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巨人三傳 - 第5章

羅曼·羅蘭

在此光榮的時間以後,接踵而來的是最悲慘的時期。

維也納從未對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樣一個高傲而獨立的天才,在此輕佻浮華、為瓦格納所痛惡的都城裡是不得人心的。瓦格納在一八七〇年所著的《貝多芬評傳》中有言:「維也納,這不就說明了一切?——全部的德國新教痕跡都已消失,連民族的口音也失掉而變成意大利化。德國的精神,德國的態度和風俗,全經意大利與西班牙輸入的指南冊代為解釋……這是一個歷史、學術、宗教都被篡改的地方……輕浮的懷疑主義,毀壞而且埋葬了真理之愛,榮譽之愛,自由獨立之愛!……」十九世紀的奧國戲劇詩人格里爾帕策曾說生為奧國人是一樁不幸。十九世紀末住在維也納的德國大作曲家,都極感苦悶。那時奧國都城的思想全被勃拉姆斯偽善的氣息籠罩。布魯克納的生活是長時期的受難,雨果·沃爾夫終生奮鬥,對維也納表示極嚴厲的批評。*按布魯克納(1824—1896)與雨果·沃爾夫(1860—1903)皆為近代德國家大音樂家。勃拉姆斯在當時為反動派音樂之代表。他抓住可以離開維也納的每個機會;一八〇八年,他很想脫離奧國,到威斯特伐利亞王熱羅姆·波拿巴的宮廷里去。熱羅姆王願致送貝多芬終身俸每年六百杜加(*按每杜加約合九先令),外加旅費津貼一百五十銀幣,唯一的條件是不時在他面前演奏,並指揮室內音樂會,那些音樂會是歷時很短而且不常舉行的。貝多芬差不多決定動身了。*按熱羅姆王為拿破崙之弟,被封為威斯特伐利亞王。但維也納的音樂泉源是那麼豐富,我們也不該抹煞那邊常有一般高貴的鑑賞家,感到貝多芬之偉大,不肯使國家蒙受喪失這天才之羞。一八〇九年,維也納三個富有的貴族:貝多芬的學生魯道夫太子,洛布科維茲親王,金斯基親王,答應致送他四千弗洛令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奧國。*弗洛令為奧國銀幣名,每單位約合一先令又半。他們說:「顯然一個人只在沒有經濟煩慮的時候才能整個地獻身於藝術,才能產生這些崇高的作品為藝術增光,所以我們決意使路德維希·凡·貝多芬獲得物質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發展的阻礙。」

不幸結果與諾言不符。這筆津貼並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從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起,維也納的性格也轉變了。社會的目光從藝術移到政治方面,音樂口味被意大利作風破壞了,時尚所趨的是羅西尼,把貝多芬視為迂腐。羅西尼的歌劇《唐克雷迪》足以撼動整個的德國音樂。一八一六年時維也納沙龍里的意見,據鮑恩費爾德的日記所載是:「莫扎特和貝多芬是老學究,只有荒謬的上一代贊成他們;但直到羅西尼出現,大家方知何謂旋律。《菲岱里奧》是一堆垃圾,真不懂人們怎會不怕厭煩地去聽它。」——貝多芬舉行的最後一次鋼琴演奏會是一八一四年。貝多芬的朋友和保護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親王死於一八一二,李希諾夫斯基親王死於一八一四,洛布科維茲死於一八一六。受貝多芬題贈作品第五十九號的美麗的四重奏的拉蘇莫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舉辦了最後的一次音樂會。同年,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埃萊奧諾雷的哥哥,斯特凡·馮·布羅伊寧失和。同年,貝多芬的兄弟卡爾死。他寫信給安東尼·布倫塔諾說:「他如此地執着生命,我卻如此地願意捨棄生命。」從此他孤獨了。此時唯一的朋友,是瑪麗亞·馮·埃爾德迪,他和她維持着動人的友誼,但她和他一樣有着不治之症,一八一六年,她的獨子又暴卒。貝多芬題贈給她的作品,有一八〇九年作品第七十號的兩支三重奏,一八一五至一七年間作品第一〇二號的兩支大提琴奏鳴曲。在一八一六年的筆記上,他寫道:「沒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聾了。丟開耳聾不談,他的健康也一天不如一天。從一八一六年十月起,他患着重傷風。一八一七年夏天,醫生說他是肺病。一八一七至一八年間的冬季,他老是為這場所謂的肺病擔心着。一八二〇至二一年間他患着劇烈的關節炎。一八二一年患黃熱病。一八二三年又患結膜炎。從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們只有筆上的往還。最早的談話手冊是一八一六年的。值得注意的是,同年起他的音樂作風改變了,表示這轉折點的是作品第一〇一號的奏鳴曲。貝多芬的談話冊,共有一一〇〇頁的手寫稿,今日全部保存於柏林國家圖書館。一九二三年諾爾開始印行他一八一九年三月至一八二〇年三月的談話冊,可惜以後未曾續印。關於一八二二年《菲岱里奧》預奏會的經過,有申德勒的一段慘痛的記述可按。

「貝多芬要求親自指揮最後一次的預奏……從第一幕的二部唱起,顯而易見他全沒聽見台上的歌唱。他把樂曲的進行延緩很多;當樂隊跟着他的指揮棒進行時,台上的歌手自顧自地匆匆向前。結果是全局都紊亂了。經常的,樂隊指揮烏姆勞夫不說明什麼理由,提議休息一會,和歌唱者交換了幾句說話之後,大家重新開始。同樣的紊亂又發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貝多芬指揮之下,無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樣使他懂得呢?沒有一個人有心腸對他說:『走罷,可憐蟲,你不能指揮了。』貝多芬不安起來,騷動之餘,東張西望,想從不同的臉上猜出癥結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聲。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喚我。我走近時,他把談話手冊授給我,示意我寫。我便寫着:『懇求您勿再繼續,等回去再告訴您理由。』於是他一躍下台;對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氣跑回家裡去;進去,一動一動地倒在便榻上,雙手捧着他的臉;他這樣一直到晚飯時分。用餐時他一言不發,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飯以後,當我想告別時,他留着我,表示不願獨自在家。等到我們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醫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貝多芬的全部交誼中,沒有一天可和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傷,至死不曾忘記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申德勒從一八一四年起就和貝多芬來往,但到一八一九以後方始成為他的密友。貝多芬不肯輕易與之結交,最初對他表示高傲輕蔑的態度。

兩年以後,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揮着(或更準確地,像節目單上所註明的「參與指揮事宜」)《合唱交響曲》時,*即《第九交響曲》。他全沒聽見全場一致的彩聲;他絲毫不曾覺察,直到一個女歌唱演員牽着他的手,讓他面對着群眾時,他才突然看見全場起立,揮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個英國遊歷家羅素,一八二五年時看見過他彈琴,說當他要表現柔和的時候,琴鍵不曾發聲,在這靜寂中看着他情緒激動的神氣,臉部和手指都抽搐起來,真是令人感動。

隱遁在自己的內心生活里,和其餘的人類隔絕着,參看瓦格納的《貝多芬評傳》,對他的耳聾有極美妙的敘述。他只有在自然中覓得些許安慰。特雷澤·布倫瑞克說:「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為他的託庇所。一八一五年時認識他的查理·納德,說他從未見過一個人像他這樣的愛花木,雲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生活。他愛好動物,非常憐憫它們。有名的史家弗里梅爾的母親,說她不由自主地對貝多芬懷有長時期的仇恨,因為貝多芬在她兒時把她要捕捉的蝴蝶用手帕趕開。貝多芬寫道:「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的愛田野……我愛一株樹甚於愛一個人……」在維也納時,每天他沿着城牆繞一個圈子。在鄉間,從黎明到黑夜,他獨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陽,冒着風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樂了,——在森林中我快樂了,——每株樹都傳達着你的聲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這些樹林裡,在這些崗巒上,——一片寧謐,供你役使的寧謐。」

他的精神的騷亂在自然中獲得了一些蘇慰。他的居處永遠不舒服。在維也納三十五年,他遷居三十次。他為金錢的煩慮弄得困憊不堪。一八一八年時他寫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還得裝做日常生活並不艱窘的神氣。」此外他又說:「作品第一〇六號的奏鳴曲是在緊急情況中寫的。要以工作來換取麵包實在是一件苦事。」施波爾說他往往不能出門,為了靴子洞穿之故。*路德維希·施波爾(Ludwig

Spohr,1784—1859),當時德國的提琴家兼作曲家。他對出版商負着重債,而作品又賣不出錢。《D調彌撒曲》發售預約時,只有七個預約者,其中沒有一個是音樂家。貝多芬寫信給凱魯比尼,「為他在同時代的人中最敬重的」。可是凱魯比尼置之不理。*按凱氏為意大利人,為法國音樂院長,作曲家,在當時音樂界中極有勢力。他全部美妙的奏鳴曲——每曲都得花費他三個月的工作——只給他掙了三十至四十杜加。*按貝多芬鋼琴奏鳴曲一項,列在全集內的即有三十二首之多。加利欽親王要他製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〇、一三二號),也許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淚寫成的,結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把貝多芬煎熬完的是,日常的窘況,無窮盡的訟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貼的諾言,或是為爭取侄兒的監護權,因為他的兄弟卡爾於一八一五年死於肺病,遺下一個兒子。

他心坎間洋溢着的溫情全部灌注在這個孩子身上。這兒又是殘酷的痛苦等待着他。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替他不斷地供給並增加苦難,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營養。——他先是要和他那個不入流品的弟婦爭他的小卡爾,他寫道:

「噢,我的上帝,我的城牆,我的防衛,我唯一的託庇所!我的心靈深處,你是一覽無餘的,我使那些和我爭奪卡爾的人受苦時,我的苦痛,你是鑒臨的。他寫信給施特賴謝爾夫人說:「我從不報復。當我不得不有所行動來反對旁人時,我只限於自衛,或阻止他們作惡。」請你聽我呀,我不知如何稱呼你的神靈!請你接受我熱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之中最不幸的可憐蟲。」

「噢,神哪!救救我罷!你瞧,我被全人類遺棄,因為我不願和不義妥協!接受我的祈求罷,讓我,至少在將來,能和我的卡爾一起過活!……噢,殘酷的命運,不可搖撼的命運!不,不,我的苦難永無終了之日!」

然後,這個熱烈地被愛的侄子,顯得並不配受伯父的信任。貝多芬給他的書信是痛苦的、憤慨的,宛如米開朗琪羅給他的兄弟們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動人:

「我還得再受一次最卑下的無情義的酬報嗎?也罷,如果我們之間的關係要破裂,就讓它破裂罷!一切公正的人知道這回事以後,都將恨你……如果連繫我們的約束使你不堪擔受,那麼憑着上帝的名字——但願一切都照着他的意志實現——我把你交給至聖至高的神明了;我已盡了我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審判之前……」見諾爾編貝多芬書信集三四三。

「像你這樣嬌養壞的孩子,學一學真誠與樸實決計於你無害;你對我的虛偽的行為,使我的心太痛苦了,難以忘懷……上帝可以作證,我只想跑到千里之外,遠離你,遠離這可憐的兄弟和這醜惡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下面的署名是:「不幸的是:你的父親,——或更好:不是你的父親。」見諾爾編書信集三一四。

但寬恕立刻接踵而至:

「我親愛的兒子!——一句話也不必再說,——到我臂抱里來罷,你不會聽到一句嚴厲的說話……我將用同樣的愛接待你。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們將友善地一同商量。——我以榮譽為擔保,決無責備的言辭!那是毫無用處的。你能期待於我的只有殷勤和最親切的幫助。——來罷——來到你父親的忠誠的心上。——來罷,一接到信立刻回家罷。」(在信封上又用法文寫着:「如果你不來,我定將為你而死。」)見書信集三七〇。

他又哀求道:「別說謊,永遠做我最親愛的兒子!如果你用虛偽來報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樣,那真是何等醜惡何等刺耳!……別了,我雖不曾生下你來,但的確撫養過你,而且竭盡所能地培植過你精神的發展,現在我用着有甚於父愛的情愛,從心坎里求你走上善良與正直的唯一的大路。你的忠誠的老父。」以上見書信集三六二——三六七。另外一封信,是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的,裡面表示貝多芬多麼熱望把他的侄子造成「一個於國家有益的公民」。

這個並不缺少聰明的侄兒,貝多芬本想把他領上高等教育的路,然而替他籌劃了無數美妙的前程之夢以後,不得不答應他去習商。但卡爾出入賭場,負了不少債務。

由於一種可悲的怪現象,比人們想像中更為多見的怪現象,伯父的精神的偉大,對侄兒非但無益,而且有害,使他惱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說的:「因為伯父要我上進,所以我變得更下流」;這種可怕的說話,活活顯出這個浪子的靈魂。他甚至在一八二六年時在自己頭上打了一槍。然而他並不死,倒是貝多芬幾乎因之送命:他為這件事情所受的難堪,永遠無法擺脫。當時看見他的申德勒,說他突然變得像一個七十歲的老人,精神崩潰,沒有力量,沒有意志。倘卡爾死了的話,他也要死的了。——不多幾月之後,他果然一病不起。卡爾痊癒了,他自始至終使伯父受苦,而對於這伯父之死,也未始沒有關係;貝多芬臨終的時候,他竟沒有在場。——幾年以前,貝多芬寫給侄子的信中說:「上帝從沒遺棄我。將來終有人來替我闔上眼睛。」——然而替他闔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稱為「兒子」的人。

在此悲苦的深淵裡,貝多芬從事於謳歌歡樂。

這是他畢生的計劃。從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時起就有這個念頭。見一七九三年一月菲舍尼希致夏洛特·席勒書。席勒的《歡樂頌》是一七八五年寫的。貝多芬所用的主題,先後見於一八〇八作品第八十號的《鋼琴、樂隊、合唱幻想曲》,及一八一〇依歌德詩譜成的「歌」。——在一八一二年的筆記內,在《第七交響曲》的擬稿和《麥克佩斯前奏曲》的計劃之間,有一段樂稿是採用席勒原詞的,其音樂主題,後來用於作品第一一五號的《納門斯弗爾前奏曲》。——《第九交響曲》內有些樂旨在一八一五年以前已經出現。定稿中歡樂頌歌的主題和其他部分的曲調,都是一八二二年寫下的,以後再寫Trio(中段)部分,然後又寫Andante(行板)、Moderato(中板)部分,直到最後才寫成Adagio(柔板)。他一生要歌唱歡樂,把這歌唱作為他某一大作品的結局。頌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裡這些問題,他躊躇了一生。即在《第九交響曲》內,他也不曾打定主意。直到最後一刻,他還想把歡樂頌歌留下來,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響曲中去。我們應當注意《第九交響曲》的原題,並非今日大家所習用的《合唱交響曲》,而是「以歡樂頌歌的合唱為結局的交響曲」。《第九交響曲》可能而且應該有另外一種結束。一八二三年七月,貝多芬還想給它以一個器樂的結束,這一段結束,他以後用在作品第一三二號的四重奏內。車爾尼和松萊特納確言,即在演奏過後(一八二四年五月),貝多芬還未放棄改用器樂結束的意思。

要在一闋交響曲內引進合唱,有極大的技術上的困難,這是可從貝多芬的稿本上看到的,他作過許多試驗,想用別種方式,並在這件作品的別的段落引進合唱。在Adagio(柔板)的第二主題的稿本上,他寫道:「也許合唱在此可以很適當地開始。」但他不能毅然決然地和他忠誠的樂隊分手。他說:「當我看見一個樂思的時候,我總是聽見樂器的聲音,從未聽見人聲。」所以他把運用歌唱的時間儘量延宕;甚至先把主題交給器樂來奏出,不但終局的吟誦體為然,貝多芬說這一部分「完全好像有歌詞在下面」。連「歡樂」的主題亦是如此。

對於這些延緩和躊躇的解釋,我們還得更進一步:它們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個不幸的人永遠受着憂患折磨,永遠想謳歌「歡樂」之美;然而年復一年,他延宕着這樁事業,因為他老是卷在熱情與哀傷的漩渦內。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時候是何等的偉大!

當歡樂的主題初次出現時,樂隊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靜默;這使歌唱的開始帶着一種神秘與神明的氣概。而這是不錯的:這個主題的確是一個神明。「歡樂」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現實的寧靜中間:它用柔和的氣息撫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癒的人的心坎中時,第一下的撫摩又是那麼溫柔,令人如貝多芬的那個朋友一樣,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為之下淚」。當主題接着過渡到人聲上去時,先由低音表現,帶着一種嚴肅而受壓迫的情調。慢慢地,「歡樂」抓住了生命。這是一種征服,一場對痛苦的鬥爭。然後是進行曲的節奏,浩浩蕩蕩的軍隊,男高音熱烈急促的歌,在這些沸騰的樂章內,我們可以聽到貝多芬的氣息,他的呼吸,與他受着感應的呼喊的節奏,活現出他在田野間奔馳,作着他的樂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動,宛如大雷雨中的李爾老王。在戰爭的歡樂之後,是宗教的醉意;隨後又是神聖的宴會,又是愛的興奮。整個的人類向天張着手臂,大聲疾呼着撲向「歡樂」,把它緊緊地摟在懷裡。

巨人的巨著終於戰勝了群眾的庸俗。維也納輕浮的風氣,被它震撼了一剎那,這都城當時是完全在羅西尼與意大利歌劇的勢力之下的。貝多芬頹喪憂鬱之餘,正想移居倫敦,到那邊去演奏《第九交響曲》。像一八〇九年一樣,幾個高貴的朋友又來求他不要離開祖國。他們說:「我們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聖樂,*按系指《D調彌撒曲》。表現着您深邃的信心感應給您的情操。滲透着您的心靈的超現實的光明,照耀着這件作品。我們也知道您的偉大的交響曲的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鮮花……您近幾年來的沉默,使一切關注您的人為之悽然。貝多芬為瑣碎的煩惱,貧窮,以及各種的憂患所困,在一八一六至一八二一的五年中間,只寫了三支鋼琴曲(作品第一〇一、一〇二、一〇六號)。他的敵人說他才力已盡。一八二一年起他才重新工作。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當外國音樂移植到我們的土地上,令人遺忘德國藝術的產物之時,我們的天才,在人類中占有那麼崇高的地位的,竟默無一言。……唯有在您身上,整個的民族期待着新生命,新光榮,不顧時下的風氣而建立起真與美的新時代……但願您能使我們的希望不久即實現……但願靠了您的天才,將來的春天,對於我們,對於人類,加倍的繁榮!」這是一八二四年的事,署名的有C.李希諾夫斯基親王等二十餘人。這封慷慨陳辭的信,證明貝多芬在德國優秀階級中所享有的聲威,不但是藝術方面的,而且是道德方面的。他的崇拜者稱頌他的天才時,所想到的第一個字既非學術,亦非藝術,而是「信仰」。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貝多芬要求對侄子的監護權時,在維也納市政府高傲地宣稱:「我的道德的品格是大家公認的。」

貝多芬被這些言辭感動了,決意留下。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維也納舉行《D調彌撒曲》和《第九交響曲》的第一次演奏會,獲得空前的成功。情況之熱烈,幾乎含有暴動的性質。當貝多芬出場時,受到群眾五次鼓掌的歡迎;在此講究禮節的國家,對皇族的出場,習慣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禮。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響曲引起狂熱的騷動。許多人哭起來。貝多芬在終場以後感動得暈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他朦朦朧朧地和衣睡着,不飲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勝利是暫時的,對貝多芬毫無盈利。音樂會不曾給他掙什麼錢。物質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貧病交迫,孤獨無依,可是戰勝了:——戰勝了人類的平庸,戰勝了他自己的命運,戰勝了他的痛苦。一八二四年秋,他很擔心要在一場暴病中送命。「像我親愛的祖父一樣,我和他有多少地方相似。」他胃病很厲害。一八二四——二五年間的冬天,他又重病。一八二五年五月,他吐血,流鼻血。同年六月九日他寫信給侄兒說:「我衰弱到了極點,長眠不起的日子快要臨到了。」德國首次演奏《第九交響曲》,是一八二五年四月一日在法蘭克福;倫敦是一八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巴黎是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國立音樂院。十七歲的門德爾松,在柏林獵人大廳於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用鋼琴演奏。瓦格納在萊比錫大學教書時,全部手抄過;且在一八三〇年十月六日致書出版商肖特,提議由他把交響曲改成鋼琴曲。可說《第九交響曲》決定了瓦格納的生涯。

「犧牲,永遠把一切人生的愚昧為你的藝術去犧牲!藝術,這是高於一切的上帝!」

因此他已達到了終身想望的目標。他已抓住歡樂。但在這控制着暴風雨的心靈高峰上,他是否能長此逗留?——當然,他還得不時墮入往昔的愴痛里。當然,他最後的幾部四重奏里充滿着異樣的陰影。可是《第九交響曲》的勝利,似乎在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榮的標記。他未來的計劃是:一八二四年九月十七日致肖特兄弟信中,貝多芬寫道:「藝術之神還不願死亡把我帶走;因為我還負欠甚多!在我出發去天國之前,必得把精靈啟示我而要我完成的東西留給後人,我覺得我才開始寫了幾個音符。」書信集二七二。《第十交響曲》,一八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貝多芬寫信給莫舍勒斯說:「初稿全部寫成的一部交響曲和一支前奏曲放在我的書桌上。」但這部初稿從未發現。我們只在他的筆記上讀到:「用Andante(行板)寫的Can-tique——用古音階寫的宗教歌,或是用獨立的形式,或是作為一支賦格曲的引子。這部交響曲的特點是引進歌唱,或者用在終局,或從Adagio(柔板)起就插入。樂隊中小提琴,……等等都當特別加強最後幾段的力量。歌唱開始時一個一個地,或在最後幾段中復唱Adagio(柔板)——Ada-gio(柔板)的歌詞用一個希臘神話或宗教頌歌,Allegro(快板)則用酒神慶祝的形式。」(以上見一八一八年筆記)由此可見以合唱終局的計劃是預備用在第十而非第九交響曲的。後來他又說要在《第十交響曲》中,把現代世界和古代世界調和起來,像歌德在第二部《浮士德》中所嘗試的。《紀念巴赫的前奏曲》,為格里爾巴策的《曼呂西納》譜的音樂,詩人原作是敘述一個騎士,戀愛着一個女神而被她拘囚着;他念着家鄉與自由,這首詩和《湯豪舍》(*按系瓦格納的名歌劇)頗多相似之處,貝多芬在一八二三——二六年間曾經從事工作。為克爾納的《奧德賽》、歌德的《浮士德》譜的音樂,貝多芬從一八〇八起就有意為《浮士德》寫音樂。(《浮士德》以悲劇的形式出現是一八〇七年秋。)這是他一生最重視的計劃之一。《大衛與掃羅的清唱劇》,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傾向於德國古代大師的清明恬靜之境:巴赫與韓德爾——尤其是傾向於南方,法國南部,或他夢想要去遊歷的意大利。貝多芬的筆記中有:「法國南部!對啦!對啦!」「離開這裡,只要辦到這一着,你便能重新登上你藝術的高峰。……寫一部交響曲,然後出發,出發,出發……夏天,為了旅費工作着,然後週遊意大利,西西里,和幾個旁的藝術家一起……」(出處同前)

施皮勒醫生於一八二六年看見他,說他氣色變得快樂而旺盛了。同年,當格里爾巴策最後一次和他晤面時,倒是貝多芬來鼓勵這頹喪的詩人:「啊,他說,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體力和強毅的話!」時代是艱苦的。專制政治的反動,壓迫着思想界。格里爾巴策呻吟道:「言論檢查把我殺害了。倘使一個人要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沒有一種權力能鉗制貝多芬的思想。詩人庫夫納寫信給他說:「文字是被束縛了;幸而聲音還是自由的。」貝多芬是偉大的自由之聲,也許是當時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聲。他自己也感到。他時常提起,他的責任是把他的藝術來奉獻於「可憐的人類」,「將來的人類」,為他們造福利,給他們勇氣,喚醒他們的迷夢,斥責他們的懦怯。他寫信給侄子說:「我們的時代,需要有力的心靈把這些可憐的人群加以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醫生說「貝多芬對於政府、警察、貴族,永遠自由發表意見,甚至在公眾面前也是如此。在談話手冊里,我們可以讀到:(一八一九年份的)「歐洲政治目前所走的路,令人沒有金錢沒有銀行便什麼事都不能做。」「統治者的貴族,什麼也不曾學得,什麼也不曾忘記。」「五十年內,世界上到處都將有共和國。」警察當局明明知道,但將他的批評和嘲諷認為無害的夢囈,因此也就讓這個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無事」。一八一九年他幾被警察當局起訴,因為他公然聲言:「歸根結蒂,基督不過是一個被釘死的猶太人。」那時他正寫着《D調彌撒曲》。由此可見他的宗教感應是極其自由的。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樣的毫無顧忌,很大膽地抨擊他的政府之腐敗。他特別指斥幾件事情:法院組織的專制與依附權勢,程序繁瑣,完全妨害訴訟的進行;警權的濫用;官僚政治的腐化與無能;頹廢的貴族享有特權,霸占着國家最高的職位。從一八一五年起,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國的。據申德勒說,他非常熱烈地讀着英國國會的記錄。英國的樂隊指揮西普里亞尼·波特,一八一七年到維也納,說:「貝多芬用盡一切詛咒的字眼痛罵奧國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國來看看下院的情況。他說:『你們英國人,你們的腦袋的確在肩膀上。』」*按一八一四年拿破崙失敗,列強舉行維也納會議,重行瓜分歐洲。奧國首相梅特涅雄心勃勃,頗有隻手左右天下之志。對於奧國內部,厲行壓迫,言論自由剝削殆盡。其時歐洲各國類皆趨於反動統治,虐害共和黨人。但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早已瀰漫全歐,到處有蠢動之象。一八二〇年的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的革命開其端,一八二一年的希臘獨立戰爭接踵而至,降至一八三〇年法國又有七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又有二月革命……貝多芬晚年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一八一四——一八三〇年間歐洲知識分子的反抗精神。讀者於此,必須參考當時國際情勢,方能對貝多芬的思想有一估價準確之認識。

因此,什麼都不能使這股不可馴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在此最後幾年中所寫的音樂,雖然環境惡劣,例如侄子之自殺。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樂的。他逝世以前四個月,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作品,作品第一三〇號的四重奏的新的結束是非常輕快的。實在這種快樂並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種。時而是莫舍勒斯所說的嬉笑怒罵;時而是戰勝了如許痛苦以後的動人的微笑。總之,他是戰勝了。他不相信死。

然而死終於來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終,他得着肋膜炎性的感冒;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來,他在維也納病倒了。他的病有兩個階段:(一)肺部的感冒,那是六天就結束的。「第七天上,他覺得好了一些,從床上起來,走路,看書,寫作。」(二)消化器病,外加循環系病。醫生說:「第八天,我發現他脫了衣服,身體發黃色。劇烈地泄瀉,外加嘔吐,幾乎使他那天晚上送命。」從那時起,水腫病開始加劇。這一次的復病還有我們迄今不甚清楚的精神上的原因。華洛赫醫生說:「一件使他憤慨的事,使他大發雷霆,非常苦惱,這就促成了病的爆發。打着寒噤,渾身戰抖,因內臟的痛楚而起拘攣。」關於貝多芬最後一次的病情,從一八四二年起就有醫生詳細的敘述公開發表。朋友都在遠方。他打發侄兒去找醫生。據說這麻木不仁的傢伙竟忘記了使命,兩天之後才重新想起來。醫生來得太遲,而且治療得很惡劣。三個月內,他運動家般的體格和病魔掙扎着。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至愛的侄兒立為正式的承繼人。他想到萊茵河畔的親愛的友人;寫信給韋格勒說:「我多想和你談談!但我身體太弱了,除了在心裡擁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我什麼都無能為力了。」*按洛亨即韋格勒夫人埃萊奧諾雷的親密的稱呼。要不是幾個豪俠的英國朋友,貧窮的苦難幾乎籠罩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變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一個名叫路德維希·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說他看見最後一次病中的貝多芬,覺得他心地寧靜,慈祥愷惻,達於極點。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躺在彌留的床上,經過了三次手術以後,等待着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間還安詳地說:「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災難都帶來幾分善。」據格哈得·馮·布羅伊寧的信,說他在彌留時,在床上受着臭蟲的騷擾。——他的四次手術是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八二七年正月八日、二月二日和二月二十七日。

這個善,是解脫,是像他臨終時所說的「喜劇的終場」,——我們卻說是他一生悲劇的終場。

他在大風雨中,大風雪中,一聲響雷中,咽了最後一口氣。一隻陌生的手替他闔上了眼睛(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這陌生人是青年音樂家安塞爾姆·許滕布倫納。——布羅伊寧寫道:「感謝上帝!感謝他結束了這長時期悲慘的苦難。」貝多芬的手稿、書籍、家具,全部拍賣掉,代價不過一百七五弗洛令。拍賣目錄上登記着二五二件音樂手稿和音樂書籍,共售九八二弗洛令。談話手冊只售一弗洛令二十。

親愛的貝多芬!多少人已頌讚過他藝術上的偉大。但他遠不止是音樂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藝術的最英勇的力。對於一般受苦而奮鬥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當我們對着世界的劫難感到憂傷時,他會到我們身旁來,好似坐在一個穿着喪服的母親旁邊,一言不發,在琴上唱着他隱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當我們對德與善的庸俗,鬥爭到疲憊的辰光,到此意志與信仰的海洋中浸潤一下,將獲得無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贈我們的是一股勇氣,一種奮鬥的歡樂,他致「不朽的愛人」信中有言:「當我有所克服的時候,我總是快樂的。」一八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致韋格勒信中又言:「我願把生命活上千百次……我非生來過恬靜的日子的。」一種感到與神同在的醉意。仿佛在他和大自然不息的溝通之下,他竟感染了自然的深邃的力。申德勒有言:「貝多芬教了我大自然的學問,在這方面的研究,他給我的指導和在音樂方面沒有分別。使他陶醉的並非自然的律令Law,而是自然的基本威力。」格里爾巴策對貝多芬是欽佩之中含有懼意的,在提及他時說:「他所到達的那種境界,藝術竟和獷野與古怪的原素混合為一。」舒曼提到《第五交響曲》時也說:「儘管你時常聽到它,它對你始終有一股不變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現象,雖然時時發生,總教人充滿着恐懼與驚異。」他的密友申德勒說:「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這是不錯的:貝多芬是自然界的一股力;一種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餘的部分接戰之下,便產生了荷馬史詩般的壯觀。

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個明淨如水的早晨。僅僅有幾陣懶懶的微風。但在靜止的空氣中,已經有隱隱的威脅,沉重的預感。然後,突然之間巨大的陰影卷過,悲壯的雷吼,充滿着聲響的可怖的靜默,一陣復一陣的狂風,《英雄交響曲》與《第五交響曲》。然而白日的清純之氣尚未受到損害。歡樂依然是歡樂,悲哀永遠保存着一縷希望。但自一八一〇年後,心靈的均衡喪失了。日光變得異樣。最清楚的思想,也看來似乎水汽一般在升華:忽而四散,忽而凝聚,它們的又淒涼又古怪的騷動,罩住了心;往往樂思在薄霧之中浮沉了一二次以後,完全消失了,淹沒了,直到曲終才在一陣狂飆中重新出現。即是快樂本身也蒙上苦澀與獷野的性質。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和着一種熱病,一種毒素。貝多芬一八一〇年五月二日致韋格勒書中有言:「噢,人生多美,但我的是永遠受着毒害……」黃昏將臨,雷雨也隨着醞釀。隨後是沉重的雲,飽蓄着閃電,給黑夜染成烏黑,挾帶着大風雨,那是《第九交響曲》的開始。——突然,當風狂雨驟之際,黑暗裂了縫,夜在天空給趕走,由於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還給了我們。

什麼勝利可和這場勝利相比?波拿巴的哪一場戰爭,奧斯特利茨*按系拿破崙一八〇五年十二月大獲勝利之地哪一天的陽光,曾經達到這種超人的努力的光榮?曾經獲得這種心靈從未獲得的凱旋?一個不幸的人,貧窮,殘廢,孤獨,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給他歡樂,他卻創造了歡樂來給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難來鑄成歡樂,好似他用那句豪語來說明的,——那是可以總結他一生,可以成為一切英勇心靈的箴言的:

「用痛苦換來的歡樂。」一八一五年十月十日貝多芬致埃爾德迪夫人書。

貝多芬遺囑

海林根施塔特遺囑△

給我的兄弟卡爾與約翰·貝多芬

噢,你們這般人,把我當做或使人把我看做心懷怨恨的,瘋狂的,或憤世嫉俗的,他們真是誣衊了我!你們不知道在那些外表之下的隱秘的理由!從童年起,我的心和精神都傾向於慈悲的情操。甚至我老是準備去完成一些偉大的事業。可是你們想,六年以來我的身體何等惡劣,沒有頭腦的醫生加深了我的病,年復一年地受着騙,空存着好轉的希望,終於不得不看到一種「持久的病症」,即使痊癒不是完全無望,也得要長久的年代。生就一副熱烈與活動的性格,甚至也能適應社會的消遣,我卻老早被迫和人類分離,過着孤獨生活。如果有時我要克服這一切,噢!總是被我殘廢這個悲慘的經驗擋住了路!可是我不能對人說:「講得高聲一些,叫喊罷;因為我是聾子!」啊!我怎能讓人知道我的「一種感官」出了毛病,這感官在我是應該特別比人優勝,而我從前這副感官確比音樂界中誰都更完滿的!——噢!這我辦不到!——所以倘你們看見我孤僻自處,請你們原諒,因為我心中是要和人們作伴的。我的災禍對我是加倍的難受,因為我因之被人誤解。在人群的交接中,在微妙的談話中,在彼此的傾吐中去獲得安慰,於我是禁止的。孤獨,完全的孤獨。越是我需要在社會上露面,越是我不能冒險。我只能過着亡命者的生活。如果我走近一個集團,我的心就慘痛欲裂,唯恐人家發覺我的病。

因此我最近在鄉下住了六個月。我的高明的醫生勸我儘量保護我的聽覺,他迎合我的心意。然而多少次我覺得非與社會接近不可時,我就禁不住要去了。但當我旁邊的人聽到遠處的笛聲而「我聽不見」時,或「他聽見牧童歌唱」而我一無所聞時,真是何等的屈辱!原關於這段痛苦的怨嘆,我要提出一些意見,為誰都不曾提過的。大家知道在《田園交響曲》第二章之末,樂隊奏出夜鶯、杜鵑、鵪鶉的歌聲;而且可說整個交響曲都是用自然界的歌唱與喁語組成的。美學家們發表過許多議論,要決定應否贊成這一類模仿音樂的嘗試。沒有一個人注意到貝多芬實在並未模仿,既然他什麼都已無法聽見:他只在精神上重造一個於他已經死滅的世界。就是這一點使他樂章中喚引起群鳥歌唱的部分顯得如此動人。要聽到它們的唯一的方法,是使它們在他心中歌唱。這一類的經驗幾乎使我完全陷於絕望:我的不致自殺也是間不容髮的事了。——「是藝術」,就只是藝術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不能離開這個世界。這樣我總挨延着這種悲慘的——實在是悲慘的——生活,這個如是虛弱的身體,些少變化就曾使健康變為疾病的身體!——「忍耐啊!」——人家這麼說着,我如今也只能把它來當做我的嚮導了。我已經有了耐性。——但願我抵抗的決心長久支持,直到無情的死神來割斷我的生命線的時候。——也許這倒更好,也許並不:總之我已端整好了。——二十八歲上,我已不得不看破一切,這不是容易的;保持這種態度,在一個藝術家比別人更難。

神明啊!你在天上滲透着我的心,你認識它,你知道它對人類抱着熱愛,抱着行善的志願!噢,人啊,要是你們有一天讀到這些,別忘記你們曾對我不公平;但願不幸的人,看見一個與他同樣的遭難者,不顧自然的阻礙,竭盡所能地廁身於藝術家與優秀之士之列,而能藉以自慰。

你們,我的兄弟卡爾和約翰,我死後倘施密特教授尚在人世的話,用我的名義去請求他,把我的病狀詳細敘述,在我的病史之外再加上現在這封信,使社會在我死後儘可能的和我言歸於好。——同時我承認你們是我的一些薄產的承繼者。公公平平地分配,和睦相愛,緩急相助。你們給我的損害,你們知道我久已原諒。你,兄弟卡爾,我特別感謝你近來對我的忠誠。我祝望你們享有更幸福的生活,不像我這樣充滿着煩惱。把「德性」教給你們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錢。這是我的經驗之談。在患難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殺的,除了藝術以外也是道德。——別了,相親相愛罷!——我感謝所有的朋友,特別是李希諾夫斯基親王和施密特教授。——我希望李希諾夫斯基的樂器能保存在你們之中任何一個的手裡。*按系指李氏送給他的一套弦樂四重奏樂器。但切勿因之而有何爭論。倘能有助於你們,那麼儘管賣掉它,不必遲疑。要是我在墓內還能幫助你們,我將何等歡喜!

若果如此,我將懷着何等的歡心飛向死神。——倘使死神在我不及發展我所有的官能之前便降臨,那麼,雖然我命途多舛,我還嫌它來得過早,我祝禱能展緩它的出現。——但即使如此,我也快樂了。它豈非把我從無窮的痛苦之中解放了出來?——死亡願意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罷,我將勇敢地迎接你。——別了,切勿把我在死亡中完全忘掉;我是值得你們思念的,因為我在世時常常思念你們,想使你們幸福。但願你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