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 - 第5章

後世將商鞅歸為法家。縱觀戰國時期，法家並非顯學，孟子曾說：「楊朱、墨翟之言盛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是自孔子之後第二個重要的儒學思想家，號稱「亞聖」，他比商鞅小18歲，是同時代人。當商鞅在秦國大行變法之時，孟子正在東方各國遊說，而商鞅被處死後，孟子還在齊國和梁國之間奔波，他很可能耳聞了商鞅的整個變法過程。比較兩人治國及經濟思想，可以看到截然的差異。

▲《孟子註疏解經》

在《孟子·梁惠王》中，齊宣王向孟子求教「王政之道」，孟子給出的答案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也就是說，他堅持恢復井田制，並擁護貴族世襲體制。孟子特別欣賞那種各守其職、疾病相扶的公社生活。在另外一次與滕文公的交談中，他還特別設計了一套混合的土地制度：給每農戶五畝宅、百畝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稅賦政策上，孟子提倡實施富民政策和減輕賦稅，「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他的「薄稅斂」包括：

商舍不徵稅，也不征貨物稅、房地稅和無職業者的人頭稅，只征單一的、九分之一的農業稅。很顯然，商鞅的「廢井田，開阡陌」以及廢除世襲、實施軍爵的政策與孟子的主張背道而馳，並在生產力的激發上更為高效。

孟子常年在東方各國遊走，那裡的政治文明呈現百花齊放的自由化狀態，與西北的鐵血秦國形成鮮明的對比。相對於商鞅的嚴苛管制和強調中央集權，孟子則強調仁義治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他更提出民眾比國君更為重要的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在商鞅聽來，肯定是可笑的無稽之談、禍國妖言。

商鞅與孟子的思想迥異，是思想史上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景象，這兩人對歷史的實際影響也耐人尋味。

孟子終其一生，鬱郁不得志，對時局衍變幾無作用，但是他所主張的儒家學說在戰國末期漸成主流，在秦以外的六國被廣為傳播和接受，商鞅之後的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就說，「世之顯學，儒、墨也」。

相對比，商鞅長期被視為「異端」，知識階層以談論商鞅為恥。但是，他徹底改變了戰國乃至後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態，甚至，以兩千年的歷史跨度而論，商鞅的基本治國理念被頑強地延續了下來，他的核心理念被眾多的獨裁者所沿襲，在很多朝代，實際上呈現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所謂「百代都行秦政法」，「商鞅主義」的幽靈從來沒有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過。58

若以治國理念而論，從管仲對中央集權的最初試驗，到商鞅將之演繹到恐怖的極權主義，可以說，影響中國千年歷史的治國模式到此已基本定型。與自信、圓潤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堅定的商鞅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天才，他們赫然如鐘擺的兩端，後來的治國者無非在兩者之間彷徨選擇，竟從來沒有逃出他們設定的邏輯。59美國學者約瑟夫·列文森便論證說，中國的皇朝體制有着一個「自相矛盾」的運行規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礎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則。60

就在當上霸主的4年後，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駕崩，商鞅隨之被處以車裂的極刑，並誅滅全家。

在過去的22年裡，秦孝公與商鞅鐵腕變法，固然讓國家強盛，卻也結怨無數。商鞅每次出門都如臨大敵，需有十多輛兵車保護，重甲持戈的士兵同車護衛。據《戰國策》記載，秦孝公病重時曾萌生把王位傳給商鞅的念頭，鞅「辭不受」。孝公一亡，繼位的秦惠公及宗室貴族當即群起攻之。商鞅舉家逃亡，來到一個叫關下的地方，想投宿旅舍，旅舍的主事不認識商鞅，說：「我不能接待你，商君的法令規定，讓人投宿而沒有驗明身份的，會遭受連坐之罪。」商鞅仰天哀嘆道：「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這則典故出現在司馬遷的《史記·商君列傳》中。司馬公對商鞅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辭之間，說：「惠王把商鞅車裂了，秦國沒有一個人同情他。」——「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不過，商鞅是否真的發出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的哀嘆，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有兩點：其一，商鞅未必認為他的變法有什麼弊端，就在孝公去世前5個月，商鞅還與一位叫趙良的策士侃侃而談，以輔佐秦穆公的一代名臣五大夫百里奚自詡，深為自己的治秦業績自傲；其二，秦惠公車裂了商鞅並滅其全家，然而僅至於此，並沒有株連到其他大臣。他的所有主要法規都被全數繼承下來，並無「除弊」之舉。連司馬遷也在《太史公自序》中承認，「後世遵其法」。

這意味着，商鞅身死之後，秦國在他既定的政策軌道上繼續暴烈地前行。它的重農戰略及國有專營體制為財政充沛提供了保障，而獨有的軍爵制度更是激勵了軍事上的野心和兇悍。此外，還有一項必須提及的是，秦國的兵工廠顯然是當時七國中規模最大和技術水平最高的。

後世在挖掘兵馬俑坑時發現了4萬多支三棱箭，其製造水準之高讓人驚詫。它們都極其規整，箭頭底邊寬度的平均誤差只有正負0.83毫米，它們的金屬配比基本相同。這就是說，數以萬計的箭頭是按照同一技術標準鑄造而成，不論在漠北江南的哪個戰場，秦軍射向對手的所有箭頭，都具有同樣的作戰質量。標準化，是現代工業的基礎，它使不同的供應商生產的零部件可以組裝在一起，也使大規模的生產成為可能。儘管按今天的工業標準看，這些兵器的標準化仍舊是比較粗糙和初步的，但是，在兩千多年前，秦人執着於統一標準，肯定已是當時最優秀的兵器。

在某種意義上，秦的兵工廠已是一個具備了標準工業化特徵的製造型企業，而且肯定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廠。

根據司馬遷的記載，秦軍的數量在極盛之時超過百萬。在同一時期的歐洲，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是5萬人左右，最為強盛時的羅馬軍團也不過20萬人。為一支百萬大軍提供兵器，是一個可怕的任務，在多年的統一戰爭里，秦國的兵工廠不但規模龐大，而且形成了一套能夠保證高質量、批量化生產的管理制度。在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一書中，有「物勒工名」的記載，意思是，器物的製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在兵馬俑出土的兵器中，確實也有很多名字銘刻在上。

據此，後世學者研究推斷，秦國的軍工管理制度分為四級。國家的相邦是兵器生產的最高監管人；他的下邊是工師，就是各兵工廠的廠長；在工師的下邊是丞，類似車間主任；而親手製作兵器的則為匠。各級人員的名字都被一一刻在每一件兵器上，於是，形成了從相邦、工師、丞到一個個工匠的金字塔式的四級管理制度，任何一個質量問題都可以通過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相關的責任人。秦以刑治國，動輒殺頭滅族，在這種制度的保障下，產品質量顯然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證。

從戰國中期之後的100多年裡，秦國成為最主要的戰爭發動者。據楊寬在《戰國史》中的統計，秦孝公在位24年，發動戰爭6次；惠公在位27年，發動17次；武王在位4年，發動2次；昭王在位56年，發動48次；莊襄王在位3年，發動4次；嬴政在位26年，發動戰爭31次。總計一下，從「商鞅變法」開始到完成統一大業，前後141年，秦人共發動戰爭108次。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終於統一六國，自稱始皇帝，一個偏僻落後的西域小國，終而用萬千白骨堆成了「千古一帝」的堂皇功業，這幾乎可以被看成是「商鞅主義」的勝利。

大秦是中華大地上的第一個集權帝國。按美國歷史學家威廉·弗格森的定義，「帝國是因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進行統治而形成的一種國家」。縱觀人類文明史，古代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乃是從城邦化走向帝國化。一個神秘的現象是，在毫無任何關聯的前提下，正是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在亞洲和歐洲幾乎同時發生了完全類似的這一變化。

如果把開始於公元前360年的「商鞅變法」看成是中華帝國胚胎初成的時刻，那麼，就在4年之後——公元前356年，歐洲的一個小國馬其頓誕生了偉大的亞歷山大大帝，在他短暫的33年生命中，南征北戰，不但成為希臘聯盟的共主，更是征服了波斯和埃及兩大王國，建立了史上第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亞歷山大帝國。早期的馬其頓位於希臘北部，相比於南部實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希臘人，是一個落後的城邦國家，其形勢非常類似於戰國時期的秦國。在這個意義上，亞歷山大對希臘的征服，近似秦對六國的戰勝，因此威廉·弗格森在《希臘帝國主義》一書中很有感慨地說：「擁有高度文明的古代希臘人不但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反而被來自北方的、在許多希臘人眼中完全是蠻族的馬其頓人給征服了。」61

在漫長的農耕年代，高度專制集權、以軍事為治國優先的政權往往能夠取得對外戰爭的勝利。這在中國歷史上曾多次發生，譬如公元5世紀時匈奴對東晉王朝的戰勝，公元13世紀時蒙古對宋王朝的戰勝，公元17世紀時清朝對明王朝的戰勝。不過同時，如果它不進行及時的變革，其統治又是極其脆弱的。亞歷山大建立起來的偌大帝國在他意外身亡之後，迅速被肢解。而強大的秦帝國竟也落入同樣的歷史邏輯之中。

嬴政統一天下後，並沒有適時地改變商鞅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國家仍然處在緊張的、高度管制的「戰爭機器」狀態。就在統一六國的當年，秦始皇下令沒收天下兵器，全部銷毀，鑄成12個巨大的「金人」，同時，把天下富豪統統遷徙到都城咸陽，共有12萬戶之多，這在以土地為最重要資本的農耕年代無異於把民間財富連根拔起。62

當這頭龐大、嗜血的戰爭怪物突然失去了亟待征服的「假想敵」之後，它的高消耗和低效率變得非常驚人。為了讓「機器」繼續運轉，秦始皇只好展開移山倒海般的浩大工程，他徵用70萬人修建自己的陵墓，動用40餘萬人北築長城，派50餘萬人南戍五嶺，用70萬人修建阿房宮。63同時，徵用民力修建「馳道」，以首都咸陽為中心，東至齊、燕，南通吳、楚，北達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附近），其路「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以當時情況而言，實在不比今天的高速公路遜色。他還在西南邊疆修建「五尺道」，在今天的湖南、江西、廣東和廣西之間修建連接各地的「新道」。

在這些基礎工程中，最為後世津津樂道的無疑是萬里長城。它的出現在北方劃出了一條界線，自此中國成為一個「單獨的大陸」——東邊是整個太平洋西海岸，北邊是長城，西邊是沙漠與喜馬拉雅山脈，南邊是從海南島到廣西的亞熱帶叢林，這樣，中國就被「設定」在一個四邊形里。長城是實體性的，同時又是心理性的，在之後的兩千多年裡，它保證了帝國不受外來族群的侵略，即便在若干個時段內，外族成功入侵併實現了統治，可是，卻從來沒有一個政權衝破過「心理上的長城」，那些外來者很快被漢化、被「吞噬」——最顯著而成功的例子是17世紀的清政權。

如此眾多的基礎建設項目的投資，在中短期內幾乎沒有任何的經濟產出，國力之消耗可以想見，同時，權力高度集中的皇權專制制度，必定深陷於自己的政權機構癱瘓和工作效率喪失。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東巡途中駕崩於沙丘（今河北邢台市），中央權威迅速瓦解。第二年七月，陳勝、吳廣在蘄縣（今安徽宿州市）揭竿而起，天下紛亂，群雄再度蜂起逐鹿。到公元前202年，劉邦建立漢朝，定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市）。

這是一個威名赫赫的帝國，以至於後來的華夏人氏以「漢族」、「漢人」自稱。

【企業史人物】奇貨可居

嬴政即位時只有13歲，當時的相邦是呂不韋（？～公元前235年），他以「尚父」之名主掌朝政。此君原是一個商人，也是史上第一個把政治當成投機商品來經營的著名商人，他發明了一個成語——「奇貨可居」，這個「貨」，是指一位流落他國的秦公子。

呂不韋，跟吳起、子貢、商鞅一樣，都是衛國人。他自幼隨父親在趙國都城邯鄲做生意，史載「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也就是說，從事的是貿易生意，「千金」之數，與范蠡等人「億萬」相比，大抵只能算是一個中等商人。不過，呂不韋的志向很大，總想做一件「澤可以遺世」的大事。《戰國策·秦策一》中記載了他與父親的一段有趣對話，呂不韋問：「耕田的利潤最高能有幾倍？」父答：「十倍。」他又問：「做珠寶買賣的生意可得利幾倍？」答：「百倍。」再問：「那麼如果立一個國君，可得利幾倍？」父答：「無數倍。」呂不韋慨然道：「每天拼命種地、做買賣，只不過多一口飯吃，我要建國立君，做驚天動地的大事。」

一個商人如何能建國立君？《史記·呂不韋列傳》講述了一個更神奇的故事。

當時，呂不韋在邯鄲結識了一位落魄公子，他名叫嬴異人（後改名子楚），是秦昭王的孫子。按當時國際慣例，各國為互表信任，往往以一個王子或王孫作為人質抵押給對方，時稱「質子」，異人正是一個質子。雖然是王孫出身，不過異人的地位和處境卻很糟糕，他的父親安國君有20多個兒子，他是不受寵愛的妃子夏姬所生，到趙國當人質後，秦國卻仍然屢屢發動攻擊，趙國上下自然百般冷落異人。他在邯鄲出無車，食無魚，成了名副其實的落魄王孫。呂不韋卻決定把寶押在異人身上，說「此奇貨可居」。

異人自感前途渺茫，呂不韋對他說：「你身在敵國，無依無靠，一旦秦趙交惡，你必首當其衝成為祭品。如果你肯聽我的計策，我就為你回一趟秦國，必定能說服他們把你立為王位繼承人。」異人聽罷，急忙叩頭拜謝道：「如果您的計策成功，我將與您一起共同分享秦國。」

呂不韋依約入秦。他遊說的對象是安國君最寵愛的華陽夫人，華陽雖得寵，卻沒有生下兒子。呂不韋花重金買通了華陽的姐姐，借她之口勸說華陽：「你以色相事君，遲早失寵，更何況沒有生下一男半女，異人對你的感情很深厚，不妨推舉於他，你自可以一輩子有依靠。」華陽夫人深以為然，馬上轉身去安國君那裡吹枕邊風，安國君當即立異人為繼承人，並刻下玉符為據。

▲呂不韋

在為異人爭取到了繼承人地位之後，呂不韋又做了一件很驚人而又神秘的事情。他與邯鄲城裡一位絕色善舞的姬女（史稱趙姬）同居，使之懷上了身孕。某次，異人來呂宅喝酒，一眼迷上了趙姬，竟起身動手動腳。呂不韋先是大怒，然而又轉念一想，既然已經破家投資在異人身上，不妨再加上一個籌碼。於是，他就慷慨地把趙姬獻給了異人。趙姬把懷孕的事情隱瞞了下來，數月後生下一子，起名嬴政，異人把趙姬立為夫人。這一年是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

這段故事以正史的方式明明白白地寫在《史記》之中。也就是說，終司馬遷那一代學者均認定，日後一統天下的秦始皇嬴政，其實是商人呂不韋所生。

嬴政兩歲那年，秦以重兵猛攻邯鄲，趙國很憤怒，想要懲罰異人。

呂不韋連夜把趙姬母子藏匿起來，然後自帶異人出逃。趙姬母子在趙國過了6年寄人籬下的孤苦日子。到公元前251年，秦昭王駕崩，安國君即位，即秦孝文王，呂不韋把趙姬母子迎回秦國。

安國君只當了一年多的國君就去世了，異人順利即位，是為秦莊襄王。他立即拜呂不韋為相，封文信侯，將河南洛陽10萬戶作為他的封地。

就這樣，呂不韋以十年為期，投資千金，終於如願以償地獲得了「無數倍」的回報。僅以此而論，他無疑是千年商業史上最「成功」的商人。

莊襄王在位三年駕崩，嬴政即位，呂不韋出任相邦。從歷史的記載看，呂不韋絕不僅僅是一個只懂得投機、靠討好權貴和女人上位的商人，他確乎有經略國家的才幹。嬴政登基尚是少年，若以一個人的心智成熟而論，即便是天才，要具備統籌全局、縝密思考的能力，起碼應在20歲以上。也即是說，至少在7～10年的時間裡，呂不韋實際管理着秦國，他以「遠交近攻」的戰略，為統一六國奠定基礎。

呂不韋機關算盡，由邯鄲城裡的平凡商人成為強國的首相，並在將近10年的時間裡一展足以遺世的治國才略。不過，他沒有看到天下統一的一幕。秦王政10年，呂不韋被羽毛日豐的嬴政免除了相邦職務，出居河南洛陽封地。不久，嬴政復命其舉家遷蜀，呂不韋恐誅，喝毒藥自盡。

呂不韋死後14年，疑似他兒子的嬴政完成了統一事業。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時代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晁錯

漢帝國初建之時，滿目瘡痍，國力極度羸弱，開國皇帝劉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齊六匹毛色一樣的駿馬，一些列卿大夫和諸侯，窮窘得只好以牛車代步。

國貧民窮之際，如何對待創造財富的商人就成了關鍵。漢初的幾位皇帝，從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對商人採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漢律基本沿襲了秦律，對商人繼續實施蔑視和壓抑的原則。天下抵定後，亭長出身的劉邦對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來，這個世界上最討厭的人有兩種，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錢的人（商人）。他學習秦始皇的辦法，把10多萬戶六國貴族後裔及富豪之家統統遷徙到關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監管。他還頒布詔書，嚴令商賈不能穿絲綢的衣服，不得乘坐華麗的馬車，還專門抬高針對他們的租稅，以表示對他們的困辱。64到了他的兒子惠帝執政時，態度稍稍寬鬆，不過還是在稅賦上採取了歧視的政策，一般人交稅一份，商人和奴婢則要交兩份。65

另外，漢初的幾個皇帝還徹底關閉了商人從政的路徑，甚至連他們的子孫也受到限制，所謂「禁錮不得為吏」。漢文帝規定，有三種人不能當官，分別是商賈（賈人）、入贅的女婿（贅婿）和犯過貪污之罪的官吏，理由是「貴廉潔，賤貪污」。其後的漢景帝在詔書中專門強調「有市籍不得宦」。《史記·平準書》還記載，從惠帝開始就規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在分配田地的時候，有「市籍」的賈人也不能獲得土地，如果被發現違規，馬上就貶為奴婢。66

為了緩解財政上的困局，漢初朝廷曾經實行過「納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繳納一定數量的糧食就可以獲得爵位，甚至還有「入羊為郎」的記錄，就是有人牽着羊群換來一頂「郎官」官帽。可誇張的是，就是在推出這一「賣官」制度的時候，朝廷竟也規定，最有可能出錢的商人不在此列。安作璋在《學史集》中便考據說：「漢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選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內。」

就在對商人實施了如此蔑視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時，讓人驚奇的是，在實際的微觀經濟層面，工商業卻得到了極大的解放。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記錄：「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說，政府改變了自商鞅以來的全面管制政策。「開關梁」——開放關津，「弛山澤之禁」——放鬆對山林礦藏資源的專營，這是兩大非常重要的政策變動，前者減少了地區之間的物流成本，終漢一代，從此沒有再設關徵稅，統一市場的優勢得以展現，後者則把利益最大的資源性產業向民間開放，這兩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導致物流交易的活躍和工商業的繁榮。

在放鬆工商的同時，朝廷對農業則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後兩次「除田租稅之半」，租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一度甚至還全免田租，長達12年之久，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67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儘量「委曲求全」，通過和親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

▲倉廩殷實

這樣的寬鬆政策——可以說是「休養生息」，也可以說是「放任自流」——實行了70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時期，史稱「文景之治」。《史記·平準書》說，漢興70年間，民間和國庫都非常肥腴，國家儲備的錢財以億計，用以串錢的繩子都朽掉了，中央糧倉里的糧食多得更是陳谷疊陳谷，以「至腐敗不可食」，這當然是前所未見的盛世了。68

與此同時，商人階層也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勢力。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認定，「漢初實為中國商人第一次獲得自由發展之安定時期也」。從各種史料見，當時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個產業之中，分別是鹽鐵業、流通業、種殖業和金融業。

鹽鐵的利益之大，早在管仲時期就已經逼現，現在將之開放給民間，當然催生巨富。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列舉了西漢初期的21位富豪——他稱之為「賢人所以富者」，其中，單獨列出、比較詳細地記載其事跡的有8位，前4個竟都是冶鐵業者。69

第一位是四川地區的卓氏。他原本是趙國人，世代靠冶鐵致富，秦滅趙國後，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兩人，推着一輛小板車流放他鄉。同行的流放俘虜中，稍微有點積蓄的都爭着賄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離趙國稍近的葭萌關一帶（今四川廣元縣），只有卓氏說：「此地狹小貧瘠，我聽說汶山（即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里長滿芋類，一輩子不至於挨餓。那裡的人們喜歡到集市上做事，喜歡做買賣。」於是要求遷得遠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安排到了臨邛（今四川邛崍），卓氏到了那裡後，就着當地的鐵礦資源大搞冶煉鑄造，運籌經營，把產品銷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裡的奴僕多達千人。他們大起田池，射獵為樂，享樂可比王君。70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鄭，竟也是在臨邛致富的。他是從山東流遷過去的俘虜，與卓氏一樣從事冶鑄，銷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區，富裕程度可與卓氏一拼。

第三個冶鐵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國大梁人，秦滅魏後，把孔氏流遷到南陽，他就在這裡冶鐵鑄造，修建池塘堤堰。致富之後，孔氏還投身長途販賣業，帶着成隊車馬，往來於各諸侯國之間，各國由於他的商業活動而受益，人們稱呼他為「游閒公子」。他花錢如流水，賺的卻比花掉的要多得多，家裡累積的錢財達數千金。南陽一帶的生意人都以效仿他的雍容大方為時尚。

第四個富豪是魯國的曹邴氏，他以煉鐵起家，「富至巨萬」。跟出手闊綽的孔氏不同，魯國人生來就節儉吝嗇，曹邴氏定有家規，「俯要有所拾，仰要有所取」，他還從事高利貸，足跡行遍各地。魯國一帶的人受其影響，大都拋棄學術而追逐財利。71

除了上述四位鋼鐵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齊國的大鹽商刀閒。齊國是東方的商業大國，以沸煮海鹽聞名天下，刀閒的致富策略是敢於雇用最多的勞力。一向富足的齊人對奴隸非常輕賤，認為這些人刁悍狡猾，而刀閒則大量地收留他們，讓他們去打魚曬鹽，然後帶着這些人四處販賣食鹽等貨物，結交各地的官吏，終於累積起數千萬的財富。那些跟着刀閒的流民也都富裕了起來，因此當地流傳民諺曰「寧爵毋刀」，意思是「難道非要去做官嗎？還不如去給刀閒當豪奴」。另據史料記載，除了刀閒，當時還有兩個有名的大鹽商，一個是山東的東郭咸陽，以海鹽為業，另一個是山西的羅氏，從事的是池鹽業（「擅鹽井之利」）。

鹽鐵之外，第二大致富產業是流通業。

▲漢代車結構

中國地域廣大，各地特產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視。司馬遷記載，當時的大運輸商擁有上百乘馬車，上千輛牛車，有的還有大型船舶，「船長千丈，車百乘，牛車千輛」。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陽的師史。他家共計有上百輛運輸車輛，在各郡國週遊經商，足跡無所不至。洛陽地處齊、楚、秦、趙幾個國家的中間地帶，四通八達，商風盛行，師史積累的財富達七千萬之多。

第三大致富產業是種殖業，司馬遷列舉了兩個商人，分別是任氏和橋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過看管糧倉的小官，秦朝敗亡時，各路豪傑爭着搶奪府庫里的金玉，而任氏則獨獨挖窖儲藏糧食。後來，楚漢兩軍對峙，老百姓無法耕種田地，米價漲到每石一萬錢，於是，豪傑們搶去的金玉都歸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後，並沒有奢侈享受，他仍然從事農業和畜養業，還立下家規，「不是自家種的養的東西，不穿不吃；公事沒有做完，不得飲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幾代，被鄰里視為表率，連皇帝也對他頗為器重。

橋姚則是在邊陲地區致富的商人，他養馬千匹，牛兩千頭，羊上萬隻，家中糧食以萬鍾計算。其發跡故事與向范蠡求教的猗頓有點類似。

第四大致富產業是鑄錢業。

漢初允許民間鑄錢，不過鑄錢需有銅礦資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得可。當時最大的兩個鑄錢商，一是吳王劉濞，他是劉邦的侄子，被封於現今的江蘇、浙江一帶，此地有豐富的銅山，可以開採鑄錢。另外一個是叫鄧通的「黃頭郎」。

鄧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時被徵召入宮，在未央宮裡當一個劃遊船的「黃頭郎」。據傳，有一次漢文帝做夢，夢見自己怎麼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際，來了一個貌若美玉的黃髮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順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遊船，陡見頭纏黃巾的鄧通，便認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貴人」，從此百般寵幸，官至上大夫。漢初諸帝都有同性戀的癖好，所以又有記載鄧通與文帝有「斷袖之交」。某次，一位善於看相的術士說鄧通「當貧餓死」，文帝不以為然，說「我就能讓鄧通富貴，怎麼可能貧窮呢」，於是，把蜀郡的嚴道銅山（今四川省滎經縣寶子山）賜給他，准許其自行鑄錢。鄧通鑄錢很注重質量，其錢幣光澤亮、分量足、厚薄勻、質地純，深得民眾喜愛。當時，吳王錢以發行量大占優勢，鄧通錢則以質地優良取勝，兩幣流通全國，有「吳幣、鄧錢布天下」之謂，鄧通因此成為當時最著名的官商巨富，日後，「鄧通錢」甚至成了貨幣的代名詞。72

除了上述四大產業中的超級富商之外，司馬遷還十分簡略地——僅以十來個字——列舉了當時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從記錄中可以看到他們所從事的產業。比如，秦楊，以從事糧食生產而成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當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販賣業；桓發，從事的是「博戲」，就是今天的博彩業；雍樂，靠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販賣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妝品業；張氏，靠賣「水漿」成了千萬級的富豪，在今天就是飲料業；郅氏，生產和販賣的是「灑削」，鏹剪子和磨刀，類似今天的小五金；濁式，買賣的是豬羊雜碎製品，因此致富，這是今天的肉類食品業；張里，從事的是醫治馬匹的生意，類似今天的獸醫業。

這些人致富的秘訣是什麼呢？司馬遷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誠壹之所致」。就是專心一事，專業經營所帶來的。這是商業成功的不朽之理。

細想司馬遷的這份「西漢富豪榜」，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他所記錄的當時的富豪不過區區21人，以當時信息傳播的落後，能夠進入宮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聞名之人。

從這20多位富豪所從事的產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在有漢一代，能源業、流通業和金融業就已成最具贏利性的重要產業，這一特徵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階層已經出現專業化經營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從事的是薄利多銷的手工製造業。譬如販賣胭脂水粉、販售「水漿」以及鏹剪子和磨刀等，如果沒有相當的規模化生產以及廣泛的銷售能力，是不可能積累巨額財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夠因此成為一代富豪，並被寫進《貨殖列傳》，這自然是十分讓人好奇的。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確切地知道這些人的產業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那麼大的，這些都已經成了無法解開的歷史之謎。

司馬遷在記錄這些富商故事的同時，也在字裡行間表述了自己對財富和商業規律的理解，這可以被看成是漢初思想界的某種共識：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逐利求富是人之常情，社會上各種人物都是圍繞物質利益而奔波忙碌。司馬遷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正當性。

「富好行其德者也。」——一個人富足了，便喜歡行善事、留好名，這與後世流行的「為富不仁」觀念有很大的出入。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貧窮的人對比自己有錢的他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更甚而樂於成為他們的屬下。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如果一文不名，就要靠體力勞動來養活自己，有一點積累之後，就要動用腦筋，把握商機，靠智力致富，這是追求利益的根本方法。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為眼前的利益而奔波的商人可獲得百分之三十的利潤，不貪圖小利且有長遠眼光的商人可以得到五成利益。在一個行業中，如果不能得到兩成的利益，便稱不上是有才華的人。

除了上述的財富觀之外，司馬遷還對商業經營的規律提出了較系統的看法，將他的三段論述連綴起來，可以讀出很多普世的理念。

首先，他把天下的財富分成三大類——本富、末富和姦富。其中，本富就是靠農耕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奸富就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致富，它們有上、中、下之分，所謂「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其次，他又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絹文不如移市門」。也就是說，一個人想要由貧入富，從事農業不如去從事製造業，而從事製造業又不如去從事流通業，刺繡織絹所獲得報酬不如在市場上販賣絹布所得到的多。這表明在漢初，流通業的利潤大於製造業，而製造業又高於農業。這恐怕也是古往今來共同的財富累積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