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 - 第7章
吳曉波
群儒反對國營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點——
一是指責鹽鐵、均輸、平準等是「與民爭利」，造成官商勾結，物價沸騰，民間經濟蕭條。100
二是國營企業生產和經營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麼不適合民用，要麼質量低劣，各級官吏則強買強賣。賢良、文學們描述說，「政府鑄造的鐵器，大多是大的器皿，非常不合適小老百姓使用」，「政府做出來的鐵器，大多質量低劣，售價卻很昂貴，還強買強賣，老百姓不得不改用木器耕作」。101
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權貴經濟，形成了一個背靠政權，以國營為名，通過特權而攫取龐大利益的經濟集團，他們的權勢大於朝廷重臣，他們的富足一點兒也不遜色於范蠡之輩。102
群儒所提出的這幾點，在桑弘羊看來，都不陌生，他一一予以回應和駁斥。在他看來，這些人來自民間，都沒有治國的經驗，只能提出國營化的弊端，卻提不出有創見的建設性意見。相反，作為一個十多歲就進入宮廷、經歷了整個武帝時期的老資格理財大師，桑弘羊以及他的屬吏多次拿自己與傳說中的名臣相比，自以為治國業績絕不輸於前人。在他看來，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戰爭的開支從哪裡出？國家的財政從哪裡得？地方割據的景象如何化解？而這三項不正是治國者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最重要課題嗎？為了表示自己與滿口「仁義道德」的儒生們的觀念對立，桑弘羊在100多次的回應中，從來沒有使用過「仁義」二字。
在西漢時期，知識界對商鞅的評價已頗負面，獨獨桑弘羊對之褒揚有加，在《鹽鐵論》中專門有一章《非鞅》，辯論雙方對這一併不久遠的歷史人物進行了一次激烈的辯駁。與儒生的觀點截然相反，桑弘羊認為商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真正做到了「不賦百姓而師以瞻」。
在《鹽鐵論》中，桑弘羊的經濟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盡致的呈現。或許是商人家庭的背景，也或許是天賦所在，桑弘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工商業看成是「富國之本」的人，這比管仲、范蠡以及白圭等人又進了一步。
他提出「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讓國家強大何必依賴於農業，要讓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這樣的笨辦法？又說，「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致富之道在於謀略，不在於身體的辛勞；利潤的獲取在於積聚效益，而不在盲目的蠻幹。他甚至認為，工商不暢，農業無從發展，國家財政也就失去了來源。103
在「獨尊儒術」的武帝年代，這種思想顯得特別的瀟灑，在後世無數的儒家學者看來，它更近乎狂妄和大逆不道。與西方相比，一直到15世紀之後，歐洲才出現了類似的重商主義思潮。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評論說，桑弘羊幾乎已是擺脫了倫理的局限而考察財富問題，他的重商理念，百代以降，少有認可。《桑弘羊評傳》的作者晉文也認為，「桑弘羊經濟思想的最大貢獻就是強調工商富國」。他所提出及執行的所有經濟政策的主旨並不在於壓抑工商業，相反，他最早透徹地看到了工商業所存在的巨大利潤，他的目標在於將工商的私人利潤轉化為國家的利潤。也就是說，他主張以發展國營工商業為主體的命令型計劃經濟，在這一方面，桑弘羊繼承了管仲的鹽鐵專營思想，並進一步擴大化和制度化。
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自古是「輕商」的國家，就成了一個偽命題。因為，自漢武帝之後的中國歷代統治者從來沒有輕視工商業，他們只是輕視商人而已。他們把最能夠產生利潤的工商業收歸國家經營，是世界上最早意識到「工商富國」的一撥人。當國家直接進入到產業經濟之後，國家資本集團就與民營資本集團構成了競爭之勢，後者自然就應該遭到打壓。所以，輕視商人與重視工商，正是一體兩面的結果。
《鹽鐵論》是中央集權體制在中國出現之後，人們對經濟治理模式的一次總檢討，面對一個前所未見、疆域廣大、人口眾多的帝國，人們顯得焦慮而手足無措，而剛剛過去的武帝「盛世」，既讓他們感到了帝國的榮耀，同時也飽受集權之苦。在鹽鐵會議上，辯論雙方所涉及的話題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說，困擾中國至今的眾多治國難題，特別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以及國家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困境，在當時已經畢現無遺。讓人嘆息的是，儘管國人如此早就已經在探索中央集權體制下的經濟制度創新，然而在隨後的兩千年裡，思考一直未有寸進。這一景象的出現，應與儒家思想在經濟思考上的先天不足有重大的關係。
先秦的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併天下的理念之外，其餘諸子都是小國寡民的思想產物，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道家和儒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黃老、莊子以清心寡欲為生命訴求，全面排斥權力管制，卻放棄物質進步，以內向封閉和「無為而治」為理想。而儒家的孔孟雖然積極入世，但是在經濟制度上一味以「復古」為目標，幾乎沒有太多的系統性思考，與法家、墨家乃至農家、雜家相比，儒家的經濟理論體系可謂是最為薄弱的。後世的歷代儒學大家，在孔孟鋪設的軌道上亦步亦趨，幾乎不敢有所創新，因而在經濟思想上可以說是顆粒無收。更糟糕的是，經典儒家以談論利益為恥，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到了漢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無所謂好壞，但是到了治國的層面上，卻顯得非常可笑。其實，歷代統治者早已隱約發現了其中的軟肋，故有治國需「霸王道相雜」的體會，後世中國出現「表儒內法」的狀態，與儒家在經濟思想上的貧乏與虛弱是分不開的。104
因而，在鹽鐵會議上，群儒對於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洶洶反對，卻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方案，雙方交鋒每每擦肩而過。群儒一直不敢直面桑弘羊一再提出的這個問題：在對外戰事不斷、國內天災頻繁的時候，如果通過增加稅賦和徭役的辦法來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勢必激發民變，無異於飲鴆止渴，而採取官營工商業和「寓稅於價」的辦法，卻完全可以達到「民不益賦」又增加國庫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嗎？
從《鹽鐵論》的記錄可見，在歷時半年的鹽鐵會議上，處在「被告」地位上的桑弘羊滔滔雄辯，一點也不落下風，甚至到了會議結束的時候，他還頗為風趣地說：「我們的辯論到這裡就結束吧，膠黏的車子突然遇上雨，就此與諸位先生別過。」105
從會後的政策變動來看，雖然他的政治對手霍光鼓動儒生對國營化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但是最終沒有勇氣將之全部廢止，只是象徵性地取消了酒類的專營。
不過儘管如此，霍光還是沒有放過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之後的第二年，公元前80年9月，他以參與謀反的罪名抓捕了75歲的桑弘羊，並處以滅族的酷刑，一代理財大師以最血腥的方式謝幕。
【企業史人物】弘羊難題
桑弘羊的生命以悲劇的方式結束，可是他的幽靈卻飄飄蕩蕩，從來沒有離開過，「亂世思弘羊」幾乎成了一個規律。
他被稱為「興利之臣」，歷代每到財政爭論，「桑弘羊」這個名字必然會浮現出來，對他的褒揚、認同或貶斥成為不同政策理念的一個分野標杆。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所有認同桑弘羊的人幾乎都是財經事務的實際執行者，而反對派則往往是在野的知識分子。
桑弘羊被殺之後，鹽鐵專營政策在西漢後期基本沿襲不變，所謂「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而當時的儒家仍然不改對他的攻擊態度，西漢末期最出名的大儒揚雄便痛罵他是「榷利之臣」，說卜式要把他煮熟了祭天實在是個好辦法。東漢初期，專營政策一度廢止，可是到了章帝（公元88年前後），又以「探觀舊典」的名義恢復了鹽鐵專營和均輸。
天下紛亂的三國時期，對桑弘羊毀多譽少，而對他最為傾心的人是有「奸雄」罵名的曹操，他稱其為「先賢」，其主政時將多項高贏利性產業歸於國營，其中一個是「胡粉」，也就是從西域進口的化妝品。從財政角度看，在魏蜀吳三國中，魏國能夠保持軍事上的優勢並幾乎統一天下，與此頗有關係。
隋唐時期，特別是中唐之後，桑弘羊再成熱點人物，當時的理財名臣杜佑、劉晏、劉彤等人對他非常推崇，劉晏實行的常平均輸法，便脫胎於桑法。與此同時，很多文士則唾罵不已，大詩人白居易作長詩《鹽商婦》，對食鹽專賣制度進行白描式的嘲諷，詩曰：「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慚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到了北宋一代，奉桑弘羊為偶像的是署理國政事務的王安石，稱讚他的治國之術為「安人之仁政，為國之善經」，其變法政策也幾乎是對桑弘羊的一次「臨摹」。
站在對立面的是司馬光、蘇軾等人。司馬光對於「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一理念提出過嚴厲的批評。蘇軾對桑弘羊更是恨之入骨，聲稱「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甚至講出這個人的名字都是髒了口舌，寫出這個人的名字則是污了紙張——「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在蘇軾看來，桑弘羊之貽害百世都是司馬遷惹的禍，他因此寫了一篇《司馬遷二大罪》以聲討之，在文章中，他抱怨說，儘管學者恥言商、桑，可是，「唯獨當國君的人卻很喜歡他們，都在表面上避諱他們的名字，實際上採用他們的政策，更過分的則是從表面到實質都推崇他們，而這一切都是司馬遷的罪」。106
從南宋到元明清三朝的700餘年中，隨着程朱理學的興起，桑弘羊在道德上徹底聲名掃地，而其政策思路卻被悄然繼承。
一方面，絕大多數學者對之持全盤否定的鄙視態度，而批判的角度幾乎都是「小人言利」，顧炎武在讀《鹽鐵論》之後寫的五言詩中便吟道：「在漢方盛時，言利弘羊始。桓生書一編，恢卓有深旨。發憤刺公卿，嗜利無廉恥。片言折斗筲，篤論垂青史。」「言利弘羊始」和「嗜利無廉恥」幾乎成了定論。
另一方面，數百年間的歷朝治國者從來沒有放棄國營化政策，其專營範圍更是從鹽鐵、酒類日漸擴大到糧食、漕運、外貿、鐵路等，因而，呈現蘇軾所說的「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的現象。
到了清末民初，青年學者劉師培對桑弘羊式的國有專營政策進行過系統化的批評。在《論中國古代財政國有之弊》一文中，他對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等制度進行了詳盡的解讀，在他看來，這些制度的基本邏輯就是「壟斷天下之利源，以便其專制」，其手段則是「以國家之手操縱商業」，就是將搶劫變成一種公開合法的國家制度，其最終達成的結果是「利歸權家」，由權勢階層獨享經濟利益。
劉師培進而指出，從千年歷史的經驗來看，國有化制度的名義是抑制富商而有利於貧民，但其實，它非但不能平抑貧富，甚至將造成更大的社會不公——「國有之策，名曰『抑富商而利貧民』，實則富商無所損而貧民轉失其利耳。此固驗之往事，百無一爽者也。」因為，「國家於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奪取，不得不假以特權，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國家之勢以劫民財」。這裡所謂的「富商」其實已經出現了性質和身份上的轉變，他們不再是以市場化的方式獲取利益，而是通過獲得政府的授權，以壟斷的方式分享專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工商模式之中，商人徹底地喪失了自主的能力，變成專制機器中的一個寄生階層。
儘管如此，從鹽鐵會議上的儒生，到揚雄、司馬光和劉師培，仍然無法實質性地回答桑弘羊提出過的那個難題：如果不採取營利性的國有專營制度，如果國有資本不保持對國民經濟的高度控制，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帝國如何得以維持？
正是在這裡，「仁義為本、輕徭薄賦」的儒家理想與中央集權的財政需要，構成了一對尖銳的制度性矛盾，百代之後的今天，桑弘羊的設問，仍然冷冷地擺在所有中國人的面前。
第六章 最後的世族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陶淵明《桃花源記》
在桑弘羊去世之後的80餘年裡，漢帝國一直沒有從武帝留下的「盛世後遺症」中擺脫出來。由於國營化運動所造成的社會震盪太大，各項管制政策相繼鬆弛，「算緡令」再未重啟，均輸和平準二法基本廢止，鹽鐵專營政策幾度反覆。自武帝之後，繼任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中央朝綱日漸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則出現了一股強大的世族勢力，在財經上，它與春秋戰國時的貴族經濟不同，儼然構成前所未見的世族經濟。
與貴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緣來維繫和傳承的，不過它沒有法定的世襲性，其衍續壯大，有賴於一代代子弟的經略努力。同時，世族在價值觀上一切以家族利益為大，國家意識薄弱，對中央政權缺乏忠誠度。
在《後漢書》中有《樊宏傳》，傳主樊宏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世族案例。樊宏的祖先是周代的仲山甫，周宣王時以務農經商而聞名，以平民身份受舉薦入王室，任卿士（相當於後世的宰相），後受封於樊，子孫便以此為姓。樊家世代居住在工商業繁榮的南陽，樊宏的父親「善農稼，好貨殖」，「資至巨萬」。樊家在當地有農田300多頃，所蓋的房屋都有「重堂高閣」，方圓之內，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樣樣具備，還有自成體系的小型灌溉系統。樊家莊園的四周建有自衛的塢堡，還有一支召之能戰的私人武裝。在莊園內勞作的農戶，要麼是樊姓子弟，要麼是雇用的佃農，他們都只對樊家納租，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戶籍管轄之內。這樣的樊家莊園，宛然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給」、「閉門成市」。樊家還與當地的世族望族結成了極其複雜的姻親聯盟，樊宏的姐姐嫁給了南陽的一個劉姓宗親，而劉家又與當地望族李家、鄧家結親。
在西漢末年，這種莊園化的世族經濟，遍布帝國的大江南北。
跟歷史上所有的現象一樣，世族的產生是制度性的產物，它與兩種制度有關，一是軍爵制，一是官僚推舉制。
在漫長的農耕時代，一個人或一個家族能否成為勢力，主要看兩件事情，一是擁有多少土地，二是擁有多少人口。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下，能夠擁有這兩者的人都是中央分封的貴族諸侯，日久天長，他們就形成了足以與中央抗衡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終而出現春秋戰國的割據局面。秦國的商鞅率先打破了貴族世襲體制，他提出的「軍爵制」，即軍功授田制度，讓非貴族血統的普通人通過戰功也能夠獲得大量土地。此後500餘年，由戰國而秦，再由秦入漢，先後產生了大批平步青雲的軍功地主，他們獲得授田，然後憑藉豐厚的賞賜俸祿、社會地位的優勢，再大肆購置田地。與此同時，他們還招募大量的私人農戶，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繳納租稅，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冊的編戶人口。其經濟安排，按自給自足的原則規劃經營，具有強烈的封閉性，可以完全不賴外界而獨立生存。在世族內部，因血緣宗族而構成紐帶，族長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活動。
這些因軍功而成大地主的人之所以能夠延續數代不衰，成為所謂的世族，還與另外一個制度有關，那就是官僚推舉制。自殷周以來，朝廷官吏都是靠推舉而產生的，由此出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各路豪強廣收門客，唯親是舉，其子孫門徒長久把持官職，累世拜相為將的情況比比皆是。到西漢中後期，這一情況已經比較嚴重，出現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佳話」，世族門閥由此而生。積百年經營，這股日漸壯大的世族力量驚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們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則官商結合，自成體系，大量兼併土地和招納人口，盤根錯節，終成與先秦貴族經濟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強氣候。
在公元1世紀前後，有一個孤貧的儒生決定對世族宣戰。讓人驚奇的是，他以「和平政變」的方式登基稱帝，然後啟動了一場引起重大爭議的改制運動，他的名字叫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民國思想家胡適稱他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
王莽本人是外戚出身。他的曾祖父王賀曾任武帝時期的繡衣御史，王賀的兒子王禁生四女八男，次子王曼是王莽的父親。王曼為小妾所生，且很早就去世了，王莽依附伯父王鳳，過着寄人籬下的日子，史載，「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不過，他非常乖巧，王鳳生病，他連日不解衣帶地嘗藥伺候，比親生兒子還孝順。他還從小飽讀經書，主攻《周禮》和《儀禮》，是王家最有學問的人。
王家騰達是因為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她入宮為嬪，因生下兒子劉驁，當上了漢元帝的皇后，劉驁（成帝）即位後，王家五人同日封侯，王鳳更是被任命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開始了外戚專政。王莽24歲時被任命為黃門郎，30歲封新都侯，在朝廷上下，他以孝順、懂禮、恭謙和十分節儉而聞名，據載他的夫人常年穿着沒有拖地裙擺的長袍，腰間繫着圍裙，來客見了，大多以為是家裡的奴婢。這樣的外戚當然深得朝野，特別是儒生階層的歡心，被稱為「當代周公」。
王莽38歲時當上了一人之下的大司馬，其後元帝、哀帝、平帝相繼崩立，王莽在人事漩渦中幾度沉浮，展現出高超狠辣的政治手段。公元5年，漢平帝亡故（據傳是王莽以藥酒毒死的），王莽立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為帝，自稱「假皇帝」，三年後，廢孺子嬰而登基稱帝，國號「新」。在中國歷史上，歷代開國皇帝均為戎馬出身，唯兩人例外，一是王莽，另一是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則天，一儒一女，堪稱異數。
王莽稱帝後，事事以《周禮》為標準，宣布要「奉古改制」。關於王莽改制，後世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他是「托古篡漢」，托古是名，篡漢是實，因而是一場政治鬧劇；另一種則認為，他是真心實意地要按周代古制來改造弊病叢生的當代，是漢代儒生的一次理想主義試驗。其實，就經濟改革而言，這兩種觀點都不完備，因為王莽確實是想改革，不過他並不想改回到遙遠的周代去，他的改革目標其實就是「武帝——桑弘羊」模式。
當時之世，無論是世族勢力的壯大，還是土地兼併過度，或財政困難，其實都是中央權力旁落的體現，甚至王莽能篡漢自代本身，也是皇權羸弱的結果。所以，他登基之後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實現中央集權。在隨後的10多年裡，王莽推出了眾多的經濟改革政策，無不圍繞着這一主題展開。
王莽改制，首要之舉是「五均六」，這就是全面恢復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
「五均六」是在他登基後的第二年正式推出的，所謂「五均」，是在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六大都市設立五均官，由原來的令、長兼理，稱為「五均司市師」，他們的工作，一是定時評定物價，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場供應，市場貨物滯銷時，以低價收購，貨物漲價時，則以高價出售；三是辦理賒貸，根據具體情況，發放無息貸款（賒）或低息貸款（貸）；四是徵收山澤之稅及其他雜稅。所謂「六」，是指官府掌管六項經濟事業，即：由國家專賣鹽、鐵、酒，專營鑄錢，徵收山澤生產稅，經辦五均賒貸。
從王莽為「五均六」所下達的詔書看，他對專營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說，政府要管制的都是一些人民日常必需，雖然價格很高也一定要購買的商品，也就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關鍵性產業」，這些產業國營化之後，就可以達到「齊眾庶，抑兼併」的目的。胡寄窗評論說：「在王莽以前，倡議經濟管制的如管仲與桑弘羊，對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講得透徹。」不過，後世的人們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計劃經濟的人無不以「均貧富」和實現社會公正為口號，而實際上都是為了加強集權以及擴充財政收入。107
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計劃色彩甚至更加濃重。比如，在零售物價的管制上，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漢書·食貨志》記載，政府在規定的時間對各種商品進行分類定價，同一種商品以品質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後才允許商賈拿到市集上去銷售。108這無異於用計劃之手完全代替了市場的功能。
此外，王莽也仿效漢武帝的做法，任用一批商人來經營「五均六」。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孫卿為主管市場的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任命洛陽城裡有「十千萬」資產的富商張長叔、薛子仲為納言士，在各地設置專營事務的官吏時，大多用的是當地的商人，讓他們當交易丞、錢府丞等。由於缺乏鐵腕的監督機制，這些穿着官服的商賈乘機與行政官員沆瀣一氣，虛設賬簿，掏空國庫，大肆牟取私利，最終的結局是，官府的錢庫沒有充實多少，卻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109
在稅賦政策上，王莽也採用了臭名昭著的算緡之法。他宣布徵收個人所得稅，所有從事工商業者，無論是養蠶的婦人還是縫補匠、算命看相的，都要向所在地的縣官自報所得，按十分之一的稅率繳納稅金，有敢不報者或自報不實者，全部沒收所得，並罰在官府做工一年。這一政策如何落實，史書未載，估計又為某些官吏敲詐民間創造了無數的機會。
在「五均六」政策中，有一條是鑄錢國營化。在這一項改革上，充分展現出王莽改制的混亂和隨意性。
西漢自武帝以來，百餘年間，一直通行五銖錢。王莽第一次改變幣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即公元7年的5月，他以周錢為藍本，增鑄貨幣，新幣分三種，各值五千錢、五百錢和五十錢，是為「大錢」。當時，國內已經呈現通貨膨脹的苗頭，新幣的名義價值遠遠高於舊幣五銖錢，於是民間私鑄之風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黃金。
公元8年，新朝創立，王莽以「奉天承運」為名義改出一銖小錢，社會傳言說五銖錢和大錢都要被廢止了，市場頓時大亂，王莽一方面把謠傳者抓起來，流放邊疆；另一方面則大量鑄造小錢。
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變動幣制，把貨幣總名為「寶貨」，分金貨、銀貨、龜貨、貝貨、錢貨、布貨6種，6種貨幣又細分為28個品種。因品種繁多，換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神經錯亂，交易大受影響——「百姓憒亂，其貨不行」。4年後，王莽被迫第四次變動幣制，他下令廢止大錢、小錢，發行「貨布」（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貨泉」（重五銖，枚值一）兩種貨幣。
短短7年間，王莽4次改變貨幣，政府的金融信用幾乎破產。每次變動，都造成民間的一次大破產，監獄裡因此人滿為患。110
▲王莽貨幣
如果說「五均六」是對漢武政策的東施效顰，那麼，王莽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則走得比任何人都要極端，這實際上也成為壓垮他的最後那根稻草。
漢人對土地情有獨鍾。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寫道：「在炎漢一代，無論軍人、說客、文士、貴族、官僚、儒者、商賈，一旦取得多量貨幣，皆投之於土地，以立所謂本富之本。收買不得，則用非法之手段以謀奪之。」土地兼併態勢之烈，既與農耕經濟的特徵有關，也與這種財富觀念有重大的干係。
新朝要重樹中央集權，就必須削弱世族力量，而要達成這一目標，遏制土地兼併，是關鍵一役。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為決絕——恢復全面的土地國有制，然後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其具體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為「王田」，一律不得買賣，凡是一個家庭男丁不到8個而田地超過一井（計算單位）的，就把多餘的部分分給宗族和同鄉的人。111
這是自商鞅「廢井田」之後，第一個重新推行土地國有化的政權。
在此之前，針對土地兼併的狀況，很多人提出過種種遏制設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議「限田」，他深知恢復到井田制的老辦法是不可行的，不過可以通過額定每戶擁有土地的上限，來防止兼併過度。112這種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平均地權的思想，在後來的歷史中是一種主流，漢哀帝時就試行過限田的辦法，他下詔「關內侯吏民，名田皆不得過三十頃」。
如果從兩千年歷史來看，從先秦到1949年，歷代治國者試圖將土地全面國有化的人非常之少，嚴格來講，只有兩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個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113
土地私有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數百年，一朝更改，對社會秩序造成的震盪可以想見。史載它的執行結果是「農民和商人都失去了工作，市場上的所有交易都停滯了，民眾站在道路上相視而哭泣」。114
在推行土地國有化的同時，王莽宣布不准買賣奴婢，其理由是奴婢買賣有悖於「天地之性人為貴」的聖人之義。從記載看，王莽似乎一直對奴婢抱持同情的態度，在還沒有當上皇帝的時候，他的次子殺死了一名婢女，王莽硬逼着他自盡償命。因此，不少史家對王莽廢除奴婢制度的評價很高，認為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創舉。不過，僅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併與限制人口兼併，是打擊世族門閥勢力的配套性政策。
王莽的經濟改革，可以用「一敗塗地」來形容。
「五均六」的國營化改革，剝奪了民間工商業的所有利潤，卻沒有帶來國庫的充沛，土地國有化引起中產以上利益集團的集體反抗，7年中4次幣制變動更是讓金融秩序大亂。王莽還是一個特別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藉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執政的10多年裡竟然換了8任大司馬。他的改革得罪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接下來發生的悲劇就變得難以避免了。
公元17年，荊州大荒，饑民紛起叛亂。4年後，關中地區也鬧大饑荒，烽火更加猛烈，而各地的世族門閥、劉氏宗族乘機隨之造反。
到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詔書，廢止即位以來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為，第二年的10月，叛軍攻進長安城，當了15年皇帝的王莽逃至未央宮的漸台，被一個叫杜吳的「商人」砍下了腦袋。115
自漢之後，人們對王莽多持毀垢的態度，唐代詩人白居易有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不過到了近世之後，知識界的態度大有更改，民國學者胡適就兩次撰文為之翻案，他寫道：「王莽受了1900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然而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我近來仔細研究《王莽傳》、《食貨志》及《周禮》，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因寫作《中國人史綱》而聞名的台灣歷史學家柏楊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說：「王莽是儒家學派的巨子，以一個學者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一次。王莽有他的政治抱負，他要獲得更大權力，使他能夠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一一實踐，締造一個理想的快樂世界。」所以他的改制都是「為了改善這種不公平和剷除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罪惡」。
胡適、柏楊的翻案，是故作驚人之語，還是意識形態上的共鳴，自可留於讀者評說。不過，一個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話題倒是：為什麼實施了幾乎為同一版本的經濟改革，劉徹成為一代大帝，而王莽卻人頭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啟動改革之時，削藩已經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對抗的集權；其二，武帝的對匈戰爭順乎民心，為改革創造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其三，70年的「文景之治」，為國營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斂財空間；其四，武帝有效地發揮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條，王莽無一可得，他的失敗是從一開始就預埋下的。因此，任何經濟改革，都有路徑選擇和「時間窗口」兩個重要條件，錯過一個，都難取全功。
在推翻新朝之後的10來年中，中國又陷入一個「人相食」的亂世。
在公元2年，全國登記在籍的戶數為1236萬，總人數有5761萬。據《漢書·食貨志》記載：王莽還沒有死的時候，天下亂殺，人口已經減少了一半。116
公元25年，劉氏宗族劉秀稱帝，建立東漢政權，史稱光武帝。在他建政之時，戶籍登記者只剩下十分之二。117另據《後漢書·劉盆子列傳》記載，劉秀登基後那幾年，天災人禍不斷，公元26年，天下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第二年，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只能交換到大豆五升，全國的道路交通都斷隔了，糧食無法長途運輸，當兵的只好用雜果來充飢。118到公元30年前後，中原連續遭受旱災、蝗災和重大水災，谷價騰躍，人用睏乏，郡縣殘荒。據歷史學家們的推算，當時全國人口銳減，在籍的人口竟只剩下1200萬左右，比秦始皇統一中國時還少了幾百萬，西漢200餘年的社會積蓄可謂付之一炬。
劉秀是南陽的遠裔宗族，從小勤於稼穡，還經常往返於宛地做糧食買賣。他這一脈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勢力，劉秀的舅舅就是前面敘及的南陽世族樊宏，劉秀的岳父郭昌是南陽一帶的富豪，田宅財產數百萬。他的妻兄陰識「有田數百頃」，姐夫鄧晨是「世吏二千石」的官僚大地主，妹夫李通「世以貨殖著姓」，為商人大地主。此外，跟隨劉秀創建東漢政權的開國功臣鄧禹、耿弇、馮異、銚期等「雲台二十八將」，大多是豪強世族。由此可見，在王莽與世族門閥的經濟和軍事戰爭中，後者最終取得了勝利。
然而，當劉秀披上帝袍之後，他馬上轉換了角色。王莽想要解決的豪強割據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劉秀本人就是豪強出身，並靠這個集團的扶持登上帝位，在戰爭時期，地方勢力乘機廣占田園，營建塢堡，擁兵自重。劉秀一旦擁有天下，也不得不對昔日的「自己人」下手。
政策的動刀之處，仍然是土地兼併和人口兼併。
東漢政權延續了西漢的名田制度和戶籍制度。《資治通鑑》中多處提及，朝廷下令「吏民不得田宅制」、「商者不農」等，劉秀也數次下詔釋放奴婢，可是成效卻非常微小。公元26年，剛剛登基為帝的劉秀就委派馮異清剿南陽等地的豪強，他下令說，「那些擁有城堡的人只要投降了，就將他們遷居到京城來，把民眾驅散，讓他們重新耕地，把營堡全部摧毀，使他們不能重新嘯聚，這次討伐不是為了占領土地和屠城，只要能夠平定就可以了」。119可見，劉秀意在驅散，而非殺戮，確是「手下留情」的。在馮異等人的征討下，南陽、河南以及江淮一帶的豪強被削平不少，可是在全國範圍內，豪強大姓擁兵裂土、雄踞鄉里的現象依然存在。史載，京城和南陽一帶，都是皇帝的親戚和重臣，他們擁有的土地都超過了朝廷規定的數量，但是沒有法律可以約束他們。120
到了公元39年，在執政15年之後，劉秀終於痛下決心，下達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國嚴格檢核墾田頃畝和清查戶田，以杜絕兼併之勢。
可是，「度田令」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強烈的反抗，劉秀為了殺一儆百，逮捕大司徒歐陽歙，以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間度田不實，接受賄賂千餘萬為罪名，將之處死，歐陽歙的弟子千餘人集體上書，為其求情，劉秀不准。其餘被處決和處分的重臣還有河南尹、南郡太守和琅琊太守等人。為了對抗，各地豪強紛紛武裝暴亂，他們攻擊政府住所，殺害行政長官，當政府軍前往追剿時，他們就一鬨而散，軍隊一走，很快又屯集在一起，這種情況，以青、徐、幽、冀四州最為嚴重，而這四大郡州又是當時的國之重鎮，可見反抗之烈。121
劉秀四處彈壓，恩威並施，總算把叛亂平息了下來，可是，豪強勢力實在太大，頑疾終於不能徹底割除。到了後來，劉秀一聲嘆息，只好與之妥協，他留下了8個字，曰「苟非其時，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認時機不到，不如息事寧人。
中國自從形成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之後，歷朝新建，首要任務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權可得，「削藩」不成，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必永無寧日。東漢初建，豪強除而不盡，光武帝就學不成漢武帝了。在財經和產業政策上，他也不得不把權力下放。
東漢延續前朝舊制，仍然實行鹽鐵專營政策，不過把大司農所屬的鹽官和鐵官下放，歸郡縣經營，同時廢止均輸官等。這意味着，中央把很大的一塊專營收入放給了地方，同時放棄了流通領域的國營化戰略，這直接造成了中央財政的疲軟，以及對地方控制力的減少。到了章帝時期，公元84年，為了解決國家財政困難，又把鹽官和鐵官收歸大司農，由中央政府統一實行鹽鐵專賣。可是，僅僅三年後，章帝駕崩，新即位的和帝就下詔，「中央不再實行鹽鐵專營，允許民間自主經營，所得的專營收入重歸地方金庫」。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