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 - 第9章

盛唐崛起的公元6世紀和7世紀，在西方史學上正是「黑暗中世紀」的開始。此時的歐洲群龍無首，隨着羅馬帝國的衰落，封建割據帶來頻繁的戰爭，造成科技和生產力發展的嚴重停滯，而在中東地區，穆罕默德於公元610年興起伊斯蘭教，穆斯林終而組建成一個強悍的、與基督教國家長期軍事對峙的阿拉伯帝國。展開當時的世界版圖，可以用「東明西暗」來形容。

有唐一代，隨着國力的強盛，治國者自信開放，國際貿易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

據《唐會要》記載，公元630年（貞觀四年），唐太宗試圖組建一個跨國聯盟，當時有西域20多國的君主及其代表集聚長安，奉太宗為「天可汗」，而且規定，各國君主去世者，必須由唐朝廷下詔冊立其後嗣，《唐會要》因此宣稱「統制四夷，自此始也」。10年後的公元640年，唐太宗派軍隊攻滅西域的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從此，由長安向西，可自由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驅地中海東岸的安都奧克，全長約7100公里。153

正是通過這條漫長的貿易走廊，東西方文明進行了一次大流通，中國的絲綢、瓷器源源不斷地販銷到歐洲市場。當時，羅馬城裡的多斯克斯地區有專售中國絲綢的市場，其價值約與黃金等重，造紙術也在這一時期傳入穆斯林地區。154而西方的動植物和新技術也傳入中土，其中比較重要的動物有駱駝、波斯犬、孔雀、鸚鵡、鴕鳥等，植物有胡蔥、胡椒、菠菜、小茴香、橄欖、無花果、水仙等，此外還有用甘蔗製糖的技術。這些動植物及技術，在日後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155

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終點，7～8世紀的長安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被稱為「世界性首都」。

▲絲綢之路上賣乳香的商人

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贊曰：「全城坊市，棋羅星布，街衢寬直，制度弘偉，自古帝京，曾未之有。」據計算，唐代長安城有常住居民62.6萬人，如果加上駐軍、僧尼以及往來客商，其人口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100萬，其舊址面積約80多平方公里，大於明清時的北京城。

從流傳至今的圖冊可見，宮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宮城和皇城內，多種梧桐、柳樹，全城南北中軸線兩側東西對稱。東半部設萬年縣，有東市，西半部設長安縣，有西市。全城街道兩旁都有排水溝，並栽種槐榆，棋盤式的街道寬暢筆直，綠樹成蔭，市容十分壯觀。白居易《登觀音台望城》詩：「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正反映了這種整齊劃一的棋盤式格局。

東、西兩市是長安城的商業交易中心——後世的「東西」一詞由此而來，四面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9個方塊。每方的四面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域裡，叫作行。東市有220行，西市更加繁榮，除了店鋪，還有平準局、衣肆、典當行等。

《大唐六典》記載，唐王朝與3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過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國客人來到長安。唐王朝設有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羅馬）、大食（阿拉伯帝國）等大小國家不斷派遣使者前來長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長安，他們控制了珠寶行業，大多住在西市，長安城裡有專門的波斯邸（專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貨物之處）、波斯酒店等。

在長安城裡，政府對兩市交易進行嚴格的管制，其中包括交易時間、產品規格、尺寸質量、銷售價格乃至店鋪租金。

▲唐長安城圖

——兩市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訓，中午的時候，擊鼓兩百聲，民眾聞聲而聚，到了黃昏時刻，擊鉦（一種與鐘形似的銅製樂器，可執柄敲擊）三百聲，民眾陸續散去。

——出售的弓劍刀具及器皿，由政府提供式樣，需勒刻工匠姓名，以備監督。各種器皿以及絹布，都有規定的質量標準以及尺寸，如有不牢固、假冒偽劣或缺斤缺兩的，一旦抓住，就要杖打六十。156

——商賈帶進兩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經過市場管理機構（市司）的評定，分為上、中、下三等，規定價格，然後方可出售。157

——政府還特別對店鋪租金進行了規定，限定月租不得超過五百文。158

由這些規定可以看見，長安城裡的商品交易，與其城市規劃一樣，完全控制在政府的干預之下，是一種「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盛唐氣象，如孔雀開屏，華麗滿目。

以長安為起點，朝廷修築了7條放射性的驛道，通往帝國的各個城鄉，沿途每15公里設立一個驛站，全國共有1639處之多。這些驛站均在交通要道，有永久性的建築及常駐的管理人員，在一片曠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標誌，於是，它們很自然地成為當地農民進行集市交易的最好場所。區別於城市中由政府管制的「令市」，它們被稱為「草市」，儘管根據唐律，不是州縣政府所在的地方均不得設市，然而「草市」似乎並沒有被嚴格地禁止。159

除了都城之外，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樣十分繁榮。

東都洛陽的城市規模僅次於長安，人口也超過了50萬。洛陽城裡有南北西三市，以南市最為熱鬧，其中有120行、3000多個肆，周遭還有400多個店，貨物堆積如山，在城市西北的新潭是水路樞紐，這裡常常有上萬艘舟船聚集，河道擁擠填滿，各路商販搬歇貨物，馬車為之長塞。160

在南方，最繁華的城市是揚州、成都、蘇州和杭州。大運河開鑿之後，與長江交匯於揚州，使之成為通達江、淮、河、海的水陸中心，唐代揚州城的面積據考有30平方公里，商貿非常繁榮，號稱「南方第一」，詩人李白有詩云「煙花三月下揚州」，此地的造船業尤其發達，鑒真和尚東渡日本，第一次出發的海船就是在揚州新河趕造的。在杭州，錢塘江上的船檣連綿20里，城內大小店鋪多達3萬室。長江中游則有益州（今四川成都），時稱「揚一益二」，杜甫有詩說「城中十萬戶」，市井之盛僅次於揚州。這些描寫和數據或有唐人誇張的地方，卻也可想象當時的盛況。

唐代的工商貿易中出現了兩個前所未見的新人物，一是「行頭」，二是「牙人」。

長安東市有220個行，每行都有一個行會，其主持人稱為「行頭」，負責本行的祭祀、協調及與政府周旋交涉等事宜。史書之中對唐代行會的記載非常零星，然而從企業史的角度來看，卻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它表明工商業者開始出現組織化的萌芽，是日後非常活躍的商幫文化的淵源，那些姓名無從考據的行頭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商人組織的領袖。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對之評價甚高，認為「由漫無組織的工商業者進而成為較嚴密組織的行業，不能不算是質的變革」。

牙人則是由官方認定的職業經紀人。商業活動中的中介人早在周代就出現了，時稱「質人」，到了西漢被稱為「駒儈」，不過，經紀人形成職業規範是在盛唐時期。隨着商品交易的繁榮，各類牙人穿梭在買賣雙方之間，居中說合，中介得利。唐代牙人制度的興盛，與當時國際貿易的空前活躍有很大關係，唐朝在邊境地區開設了很多番市，因為語言與習俗上的巨大差異，需要有中介者加以撮合。

盛唐最出名的牙人，名叫安祿山。他是營州柳城（今遼寧錦州）的胡人，幼年喪父，15歲時就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當邊境貿易市場上的「番市牙人」，因為他懂得6種民族語言，而且勇敢好鬥、善於揣度人心，所以在當地非常出名，他有一個也是牙人的同族好友，名叫史思明。安祿山當了10多年的牙人，到了30歲時與史思明一起棄商從軍，因軍功升遷至鎮守一方的節度使。到了開元年間，正是這兩人，一手終結了盛唐時光。

儘管工商如此繁榮，可是跟歷代一樣，唐代商人的面孔竟還是模糊不清的。後世研究唐商，從正史之中，幾無一人可得，仍然只好從野史筆記或詩文中去尋找足跡。

從各種史料可見，盛唐時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不是靠經營鹽鐵等致富，而多是從事貿易、織造等產業。唐代近300年，沒有出現著名的礦業大富商，與其政策有關。《大唐六典》中規定，凡是天下州縣有出銅鐵礦的地方，政府沒有開採的，可以任由民間私人開採。161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一書中便推斷說：「如此，量多質優的富礦必多為政府經營，或者經私人開採而發現的富礦也會被政府收歸官營。通常的情況恐怕是私人只能經營零星礦或者貧礦。」其制度的根源正是，由於政府「天然」地擁有資源的所有權，所以它與民間的契約關係便無須對等。162

宋人所編撰的《太平廣記》中有「治生」類，記錄了數位貞觀年間的商人故事，其人物個個都很有特色。

其中，定州富豪何明遠是經營紡織業的，他擁有綾機達500張之多，生產規模顯然已經非常之驚人——到了宋代，國營的綾錦院也不過擁有綾機400餘張而已。他在中國北方的很多驛站都設有自己的專賣店，專門與國際商人交易——「襲胡為業」，以至巨富。

有一個叫裴明遠的，出身河東世族，不過從事的卻是廢品收購業，他在長安城裡大量收購人們棄而不用的廢舊物品，轉手倒賣，大獲其利。有了錢之後，他在西面的金光門外，以很低的價格買下一塊遍地是瓦礫的荒地，為了清除垃圾，他在地頭樹一根木頭，再掛一個筐，吸引少年子弟拾取瓦片擊筐，中者可得一筆賞錢，沒多久，地里的瓦礫就被少年們一拾而空。然後，裴明遠在這塊地里種果樹，同時租給牧羊人做羊圈，羊糞蛋正好是果樹最好的肥料。春暖花開的時候，他還在地里養蜂采蜜，增加收入。裴明遠的經營手段十分精妙，後來被唐太宗看中，官至中書舍人、太常卿。

▲唐三彩駱駝陶俑

還有一位叫羅會的巨商，致富的職業比收破爛的裴明遠還不堪，竟是長安城裡清除糞便的（「剔糞」）。他家世代以此為業，至於「家財巨萬」。一次，有個叫陸景陽的書生到豪華的羅宅做客，問道：「你的生活日子過得這樣富裕安樂，為什麼還繼續從事清除糞便這種骯髒污穢的工作？」羅會答：「我曾停工不幹了有一兩年，沒料想家中奴婢僕夫死去，牛馬逃散丟失，眼瞅着家業就要敗落。後來，恢復這一行當後，家道才又恢復過來。」

何明遠、羅會等人的故事，往前可以與司馬遷《貨殖列傳》中的雍伯（從事脂粉業）、張里（從事畜醫業）等人相參照，往後則可以與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傻子瓜子」年廣久等人相呼應，表明在一個民營經濟得到鼓勵的政策環境下，民間商業的豐富充滿了讓人驚奇的想象力。

《太平廣記》中還記載了一些巨商的故事，他們生活在唐高宗（太宗之子）到唐玄宗時期，當時盛世已歷數十年，民間富足，商人驕縱，又出現官商鬥富的景象。

高宗時期，在長安懷德坊南門的東邊，住着一位胡商鄒鳳熾，他是駝背，肩膀拱起，後背彎曲，像是駱駝，時人叫他「鄒駱駝」。鄒鳳熾從事零售商業，他的店鋪宅邸遍布帝國各地，各地的物產都被他搜羅來，家中金銀財寶不可勝數。他曾嫁女兒，邀請朝中大臣參加婚禮，賓客數千人。夜裡搭了碩大的紗帳，極為華麗。待到新娘出來時，侍婢圍伺，穿羅戴翠，特別美艷之女達數百人之多，眾客愕然，分辨不出哪位是新娘。後來他犯罪被流放到瓜州，死了之後，子孫窮困。

史載開元年間，長安城裡的富商，如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人，各自延納了四方的有才之士，朝廷上的很多名僚都出自他們的門下，每次科舉大考，文士們聚集在這些人的家中，時人視之為「豪友」。163當時的詩人高適便有詩云：「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萬事勝人健如虎。」

如此炫耀鬥富、結交權貴，仿佛春秋戰國及漢初景象。

【企業史人物】唐詩商人

公元815年（唐憲宗元和十年），時年44歲的大詩人白居易被貶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出任司馬一職。第二年的深秋月夜，他到城郊的湓浦口送別友人，突然聽到一艘舟船上有人彈奏琵琶，美妙若天籟之音。他陡發感懷之情，因作一首長詩相贈，這就是流傳千古的《琵琶行》。

彈奏之女原本是長安城裡的歌妓，此時則是一位茶商的妻妾。其中關於那位茶商的詩句有四節，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商人入唐詩，這不是第一首，卻是最出名的，當然其形象也是最經典的——「商人重利輕別離」。從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賤」，其形象很少出現在文學作品之中，即便有罕見的若干首，如《三洲歌》、《襄陽歌》等，也是描寫巨富大賈的尋歡作樂。而入唐之後，大有改觀，經商活動及商人生活、心態成為描寫的主體，有人做過一個粗略的統計，唐代的商賈詩約203首，大約是唐以前商賈詩總量的一百倍，涉及的詩人共90人。164

在這些唐詩中，商人形象大抵有四。

辛苦勞頓——把商人視為一個正當職業，同情他們的謀生艱辛，這是唐人與前代最為不同的地方。

白居易有詩曰：「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諳。雪霜行塞北，風水宿江南。藏鏹百千萬，沉舟十二三。」與他齊名的元稹行舟洞庭湖上，遭遇狂風，感慨身世而傷及商人，「自嘆生涯看轉燭，更悲商旅哭沉財」。黃滔作詩《賈客》，把經商比作如在鯨鯢牙齒上行走，艱險非同尋常：「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劉駕作《賈客詞》，生動地描寫了經商過程中的種種艱辛：「賈客燈下起，猶言發已遲。高山有疾路，暗行終不疑。寇盜伏其路，猛獸來相追。金玉四散去，囊空委路歧。揚州有大宅，白骨無地歸。少婦當此日，對鏡弄花枝。」

忙於逐利——追逐利益是商人的職業本性，唐詩對經商活動中的細節多有描述。

元稹寫長詩《估客樂》，對商人的為利而行、以次充好、六親不認等等行跡進行了細緻描寫，詩中寫到，「估客無住著，有利身則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無不營。火伴相勒縛，賣假莫賣誠。交關但交假，本生得失輕。自茲相將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頭語，便無鄰里情」。另外一個大詩人劉禹錫也曾寫過一首《賈客詞》，在引言中，他就明確說，這首詩寫的是那些「以財相雄」的大賈：「賈客無定游，所游惟利並。眩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心計析秋毫，搖鈎侔懸衡。錐刀既無棄，轉化日已盈。」

勾結權貴——詩人對官商勾結進行了揭露和表達了極大的憤怒。

元稹在《估客樂》中描寫商人以「奇貨通幸卿」，「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不精」，此外還行賄市卒、縣胥，使他們對商人「豈唯絕言語，奔走極使令」。從這些詩句中可見，大商賄賂大官，小賈賄交小官，從兩京到地方均極盛行，以致州縣差科盡歸貧下，為弊之深，由此可見。高適的一首《行路難》，寫官商勾結尤為著名：「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萬事勝人健如虎。」

奢侈消費——詩人們描寫了商人的奢靡生活和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

劉禹錫在《賈客詞》一詩中寫了商人的豪取巧奪之後，繼而描寫其生活的奢華：「妻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幸卿。趨時鷙鳥思，藏鏹盤龍形。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梁似無征。」施肩吾的《大堤新詠》則描寫了商人在長江大堤沿岸城市尋花問柳的景象：「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陽全欠舊來時。宜城賈客載錢出，始覺大堤無女兒。」張籍在廣西遊歷時目睹當地民眾終年勞苦，歲暮無食，「呼兒登山收橡實」，而與此同時，「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唐代詩人豁達天真，觸景皆可入詩，生情俱能成句，從他們的詩句中重現出大量的社會實景。

開元年間，國力昌盛，工商繁茂，生活在這一時期的詩人對當時的經商風尚多有詠誦，李白詩云：「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雲陽就是現今江蘇的丹陽市，瀕臨大運河，李白親見運河兩岸廣大農村許多人從事商旅。他又有詩云：「瞿塘饒賈客，音信莫令稀。」這是他在漢江遊歷，想要通過商人給他遠在巴東的友人傳遞書信。張九齡在南昌為官，登滕王閣，看到城內居民有很多人住在樓船里從事水上運輸：「邑人半艫艦，津樹多楓橘。感別時已屢，憑眺情非一。」儲光羲泊舟長江，「所遇盡漁商，與言多楚越」，這表明楚越之人控制了當時長江中下游的捕魚業。

進入中唐之後，民間經商之風更為盛行，元和詩人姚合有詩記錄他在長安城郊所見的景象：「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貞元詩人盧綸有詩記他的友人從軍隊退役後的生活：「全身出部伍，盡室逐漁商。」也就是說，舉家從賈、全村經商的情況在唐代已經不再罕見。

唐代商業與前代相比，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是，長途販運業更加發達，歷史學家傅築夫將之視為「近代型商業的端倪」，這一特徵從唐詩中也得到了佐證。杜甫有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麻是手工業原料，鹽是生活必需品，通過長江航道，四川的麻南運、江蘇的鹽北輸，均由「萬斛之舟」承載，其數量之大可想而知，而每當四川盆地因戰亂致使川江航道受阻時，就會「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

《全唐詩》凡900卷，收詩48900餘首，共2200餘詩人，其中不乏詩人與商人鬥氣的典故。其中一則如下：

福建莆田縣有一個富裕的染布商，為人很不地道，常常喝醉了酒毆打自己的親哥哥，還把染布的價格抬得很高。有一次，鄉里會餐，一個遊歷經過的書生擠在酒席里想吃白食，染布商把他趕了出去，書生大怒，就在白牆上題了一首詩，嘲諷染布商的商品質差價格高，商人沒有辦法，只好抱了一大匹布去懇請書生把詩「贖」回去。這個書生名叫柳逢，詩名《嘲染家》：「紫綠終朝染，因何不識非。莆田竹木貴，背負十柴歸。」

第八章　亂世思弘羊

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

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

——白居易《鹽商婦》

盛唐的中斷是一個「突然事件」，好比通宵達旦的狂歡盛筵猛然間被一場粗暴的狂風所席捲，從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鎮守北方的安祿山和史思明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

從制度的層面來分析，此亂的發生正是中央集權旁落的結果。從貞觀到開元的100多年間，天下長治久安，治國者變得異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據的隱患。唐太宗時，雖然充分下放財權和兵權，但他用邊將有「三不原則」，即「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唐玄宗即位之後，十餘年不換將官，而且各路節度使盡用胡人，他最寵信的安祿山兼統三道節度使，擁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權，致使其胸懷異志。更可怕的是，節度使除了領兵之外，還兼理民政與財政，儼然一方獨立的諸侯。從經濟上看，100多年以來人口增長迅猛，土地兼併景象重現，中央政權的輕賦簡政造就民間繁榮，卻也暴露出大一統體制的另一面隱患——因管制乏力而導致「干弱枝強」。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會寫《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鐵血強悍的漢武帝。

「安史之亂」歷時8年，最終被平叛，這場戰亂給北方中國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所有的繁華均如夢如幻如泡沫，怎麼經得起兵戈的蠻橫侵擾，在洶洶鐵蹄之下，「數百里州縣，皆為廢墟」，「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據《唐會要》記載，戰亂初起之時，全國在籍人口有900多萬戶，僅僅5年後就只剩下190多萬戶，所謂「生靈塗炭」，從這對數字中就可以得出。165

叛亂被平息後，雍容堂皇的盛唐精氣已被消耗殆盡。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描述當時的景象是：地方割據勢力陡然坐大，中央財政收入銳減，邊境之外的少數民族頻頻挑起戰端，朝廷無力支付軍備消耗，只好把壓力都留給地方，一切都變得捉襟見肘。對於大一統的帝國來說，再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了。166

正是在這樣的時候，桑弘羊的「幽靈」再度出現，中唐之後，各項專營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亂」時期，朝廷急着用錢，第一個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向富商征斂。肅宗登基後，即派人到財富聚集的江淮、蜀漢地區向富商大族按資產徵稅，「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稅率，稱為「率貸」，各道節度使、觀察使也多向商人徵稅以充軍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處計錢收稅，從此「商旅無利，多失業矣」，盛唐以來「天下關隘無一徵稅」、「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復出現。

除了這種極端做法之外，恢復國有專營政策是另一個便捷的方式。戰亂期間，顏真卿據守河北抗擊叛軍，軍費困竭，為了籌措軍餉，他在河北首創了榷鹽法，對食鹽實行「官收官賣」。公元758年（唐肅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設立了鹽鐵鑄錢使這一職務，對全國鹽業進行專營管制——「盡榷天下鹽」，出任此職的第五琦仿行顏真卿的辦法，在產鹽區設置鹽院，規定民間的產鹽戶（「亭戶」）所產食鹽一律賣予鹽院，否則以盜賣罪論。

第五琦的專賣政策與漢武帝時期的辦法基本相同，此舉是自公元583年（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來，在170多年之後，再一次實行食鹽專營。其令一出，鹽價頓時上漲10倍，由原來的每斗10錢上漲到每斗110錢，鹽價騰漲又造成糧食價格上揚，民間出現餓死景象。167然而，以此為代價，政府收入大幅上漲，專賣僅一年，朝廷就增加了40萬貫（一貫為1000錢）的收入。

第五琦之後，劉晏（公元716～780年）主管全國財政，他是唐代最著名的理財大師。

劉晏自幼聰慧，其「神童」之名被寫進了《三字經》。八歲那年，唐玄宗封禪泰山，劉晏獻《頌》，因文辭婉麗而被皇帝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職，算是全唐最年輕的官員。《三字經》中就詠道：「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已仕。爾幼學，勉而致。有為者，亦若是。」

▲劉晏

劉晏從青年時就開始當官，從縣令逐級升遷，在「安史之亂」爆發後的第二年（公元756年）被任命為度支郎中，即戶部主管財政收支的副長官，到叛亂平息的公元763年，他取得剛剛登基的唐代宗的信任，升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於副宰相，同時兼領人事和財政事務，成為帝國最重要的行政首長之一。他前後主管天下財政長達20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職時間最長的財政長官。

在財經思想上，劉晏並無特別的創見，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在當時的知識精英階層，桑氏之名已然敗壞，然而就如同桑弘羊力排眾議地褒揚商鞅一樣，劉晏亦視桑弘羊為楷模，在一份致前輩長官的信中，他表示要「像賈誼那樣為復興漢室而努力，學習桑弘羊的功利之術，竭盡全力，以報答前輩的知遇」。168與桑弘羊相比，劉晏身處於皇室權威急速下墜之際，所面對的局勢當然更為兇險，為了重現中央集權，他的手段更加巧妙。

第五琦的鹽政類似於戰時政策，過於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價權，市場彈性喪失，導致鹽價暴漲；二是官府賣鹽，多設機構，開支浩大。劉晏主政後，對其進行了部分修正。首先，他把統購統銷政策改為「民產——官收——商銷」，這個辦法大大減少了鹽政機構龐大的人員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國13個重要產鹽區設立巡院，一方面打擊私鹽，另一方面則保護獲得政策牌照的鹽商的利益。其三，他制定了「常平鹽」制度，以保證非產鹽地區的鹽價供應，防止投機商人囤鹽牟利。

若比較劉晏的鹽法與之前眾人——從桑弘羊到第五琦——的不同可以發現，他的「民產——官收——商銷」是一個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營模式。這些措施果然立竿見影，食鹽專賣收入逐年增加，10多年增長了15倍，以至於占到了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這也是財政史上，鹽稅占國庫收入最大比例的時期之一。169

除了官營鹽業，劉晏還對全國的重要商品產銷進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準、均輸制度重新搬了出來。他在各地建立常平倉，相當於倉儲和物流中心，設置了知院官，隨時了解各種商品價格的動向，然後「賤增貴賣」，以獲其利。《舊唐書·劉晏傳》記載說，「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銷動向，政府獲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場波動則得到了平抑，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術」。中唐在「安史之亂」以後，沒有陷入更大的亂境，與劉晏以果斷的專營政策迅速改觀了中央財政的狀況有很大關係，因此，史家授予了一個桑弘羊式的評價：「斂不及民而用度足。」170

歷來史家對於那些主張工商管制的歷史人物，都一般性地認為他們是重農抑商論者，譬如宋代大學問家歐陽修在《新唐書·劉晏傳》中就說劉晏「排商賈」。其實，這是極大的誤讀，之所以管制工商，是因為桑弘羊、劉晏等人比誰都明白工商對國家稅收的重要性。

劉晏為政十分勤勉，大小政務無論輕重，都能在一日之內就做出決斷。他上朝時騎在馬上，心裡還在籌算賬目，退朝後在官署批閱文卷，常常是秉燭達旦。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代宗執政將近20年，經濟元氣日漸復甦。171

公元779年，代宗駕崩，37歲的長子李适即位，是為德宗。此時，中央財政已擺脫了窘迫的困境，按《新唐書·食貨志》的計算，與「安史之亂」時相比，國庫收入起碼增長了15倍，治國者再燃削藩的雄心。李适是一個跟太祖父李世民經歷很類似的少年英雄，20歲時就被父皇任命為天下兵馬元帥，在前線與安史叛軍決一死戰。平叛之後，李适因功拜為尚書令，和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賜鐵券、圖像被畫在凌煙閣上。他登基之後，決意學習漢武帝，徹底切掉藩鎮割據這顆大毒瘤。

然而，李适最終沒有學成漢武帝。在財政上，他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在即位的第二年，聽信讒言，居然處死了自己的「財神爺」劉晏。史載，劉晏死時家徒四壁，只有兩車書籍和幾斗米麥，天下為之喊冤。

劉晏被處死之後，專營政策並未更弦，不過由於後繼者再無他的智慧和勤勉，便大大走樣。

任何政權，當它以國有專營為經濟政策之主軌後，一定會產生如同毒癮一般的依賴性，其管制之升級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漢武帝時期如此，中唐之後的景象如此，後世歷代，概莫出外。當政府從專營事業中嘗到甜頭以後，為了增加收入，就日漸變本加厲，欲罷不能。

在劉晏去世的兩年之後，公元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朝廷宣布對釀酒業進行專營，下令天下釀酒產業均歸官辦，委派各州縣官員綜合管制，所有私釀者一律抓捕治罪。其後，冶鐵、茶葉等產業也相繼被收歸國營。同時，針對走私者制定了極其嚴酷的懲罰政策，民間盜賣食鹽二石，就要被處死。172

公元783年4月，朝廷又宣布徵收兩個新的稅種，分別是「間架稅」和「除陌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