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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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序本書主要是為我同行經濟學家寫的，我希望別人也看得懂。本書主旨，乃在討論若干理論上的困難問題，至於如何應用此理論於實際，尚在其次。

因為如果正統經濟學有錯誤的話，其病不會在其上層建築，而在其前提之不夠明白，不夠普遍，——上層建築在邏輯上總是很少可非議的。為使經濟學家以批判態度，重新考慮共若干基本假定起見，我不能不用極度抽象的論據，不能不有許多爭辯。我願意後者可以少一些。但我覺得：我不僅得說明自己的觀點，還得指出我的觀點在哪幾方面和通行理論不符。我預測：那些與「經典學派理論」已結不解之緣者，或者認為我完全錯誤，或者認為我一無新見。

誰是誰非，只能讓別人來判斷。下面爭辯部分，目的就在提供若干材料，使別人判斷時有所依據。為使各說伊然有別，我自己的爭辯不免過於尖銳；假使有這種情形，我得請求原諒。我現在所攻擊的理論，我自己也深信了好些年，我想我不至於忽視其優點。

我們所爭執的對象，其重要性可稱無以復加。不過，如果我的解釋是對的，則我必先說服我同行經濟學家，然後再及群眾。在論爭之現階段，我們只能歡迎群眾旁聽，聽取參加論爭之一造，把經濟學家之間之意見分歧點明白提出。這種意見分歧，使經濟理論在目前幾乎喪失了實際重要性；意見分歧一日不去，實際重要性便一日不恢復。

本書與我五年前所出版的《貨幣論》有什麼關係，恐怕我自己比別人要明白些。在我自己看來，只是歷年思索之自然演化者，在讀者看來，也許會覺得是觀點改變，迷離無所適從。這種困難，並不因我改換名詞而減輕。名詞有非改不可的地方，我將在下文中指出。二書間之關係，可以簡述如下：當我開始寫《貨幣論》時，我還遵循着傳統路線，把貨幣看作是供求通論以外的一種力量。當該書完成時，我已有若干進步，傾向於把貨幣理論推展為社會總產量論。不過當時先人之見已深，不易擺脫，所以對於產量改變所引起的後果，並沒有充分討論。現在看來，這是該書理論部分（即第三、第四兩編）之顯著缺點。該書所謂「基本公式」，是在一定產量這個假定之下所得到的剎那圖。在此假定之下，那些公式想指出：「何以會有若干力量，造成利潤失衡，使產量非改變不可。至於動態的發展，——以別於剎那圖——，倒反不完全，非常模糊。本書則反是：着重在研究何種決定力量使得總產量與總就業量改變；至於貨幣的技術細節，雖然貨幣在經濟結構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書卻略而不論。貨幣經濟之特徵，乃是在此經濟體系之中，人們對於未來看法之改變，不僅可以影響就業之方向，還可以改變就業之數量。當前經濟行為，雖常受人們對於未來看法之影響，而且看法又常在改變，但我們分析當前經濟行為之方法，仍不外乎供求之交互反應。如此一來，我們的分析法與價值論銜接起來了。於是我們達到了一個通論：我們所熟悉的經典學派理論，只是這個通論之一個特例而已。

寫這樣一本書，作者須自辟途徑。事屬草創，為使錯誤不致太多起見，作者極端有賴於他人之批評與討論。一個人若單獨構思太久，即極可笑之事，也會暫時深信不疑。各種社會科學皆然，經濟學尤其如此，因為我們往往不能以一己思想，以邏輯的或實驗的方法，作決定性的試驗。本書得力於卡恩（R.F.Kahn）先生之建議與批評者，較之《貨幣論》或猶過之，書中有好些處都是根據他的建議而改定的。又本書承羅賓遜（Joan

Robinson）夫人，郝

特雷（R.G.Hawtrey）先生及哈羅德（R.F.Harrod）先生校閱一過，得益甚多。

書未索引則為劍橋皇家學院奔舒珊一布特（D.H.Ben-susan-Butt）君所編。

本書之作，對於作者是個長時期的掙扎，以求擺脫傳統的想法與說法。

設作者努力不虛，則大部分讀者讀此書時，想必會有同感。書中所含思想，雖然表達方式甚為複雜，實在是異常簡單，應當人所共知。我們大多數都是在舊說下薰陶出來的。舊說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難不蒞新說本身，而在擺脫舊說。

凱恩斯1935

年12

月13

日

出版說明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1946）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1905

年畢業於劍橋大學，當時主修的是數學和文學。其後的一年間，他繼續留在劍橋，師從經濟學大師馬歇爾和庇古攻讀經濟學。此後，他除在劍橋大學執教外，還長期擔任英國政府部門的要職。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以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參加巴黎和會，並以《和約的經濟後果》一文抨擊了凡爾賽和約中要求德奧戰敗國賂款等有關條款，一時名聲大噪。1929

年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爆發後，他擔任英國財政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凱恩斯任職於英國財政部，並擔任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是英國經濟政策的主要制訂者。1944

年，他率領英國代表團參加了布雷頓森林會議，接着又出任國際貨幣基全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董事，對戰後經濟的復興作出了重大貢獻。

凱恩斯的著作較多，較重要的有：《印度的通貨和財政》（1913

年）、《和約的經濟後果》（1919

年）、《貨幣改革論》（1923

年）、《貨幣論》（1930

年）和《勸說集》（1932

年）等。但凱恩斯的最重要、影響最大的著作，則是1936

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

本世紀30

年代以前，在西方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是以馬歇爾等為代表的傳統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藉助於市場供求力量自動地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凱恩斯早年曾受馬歇爾和庇古等經濟學家的薰陶，贊同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並一直致力於貨幣理論的研究。這一點從他30

年代以前出版的各部著作中可以看出。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遭遇了長期的經濟失調和嚴重的失業，凱恩斯認為這是經濟緊縮導致的。因而他極力攻擊恢復俄前的金本位制，認為此舉會導致通貨緊縮及國內外相對價格的失衡，從而使英國的出口品價格太高，不利於競爭，而這正是英國經濟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主張政府採取通貨管理政策，通過價格控制（通貨膨脹而非通貨緊縮）來調整經濟。這時，凱恩斯已開始有點脫離傳統經濟學的路線。20

年代的失業使他覺得自由經濟並非完全能夠自我調節，自由放任也不足以帶來經濟的復興，但他的這種脫離仍非常有限，其對經濟的分析及其政策主張仍是以傳統的古典經濟學理論為基礎。不過，面臨長期的失業現象，他主張增加公共工程開支，以此來增加就業機會，減少失業，這可以說是第一次冒出「凱恩斯革命」的火花。

1929—1933

年爆發了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嚴重、最持久、最廣泛的經濟危機，經濟蕭條，失業嚴重，傳統的經濟理論已無法解釋大蕭條中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更不能為擺脫危機提供「有效的」對策。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凱恩斯為了醫治資本主義經濟病症、尋求擺脫危機的措施，潛心於經濟理論的研究，並於1936

年發表了《通論》，此書問世根本動搖了傳統經濟理論，引起了經濟理論上的一場革命。《通論》的出版，標誌着凱恩斯完成了從傳統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向自己創立的新經濟體系的過渡，標誌着凱恩斯學說已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理論體系。

在《通論》中，凱恩斯否定了傳統經濟學的觀點，他指出，以往傳統經濟學中所謂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給本身創造需求這一錯誤理論基礎上的充分就業均衡。他說，這隻適合於特殊情況，而通常情況下則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因而他自稱他的就業理論才是一般理論，即通論，既可解釋充分就業

的情況，也可解釋小於充分就業的情況。

凱恩斯認為，導致這種情況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國的就業水平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總供給價格與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而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因而就業水平實際上取決於總需求或有效需求。

凱恩斯認為，之所以出現有效需求不足，是因為「消費傾向」、「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對貨幣的「靈活偏好」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

他指出，總需求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之總和，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不足的結果。心理上的消費傾向使得消費的增長趕不上收入的增長，因而引起消費需求不足。心理上的靈活偏好及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使預期的利潤率有偏低的趨勢，從而與利息率不相適應，這就導致了投資需求的不足。凱恩斯還認為，心理上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即資本邊際效率的作用在三個基本心理因素中尤為重要，危機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資本的邊際效率突然崩潰。

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不存在自動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機制，因而主張政府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消費傾向在短期內是相對穩定的，因而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從增加投資需求着手。凱恩斯指出，投資的變動會使收入和產出的變動產生一種乘數效應，因而他更主張政府投資，以促使國民收入成倍地增長。

《通論》的出版，在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一些經濟學家把《通論》的出版稱為經濟理論上的「凱恩斯革命」，並把它與斯密的《國富論》及馬克思的《資本論》並列為經濟學說史三本同樣偉大的著作。此後，凱思斯理論逐漸取代了傳統經濟學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正統理論，資本主義各國政府也紛紛採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並將凱恩斯的理論及建議作為制訂政府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60

年代末以前，通過其追隨着的不斷補充和完善，凱恩斯及其追隨者的經濟理論已基本上被西方經濟學界着成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同義詞。所以，某些經濟學家將從《通論》出版開始直到60

年代中期這一時期稱作「凱恩斯時代」。

然而，自《通論》出版以來，西方經濟學界關於《通論》一書的基本思想及其政策主張的爭論，也始終沒有停止過。一方面，在凱恩斯學派內部，以英國羅賓遜為首的凱恩斯派和以美國薩繆爾森為首的凱恩斯派一直在進行論戰，另一方面，新奧地利學派、貨幣學派等不停地從外部抨擊凱恩斯主義；特別是，包括貨幣經濟周期學派（曾被稱為理往預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在內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對凱思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進行了全面的攻擊，嚴重地動搖了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的統治地位。凱恩斯主義在理論上缺乏微觀基礎，不能同傳統的微觀經濟學保持一致。在實踐上無法解釋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並發的現象，在滯脹面前束手無策，因而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為了挽救凱恩斯主義，80

年代形成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凱恩斯主義提供微觀基礎，並重新表述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由於新凱恩斯主義的出現，目前西方宏觀經濟學形成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峙的格局。

《通論》一書不僅在歷史上對西方經濟學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產生過巨大影響，而且它的理論和政策觀點今天仍在發生作用。因此，研究《通論》不僅有歷史意義，而且也有實際意義。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出版說明我館歷來重視移譯世界各國學術名著。從五十年代起，更致力於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的古典學術著作，同時適當介紹當代具有定評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賴著譯界鼎力襄助，三十年來印行不下三百餘種。我們確信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夠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些書籍所蘊藏的思想財富和學術價值，為學人所熟知，毋需贅述。這些譯本過去以單行本印行，難見系統，匯編為叢書，才能相得益彰，蔚為大觀，既便於研讀查考，又利於文化積累。為此，我們從1981

年至1986年先後分四輯印行了名著二百種。今後在積累單本著作的基礎上將陸續以名著版印行。由於採用原紙型，譯文未能重新校訂，體例也不完全統一，凡是原來譯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舊，個別序跋予以訂正或刪除。讀書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確的分析態度去研讀這些著作，汲取其對我有用的精華，剔除其不合時宜的糟粕，這一點也無需我們多說。希望海內外讀書界、著譯界給我們批評、建議，幫助我們把這套叢書出好。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1987

年2

月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第一編

引

論第一章

正

名本書命名為《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着重在通字。命名用意，在把我的想法和結論，與經典學派1對於同類問題之想法與結論對照起來。無論在理論方面或政策方面，經典學派支配着統治階級和學術界之經濟思想，已經有一百餘年，我自己亦是在這種傳統中薰陶出來的。在下文中，我將說明：經典學派之前提，只適用於一種特例，而不適用於通常情形；經典學派所假定的情形，是各種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極限點，而且這種特例所含屬性，恰不是實際經濟社會所含有的。結果是理論與事實不符，應用起來非常糟糕。

1

①經典學派是馬克思造出來的名詞，用來包括李嘉圖、傑姆斯。穆勒和他們以前的經濟學家。經典學派經濟學是由李嘉圖集大成的經濟學。但我向來用經典學派一詞，亦包括李嘉圖之後繼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圖經濟學而加以發揚光大的人，例如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馬歇爾、艾其偉斯，以及皮古教授；我如此用法，也許犯了文法錯誤。

第二章

經典學派之前提大部分論價值與生產之作，主要是討論兩個問題：（一）如何把定量（GiVen

volume）資源分配於各種用途；（二）設雇用之資源適為此量，則各資源之相對報酬以及產品之相對價值如何決定。①可用（available）資源之數量，例如可就業人口之多寡，天然財富（natural

wealth）之豐瘠，資本設備之大小，一向只用敘述方法加以說明。

至於在此可用數量之中，實際就業者究有多少，由何種力量決定，則極少有詳明理論。說對於這種理論全無探討，當然是過分。因為討論就業量之變動者甚多，而一討論到就業變動，便不免牽涉到這種理論。我並不是說這個問題被人忽略了，我是說：關於這個問題之基本理

論，一向被認為太簡單、太容易，至多只要提一下就夠了。②I經典學派之就業理論，表面上簡單明白，實基於兩大基本前提，而對此兩前提本身，則幾乎毫無討論。該二前提為：Ⅰ。工資等於勞力之邊際產物。

換言之，一就業人員之工資，乃等於因把就業人數減少一人所引起的價值之淨損失。所謂淨者，即將因產量減少而可避免的其他成本開支已經減除之謂也。設市場與競爭不完全，則工資不等於勞力之邊際產物，但在此種情形之下，仍有原則可循。

Ⅱ。當就業量不變時，工資之效用適等於該就業量之邊際負效用。

換言之，每一就業人員之真實工資，在就業人員自身估計中，適足使該實際就業人數繼續工作。恰如第一前提因競爭之不完全而產生例外，同樣，設可就業人員組織起來，則第二等式亦未必適用於每一勞工。此處所謂負效用，是指一切理由，使個人或團體寧願不工作，而不願接受比某種最低效用更低的工資。

第二前提與所謂「摩擦的」失業並不衝突。因為把這個前提應用到實際生活上，總要顧慮到適應之未能盡臻完美，因之不能有連續的充分就業。例如：或由於估計錯誤，或由於需求之時斷時續，以致各種專業化的資源之相對數量，暫時失調；或由於若干變化之未曾逆睹，以致產生時間間隔，或由於從一業改就他業，中間須隔若干時日，故在非靜態的社會中，總有一部分①

這是李嘉圖留下的傳統。李嘉圖明白表示，他對於國民所得之數量——以別於國民所得之分配——問題，毫無興趣。他這樣做，實在頗有自知之明。其後起者不察，卻用經典學派理論來討論財富之本源問題。李嘉圖於1820

年10

月9

日致馬爾薩斯信件中，有如下一段話：「足下以為經濟學是研究財富之性質與本源之學。鄙意以為：經濟學只研究社會各階級通力合作所產生的產物，依何種法則，分配於各階級。關於數量，實在並無法則可言，但關於分配比例，倒可以找出一個相當正確的法則。我愈來愈覺得，追求前者是勞而無功的，後者才是經濟科學之真正對象。」

②

例如皮古教授在《福利經濟學》（第4

版127

頁）中說（重點是我加的）：

「在整個討論中，除非明白聲明其不如此，我們將忽略下列事實：即有些資源願意，但事實上並未就業。這並不影響論證之實質，而可簡化其說法。」兩相對照，李嘉圖明白放棄任何企圖，討論整個國民所得之數量問題，而皮古教授在討論國民所得之專著中，反以為不論有無不自願失業之存在，同一理論都能適用。

資源，在改業過程中暫時無業；凡此種種都可引起失業。除「摩擦的」失業以外，尚有「自願的」失業，亦與第二前提不衝突。所謂「自願的」失業，乃因立法、社會習俗、集體議價、適應遲緩、冥頑固執等種種關係，工人拒絕或不能接受相當於其邊際生產力的產物價值為其工資，以致產生失業。但「摩擦的」與「自願的」二範疇，概括一切失業。在經典學派前提之下，不可能再有第三範疇——即我下文所謂「不自願的」失業。

經典學派用這兩個前提，來決定就業資源之數量，其例外與修正處則已如上述。第一前提產生就業之需求表格，等二前提產生就業之供給表格；就業數量則決定於一點，在該點上，邊際生產物之效用恰等於邊際就業之負效用。

由此推論，則只有四種方法可以增加就業人數：（一）改良機構，增加遠見，以減少「摩擦的」失業。

（二）減低勞力之邊際負效用，以減少「自願的」失業，前者可以用增雇一人所須提供的真實工資表示之。

（三）增加工資品（wage-goods）工業中勞力之邊際生產力（用實物計算）。工資品乃皮古教授所創名詞，應用起來很方便；貨幣工資之效用，即視工資品之價格而定。

（四）使非工資品價格之上漲程度超過工資品價格之上漲程度；再加上使非工資勞動者之開支由工資品轉移到非工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