此在列國事務中，管仲提出的口號是「尊王攘夷」。齊國有三萬裝備精良的軍士，是當時無人敢於爭鋒的兵力，管仲卻沒有用它去征伐四野，而是「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終齊桓公一代，只滅過譚、遂兩個小國，甚至當宋、鄭等鄰國發生了內亂之後，管仲還設法幫助其君主復國。25在列國之間的公共關係上，管仲也顯得大手大腳，他派出80個使節（「游士」）駕着高頭大馬，載滿珍貴的服飾和珠寶，到各國去訪問。當其他國家的使節到齊國來時，管仲則讓他們空囊而來，滿載而歸。26
管仲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似乎更樂於用商戰的辦法來削弱其他國家的勢力。在《管子·輕重戍》中便記載了兩則十分精彩的案例。
齊國旁邊有兩個小國，莒國和萊國，多年以來與齊摩擦不斷。齊桓公即位後問計於管仲：「莒、萊兩國又有農田，又特產紫草（一種染料作物），國力不弱，如何對付？」管仲說：「這兩個國家出產紫草，而我們卻出產銅，您就派遣一些沒有作戰經驗的士兵去採礦冶銅，鑄成貨幣，再用它高價購買兩國的紫草。」
莒、萊兩國的國君聽說齊國高價收購紫草，當然大喜過望，在他們看來，銅幣是人們所珍重的，而紫草則是我國特產，用我們的特產換取齊國所有的銅幣，這樣一來，齊國終將被我們兼併。於是，兩國民眾在政府的號召下紛紛放棄了糧食生產，去種植獲利更高的紫草。第二年，管仲突然命令所有採礦冶銅的士兵全部回去種糧。然後，停止向莒、萊兩國進口紫草。如此一來，兩國糧價頓時大漲，每鍾糧食竟高達370錢，而齊國的糧價只有每鍾10錢，莒、萊之民紛紛投靠齊國。經此一役，兩國國力大減，不得不歸附齊國。
另一場商戰發生在齊和魯、梁之間。魯國和梁國都是東方的大國，特別是魯國，向來與齊國並稱「齊魯」。
魯、梁兩國的民眾擅長織綈，這是一種色彩光亮、質地絲滑的絲織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當時最高檔的服裝。管仲就懇請齊桓公帶頭穿綈衣，還讓他的左右侍從也同樣跟隨。很快，穿綈織的衣服成了齊國上下的時尚。雖然綈的需求量猛增，供不應求，管仲卻不允許本國人生產綈織品，而是一律從魯、梁兩國進口。為了大張聲勢，他還特意安排齊桓公穿着綈衣到齊國與魯、梁交界的泰山南面去炫耀了十來天。管仲召集這兩國的商人，對他們說：你們為我織綈10匹，我給你們300斤銅，如果織了100匹，我就給3000斤銅。這樣一來，你們兩國即使不向人民徵收賦稅，財用也足夠了。
魯、梁兩國如同莒、萊一樣，果然中計，在政府的鼓動下，民眾紛紛從事綈的紡織，農事因此荒廢。一年多下來，糧價果然暴漲。到了這時，管仲如法炮製，下令關閉與魯、梁的通商關口，不再進口一匹綈布。兩國經濟頓時崩潰，難民紛紛湧入齊國，管仲順勢讓他們去開拓齊國的很多荒地，反而促進了農業的生產。魯、梁從此一蹶不振，魯國的國君不得不親自到齊國去納幣修好。
管仲用不起眼的紫草和綈布，不戰而屈四國，是中國古代史上罕見的商戰案例，他無疑利用了列國間貿易中的供求關係，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讓人嘆服。
管仲治齊40年，國強民富。都城臨淄成為最繁華富足的城市，據計算其居民達30萬人之多，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與其同時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萬。《戰國策·齊策》如此記載它不可一世的繁榮景象：「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
在漫長的兩千年動盪國史上，生活在這40年的齊國人應該是最幸福、平和的人民之一。一位失意商人、膽小逃兵竟然有如此早慧和高超的治國才能，只能說是一個異數。
管仲留傳下來的文字很多，思想龐雜，幾乎是道家、儒家及法家的淵源，到西漢初期，劉向搜集到了564篇署名為「管仲」的文章，他比勘審定，定著86篇為《管子敘錄》，這成為流傳後世的《管子》母本。然而可嘆的是，管子的思想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並不被重視，他的人品及某些做法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受到了學者的爭議，在《論語·憲問》中就記載了這樣一段對話，子貢說：「管仲怎麼能算是仁者呢？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管仲非但不跟着死，還去當了仇人的相國。」倒是孔子講了一句公道話，他說：「管仲一匡天下，人民到今天還受到他的恩賜，如果沒有管仲，我可能還是一個披着頭髮的異族人。」27
儘管如此，後世的儒家，特別是宋代之後，對管仲一直頗有微詞。除了崇尚奢靡、鼓勵消費的做法與他們格格不入之外，管仲的「霸主之道」，在某些治國者看來也是「迂腐」的。
就在齊桓公晚期，中原的晉國和南面的楚國紛紛併吞小國，疆域不斷擴大，它們的軍事冒險無疑得到了更大的好處。齊國坐擁最強國力，卻採取了不擴軍和不兼併的「和平稱霸」戰略，沒有「及時」地開疆拓土。管仲那些維持列國秩序的行動，似乎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齊桓公九次會盟諸侯，每次都是形式大於內容，各國表面上服從於齊國，實際上各懷鬼胎，互相戈伐，而齊桓公和管仲對此也無可奈何。28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兩年後，齊桓公竟然餓死宮中，齊國迅速讓出了霸主權柄。
跟管仲一樣，齊桓公是一個縱情享樂的人。《管子·小匡》就說他有「好田」、「好酒」和「好色」之「三大邪」，在他的身邊圍繞着一群無聊的弄臣，其中一位叫易牙。有一次，齊桓公自言自語說，他吃遍了天下的美味，就是沒有吃過人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兒子煮了，端着肉獻給齊桓公。管仲臨終之前，再三告誡齊桓公遠離易牙等人。可是，讓一個統治者戒掉佞臣比戒掉毒品還難，公元前643年冬天，齊桓公臥病不起，立嗣之爭頓起，易牙把齊桓公關在宮內，將門窗全部封死，還在外面築起圍牆。一代霸主就此活活餓死。
自齊桓公以降，相繼稱霸的諸侯還有四個，分別是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和越王勾踐，是為「春秋五霸」。29後四位諸侯均以開疆拓土而威懾天下，「尊王攘夷」異化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管仲之道不復見。
第二章 商父的誕生
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
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范蠡
管仲去世150年之後，南方出現了一位大商人，他的名字叫范蠡（公元前536～前448年），後世尊之為「商父」。與管仲「先商後官」的經歷不同，范蠡是「先官後商」。
范蠡輔佐的是「春秋五霸」中的最後一個霸主越王勾踐。勾踐的稱霸經歷最富戲劇性——先是戰敗幾乎亡國，被迫到敵國為奴，然後臥薪嘗膽，歷20年終成霸業。
越國地處長江下游的浙江、江蘇一帶，在西周時期尚是蠻夷之地，到了春秋，它與比鄰的吳國相繼崛起，形成爭霸之勢。公元前496年，吳越戰於攜李（今浙江嘉興），吳王闔閭負傷身死。兩年後，闔閭之子夫差與越再戰於夫椒（今江蘇無錫馬跡山），大敗越軍，越王勾踐被圍困於都城會稽（今浙江紹興）。為了避免滅國之禍，謀士范蠡獻計，向吳王求和乞降，以待覆起，他用銅劍在石頭上刻了12個字——「待其時，忍其辱，乘其蔽，就其虛」。范蠡陪同勾踐入吳國為奴，前後三年，受盡屈辱。
被放歸越國之後，范蠡又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他先是遍覓美女獻給夫差，讓他沉迷酒色，荒廢國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名列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同時，他着力於軍政經濟的建設，從《越絕書》、《吳越春秋》及《史記》等史料看，他在三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首先，建立各種生產和軍事基地。他建築了山陰小城和山陰大城，把都城從山麓平陽下遷到沼澤平原地帶，使越國有了一個堅固的行政中心。然後，在水土資源豐富的大城東郊築塘，建立了糧食基地富中大塘，又在大城周圍根據水土資源分別建造了畜牧基地雞山、豕山和犬山，水產基地目魚池，蔬菜基地稷山，冶金基地姑中山、練塘、錫山和六山，鑄劍基地赤堇山、稱山，造船基地船宮，練兵基地時浦，木材基地木客，編織基地麻林山和葛山，食鹽基地朱余。在國史上，范蠡是第一個以產業模塊的方式規劃國民經濟的人，這當然又比管仲進了一步。他通過建設這些生產、軍事基地，有計劃地重構了越國的國民經濟能力。
其次，以價格調控的辦法促進糧食生產。范蠡說：「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就是說，市場上的糧食價格，如果下跌到每石只值20錢，就會穀賤傷農，農民就會荒廢土地，全國就會鬧饑荒；如果上漲到每石90錢，就會打擊到工商業者，國家的稅收和財政收入就會下降。因此，他向勾踐建議，最好把糧食價格控制在「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的限度內——每石糧食最高不超過80錢、最低不低於30錢，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實行宏觀調控的浮動價格政策。這樣，農業和工商業都能得利，物價穩定，關隘和集市繁榮，是真正的治國之道。30
那麼，怎樣才能把糧價控制在「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的合理幅度之內呢？范蠡說：「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就是說，只要搞清楚哪些商品是供過於求的，即「有餘」，哪些商品是供不應求的，即「不足」，就可以知道哪些價格要下跌，哪些要上漲，「即知貴賤」。他已認識到，由於市場供求對生產的影響和調節，供不應求的商品上漲到一定程度，由於供給的增加和需求的減少，商品價格就會下跌，「貴上極則反賤」；反之，供過於求的商品下跌到一定程度，由於供給的減少和需求的增加，商品價格又會回升、上漲，「賤下極則反貴」。換言之，他已從現象上意識到，由於供求關係的影響，商品的價格會圍繞其價值而上下波動。
根據上述認識，范蠡進而提出了國家運用經濟手段去調控糧食價格的策略。他的辦法是：「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當市場上的糧食價格上漲時，國家就用低價拋售糧食的辦法，「貴出如糞土」，把糧價壓下來；當糧食價格下跌時，國家就用高價收購的辦法，「賤取如珠玉」，把糧價抬上去。他認為，國家採取這樣的宏觀調控政策來控制糧價，就可以穩定市場，讓國家富強。
其三，范蠡還天才地發現了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並據此來設計政策。他說：「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在旱災之年要預見到大旱之後可能發生水災，因此要及早扶持造船業的發展，以免水災來臨時發生舟船供應短缺；反之，在水災之年要預見到以後可能發生旱災，因此要及早促進車輛生產。他還提出「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就是說，要發展商業、積聚財富，務必嚴格注意商品的質量，「務完物」，還要注意加快資金周轉，「無息幣」，不要讓貨幣滯留在手中，成為死錢。他的這些見解，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是駕馭市場經濟所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
▲（清）任熊 越大夫范公蠡像
越國在范蠡的治理下，果然「修之十年，國富」，此長彼消之間，吳越國勢逆轉。公元前482年，勾踐興師伐吳，殺吳太子。9年後，再敗吳師，夫差多次乞降，范蠡力諫勾踐不准，遂滅吳。經此役，越國大興，勾踐與齊、宋、晉、魯等諸侯會盟於徐州（今山東滕縣），周天子派專使前往祝賀，並封勾踐為「伯」（霸），從此，越國橫行於長江、淮河之東，勾踐號稱「霸王」。
越國稱霸之後，范蠡被拜為上將軍，然而他卻做出了一個十分反常，卻也讓他名垂歷史的舉動——掛冠出走，帶着美女西施「乘扁舟浮於五湖」。臨行前，他對另外一位輔佐大臣文種說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話：「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文種不聽，後來果然被勾踐賜劍自盡。
范蠡辭官，並沒有「飄然不知所終」，而是開始了第二段人生，他數易其居，成了一個超級大商人。
范蠡先是出越入齊，更名為鴟夷子皮，在大海邊從事農耕養殖（「耕於海畔」）和土產貿易，很快有了數十萬金的資產，成了遠近聞名的富商。迄今，河北、山東和江蘇等很多地方志中仍然留有他的經商傳說，譬如管仲開辦過皮毛集市的河北蠡縣便記載范蠡也曾在此做皮毛生意，該縣因此得名。他還在江蘇無錫從事過種植，該地現存「蠡國」和「西蠡河」等地名，沿太湖周邊地帶，尚有不少以「蠡」字得名的地方，如蠡湖、蠡橋、蠡口鎮、蠡莊渡等等。據傳他還寫了一部《養魚經》，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淡水魚養殖的專著，後被收入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齊王聞其賢，請他去當國相，不多久，范蠡再辭，遷居到陶，更名為陶朱公。3119年之間三次積累家產到千金之多。他還廣散家財於貧窮的鄉鄰親戚，因此又有好德之名。他的子孫繼承家業，累代經商，「遂至巨萬」。因為范蠡的故事太過神奇，所以後世把豪富者概稱為「陶朱公」。
從各種史料分析，無論是在齊國還是在陶，范蠡從事的產業都是農耕和畜養業，「復約要父子耕畜」，此外還經營季節性特產的長途販運。他顯然把治國之術用到了經商之中，司馬遷引用他的話說，「致富的策略有七種，越國用了五種就稱霸天下，既然用在國家上如此有效，我要把它用在家業經營上」。32
經濟周期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名詞，治國與為商之道一樣，關鍵在於認識周期，同時善於運用周期，在這方面，范蠡無疑是一位世界級的先覺者。他是一位天文學家，在越國主政時曾籌建了有史以來第一個高46丈的觀象台，他將天文運行與農業豐歉進行了周期性研究，並據此預測糧食生產的周期性變化趨勢，形成經營的策略。他給出了一個周期性的公式：「歲星（木星）運行到金的位置時是豐收年，在水位時是澇災年，在木位時可能有饑荒，在火位時則是大旱之年。每隔6年有一次豐年、一次平年，每隔12年出現一次大饑荒。」33這裡將古代天文知識與五行學說結合起來，認為「歲星」即木星12年間分別經過金、木、水、火等方位而繞太陽一周期，同農業生產由豐年到災年的一個周期是相吻合的。
且不論這一周期性總結髮現是否完全符合科學，不過，范蠡能夠以長期循環波動的眼光看待工商經濟，無疑已是非常卓越——在古今中外的商業世界裡，幾乎所有的大成功者都是對周期有傑出認識和運用的人，其中包括宏觀經濟周期、產業周期和企業生命周期。農業生產從來就有靠天吃飯的特徵，范蠡從氣候和自然條件的變化來探求農業豐歉的周期性循環規律，以此掌握未來不同年份的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產量的增減趨勢，他能富冠天下，便不是意外的事情了。
在掌握了周期性規律之後，范蠡提出另外一個重要的商業思想，就是「待乏」。所謂「夏則資皮，冬則資……以待乏也」。夏天的時候要儲備皮毛，冬天的時候要囤積薄紗，一切都需提前準備，等待貨物缺乏的時候，就可獲取百倍、千倍之利。《史記》說他「候時轉物」，根據季節、時令變化而轉運不同的商品。根據農業豐歉的規律，范蠡又將所有的商品分成兩大類，糧食類和非糧食類——田宅、牛馬等等。在他看來，這兩類商品的價格波動是相反的，在豐收的時候，穀物價格下降，人們對非糧食商品需求增多，其價格必然上漲；如糧食欠產，穀物價格上升，則非糧食類商品必然價跌，所以，購進或拋賣，都應該順勢而動。
在「待乏」的同時，范蠡還強調薄利多銷，加快資金的流動，這樣才能獲得長久的利益。囤積居奇，自能獲取利潤，但又不可以賭博式地追逐暴利，「貨無留，無敢居貴」——手中的貨物不應該讓它久留，不要貪婪地追求過分的高價。他說：「所有商品都是因為過多或過少而變得便宜、珍貴的，一種商品一旦太昂貴，大家都去生產，就會變得便宜，太便宜了，沒人生產又會變得昂貴。手中的資金要像水一樣流動起來，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率。」34他的這些商業思想，百世以降仍然不覺陳舊，「陶朱公」之所以成為豪富者的代名詞，顯然不僅僅因為財富之多寡，更在於他的智慧高超。
另據《史記集解》記載，范蠡還曾經幫助一個窮小子變成大富豪。
魯國有個叫頓的年輕人，貧困潦倒，找到范蠡請教致富之道。范蠡告訴他，如果想要發財，就應該去畜養母牛，以繁衍牟利。於是，頓遷徙到晉國的西河（今山西西南），在猗氏（今山西臨猗）南部畜牧牛羊。當時，這一帶土壤潮濕，草原廣闊。由於經營有方，頓的畜牧規模日漸擴大，「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頓在猗氏一帶起家，因此被稱為猗頓。
在經營畜牧的同時，猗頓又投資於池鹽業。山西的西南地區（今山西運城一帶）是古代中國最早進行池鹽生產的地方，其歷史可追溯到黃帝、堯、舜之時，《詩經·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便是對鹽池生產的生動描述，運城當地也有民諺曰：「南風一吹，隔宿成鹽。」猗頓便在這裡開發池鹽，從事生產和貿易經營。據傳，為了加快販運速度，猗頓還開鑿了山西地區的第一條人工運河。
山西池鹽自古被視為「國之寶」（語出《左傳·成公六年》），猗頓投資其中，當然獲利非凡，很快成為一代巨富，後世常將他與范蠡同列而論，並視之為晉商的遠祖。
在中國歷史上，范蠡是第一個辭官經商的典範。在商業史上，堪與他相比較的人物，是1895年下海辦廠的晚清狀元張謇。由范蠡的故事可以看到，在春秋時期，自由商人的地位並不低下——若以兩千年國史論，竟可能是最高的，他們遊走於各國之間進行貿易活動，與世家貴族形成了分庭抗禮之勢，這一事實在各種史料中都有隱約的呈現。
《左傳》中便記載了這樣一個商人故事。公元前658年，晉大夫荀瑩被囚於楚，鄭國一個商人想把他藏在貨袋內偷運出境。這個計劃尚未實現，荀瑩已被釋放回晉。後來，這位鄭國商人到晉國，見荀瑩後並不居功，轉回齊國繼續做自己的貿易。從這段故事可見，鄭國商人的經商範圍在楚、鄭、晉、齊之間，活動半徑已是相當之大。
《淮南子·人間訓》中還記載了另外一個鄭國商人急智救國卻不願當官的罕見故事。公元前627年，鄭國商人弦高去周王室轄地經商，途中遇到一支秦國軍隊，當他得知秦軍要去襲擊鄭國時，便一面派人急速回國報告敵情，一面偽裝成鄭國國君的特使，以12頭牛作為禮物，犒勞秦軍。秦軍以為鄭國已經獲悉偷襲之事，只好班師返回，鄭國因此避免了一次滅亡的命運。當鄭國君主要獎賞弦高時，他卻婉言謝絕了，繼續去當他的商人。
就在范蠡生活的同一時期，在北方還活躍着另外一位著名的商人，他比范蠡小16歲，是孔子的弟子，名叫端木賜，字子貢（公元前520～前456年）。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逝於公元前479年，與范蠡為同時代人，子貢則是他七十二賢徒中最富有者——「最為饒益」，司馬遷直接把他寫進了《貨殖列傳》。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且有幹濟才，辦事通達，深得孔子喜愛，許之以「達」，稱其為「瑚璉之器」。子貢兼有學者、官員和商人三種身份，曾多次出任魯國和衛國的相，是一位活躍的政治縱橫家，同時，他非常善於經商。在《論語·先進》中，孔子將他兩位最心愛的弟子顏回和子貢做了有趣的對比，他說：「顏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卻窮得叮噹響，連吃飯都成問題；而子貢不安本分，去囤積投機，猜測行情，且每每猜對。」35
▲子貢
子貢能致富當然不是靠臆猜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家累千金。」「廢舉」的意思是賤買貴賣，「轉貨」是指「隨時轉貨以殖其資」，翻譯成白話就是：子貢依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賤買貴賣從中獲利，以成巨富。《史記·貨殖列傳》還生動地描寫了子貢富足之後的情景：子貢乘着華麗的馬車，載着珠寶美玉，遊走在天下諸侯之間，所到之處，國君無不專門設席，以平等的禮儀來招待他——「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分庭抗禮」這個成語就出於此，體現了商人子貢與君王、諸侯們的對等關係。司馬遷接着很有感慨地評論說：「孔子的名聲能夠廣布天下，也許靠的就是子貢的前後奔走吧？」36
《荀子·法行篇》記錄了孔子與子貢的一段對話，頗能表現這對師徒在經濟思想上的落差。有一次，他們討論為什麼玉比較貴，而珉（一種低級玉石）比較便宜。子貢說：「君子為什麼貴玉而賤珉？因為玉比較少，而珉比較多。」孔子深不以為然，說：「君子怎麼可能因為繁多而賤棄某一東西，又因為稀少就珍視某一東西呢？玉之珍貴，是因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徵呀。」37接着他洋洋灑灑地列舉了玉的「七德」：「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這段對話，在歷代道德家看來，當然可以讀出孔老師的學識高妙，然而在經濟學家看來，似乎還是學生子貢說得有道理，因為他就物論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為貴」的樸素真理。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價值與價格混為一談，子貢似乎無意識地將之進行了分辨，因此，經濟史學家胡寄窗便評論說：「在缺乏價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經濟思想體系中，子貢能第一次接觸到價值問題，值得稱述。」38
公元前4世紀到5世紀，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第一個思想高峰期，在東方的中國，相繼出現了老莊、孔孟、楊墨等諸子百家，催動了東方哲學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則誕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眾多哲人，開拓了西方文化的淵源。
關於這兩座人類思想巔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的命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可謂是東風西漸。在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法國的大思想家，如盧梭、伏爾泰對老子和孔子等人表達了高度的敬仰，伏爾泰甚至提出過「全盤華化論」。而到了19世紀中後期，西方思想家的自主意識增強，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便認為，老子哲學反映了「精神的兒童時代」，而同時期的古希臘時代則是「精神的成年時代」。39如果從政治倫理上看，雅典對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實踐明顯更讓人神往，中國則從來沒有出現過直接民主這樣的事物。不過，若以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而論，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這種經濟思想上的早慧，是由多種原因促成的。
其一，與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經濟制度不同有關。歐洲在中世紀之前的漫長歲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經濟，封建領主的莊園自給自足，對商品交易的興趣不高，很少與外界發生經濟關係，所以宏觀經濟制度的創新空間十分有限。而中國則因為自然條件的原因，很早就採行了一種更符合經濟原則的經濟制度，至少從有文字記載的公元前7世紀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語言相通、貿易自由的統一市場，產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階層活躍，以至於一些經濟史學家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只出現過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現過經濟性的封建制度」。
自殷商以來，中國的統治者就特別強調社會分工，採取各種措施朝這個方向推進，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專業化的商品經濟，自春秋之後就被歷朝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由於社會分工的優越性，中國早期的生產技術發展得特別快。史家普遍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了至少1000年，主要的傳統生產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產技術）比歐洲早800～1000年。
其二，地方割據造就思想活躍和制度創新的巨大空間。
人類是在物種競爭中脫穎而出的產物，國家也是如此。自東周之後，隨着周天子權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坐大，各諸侯國為了強盛紛紛實施了變革，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管仲在齊國、李悝在魏國、范蠡在越國，都進行了影響深遠的經濟變革。
此外，各諸侯國之間頻繁會盟，一方面是有新的霸主誕生，達成又一輪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則是出於經濟貿易的考慮，日漸形成了貿易共同體的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各國加快道路建設，嘗試統一計量標準、關稅比率等，這一切都為商業流通提供了條件。
其三，中國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為商業的繁榮提供了客觀條件。
中西方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走了兩條全然不同的道路。古代歐洲在羅馬帝國時，曾發展出一批為數眾多、規模可觀的城市，據稱羅馬全盛時有大小城市600多座。可是日耳曼人入侵後，歐洲城市迅速衰落，居民大量逃亡到農村，整個歐洲被切分為成千上萬的領主莊園，一直到中世紀之後，由自由民組成的工商業城市才重新復甦。
而中國的城市發展與歐洲大不相同。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興盛期，然後又轉入一個同樣漫長的衰敗期，而其轉折時間正發生在歐洲重新開始城市化的中世紀，這甚至可以被認為是中西方商業文明的一個分水嶺。
中國的城市興毀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結果。自古以來，中國建城就是以政治軍事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國的都城，是獨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顯示，西周建立之後，分封了1000多個諸侯國。40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即便一個諸侯國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碼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鎮。近世多位學者曾經考據春秋戰國時的城市數目，民國的考古學家李濟找出了585個周代城邑，被認為是最可能近似的數字。
另據張鴻雁、楊寬等人的研究，到了春秋末期、戰國初期，一些城市的規模已經非常之大，在當時的世界上無出其右。據考證，面積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碼就有15座，其中，燕下都的面積達32平方公里，靈壽和臨淄分別為18和16平方公里。臨淄有人口7萬戶，按平均每戶5人計算，是一個擁有35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與同一時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國的城市規模顯然要大幾倍，在希臘城邦臻於極盛的伯里克利（約公元前495～前429年）執政時期，雅典城的人口為15萬人。根據學者的計算，春秋末期的人口總數為3200萬人，而城市居民人數就多達509萬人，城市人口比重為15.9%。據此可以得出一個讓人驚奇的結論：早在戰國時期，中國已然有相當高的城市化。據趙岡的計算，戰國時期的城市人口比重遠高於晚清1820年時的6.9%。41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於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時，它對糧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貿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從周代開始，政府就已經有意識地以城市為中心，將工商業生產納入行政管理系統之中，相關的制度有兩個，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