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 - 第8章
吳曉波
總而言之，東漢一朝再沒有出現強權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沒有削弱，反而日漸增強，中央朝政則被外戚和宦官輪流把持。在莊園經濟之下，自由的民間工商業者顯然並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各地方豪強一方面握有行政的權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種專營政策，形成了無與競爭的世族經濟，文景時期的民間經濟大發展景象再沒有重現過。《後漢書·循吏列傳》中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耒陽縣出產鐵礦，當地民眾聚而冶煉，頗有了一番氣象，一位叫衛颯的官員看見有利可圖，就上書朝廷，將之國營化，從而每年增加了一筆非常可觀的收入。《後漢書》作者對此非常讚賞，把衛颯歸入「循吏」之列。124
公元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邢台巨鹿縣）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黃巾軍起義，朝廷徵調諸路兵馬平叛，擁兵將領與地方世族豪強藉機掌握大量武裝，繼而引發了「董卓之亂」。從這一時間開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400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混亂和分裂時期，是為魏晉南北朝。
這一時期內，各路英豪紛紛登上歷史舞台，先是曹操、劉備、孫權等人割據爭霸，中國進入著名的三國時代。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迫漢獻帝遜位，建立魏朝，東漢滅亡。公元265年，出身河內（今河南）世族門閥的司馬炎取代曹魏政權建立晉朝（西晉），繼而滅吳國，統一天下。然而僅僅經歷了9年的短暫安定，馬上爆發了延綿16年之久的「八王之亂」，到公元316年，匈奴軍乘亂攻破洛陽，是為「永嘉之亂」，晉政權南下建康（今江蘇南京），建立東晉。其後200多年，中國分裂為南北兩朝。
在北朝，各民族紛紛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國，先後竟有16國之多，一直到公元439年，才由鮮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統一了北方，然後再度分裂，100多年裡，又先後經歷了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諸朝。在南朝，也是數度改朝換代，東晉一脈持續了100來年，到公元420年被甲兵出身的劉裕所奪取，其後經歷了宋、齊、梁、陳四代。125
這數百年間，工商經濟出現了驚人的大倒退現象。
自戰國之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日漸讓位於商品經濟，到了兩漢，商貿越來越發達，職業分工趨於專業。然而東漢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踐踏破壞，主要表現有三。
一是貨幣無法正常發行。董卓之後「錢貨不行」，老百姓以穀物和布帛為貨幣，《晉書》記載，「永嘉之亂」後，河西一帶「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到後來，不得不進行實物交易，北齊時期，「錢皆不行，交易者皆絹布」，市場機能嚴重退化。
二是地方割據，塢堡林立，全國性的統一大市場遭到破壞。民眾躲避戰禍，嚮往封閉自足的自然經濟，陶淵明筆下那個「不知魏晉」的「桃花源」成了最美好的生活理想。北朝後期的儒生顏之推（公元531～約595年）寫過一部流傳甚廣的《顏氏家訓》，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孫們說：「最好的生活就是自己耕田吃米，親手種桑織麻，所有的生活器具，從一隻雞到一頭豬，從一把鋤頭到一根蠟燭，都是能自給自足的，所求於外部世界的，只有鹽而已。」126
三是城市文明屢興屢毀。市井工商，事關民生，所以是一種「速生的植物」，只要有10年的太平時光，就一定會鶯飛草長，宛成氣象，20年便能出現巨富之家，30年可造就繁華都市，然後，政權動盪，兵戈再起，一切錦繡灰飛煙滅，輪迴重新開始。這便是魏晉南北朝300多年間一再上演的劇目。此等故事，以洛陽最為著名。
洛陽在兩漢時期已是天下出名的繁榮之地，公元186年，發生「董卓之亂」，董軍攻占洛陽，將方圓200里以內的宮室和民房一律焚毀，將數十萬人向長安驅趕，洛陽化為一片廢墟，曹操曾賦詩記錄：「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焚燒。垣牆皆頓僻，荊棘上參天。」曹魏時期，洛陽被定為首都，再度復活，盛極一時。「八王之亂」時，洛陽先後4次被叛軍洗劫，被殺民眾達20萬之眾。到了「永嘉之亂」的公元316年，匈奴人劉曜攻陷洛陽，燒毀坊市，殺諸王公及百官以下3萬餘人，再毀。到公元493年，魏孝文帝遷都於此，洛陽重新恢復生機，歷30年，再次成為北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其文物典章，極為可觀。
北魏文學家楊炫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詳盡記錄了當時洛陽的繁華：出西陽門四里，有一個規模驚人的「洛陽大市」，方圓八里，按行業分類，有通商、達貨、調音、樂律、退酤、治觴、慈孝、奉終、准財、金肆十大商業區；城東有專賣南方水產的集市和馬市，城南四通市賣本地水產。在洛陽的市場裡，吃、穿、戴、用、玩樂之物，婚喪喜慶所需物品，還有天下難得之貨，應有盡有，南北口味色色俱備，可以盡情享樂遊玩。在洛陽的市場裡，「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仆隸畢口」。洛陽城裡最著名的大商人叫劉寶，他的店鋪遍及全國，州郡都會之處都有他的宅子，各養駿馬一匹，據說他還能控制食鹽和糧食的價格。127
由洛陽向西的國際貿易也十分活躍，「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從這段文字可知，從洛陽到羅馬，商脈綿延，萬物匯集，當時僅在洛陽經商並成永久居民的外國商人就達萬家之多，此城儼然已是世界上少見的國際大都會。
可是，到了公元528年，契胡族人爾朱榮發動叛亂，洗劫洛陽，把城裡的貴族富戶消滅殆盡，全城再次死寂。到547年，曾經目睹洛陽盛況的楊炫之看到的景象是：「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
這還不是毀滅的終點，隨着戰事的結束，洛陽再次復甦，可是，到了公元583年，東魏和西魏為爭霸中原，展開洛陽爭奪戰，東魏大將侯景攻陷洛陽後放火燒城，又把辛苦堆砌起來的繁華付之一炬。
魏晉南北朝期間，幾乎所有的大郡都市都經歷過類似的屢毀屢建，與洛陽齊名的中原重鎮長安至少遭過4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則三次被夷為平地。在這樣的亂世之中，商業的衍續及商人的命運便如鏡花水月，永無定數。
自「董卓之亂」後的近400年，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十分奇異的「插曲」。在這期間，人民飽受戰亂之苦，東漢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國已有人口7200萬，到公元265年司馬炎建立晉朝時竟銳減至2400萬，只剩下1/3。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復到3380萬，可是「八王之亂」爆發後，人口死亡過半，西晉南遷時，漢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萬。翻開這段史書，到處是殘酷殺伐、屠城流血、陰謀政變。
不過，魏晉南北朝又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思想大解放時期。隨着大一統中央集權的瓦解，思想禁錮被打開，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現奇葩爭艷的絢爛景象。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一書中稱：「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在這一時期，出現了難以計數的軍事家、繪畫家、文學家、生活家、宗教家。
另外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是，隨着西晉被滅，大量中原世族和民眾渡江南下，極大地促進了長江流域的農業和工商業經濟，中華文明開始了一次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大遷徙。
作為主流的政治和經濟形態，世族和莊園經濟在魏晉南北朝也出現了一個不斷衍變的過程。
曹丕創建魏國時，在官員推選制度上發明了九品中正制。政府在各郡州設置中正官一職，將當地的優秀人才分別品定為九級（品），以此選拔官員，其標準有三，分別是家世、道德和才能。這一制度推行之後，中正官一職很快被各地世族壟斷，才德標準僅成擺設，家世成最重要的選才條件，於是便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景象，進一步強化了世族的參政能量。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評論說，此後，官僚逐漸貴族化了，那些「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的士宦們，多半不願去經商牟利，同時，商人要跨進政界，也不免遭受當時講究身份的障礙。
南北分裂之後，天下鼎沸，無權無勢的農民為了苟延生存，不得不依附於世族地主，從而更加增強了後者的力量。在廣袤而動盪的北方原野上，到處林立着森嚴的世族塢堡，北魏時代，河北有韓、馬兩姓各2000餘家，「劫掠道路，侵暴鄉閭」（《魏書·薛胤傳》）。甚至大族聚居，一個宗族就有將近上萬戶人家，炊煙連接，房屋比鄰而立，延綿不絕。128據鄒紀萬在《魏晉南北朝史》一書中的統計，永嘉之亂後，塢堡組織發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有50餘，冀州有百餘，雁門、太原等地有300餘，關中地區最多，有3000餘，各地豪強紛紛結塢自保。
▲塢堡模型
這些世族的勢力實在太大，北魏政權初建時曾實行「宗主督護制」，以利用這些世族地主來暫時維護基本的社會秩序。在《北齊書·崔傳》中還記載了一個細節：當時中原以崔、盧、李、鄭為四大名門望族，其中又以崔姓為首，與崔家聯姻的都是堂皇家族，有一年，當朝的婁太后為博陵王娶親，納崔的妹妹為貴妃，太后特別關照前去提親的使者說：「一定要辦理得風風光光，千萬不要被崔家的人笑話了。」連皇室都擔心被崔家看不上眼，可見世族之顯赫崇高。129
世族經濟歸根到底是權貴經濟，由權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徑，因此，在這種社會形態之下，「導致中國歷史上前所罕見的官商勾結與官僚資本」。130
在各部史書上隨處可見各路世族諸侯靠割據一地而大肆斂財的事跡：三國時，公孫瓚據易京，自築高城，所寵信的人大多是商賈之輩，官商聯手，鬧得民怨沸騰。131西晉的世族大吏刁逵「有田萬頃，奴婢千人」。132到了北齊時，各位王爺提拔自己的屬官，大多從富商之中選擇，而一些高官的家裡，每天出入的都是富商大賈。133連在邊境駐守的將領都沒有太多的心思用於軍事，而是以通商交易為主業。134北齊政權還公開賣官，以致「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廣州在當時已經是南部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南齊書》記載說，只要當上了廣州刺史，騎馬一過城門，就相當於得了3000萬的財產。135
世族模式發展到魏晉晚期已經腐敗非常，世族子弟的富貴得來實在太過容易，早就失去了進取之心，他們穿着華麗寬大的衣袍，出門要坐車，進屋需扶侍，136還整日裡「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致「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連馬與老虎都分辨不出，如此子孫，當然已不堪用世。所謂「魏晉風度」，正是世族門閥日暮夕陽的生動寫照。東晉之後的宋、齊、梁、陳四代，其開國皇帝都是寒族出身，而各級高級將領更是多由平民出身的人士擔任。
【企業史人物】石崇鬥富
在整個魏晉時期，經商風俗日盛，所謂「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為事」（《宋書·傳論》），出了不少大商人，如晉朝的王戎、孫盛、刁達，宋時的褚叔度，南齊時的虞宗，梁時的顧憲之等。其中，最出名的富豪是石崇（公元249～300年），他便是官商一體的典範。
石崇是中國歷史上出了名的美男子，他的父親石苞當過大司馬。綜合各類史料來看，石崇致富靠的是三種辦法，一是搶劫，二是兼併土地，三是從事水碓業——水力舂米作坊。
《晉書·石崇傳》記載，依着父蔭，年紀輕輕的石崇就出任南中郎將、荊州刺史，荊州是當時天下最繁華的州郡之一，石崇在這裡靠搶劫過往商客，獲得了巨額財富。在完成原始積累之後，他繼而大量兼併土地，在洛陽城的西北方建立了一個方圓廣大的私家莊園——金谷園，該園到底有多大面積，沒有文字記載，不過石崇在裡面圈養的美艷奴婢就有千人之多，足以讓後人遐想。137金谷園名氣非常大，甚至被寫進了《水經注》，酈道元謂其「清泉茂樹，眾果竹柏，藥草蔽翳」。
水碓是一種用流水帶動的舂米機械，是當時的一項農業高科技。由於這種水力機械投資較大，而且需截水推動，妨礙灌溉，常為朝廷禁止，所以唯有權貴者才可能得到特許經營，所得收入稱為「舂稅」，也就是說，它是一種能帶來暴利的壟斷性產業。《全晉書》記載，晉朝的開國功臣王渾就曾經上表皇帝，要求特許經營水碓，同時懇請在洛陽方圓百里之內，不得他人經營。石崇的金谷園裡有水碓30餘處，壟斷了周邊地區的舂米業務。138
▲水轉連磨
由權而商，由官而富，財富得之容易且無須投資擴大再生產，所以奢侈揮霍也成必然，後世流傳的石崇故事，全部與鬥富有關。
有晉一代，王家是最著名的世族之一，其中又以晉武帝的舅父王愷最有錢，石崇就跟他纏鬥不已。王愷飯後用糖水洗鍋，石崇便用蠟燭當柴燒；王愷做了40里的紫絲布步障，石崇便做50里的錦步障。有一回，晉武帝暗中幫助王愷，賜了他一棵二尺來高的珊瑚樹，枝條繁茂，世所罕見。王愷把這棵珊瑚樹拿去向石崇炫耀，石崇只瞧了一眼，就順手用鐵製的如意將之敲碎，然後，他命令手下的人把家裡的珊瑚樹全部搬出來，這些珊瑚樹的高度有三尺、四尺，樹幹之美更勝一籌，弄得王愷惆悵不已。
金谷園裡夜夜笙歌，每次聚飲，石崇必讓美人斟酒勸客。如果客人不喝，他就把美人殺掉。有一次，王家的另外兩個著名人士丞相王導與大將軍王敦去石家赴宴，王導向來不善喝酒，但怕石崇殺人，當美女勸酒時只好勉強飲下。王敦卻不買賬，硬拗着不喝，結果石崇連斬了三個美人。
石崇鬥富甚至還斗到了皇帝頭上。據《耕桑偶記》載，有一年，外國進貢一批十分珍貴的火浣布，晉武帝製成衣衫，跑去石崇那裡顯擺，石崇故意穿着平常的衣服迎接武帝，身後跟着從奴五十人，卻個個都身着火浣衫。
石首富如此張揚，當然難得善終，後來終於被安了個罪名，斬殺於東市。臨死前，他嘆息說：「這些小子還不是為了貪我的錢財！」押他的人說：「你既知道人為財死，為什麼不早些把家財散了，做點好事？」
第二部 公元589年～1367年
（隋唐）（宋元）
「世界第一」的黃金期
第七章 長安城裡的商人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杜甫《憶昔》
公元750年前後，大唐開元年間。某日，唐玄宗李隆基晨起，站在長安城的含元殿上眺望遠山，猛然間，看見一條白龍橫臥於山中。他問左右的人，是否看見了什麼異象？大家都說沒看見。玄宗急忙下令，速把王元寶叫來問問。王元寶到後，定睛看了一會兒，說：「我看見一個白色的東西橫在山中，但看不清它的形狀。」玄宗嘆息說：「我聽說至富可以比得上貴。我是天下最貴的人，元寶是天下最富的人，所以能看見。」139
王元寶是長安城裡最富有的商人，從事的是商貿業，據說他用金銀裝飾居屋，牆壁上塗以珍貴的紅泥，時人稱為「王家富窟」，其「器玩服用，僭於王公」。有一次，玄宗問他：「你到底有多少錢？」元寶悠悠地說：「皇宮的後面有一座南山，我用一匹絹捆一棵樹，樹都捆完了，我的絹還沒有用光。」絹在唐代可以當貨幣使用，一匹絹在開元年間可換得十多石粟，元寶之富可以想見。140
王元寶的故事被記錄在《太平廣記》之中。此時的中國已經承享了整整130年的太平，正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極盛時刻。
經歷400年的南北分裂後，中國於公元589年重新統一。
中國史專家、當過美國歷史家學會會長的魏斐德在《世界歷史背景下的中國》一文中提出過一個問題：「在世界第一批帝國——羅馬和漢朝——崩潰後，中國歷史和歐洲歷史為何差異起來呢？」他對此的回答是，「統一是中國的一種文化」。
隨着羅馬帝國的消亡，歐洲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封建制時期，並從此再未「統一」——20世紀末期出現的歐盟是一種新的聯合體模式。而中國則有一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律。公元581年，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幾年之內征服大江南北，於589年結束了長期分裂混戰的局面。
而詭異的是，這個實現了統一大業的王朝與800年前的秦王朝一樣，竟又是一個短命帝國，它從統一全國到喪失政權前後僅僅29年（公元589～618年）。更為詭異的是，這兩個短命帝國卻都各自完成了幾個影響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確立了符合大一統需求的郡縣制度，修築了萬里長城，隋朝則創造了科舉制度，同時開鑿了南北貫通的大運河。
科舉是政府通過定期舉行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試的內容是研習儒家經典——有人計算過，它們的總數在90萬字左右。它從公元605年（隋大業元年）開始實行，到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為止，整整實行了1300年，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作科舉。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反動」。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從西漢中後期以降的數百年間，困擾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羸弱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無不與此有關。一直到科舉制的出現，才切斷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舉制度自誕生起，就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朝廷主持的考試來變成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如果說商鞅發明的軍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晉升的「武力通路」，那麼，科舉制度則開拓了「文學通路」，這顯然是一條更為廣闊的道路。從此，優秀的人才均被納入到體制之內。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生存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完全地消失了。141
在本質上，科舉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教育和人才選拔體制，當這一制度被確立之後，其他成才途徑都被認定為「異端」，其中就包括通過經商成為優秀的商人。侯家駒在《中國經濟史》中評論說：「中國經濟的長期停滯，科舉制度之弊，應是其中之一。」
隋朝的第二個重大工程，是開鑿貫穿南北的大運河。
隋文帝於公元584年下令引渭水由長安東至潼關，是為廣通渠，隋煬帝楊廣即位後，繼續廣徵民力，建成以洛陽為中心，由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運河」連接而成，南通杭州，北達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長1700餘公里的大運河。自此，秦漢以來只有東西交通的狀況被改變，中原文明自東晉渡江之後開始出現南移景象，隨着大運河的開通，北風南漸，終成定勢。142
隋煬帝因開拓大運河消耗了巨大的國力，《隋書》中說是「舉國就役，開為御道」，終而激發民變，煬帝被縊弒於南巡途中，李淵在太原起兵，創建唐朝。晚唐詩人皮日休有詩曰：「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取代隋朝的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國文明記憶中一段精心雕刻過的輝煌時光，歷代以「盛」冠之的朝代，唯此而已，是為「盛唐」。
盛唐景象的出現，與漢初「文景之治」十分近似，即在政治上繼續採取蔑視商人的國策，不過在經濟上卻營造空前的寬鬆環境。
唐初諸帝對商人的壓抑仍然是不假顏色的。開國皇帝李淵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緊閉商賈從政之門。李淵駕崩，輔佐父親打下江山的次子李世民即位，這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後世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稱，視之為一代大帝。就如同秦始皇和漢高祖都非常討厭儒生和商人一樣，李世民也討厭兩類人，分別是世族子弟和商人。143
唐太宗對世族力量十分警惕，儘管科舉的推行已在制度上解決了問題，可是民間思維卻仍然根深蒂固。有一次，他讓禮部把天下的姓氏譜牒全部收集起來，修成一部《氏族志》。禮部呈上來的資料，以傳統的世家大族崔家為第一等，這讓太宗大為光火，他說，「我跟山東的崔家、盧家也沒有什麼舊嫌，可是他們已經世代衰微，沒有出過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現在定氏族，是要崇尚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麼能以崔家為第一等！」於是，他親筆硃批，提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在他的干預下，天下姓氏合293個，共分九等，崔家降為第三等。呂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評論說，「儘管太宗這種公開羞辱的做法有點牽強，不過其宗旨正在於打擊世族勢力，否定血緣階級」。
對於民間商人，唐太宗也跟前代君王及父親一樣，主張將之排斥在主流社會，特別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囑咐重臣房玄齡：「朝廷的各種官位，都是為賢人們準備的，那些工商雜流，即便人才出眾，也只可以讓他們多多發財，一定不能授以官職，使得他們能夠與賢人君子並肩而立，同席而食。」144這段話在後世非常出名，被歷代治國者奉為圭臬，視為一項毋庸置疑的基本國策。此外，唐太宗還在服飾上對各種身份的國民進行特別的識別，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緋綠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是白色的，軍士是黃色的，而商賈則必須是黑色的。145
高祖和太宗的蔑商做法，一直被他的子孫們所沿用。唐高宗時期，下令工商人士不得騎馬——「禁工商不得乘馬」。文宗時期，規定商賈及其妻子不得乘坐有檐的馬車，並指出最近出現了商賈騎着裝飾華麗的高頭大馬四處馳騁的景象，再度重申商賈不能騎馬的命令。146
這些對民間商人的壓抑及限制，可以說是中國歷代集權統治者的「慣性思維」，不過在經濟政策上，我們卻看到另外一番景象，因局勢之艱困，治國者不得不大為放鬆。
據《隋書·地理志》記載，隋末唐初，全國人口約4600萬，比東漢末年的7200萬還少了三分之一，國貧民窮，亟須休養生息。李淵開國之後，大手一揮，把一切山澤稅、鹽稅統統廢罷，之前由國家專營的鹽、鐵、酒等產業全數放縱民眾自主經營，民間一片歡騰。147在農業稅方面，唐代的稅收是取1/50，遠低於漢代的1/30，徭役則是每年20天，也比前朝要少。148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8月，李世民即位後，當月就頒布詔令，說經商牟利是老百姓的本業，所以要改革前弊，以滿足民眾的需要，下令把潼關以東的關卡全部停廢，以讓貨物自由交易。149有唐一代，還停止了商稅的課徵。
唐代中央政權與地方的關係也比較寬鬆，實行的是財政下放的政策，地方州縣上繳中央的很少，所以地方很富足，而中央又把最大的財政支出——各地養兵的軍費讓藩鎮自己承擔，所以中央的支出也少。150
這些前所未見的輕稅簡政，無疑對工商業和地方經濟的繁榮有重大的意義。而國家的統一更為商業流通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市場空間，商人在國境之內經商，數十里便有酒肆客棧，每個店鋪均備有代步的驢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鐵自衛，這當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151
從公元618年開國到742年（唐玄宗天寶年間），唐政權對工商業的寬鬆政策衍續了120多年，其中也頗多反覆爭議。
《新唐書》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公元703年，當時執政的是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有關部門要求重新課徵關市之稅。一位叫崔融的大臣當即上疏制止，洋洋灑灑地提出了「六不可」，其核心意思是，若征了關稅，必然增加民間負擔，阻礙商品交易，最終會造成社會動盪，政府得不償失。武則天採納其意，放棄了課徵的念頭。
對於鹽鐵之利的爭論則更大。
白壽彝在《秦漢到明末手工業和封建制度的關係》一文中細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變：在北魏初期，河東郡的鹽池原歸官府所有，以收稅利，後來罷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擁有；孝文帝延興年間（公元470年），朝廷復立監司，再收稅利；到了世宗時期（公元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龜年間（公元518年）又歸國有，「其後，更罷更立」，數次反覆。隋文帝立國，宣布罷禁之令，唐朝則衍續隋制，達100多年之久。
▲（唐）張萱 盛唐宮女加工絹絲的場面
到了公元713年（唐玄宗開元元年），大臣劉彤上《論鹽鐵表》，重新拾起專營之議。在他看來，把山海之利放於民間，只會造成更猛烈的貧富懸殊，所以應該收歸國有，以達到「均貧富」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152跟歷代所有主張國營化政策的人士一樣，劉彤的立論之本是「奪富濟貧」，而實質還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討論劉彤之議，大家都覺得「鹽鐵之利甚益國用」，於是設立機構，「檢校海內鹽鐵之課」，不過這一專營政策只執行了10年左右，到開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鹽池之外，其餘鹽鐵產地「無須巡檢」，再度放還民間。
中國歷代君王要休養民間，都必須輕賦薄徭，然而稅賦收得少了，政府就可能沒有錢來養活龐大的官吏階層。
唐朝嚴禁官員經商，高祖李淵下詔規定「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唐太宗更下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唐朝的官員按官職高低都可以領到一塊「職分田」，此外還有永業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業田二頃。不過，因為大幅減免稅賦，政府的財政收入捉襟見肘，不堪支付。在大一統的集權制度下，這似乎是一個天然的治理矛盾。作為一代雄主，唐太宗想出了一個「公廨錢制度」，就是對富豪家庭定向徵收一筆「特別財產稅」，以此來養活政府的官員。
早在高祖時期，朝廷就對天下的富商進行了一次資產清查，按資產多少定為三等，後來改成九等，並規定「每歲一造冊，三年一造籍」，不過，沒有像漢武帝那樣通過告發的方式來進行清算。到了公元637年（貞觀十一年），唐太宗下達詔書，容許長安70多所衙門，每所可選「身能估販、家足資財」的商人9名，號稱「捉錢令史」，每人貸予公廨錢5萬錢，用於商業活動，每月納利息4000錢，一年4.8萬錢，以單利計算，年利率約為100%。這一政策，相當於讓長安城裡最富足顯赫的700個富豪家庭，每年繳納一筆數目不菲的「特別稅」。很可能的情況是，政府貸出的公廨錢僅僅是名義上的，而繳納的利息則是真金白銀的。這一政策很快在全國各州普遍實行。
為了鼓勵商人接受公廨錢制度，唐太宗在全國特別設立了7000個基層官員崗位（「防閣」），只要納滿一年的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當官，不過任期只有兩年，之後由其他納稅的「上戶」取代。從7000個官位設置可見，當時被徵收特別稅的商人家庭約為7000戶。唐朝初期，官員人數非常之少，貞觀年間，中央政權機構中的文武官員最少時只有643人，也就是長安城的700來位「捉錢令史」，每人養活一個官員。
公廨錢制度在唐代執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為70%，繼而再降到60%、50%，每筆強迫貸款金額也有降低，被選中的商人所獲權益，早期是當官吏，後來則改為免除徭役。唐太宗發明的這個制度，在後世的學界引起過很大的爭議。褒之者認為，這一制度雖然「粗糙」卻很直接，政府養活了官員又巧妙地避免了廣徵稅賦。貶之者則認為，這是對富有家庭的一次強制性制度盤剝，它雖然比漢武帝的「算緡令」溫和一些，不過本質卻是一致的，另外，100%的高利率亦是對全國金融市場的破壞，富戶很可能以類似利率放貸給一般平民，從而導致全社會資金流通成本的抬高，當時就有人批評說，其結果是「富戶既免其徭，貧戶則受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