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小鎮 - 第15章
約翰·勒卡雷
「他有什麼不對勁。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所以你才會防着他。」
從走廊傳來兩種調音的緊急警號聲，它們逐漸接近，然後遠去。
「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特納重複說，「你說話的一路下來我都感受得到。你一隻眼盯着他，你感覺得到他有不對勁。我知道你感受得到。為什麼？」
「沒這回事。」
「那些謠言是關於什麼的？他們說了什麼讓你害怕他。他是哪個相公的男朋友嗎，阿瑟？是錢寧嗎？這就是大家談到他都忸怩不安的原因嗎？」
梅多斯搖搖頭。「你再也嚇唬不了我。我了解你。了解得很。這和華沙的事情無關。他不是那類人。我不是小孩而錢寧也不是同性戀。」
特納繼續瞪視他。「你一定聽到過些什麼。你一定知道些什麼。我知道你知道。你在檔案庫的另一頭用一隻眼盯着他。他在檔案庫里乾的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但你談他的口氣卻像是在談大使。這裡一團亂——這話是你自己說的。利奧負責的是什麼工作？檔案銷毀。這工作可以讓他拿到他想要拿的任何東西。是你自己說的，不是我說的。所以他有什麼不對勁？為什麼你要盯着他？」
「你是在瞎猜。你打結的腦袋讓你把任何直的東西都看成彎曲的。但就算湊巧給你猜對，我也不會告訴你半個字，快要咽氣了也不會。」
密碼室門外貼着張便條：「2點15分回來，有急事請電333號房間。」他大聲敲布拉德菲爾德的門，又試轉門把：鎖着的。他走到欄杆扶手旁，憤怒地望向下面的大堂。在值班櫃檯，一個參贊處警衛正在讀一本工程方面的書。特納看得見右手頁上面的圖表。加納人沙爾熱坐在鑲玻璃的接待室，若有所思地瞧着一幅從高位置取景的風景照片。
「全都吃午餐去了，老哥。」一個聲音從他後面輕輕傳來。
「3點前不會有德國佬上這裡來的，」一個輕飄飄、狐狸般的身影站在滅火器之間，「我是克拉伯，」對方自我介紹，「米基·克拉伯，不好意思。萊爾剛剛回來。為了拯救婦女兒童，他先前去了內政部一趟。勞利派他回來帶你去用餐。」
「我想發一封電報。333號房間在哪裡？」
「那是無產階級的休息室，老哥。現在是多事之秋，大家都需要找時間打個盹。就讓他們歇歇吧，」他建議說，「『沒有什麼急事是死得了人的』，這是我的座右銘。」克拉伯話是這樣說，但還是為特納在靜悄悄的走廊里引路，樣子就像個舉燭火帶貴客就寢的老邁侍臣。走過電梯的時候，特納暫停了下來，再一次凝視它。一個掛鎖把電梯門鎖得牢牢的，告示牌上寫着兩個字：「故障」。
一件工作歸一件工作，特納告訴自己，你又何必不自在呢？華沙歸華沙，波恩歸波恩。華沙是一百年前，而波恩是今天。事總得有人做，做完就總得要向前走。華沙英國大使館那間洛可可風格的房間又回到他眼前。枝形吊燈因為灰塵滿布而顯得暗沉，而邁拉·梅多斯一個人坐在沙發上。「下次跟你老爸到另一個鐵幕國家的話，」特納對她怒吼說，「挑情人時可他媽的給我眼睛放亮點！」
告訴她我要出國33，他想；我要去抓一個叛徒。一個三頭六臂、青面獠牙的叛徒。
來吧，利奧，我們是同一類人，你和我：我們都是地下人員。我會在下水道里追逐你，利奧，這就是我聞起來會那麼香的原因。我們將會弄得一身髒污。我會追逐你，你會追逐我，你我會各自追逐自己。
7 萊爾
美國俱樂部的警戒不如英國大使館森嚴。「這裡不是美食家的天堂，」萊爾說，一邊把證件遞給在門口站崗的美國大兵，「但它有個很棒的游泳池。」他訂了一張靠窗的桌子，可以遠眺萊茵河。游過泳後，他們喝着馬提尼，看着一些巨大的褐色直升機飛過，飛向河上游的一個着陸區。它們有些有紅十字的標誌，另一些則什麼標誌也沒有。時不時會有白色的客輪在薄霧中滑行，把擁擠的遊客帶向尼伯龍根34的國度。一度有一群學童經過，他們聽到從手風琴奏出而又有風琴熱烈伴奏的《羅蕾萊》35。在這裡，柯尼希斯溫特七座山丘36的距離要比較近，然而薄霧模糊了它們的輪廓。
萊爾一根手指不確定地指向彼得斯堡的位置，那是一座樹木繁茂的圓錐形山丘，其頂部坐落着一家長方形大飯店。「張伯倫30年代住過那兒，」他說，「當然就是他把捷克讓出的那一次。我是指第一次。37」戰後，它成了同盟國高級委員會的總部，更近期住過那兒的名人則是進行國事訪問的伊麗莎白女王。在它右邊的是龍巖，也就是齊格菲38屠龍和被龍血浴身之處。
「黑廷的房子在哪裡？」
「這裡看不太見。」萊爾靜靜地說，不再指些什麼。「它位於彼得斯堡的山腳下。所以可以說，他是生活在張伯倫的陰影之下的。」說完，他就把話題引到一般性的事上去。
「我想，身為客座救火員，你常常碰到的困擾就是等你趕到現場，火已經燒完。是不是這樣？」
「他常來這裡嗎？」
「一些較小的大使館會因為空間不夠而來這裡開招待會。你可以說小一點的大使館就是他的標記。」
他的聲音再次低下來，儘管餐廳里只有他們一桌客人。只有在入口附近一個角落隔着玻璃的酒吧間裡，有一群外國記者在指手畫腳，狼吞虎咽。
「所有美國人都是那個樣子的嗎？」萊爾問道，「還是更糟糕？」他慢慢往回瞧。「不過我想他們倒是給人一種方向感。樂觀主義。這就是美國人的毛病，你說是不是？他們眼睛都是看着未來，好危險。這讓他們對毀了現在毫不在乎。我常常想，往回看的人要比較仁厚些。我看不出未來這東西有什麼希望可言，但這反而帶給我一種極大的自由感。也讓我們更彼此關心些：讓我們在那個死刑犯監牢里更相親相愛些。別把我的話看得太認真，好嗎？」
「如果你半夜三更想要調參贊處的檔案來看，你會怎麼做？」
「把梅多斯挖起來。」
「或者是把布拉德菲爾德挖起來？」
「那就太誇張了。勞利是知道密碼鎖的號碼，但他只是後備球員。除非梅多斯被巴士撞倒，否則我們不會去驚動他。你今天早上看來夠辛苦的了，」萊爾關心地說，「我看得出來你還沒有適應這裡的天氣。」
「你會怎麼做？」
「唔，我會在下午就把檔案調出來。」
「然後一整晚把檔案放在身邊？」
「如果是危機時期，檔案庫會整夜開着。但如果它關了起來，我們大部分人都有保險柜，可以把檔案存放一個晚上。」
「但黑廷沒有保險柜。」
「我們從現在起只用他字好嗎？」
「那他會在哪裡工作？如果他在黃昏把檔案調出來，工作到半夜，那工作結束後他會把檔案放在哪裡？」
「我猜他會在自己房間工作，離開時再把檔案交給參贊處警衛。警衛有一個保險箱。」
「警衛會簽收嗎？」
「當然會，老天爺。我們不是那麼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可以從警衛的夜間登記本得知。」
「你可以。」
「但他離開時都不會跟警衛打招呼。」
「啊，老天，」萊爾說，顯得非常困惑，「你是說他都把檔案帶回家？」
「他開的是什麼樣的車子？」
「迷你的旅行車。」
兩人都同時沉默了一下。
「他沒有其他可以晚上工作的地方？比方說一個特別的閱讀室或一樓的保險庫？」
「沒有，」萊爾斷然地說，「好吧，談些別的吧，好讓你的腦子散散熱。」
他把侍者叫來。
「我先前才在內政部和西布克龍那些沒名沒姓的人度過了難過的一小時。」
「幹什麼？」
「悼念可憐的愛希女士。夠無聊的了。同時也很怪。真的很怪。」他接着把話題轉開，「你知道一些罐裝血漿運到了大使館嗎？德國內政部說他們想貯存一些血漿在食堂，只是以防萬一。那真是我聽過的最奧威爾式的事情。勞利很火大。他覺得他們搞得太誇張了。」
「為什麼？」
「他為了我們這些可憐英國人的安全陣勢搞得太大了。好吧，卡費爾德是徹底反英和反歐共體的，而布魯塞爾談判又進入到了關鍵時刻，英國如果獲准加入，無疑會觸動民族主義者的神經，讓『再造運動』的人抓狂。星期五的遊行來勢洶洶，每個人都處於精神緊繃狀態。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何況漢諾威那邊又發生過噁心事。但我們仍然不值得受到那麼大的關注的。首先是宵禁，然後是保鏢，現在是摩托車。我感覺他這樣擠我們是有目的的。」他用一隻修長而女性化的手把大菜單遞過桌子。「來點生蚝怎麼樣？那才是活生生的人該吃的，不是嗎？這裡一年四季都供應生蚝。我猜是從葡萄牙或哪裡空運過來的。」
「我從來沒吃過。」特納帶點挑釁意味地說。
「那你必須吃一打來補償一下。」萊爾輕鬆回答，又喝了一些馬提尼。「能有個從外面來的人談談話真好。我猜你不會明白這種感覺。」
一隊駁船正順着水流前進。
「一件讓人不安的事情是，我們並不覺得所有這些預防措施的出發點都是為我們好。不知道怎麼搞的，德國人一下子防我們防得像什麼似的，就像我們是在蓄意挑釁：就像搞示威遊行的人是我們。我們幾乎沒有和他們商量的餘地。我們和他們的關係完全冰凍了起來。在要求被愛的時候受到這種對待，自然會讓人的挫折感增加一倍。」
「他星期五晚參加了一個晚宴。」特納突然說。
「是嗎？」
「但他的日記本里卻沒有記載。」
「蠢材，」他轉身瞧瞧，但卻沒人走過來。「侍者死到哪兒去了？」
「布拉德菲爾德星期五晚上在哪裡？」
「閉嘴，」萊爾輕快地說，「我不喜歡談這種事。」他若無其事地繼續原來的話題，「然後還有西布克龍這個人，嗯，我們全都知道他賊，知道他在耍聯邦政府，知道他有政治野心。我們也知道星期五維持秩序對他來說是個棘手問題，而好些他的政敵都等着看他的好戲。所以——」他向萊茵河的方向側側頭，就像這條河也以某種方式涉及他的困惑，「所以他為什麼還要在可憐的愛希女士的病床旁邊耗六個小時呢？她慢慢死去的樣子很好看嗎？他又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在這地區每間小小的英國宿舍派駐守衛？他對我們有強迫性的執念，我發誓他是這樣。他比卡費爾德對我們還糟。」
「誰是西布克龍？他是做什麼的？」
「唉，他是蹚渾水的。某種意義上他跟你是一樣的啊。啊！抱歉，我不應該這麼說的。」萊爾臉紅起來，深為沮喪。還好侍者適時出現，把他從尷尬中打撈出來。那是個相當年輕的侍者，但萊爾對他卻異常客氣，又請教一些超過他能力的事情；既接受他推薦的摩澤爾白葡萄酒，又仔細詢問他今天生蚝的肉質。
侍者離開後他繼續說：「波恩這裡有一個說法：要是你有了路德維希·西布克龍這個朋友，就不再需要任何敵人。他是一種非常本土的物種。總是誰的左右手。他反覆說不想看到我們任何一個死掉。而這正是他讓人膽戰的地方：他把這種可能性說得煞有介事。人們很容易忘掉的一點就是，波恩也許是個民主的地方，但這裡的民主派卻少得嚇人。波恩不是個戰前的城市，不是個戰爭中的城市，甚至不是個戰後的城市。它只是德國的一個小鎮。它小得不可能切片，就像你不可能給萊茵河切片。它腳步蹣跚，而霧又抽乾了一切的顏色。」
說到這裡，萊爾突然臉紅起來。他扭開塔巴斯科醬汁的瓶蓋，給每一隻生蚝淋上一滴。這件事讓他全神貫注。「我寧願喜歡搜集火車模型，」他繼續愉快地說，「我寧願把更多時間花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你有類似的興趣嗎？我是說小嗜好。」
「我沒那個時間。」特納說。
「名義上他是一個叫內政部聯絡委員會的主委。我知道這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有一次我問他：路德維希，你是要跟誰聯絡？他把我這話當成一個玩笑。他當然是我們這個年紀。戰後第一代減五歲，剛剛錯過了大戰但又等不及長老。他也跟中情局眉來眼去，但在這裡，這是一個地位的象徵。他的主要職責是盯着卡費爾德。只要有誰想要與『再造運動』掛鈎，西布克龍就會去對付他。那是一種怪異的工作，」萊爾向後靠，打量特納的表情，「但西布克龍卻樂在其中。你可以說他在運作一個無形的政府：你可以這樣形容他。魏瑪政府39會非常適合他。你也應該對這裡的政府單位有所認識：所有政府單位的劃分都是很武斷人為的。」
在一聲催促聲下，那些外國記者離開了酒吧間，向餐廳中央一張已經為他們鋪好的桌子魚貫走去。一個大塊頭的記者瞥見了萊爾，他把遮住右眼的一綹頭髮向後撥，然後伸出一隻手，行了個納粹致敬禮。萊爾舉一舉酒杯，作為響應。
「他是山姆·阿勒頓，」他壓低聲音向特納說明，「是個不折不扣的豬玀。我剛才講到哪裡？對，政府單位的劃分。它們讓我們在這裡一個頭兩個大。這裡明明是個灰濛濛的世界，但我們卻老是要追求一清二楚：誰是反法者，誰是擁法者；誰是共黨分子，誰是反共分子。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老是搞不懂卡費爾德的原因。明明是應該爭論事實的時候我們卻去爭論定義。波恩正在爭論用多粗的繩索吊死我們，但我們卻還在追問定義。我不知道你要怎樣定義卡費爾德。說他是德國的布熱德40？是中產階級革命家？如果他是，我們就毀了，因為在德國，所有人都是中產階級。就像美國一樣。他們不想要平等，誰想？但他們本來就是平等的。」
侍者已經把葡萄酒端了過來，萊爾請特納負責試酒。「我深信你的舌頭要比我的清新。」但特納婉拒，所以他就自己來品試。「好明智的推薦，」他語帶讚賞地對侍者說，「好酒。」
「所有的聰明定義都適用在他身上。就像精神分析一樣，只要事先假定好病徵，你就總能給它們找到名字。你既可以說他是孤立主義者，也可以說他是沙文主義者；既可以說他是和平主義者，也可以說他是復仇主義者。而他又想與俄國締結貿易同盟。他有進步的一面，這個吸引到年輕人；他有反動的一面，這個吸引到德國的老年人。這裡的年輕人好清教徒主義。他們既想要乾乾淨淨的財富，又想要弓箭和巴巴洛薩（紅鬍子？）41。」他懶洋洋地指着七峰山。「他們都想要一切現代化的東西。難怪老一輩會成為享樂主義者。但年輕人——」他斷了一下，「但年輕人卻深深不滿，而且發現了一條最殘酷的真理：報復父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模仿他們。卡費爾德可說是那些學生收養的大人……抱歉我話那麼多。這是我的小嗜好。請不要叫我閉嘴……」
特納看來沒有在聽。他看着沿步道等距離站崗的警察。他們其中一個剛剛在岸邊找到一條拴着的小舢舨，此時他正玩着帆腳索，把它像跳繩的繩子一樣盪上盪下。
「倫敦方面反覆問我們：誰是挺他的人？他的錢是打哪來的？他們要我們定義這個，定義那個。我能告訴他們什麼？有一次我寫道：『街頭上的這些人，傳統上是最捉摸不定的社會階級。』他們欣賞這個答案，直到研究部才被打了回票。『是一個已死的民主體制的孤兒。是聯邦政府的傷員。』社會主義者認為他們被出賣給了保守主義，反社會主義者則認為他們被出賣給了共產黨。人們現在都精得不去投票。卡費爾德的立場是惟一可以覆蓋整個政治光譜的。你要怎樣去定義一種情緒？老天，他們好遲鈍。他們後來沒有給我們任何指示，只給問題。我對他們說：『難道你們在英國不是也碰到相同的問題嗎？同一種憤怒情緒也見於其他所有地方。』沒有人懷疑巴黎的示威群眾搞什麼顛覆世界的陰謀，那為什麼要在這裡找一個呢？情緒……無知……無聊，就那麼回事。」他向桌子欠過身去。「你投過票嗎？我肯定你投過。那是什麼感覺？你覺得有什麼改變了嗎？」他又吃了一隻生蚝。「我想倫敦被轟炸過。這就是答案嗎？也許，只有波恩是沒事的。好可怕的想法。被放逐的世界。不過我們就是這樣。被放逐的定居者。」
「卡費爾德為什麼恨英國人？」特納問，他的心思遙遠。
「我承認這是個不解之謎。我們在參贊處千方百計想搞懂。我們談它，讀這方面的數據，彼此辯論。但沒有人有答案。」他聳聳肩，「誰今天還相信有動機這回事，更何況是一個政客的行為？我們試過去定義它。說不定英國人曾經給他吃過苦頭。童年記憶是最難磨滅的。順便問問，你結婚了嗎？」
「這跟我們談的事有什麼關聯？」
「老天，」萊爾欣賞地說，「你好難搞。」
「他的錢哪來的？」
「他是個化學工業家，在埃森郊區經營一家大工廠。有人猜英國人在占領時期讓他不好過，拆了他的工廠，毀了他的事業。我不知道這個猜測有多接近事實。我們做了好些研究，但收穫甚微，而勞利又禁止我們向外調查。這是很正確的決定——」他微微一聳肩，「天曉得我們玩這種遊戲的話，西布克龍會作何感想。報上就只說卡費爾德恨英國人，仿佛這是不需要解釋的。或許他們是對的。」
「他有什麼樣的背景？」
「一如預期。戰前畢業，被徵召為工程師。在俄國前線擔任爆破專家，曾經在斯大林格勒受傷，但還是逃了出來。對和平感到幻滅。經過激烈內心掙扎，緩緩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綱領。這些感人肺腑的話都是他自己說的。有一些很常見的無聊謠言，說他是納粹秘密警察頭子希姆萊的外甥之類的。沒人把這種說法當一回事。這不奇怪，東德老是喜歡造一些政治頭面人物的謠。」
「難道這些謠言沒有絲毫真實的成分？」
「總是有真實的成分，但又總是不夠多。不管怎樣，除我們以外沒有人當一回事。他說自己是慢慢走向政治的，說自己有過一段沉睡期和一個覺醒期。」
「你跟他碰過面嗎？」
「我只讀過有關他的報道，聽過收音機轉播的講話。但某種意義上，他是活在我們左右的。」
特納的淡色眼睛已經回到了彼得斯堡。太陽在山丘間斜照，光線直接打在那家灰濛濛大飯店的窗戶上。其中一座山丘斑駁得像個採石場，有一些灰蓬蓬的白色小機器在山麓下來回移動。
「你不得不佩服他。六個月之內就把整個運動給改了頭、換了面。幹部、組織、口號完全煥然一新。之前他們都是一群烏合之眾，什麼亂七八糟的人都有，但現在卻成了一個有教養的、高學歷的團體。他不要衣着隨便的群眾，不要社會主義那一套胡說八道，除非那是從大學生嘴巴里講出來的。卡費爾德很聰明，懂得容忍那些大學生。他也知道攻擊警察的和平主義者和攻擊和平主義者的警察之間只有一線之差。但最重要的是，巴巴洛薩是穿乾淨襯衫，擁有化工博士學位的。巴巴洛薩博士先生，他們現在都這麼喊他。在德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統計學家、律師都是受高度尊崇的，又特別是律師——你知道律師有多麼不合邏輯嗎？律師是德國的偉大導師，一向都是如此。但不包括政治家，他們一點都不受人尊敬。而在卡費爾德看來，他們當然都是議會代表制有多差勁的最好證明。卡費爾德可不想要任何人代表他，敬謝不敏。他的追隨者吶喊要求的是沒有約束的權力——更多的權力，不用負責任的權力。這是民主的終點，不是起點，你明白嗎？」他說，語氣裡帶着一種與他無精打采神態完全不相稱的自信。「我們和德國人都經歷了民主，但沒有人因此誇獎我們。我們推了德國人一把，但沒有德國人因為得到民主感謝我們。現在我們從另一邊繞出來了。民主只有在一個階級系統里才可能存在，它是要由特權階級恩準的——這就是現在民主搞不下去的理由。民主只是封建時代和自動化時代之間的電光石火，已經過去了。還剩下些什麼呢？選民和國會是脫節的，國會和政府是脫節的，而政府則與每一個人脫節。沉默的政府——他們的標語是這樣控訴的。異化的政府。我想這個用不着我來告訴你，因為它是一種英國的產物。」
他停下來，希望特納有所響應，但特納仍然陷在思緒里。那些外國記者在他們的長桌子那頭爭辯着些什麼。其中一個威脅說要揍另一個，第三個人則揚言要把他們兩個的頭撞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在為什麼辯護，或者我代表的是誰？但誰又知道？他們在倫敦對我使眼色說：『一個紳士應該為國家着想而撒謊。』我回答說：『我願意，但先得告訴我需要隱瞞的真相是什麼。』他們連一絲想法都沒有。在外交部外面，可憐的大眾都以為我們有一本鍍金的書，封面寫着『政策』兩個字……老天，要是大眾知道了會怎樣？」他把杯中的葡萄酒一飲而盡，「也許你知道他們的政策？我被認定應該通過最少的摩擦去獲取最大的利益。但他們所謂的利益又是什麼意思？大概我們是合該走向衰落的。也許英國也需要一個卡費爾德，一個新的莫斯利42？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我們這裡的日常飲食。歇斯底里的冷漠。再來一點白葡萄酒吧。」
「你想可不可能，」特納說，眼睛仍然凝視着山丘，「西布克龍已經知道了黑廷的事？會不會是這件事讓他們對我們產生敵意？這是不是可以解釋他對我們的額外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