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亂時期的愛情 - 第1章
加西亞·馬爾克斯
［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 著
蔣宗曹
姜風光 譯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哈爾濱
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作者像
簡介
《霍亂時期的愛情》擯棄了《百年孤獨》時期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在這部小說里，「一切都是嚴肅的，有分寸」。
小說寫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愛的故事。他們在二十歲的時候沒能結婚，因為他們太年輕了；經過各種人生曲折之後，到了八十歲，他們還是沒能結婚，因為他們太老了。在五十年的時間跨度中，馬爾克斯展示了所有愛情的可能性，所有的愛情方式：幸福的愛情，貧窮的愛情，高尚的愛情，庸俗的愛情，粗暴的愛情，柏拉圖式的愛情，放蕩的愛情，羞怯的愛情……甚至，「連霍亂本身也是一種愛情病」。而透過這些愛情，小說表現的是哥倫比亞的歷史，是哥倫比亞人自己破壞哥倫比亞的歷史。
自然，本書為梅賽德斯而作
第一章
這些地方的變化日新月異，它們已有了戴王冠的仙女。
——萊昂德羅·迪亞斯
這是確定無疑的：苦扁桃的氣息總勾起他對情場失意的結局的回憶。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剛走進那個半明半暗的房間就悟到了這一點。他匆匆忙忙地趕到那裡本是為了進行急救，但那件多年以來使他是心的事已經不可挽回了。那位安的列斯群島的流亡者、殘廢軍人、兒童攝影師，又是跟醫生交情甚篤的國際象棋對手德薩因特·阿莫烏爾，此刻已利用氰化金揮發出來的氣體，從回憶的折磨中徹底解脫了。
醫生看到屍體躺在行軍床上，覆蓋着一條毛毯。阿莫烏爾生前一向是睡在這張行軍床上的。靠近行軍床有個板凳，凳子上放着一隻小桶，那是用來蒸發毒品的。地板上躺着一隻胸脯雪白的黑色丹麥大狗，它被捆綁在行軍床的床腿上，旁邊擺着一條拐杖。那間令人窒息的雜亂的房間，既是臥室又充當工作室，黎明的曙光從打開的窗戶射進來，熹微的光亮足以使人們立即認出他確實已經死了。其它的窗戶以及門縫都被破布遮得嚴嚴實實或用黑色的馬糞紙封閉起來，這更增加了室內的壓抑的氣氛。室內有一張木台，上面堆滿了細口小瓶和沒有商標的香水瓶。在用紅紙罩着的一台普通聚光燈下有兩隻白蠟小桶，外皮已經剝落。第三隻桶里盛着定影劑，靠近屍體。過期報章雜誌扔得到處都是，一塊塊玻璃板上堆滿底片，破舊的家具擺得零亂不堪，但是在那雙勤勞的雙手的操持下，一切都顯得纖塵不染。儘管從窗外吹來的空氣使室內氣息變得清新，但熟知內情的人，仍然可以感覺出那帶有苦扁桃氣息的不幸的愛情的幽怨和隱痛。烏爾比諾曾不止一次地在沒有先兆的情況下想過：那裡真不是應上帝的思召而離開人間的合適場所。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他終於認識到，死者的神經失調也許正是出於上帝的一種密旨。
警察局長帶着一個正在市診所里進行法醫實習的年輕學生先到了，是他們在烏爾比諾醫生到來之前打開了窗戶，並把屍體蓋了起來。局長和學生嚴肅地跟醫生打了個招呼，這位醫生這次所以到來，主要是出於同情，而不是出於受人崇敬，因為沒有人知曉他和阿莫烏爾的友誼之深。這位醫道高明的教授，就像每天在臨床課開始之前跟他的學生—一握手一樣，同警察局長和年輕的實習生拉了拉手，然後便用食指和拇指緊緊捏住毛毯的邊緣，仿佛對待一朵鮮花，像慣常一樣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揭開了毯子。赤裸的屍體僵硬地彎曲着，眼睛睜着，軀體呈藍色，仿佛比前一天晚上老了五十歲。他的瞳孔是透明的，鬍子和頭髮是黃色的。肚子上有一道舊傷痕，粗糙地縫合着。由於拐杖的折磨，他的身軀和胳膊猶如被判取划船苦役的犯人那樣粗大健壯，但是他的僵死的雙腿卻象無依無靠的孤兒的細腿。烏爾比諾醫生懷着痛苦的心情凝望着，他在同死神徒勞爭奪的漫長歲月里，很少有這樣的表情。
「真蠢，最糟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他用毛毯重新把屍體蓋上，恢復了卓而不群的教授的神氣。前年他過八十壽辰時，熱熱鬧鬧地慶祝三天，在致辭時，他再次頂住了退職的誘惑。他說：「我死後總會有充分的時間休息，但死亡這件變幻不定的事還沒有列入我的議事日程。」他右耳越來越不中用了，他用帶銀柄的拐杖來掩蓋蹣跚的步履，依舊擺出年輕時的氣派，身穿一套亞麻布衣服，外加一件坎肩，坎肩上掛着金表鏈。珍珠母色的巴斯德式的鬍鬚和同樣顏色的梳理得溜光移亮、居中分開的頭髮，是他性格的忠實反映。記憶衰退越來越使他不安，他不得不隨時把事情記在小紙條上，以免遺忘。結果，口袋裡的小紙條太多了，又混得難以分辨，正同醫療器械、藥瓶以及其它東西在他塞得鼓鼓囊囊的手提箱裡混成一團一樣。他不僅是城裡資格最老和最傑出的醫生，也是最講究穿着的人。然而，他的過於外露的智慧和不太謙虛地動用權威的方式，反而使他得不到應有的愛戴和尊敬。
他給警察局長和實習生下的指示是準確迅速的，不必驗屍。房間裡散發的氣息就足以確定死因：某種感光的酸液引起了容器內的活性氰化物的揮發。但死者阿莫烏爾本人是此中老手，決不會在這種事情上有所疏忽。看到警察局長的猶疑不定的表情，烏爾比諾以他典型的處事方式斬釘截鐵地打斷他的話：「請記住，簽發死亡證明的人是我！」年輕的醫生也感到掃興：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通過解剖屍體來研究氰化金性能的機會。烏爾比諾醫生很驚奇，在醫學院裡沒有見過這個學生，但是從他羞澀的面容和安第斯發音上很快就明白了：也許他剛剛來到城裡。他說：「在這裡，要不了幾天，就會有某個愛情狂人給您一個機會。」這句話剛出口，他便馬上意識到，在他記憶中數不清的用氰化物自殺的人中間，這是第一個並非由於愛情而自殺的人。於是他稍稍改變了他的聲調：
「當您遇到這種事時，請好好注意。」他對實習生說，「在心臟里常常可以找到金屬的微粒。」
然後他象上級對下屬那樣跟警察局長談話，吩咐他要繞開一切審理手續，以便當天下午神不知鬼不覺地舉行葬禮。他說：「以後我找市長去談。」他知道阿莫烏爾是個十分節儉的人，節儉得近乎原始人，他憑自己的手藝掙來的錢足以維持生活，因此，在他的某個抽屜里應該放着存款，用做葬禮是綽綽有餘的。
「不過，找不到也沒關係。」他說，「一切費用由我承擔。」
雖說他知道報界對這一消息決不會感興趣，他還是關照了記者：攝影師是自然死亡。他說：「如果需要的話，我會找省長談的。」警察局長是個規矩而謙恭的公職人員，他早就聽到過烏爾比諾醫生的嚴厲甚至可以使他最親密的朋友也無法忍受。他對他那麼輕易地跳過一切法律手續匆匆忙忙安排葬禮感到驚訝。警察局長唯一沒有同意的是去和主教商量，把阿莫烏爾安葬在聖地。他對自己的不肯通融的態度感到歉疚，請求醫生原諒。
「我深知此人是個聖者。」他說。
「不僅是個聖者，還有點古怪。」烏爾比諾醫生說，「他是個無神論的聖者。但那是上帝的事情。」
在殖民城市的另一端，大教堂的鐘聲遠遠地傳來了，召喚人們去望大彌撒。烏爾比諾醫生戴上半月形夾鼻金絲眼鏡，掏出一塊精緻的方形懷表看了看，彈簧把表蓋輕輕地打開了：他險些誤了聖靈降臨節的彌撒。
客廳里，一架巨型照相機架在輪子上，那輪子就象公共場所活動欄杆下的輪子一樣。幕布上畫着「黃昏的大海」，是工藝匠的手筆。周圍牆上掛滿了孩子們的照片，並標着那些帶有紀念意義的日期：第一次聖餐、戴兔子假面具、幸福的生日。烏爾比諾醫生通過他到這裡來下棋的那些下午，年復一年，於冥思苦想之餘，目睹了這個客廳的牆壁已逐漸被照片覆蓋殆盡。他曾多次不無痛心地想到，在那個陳列着即共拍下的照片的展室里。孕育着一個未來的城市，這座城市將由那些難以捉摸的孩子來管理和敗壞，而他的榮譽則將蕩然無存。
寫字檯上，靠近一個放有幾隻海狼牌煙斗的陶瓷罐，擺着一局殘棋。儘管他有急事要辦，心情又非常陰鬱，烏爾比諾醫生還是禁不住要把那盤棋研究一番。他知道，那是前一天夜裡下的棋，因為阿莫烏爾每天下午都下棋，而且至少要找三個不同的對手。不過，每次他都是把棋下完，把棋盤和棋子收拾到盒子裡，再把盒子放到寫字檯的抽屜里。他還知道，阿莫烏爾對奕時歷來執白，而那一局棋，不出四步，白棋就必輸無疑了。「如果他是被殺，這是一個有力的證據。」他心中這樣想。「我知道，只有一個人才會設置這麼巧妙的殺着。」那位頑固不屈的、慣於拼殺到最後一滴血的戰士為什麼沒有結束這最後的一局棋就溘然撒手了？他覺得不弄清其原因，自己繼續活下去便失去了意義。
清晨一點鐘，更夫在做最後一次巡邏時，看到了在臨街的門上赫然標着這樣幾個字：「不必敲門，請入內，並請通知警察。」不久，警察局長和實習生就趕到了，兩人在房間裡搜索了一番，企圖尋找苦扁桃氣味的來源。但是，在分析那盤殘棋的短短几分鐘內，警察局長在寫字檯上的一些紙張中發現了一封致烏爾比諾醫生的信。信封用火漆封得結結實實。必須撕開封口，才能把信取出。醫生拉開黑色的筒簾，讓光線身進來，然後飛快地向那十一頁正反兩面都用漂亮的字體寫得密密麻麻的信紙掃了一眼。從讀完第一段起，他就明白自己已趕不上領聖靈降臨節的聖餐了。他激動地喘着氣閱讀着，為了把失掉了的思路聯接起來，他幾次倒回去重讀。當讀完全信，他感到自己仿佛是從過去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歸來。儘管他想努力振作精神，依然改變不了沮喪的神色。他雙唇發藍，手指顫抖着把信疊好放進坎肩的口袋裡。這時，他記起了警察局長和年輕的實習醫生，便帶着痛苦的表情向他們微笑了一下。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他說，「是他最後的一些囑託。」
這半真半假的話完全博得了他們的信任，因為他們照他的吩咐揭開地板上一塊活動瓷磚，果然在那裡找到了一本陳年舊帳，上面寫着開保除櫃的密碼。錢沒有他們想象得那麼多，但是用來安葬和辦理其它瑣事已足夠了。烏爾比諾醫生此時意識到，在宣講福音書之前，他已無法趕到大教堂了。
「自從我記事以來，這是我第三次誤了星期日彌撒。」他說，「但是，上帝會原諒的。」
這樣，他寧可再拖幾分鐘，以便把所有細節全部解決，儘管他迫不及待地想同他的妻子共同分享信內的機密。他表示要通知為數眾多的住在城裡的加勒比海難民，以考驗他們是否願意向這位最受尊敬、最積極和最激進的死者表示最後的敬意，儘管他顯然已經向障礙屈服，沒有克服他前進路上的絆腳石。他也將通知死者的棋友們，在這些棋友中間，有著名的職業棋手，也有無名小卒。他同樣準備通知一些交往較少的朋友，因為說不定他們會來參加葬禮。在看到遺書之前，他決定成為第一個參加葬禮的人，但在讀過遺書之後，他什麼也不敢肯定了。不管怎麼說，他要送一個桅子花的花圈！也許阿莫烏爾最後曾一度失悔吧。葬禮定在五點舉行，那是炎熱季節里最合適的時間。如果需要的話，他可以從十二點鐘就去拉西德斯·奧利貝利亞醫生的鄉間別墅，這位醫生是他喜愛的學生，將以豐盛的午餐來慶祝從業二十五年紀念日。
當最初的軍隊服役的那些暴風雨般的歲月過去之後，烏爾比諾醫生變成了一個十分隨和的人，他在全省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崇敬和威望。他雞鳴即起，開始服用一些秘方：提神的澳化鉀；治風濕痛的水楊酸鹽；治昏厥的黑麥角菌滴劑；治失眠的顛茄。他不間斷地吃，但總是偷偷地吃，因為在他長期的行醫和授業的生涯中，他一向反對給老人開治標性的藥濟。對他來說，忍受旁人的痛苦要比忍受自己的痛苦容易得多。他衣袋裡時刻帶着樟腦晶，沒有人看見時，他就拿出來深深地吸一口，以消除對那麼多藥物混在一起的恐懼。
他一般在書房裡呆一個小時，為他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八時整到醫學院講授普通臨床學備課，直到臨死的前夕為止。他也是個新文學作品的熱情讀者，這些作品由他的巴黎書商寄來，或由當地書商從巴塞羅那為他定購，儘管他對西班牙語文學不象對法語文學那樣重視。不管怎樣，他從來不在早晨讀文學作品，而是在午覺之後讀個把小時，晚上睡覺之前再讀一會兒。備課結束後，他面對打開的窗戶，在浴室里做十五分鐘呼吸操。他總是面向公雞啼鳴的方向做操，因為新鮮空氣從那兒吹來。然後他洗澡，修鬍子，在貨真價實的意大利香水的濃郁芳香中粘鬍子。他穿上白色亞麻衫褲，外加一件坎肩，戴上軟帽，穿上西班牙科爾多瓦產的山羊皮靴。到了八十一歲，他依然保持着在霍亂流行期後不久從巴黎返回時的那種瀟灑風度和歡快神態。他的頭髮後中分開，梳理得整整齊齊，除了顏色變得像金屬一般之外，和年輕時沒有半點差異。他在家裡用早飯，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規矩：一杯大苦文花湯順胃，再加一頭大蒜。他吃大蒜向來就着麵包一瓣瓣細細咀嚼，為的是預防心臟憋悶。教課之後，他常去參加正當的社交活動，或者去接觸天主教徒，或者從事藝術方面或社會方面的某項課題的研究。
他幾乎總是在家中吃午飯，飯後一邊坐在院裡花壇上打十分鐘的盹，一邊在夢中聽女傭們在枝繁葉茂的芒果樹下唱歌，聽街上的叫賣聲，聽港灣里柴油機和馬達的轟鳴聲。炎熱的下午那種響聲在周遭迴蕩着，就像被判刑的天使在受難一樣。接着，他要讀一個小時的新書，特別是小說和歷史專著。隨後他便教鸚鵡講法語和唱歌。多年以來，那隻鸚鵡已經成了家中迷人的娛樂品。四點鐘，喝下一大杯加冰的檸檬汁之後，他就出去巡診。儘管他已經上了年紀，他還是拒絕在診所接待病人，而是一如既往，到患者家裡去為他們治病。自從市政建設越來越完備以來，他可以乘馬車到任何地方去。
他第一次從歐洲回來後，便乘坐由兩匹棗駿馬駕着的家用四輪馬車活動。這輛馬車壞了，他又換了一輛由獨馬駕轅的雙座四輪帶篷馬車。當馬車開始被淘汰，只是在供旅遊觀光者玩賞和為葬禮拉花圈才使用時，他照舊乘坐這種馬車，而且還為它古舊的式樣頗感自豪。儘管他拒絕退休，但是他心中明白，除非遇到不治之症，人們是不會上門請他的。他認為那也是一種專長。他只憑外表就可看出患者得的什麼病。他越來越不相信藥物，對外科手術的普及，他懷有一種驚恐的心情。他說：「手術刀是藥物無效的最大證明。」他認為，嚴格說來，一切藥物都是毒藥，百分之七十的普通藥物都在使人加速死亡。「無論如何，」他經常在課堂上講，「人們已知的良藥並不很多，而且只有少數醫生真正了解它們的性能。」他從熱情奔放的青年時代起，就把自己稱為宿命論的人文主義者。他說：「每個人的死期都是自己命中注定，我們唯一能夠做到的．只是時辰一到，就幫助他們既不害怕又無痛苦地了卻生命。」不過，儘管這些偏激的觀點已經構成地方醫學的組成部分，他昔日的學生們，即使在正式開業之後，也還在繼續向他請教，因為他們承認他的診斷準確無誤。不管怎麼說，他一直是一位可貴的不可多得的醫生，他的病人集中在總督區的高貴門弟里。
他每天的工作井然有序，以致如果在他下午出診期間發生點緊急事兒，他的妻子准知道該往什麼地方給他送信兒。從年輕時起，他總要在回家這前去教區的咖啡店裡呆一陣子，因此，從岳父的朋友和一些加勒比海難民那裡學了一手好棋。但是，從本世紀開始，他就不上教區咖啡店去了，而是打算組織由社會俱樂部贊助的全國性比賽活動。就在此時，阿莫烏爾來了，他下肢癱瘓，當時還沒有搞兒童攝影。不到三個月，他高超的棋藝便使所有的人對他另眼相看了。他尤其善於走「象」，從來沒有人贏過他一盤棋。對於烏爾比諾醫生來說，那堪稱是一種奇遇。當時，他對象棋簡直入了迷，而能使他滿意的對手已經不多了。
烏爾比諾醫生成了他的無條件的保護人，並為他的一切擔保，他甚至沒有去調查他是誰，從事何種職業，在什麼不名譽的戰爭中留下一副殘廢身子茫然地在這兒出現。醫生借給他一筆錢，讓他開一家照相館，而阿莫馬爾，自從用閃光燈為第一個神色驚恐的孩子照相時起，總是把最後一分錢都付給他。
一切都來自於象棋。最初，他們在晚飯後七點鐘下棋，醫生略勝一籌，因為對手顯然也棋藝不凡。後來醫生的優勢越來越小，最後就旗鼓相當了。加利萊奧·達孔特先生開辦第一家電影院之後阿莫烏爾成了它的最準時到場的觀眾之一，下棋就只限於沒有電影首映式的夜晚了。那時阿莫烏爾和醫生已是形影不離的朋友，所以醫生便陪他去看電影。但醫生看電影從不帶妻子。這一方面是因為她沒有耐心看那些曲折複雜的情節，另一方面也因為醫生憑着他敏銳的感覺，認為阿莫烏爾不會成為任何人的好夥伴。
醫生在星期日的生活就是另一種模樣了。他去教堂出席大彌撒，然後回到家中休息，或到院裡花壇上去看書。如果沒有十分緊急的情況，在這個專為自己保留的日子裡他很少出診。多年以來，除非情不可卻，他從來不接受社會義務。聖靈隆臨節那天，由於意外的巧合，兩年離奇的事湊在了一起：一位朋友之死和一位傑出的學生慶祝從業二十五周年。雖說如此，他並沒有如原來預想的那樣在證實了阿莫烏爾的死亡以後徑直回家，卻被好奇心牽到了別的所在。
他一上車，就把遺書迫不及待地重新看了一遍。他要車夫把他拉到古老奴隸區的一個不易尋找的地方去。這個決定是如此反常，以致車夫想確認一下是否有錯。沒有錯，地址很清楚，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寫地址的人十分了解它。烏爾比諾醫生重新讀起了遺書的第一頁，他再一次沉浸在那些不怎麼受歡迎的大量披露中。假如阿莫烏爾能夠使自己相信那些話並不是一個絕望者的夢吃的話，那麼，即使到了他這把年紀，生活也還是可以改變的。
一大早，天空就板起了臉，變了顏色，烏雲密布，寒風襲人，然而中午之前並沒有下雨的徵兆。為了找一條近路，車夫驅車走上了殖民城市鋪着石頭的崎嶇不平的高地，結果他不得不多次停下來，以免那些參加聖靈降臨節禮拜儀式歸來的學生和教徒們使馬匹受驚。街上擺着紙花環，樂隊奏着樂曲，鮮花也到處可見，姑娘們打着五顏六色的陽傘，頭上戴着薄洋紗飄飾，站在陽台上觀看節日隊伍通過。教堂廣場上，在非洲棕櫚樹和嶄新的球形路燈之間，幾乎看不清芙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的塑像。彌撒一結束，人們蜂擁走出教堂，堵住了汽車出口處，可敬而喧鬧的教區咖啡館裡也擠滿了人。烏爾比諾醫生的馬車是唯一的一輛。這輛馬車跟城裡留下來的其它幾輛屈指可數的馬車大不相同。它的漆皮摺疊車篷總是保持得明亮耀眼，包角是銅的，為的是不讓硝石腐蝕。輪子和車轅都塗成了紅色，金色鑲邊。這種裝扮，使人想起維也納上演歌劇時的盛裝夜晚。此外，最愛擺排場的家庭往往允許他們的車夫穿上乾淨的襯衫，而他卻要求車夫穿上軟綿綿的天鵝絨制服，戴上馬戲團馴獸人的大禮帽。這種衣帽除了不合時宜之外，在加勒比海地區的三伏天裡，也似乎欠缺一些憐憫之心。
儘管烏爾比諾怪腐似地熱愛那個城市，並且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個城市，他卻很少有過象那個星期日那樣，毫不猶豫地在那個古老奴隸區的喧囂中冒險。為了尋找那個地方，車夫不得不繞來繞去，幾次停車問路。烏爾比諾醫生終於認出了附近骯髒陰鬱的泥塘，它的不祥的沉寂，它的溺死者的屍體散發出的惡臭，這種惡臭曾在無數個不眠之夜的黎明跟院子裡的茉莉花的芳香混在一起飄進他的臥室。他感到這種惡臭如同昨天的一陣風一般從他的身旁吹過，同他的生活沒有任何關係。不過，當馬車開始在街道的泥濘路上顛簸而行的時候，那種被他的懷念之情多次理想化了的惡臭就變成了一種難以忍受的現實。污泥地上，幾隻禿鷲在爭食用船錨從屠宰場裡拖出來的下水。和總督區石砌房子相反，這裡的房子是用陳舊的木材和鋅皮搭成的。大多數的房子都架在木樁上，這是為了避免在陽溝漲水時污水湧入。那些陽溝是從西班牙人手中繼承下來的。一切都呈現出貧困、淒涼的景象。但是，從骯髒的酒店裡還是不時地傳來貧苦人既不提上帝，也不涉及聖靈降臨節戒條的歡快而又震耳欲聾的樂曲。當他們終於找到了應該找的地方時，馬車後面已經緊跟着成群的赤身裸體的孩子。他們嘲笑馬車夫那一身演員般的打扮，而馬車夫則不得不揚鞭抽喝他們，把他們趕跑。準備進行一次秘密拜訪並且讓別人道出隱私的烏爾比諾醫生，有件事他領悟得太晚了，這就是沒有比他那種年齡的天真更危險的天真了。
這是一所沒有門牌號碼的房子，從外觀上看，除了掛着鑲有花邊窗簾的窗戶和那扇從某個古老教堂拆卸下來的大門外，看不出它和比較貧寒的家庭有什麼不同。車夫敲着門環叫門，直到問清地址準確無誤後，才把醫生扶下車。大門已輕輕打開，陰暗的門洞裡站着一位成年婦女。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耳朵上插着一朵紅玫瑰，雖然已年過四十，依舊是一位惹人注目的黑白混血女人。她長着一對金色的嚴厲的眼睛，頭髮緊緊地貼在頭顱上，宛如一項鐵絲做成的帽盔。在照相館裡下棋時他曾幾次看見她出現在未來往往的眾多的美女之中，有一次他還給她開過幾袋治問日瘧的金雞納霜，但此時烏爾比諾醫生並沒有認出她來。他向她伸過手去，她用雙手握住了他的手，與其說是跟他打招呼，不如說是拉他過去。客廳里擺着馨香襲人的花草，放滿了家具和精緻的物品，每件東西都錯落有致地放在恰當的位置上，令人賞心悅目。烏爾比諾醫生毫不費力地回憶起了巴黎一個古董商的小店，時間是在上個世紀的一個秋天的星期一，地點是蒙特馬爾特勒大街二十六號。女人在他對面坐下來，用很不熟練的西班牙語對他說：
「在這兒您就象在家裡一樣，醫生。」她說，「想不到您竟來得這樣快。」
烏爾比諾醫生感到女人已經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他仔仔細細地將她上下打量了一番，注意到她身着重孝，神情痛苦而嚴肅。他這才明白訪問是徒勞，的因為她對阿莫烏爾遺書的詳細內容比他知道得更多。事情確實如此。他自殺前的幾小時她一直在陪伴着他，就像二十年來她懷着柔情忠誠地陪伴他一樣。那件事在這個沉睡般的省城裡沒有一個人知曉，儘管在這裡連國家機密都瞞不過公眾。他們是在波爾特·奧普林塞的慈善醫院裡相識的。她出生在那兒，而他又是在那幾度過了最初的流亡生活。一年之後，她跟隨他來到這兒，進行了一次短暫的造訪。他們意見不盡相同，但兩個人都清楚，他將永遠留在這兒了。她每周一次去他那兒打掃衛生和整理工作室，但是就連最愛往壞處想的居民都沒有把表面現象和事實混為一談，因為他們和所有人一樣，認為阿莫烏爾的殘廢不僅僅在行走方面，這一點，就連烏爾比諾醫生從醫學的角度也是這樣肯定的。如果不是阿莫烏爾自己在遺書中披露了這件事的話，醫生決不會相信他有一個女人。不管怎麼說，兩個互不了解對方歷史的自由的成年人，擺脫開一個保守社會的種種偏見，選擇了僥倖的默默相愛的道路，這對他來說是難以理解的。然而，她自己解釋說她喜歡這樣做，再說，那個男人從來沒有完全屬於過她，她同他秘密相愛，他們不止一次體驗到了剎那間爆炸性的幸福，在她看來，這無可非議，相反，生活已向他們表明，也許這是最值得讚許的方式。
前天晚上，他們一起去看電影，各自買了票，坐在隔開的座位上。自從意大利僑民加利萊奧·達孔特在十七世紀一個修道院的廢墟上開設了露天電影院以來，他們每個月至少這樣去兩次。前天的電影雖已過時，但那是以上年一本暢銷書為基礎改拍的。烏爾比諾醫生懷着痛苦的心請讀了這本書，因為作者把戰爭描寫得太殘忍了。這本書的書名叫《前線無奇事》。然後他們一塊去工作室，她發現他心煩意亂，惆悵憂鬱，她以為那是因為看了電影裡的某些場面所致：垂死的傷兵在淤泥中掙扎，令人不忍目睹。她想驅散他這種情緒，便邀他下棋。為了使她高興，他答應了，但是心不在焉——當然他用的是白子。後來他發現再有四步，他就要輸了，於是不光彩地投了降。醫生這時才明白，最後一盤棋的對手是她，而不是他原來以為的赫羅尼莫·阿爾戈特將軍。他驚奇得喃喃自語道：
「這盤棋下得妙極了！」
她堅持說贏棋的功勞不在她，而應歸於阿莫烏爾，因為他已被死神的信息弄得神志恍惚，沒有心緒去把握棋子。當那盤棋中斷時，他請求她讓他獨自留下來。那時大約是十一點一刻，因為舞廳的音樂已經停止。他想寫封信給烏爾比諾醫生，他認為這位醫生是他熟人中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也是他的摯友。就像他經常喜歡說的那樣，儘管他們唯一的共同之處就是下棋這個嗜好，他仍然這樣評價他。他把下棋看做理智的對峙，而不是一門學問。那時她知道阿莫烏爾的末日已到，他的生命只有寫一封信的時間了。聽了這番話之後，醫生真是難以相信。
「那麼說，您當時知道他要死了？」他驚叫道。
她證實說，她不僅知道，而且十分願意幫助他分擔痛苦，正如當年她懷着同樣的感情幫助他發現幸福那樣，因為那是他最後的十一個月：一種殘酷的垂死掙扎。
「您的責任是告發他。」醫生說。
「我不能對他做這種事！」她憤怒地說，「我太愛他了。」
烏爾比諾醫生象聽海外奇遇一樣聽着這聞所未聞的故事，她講得如此直截了當，以致他不能不全神貫注地看着她，企圖將她當時的形象永遠銘刻在記憶里。她矗立在那裡，有如一尊穿着黑衣的冷漠的海神，眼睛象蛇一般，耳朵上插着一朵玫瑰。許多年之前，在交歡之後，兩個人曾赤身躺在海地一個荒涼的海灘上，阿莫烏爾突然嘆息道：「我將青春常在。」當時她理解他的意思是要同時代的災禍進行英勇的殊死鬥爭，但是他進一步把話說明了：「我決定到七十歲就離開人間，說到做做，決不反悔。」
果然，這一年的一月二十三日他年滿七十，於是他把最後期限定為聖靈降臨節前夕，因為聖靈降臨節是這個城市膜拜上帝的最大節日。那天晚上的任何一個細節她都是事先知道的。他們經常在一起談論那件事。時光流逝，他們對那個無法挽回的局面感到憂心忡忡，肝腸寸斷。阿莫烏爾以麻木般的激情愛着生活，愛着大海，愛着他的狗，自然也迷戀着她和愛情。隨着日期的臨近，他完全絕望了，仿佛他的死不是他自己的決定，而是無情的命運的安排。
「昨晚當我同意他獨自留下後，他就悄然辭別了這個世界。」她說。
她本想把狗帶走，但是他看到狗靠着拐杖昏昏欲睡，便用指尖撫摸它說：「我很遺憾，不過，維爾松將同我在一起。」他在寫信時，請求她把狗拴在行軍床的床腿上。可是，她打了個活結，以便它能夠自然鬆脫。那是她唯一背信棄義的行為，但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她希望從那條狗陰冷的眼睛裡永遠記住它的主人。烏爾比諾醫生打斷了她，告訴她那條狗並沒有逃生。她說：『那是它不願這樣做。」這時，她的情緒一下子活躍起來，因為她更願意按照阿莫烏爾的意願來紀念這位已故的情人。當時他正在寫信，突然停下筆來，最後看了她一眼，說：
「請用一朵玫瑰花紀念我。」
她回到了家，那時剛過半夜。她和衣躺在床上吸煙，用一個煙蒂點燃另一支煙，為了等他把信寫完，她一支接一支吸着。她知道這封信又長又難寫。將近三點鐘時，狗開始吠叫，她在灶上煮咖啡，並穿起了重孝，然後到院子裡去剪下了黎明時分開放的第一朵玫瑰花。烏爾比諾醫生早就意識到，他是多麼討厭那個不可救藥的女人。他有他的道理：只有玩世不恭的人才會從痛苦中得到滿足。
訪問結束時，她又對烏爾比諾醫生講了更多的事情。她不想參加葬禮，因為她是這樣答應自己的情人的，可是醫生認為，信中有一段話內容與此恰恰相反。她不會流一滴眼淚，也不想在有生之年記起那個慘死的人來折磨自己。她也不會關起門來埋頭編織裹屍布，這對當地的寡婦來說，是司空見慣的事。她打算出賣阿莫烏爾的房子。根據他在信中的遺囑，這所房子連同裡面的東西從現在起都屬於她了。她將象往常那樣繼續生活，安分知足地生活在這塊窮人的葬身之地上，因為她在那兒度過了自己的幸福日子。
在回家的路上，那句話一直迴蕩在烏爾比諾醫生的耳際：「這塊窮人的葬身之地。」這個評語是有道理的。那座城市，也就是他所居住的城市，儘管歲月流逝，舊貌仍在：炎熱，乾燥，充滿恐怖的夜晚，享受着獨居樂趣的年輕人。在那裡，花朵凋謝，食鹽發霉，除了月桂樹正在日漸萎敗和人們正在爛泥塘中慢慢地衰老以外，這座城市四個世紀以來沒有發生過任何變化。冬季，陣陣突降的災難性暴雨使廁所漫溢，把街道變成令人作嘔的沼澤地。夏季，一種刺鼻的、有如鮮紅的粉末似的看不見的塵埃被狂風吹盪着，透過哪怕堵得再嚴實的縫隙鑽進屋裡。可怕的狂風可以掀走屋頂，把孩子們吹到空中。在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兒吵吵嚷嚷地亂紛紛地離開在泥沼地邊上用馬糞紙和鋅皮搭成的棚屋，帶着家畜和炊具，來到殖民區多石的海灘舉行他們的歡宴。在那些最年邁的人中，有些人不久前胸脯上還留着用烙鐵打上的印記，這是真正的奴隸的標記。周末，他們瘋狂地跳舞，豪飲家釀烈性酒，喝得酩酊大醉後在椰林中自由尋歡。星期目半夜時分，他們便以一場全體出動的血腥格鬥來代替方丹戈舞。在一周的其它日子裡，這一股浩浩蕩蕩的人流又湧進了老區的廣場和小巷，擺起小攤，做各式各樣的生意，他們使死氣沉沉的城市變成了散發出煎魚香味的熱鬧非凡的集市；展現一種新的生活。
擺脫西班牙統治，以及隨之而來的廢除奴隸制，加速了王公貴族們的衰落，而烏爾比諾醫生正是在那種環境中出生和成長的。昔日的名門望族靜靜地呆在他們撤去防衛的宮殿和城堡里，深居簡出。在一度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海盜突襲登陸的用石塊砌的城牆上，雜草沿着牆頭爬了下來，在石灰粘縫的牆上打開裂縫，哪怕它是本市最豪華的府邸。下午兩點鐘，這些府邸唯一有生氣的標誌就是在午休的昏暗時刻傳出無精打采的練琴聲。裡面，在充滿香氣的涼爽的臥室里，女人們躲避陽光就像躲避瘟疫那樣。即使在做早彌撒的時候，她們也用毛巾蒙着臉。她們的愛情來得又遲緩又艱難，而且往往被不祥的預兆擾亂，生命在她們看來是無盡頭的。傍晚時分，在交通擁擠的時刻，黑壓壓的長腳蚊子從沼澤地里飛起來，好像一團團烏雲，追趕着路上的行人。同時，難聞的人糞尿味也從那兒湧來，熱乎乎地撲到人臉上，擾得他們心煩意亂，確信那是死神送來的信息。
年輕的烏爾比諾在令人憂鬱的巴黎常常懷念的那座殖民城市的生活，此刻也只不過是記憶中的一場幻夢。在十八世紀，它的貿易在加勒比海地區是最繁榮的，尤其是由於它的令人詛咒的非人的特權——這裡是美洲最大的黑奴市場。此外，它還是新格拉納達王國總督的傳統駐蹕之地。總督們喜歡呆在那兒，面向世上的大洋進行統治，而不願意住在遙遠寒冷的首都，生怕首都連綿不斷的毛毛雨打亂他們對現實的理解和認識。滿載波多西、基多和維拉克魯斯的巨大財富往來於美洲和西班牙的大船隊，一年幾度要在這裡的港口匯集，那是這個城市最榮耀的黃金時代。一七〇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點鐘，聖約瑟大帆船載着時價五千億比索的寶石和貴金屬起航，開往加的斯，剛出港口就被一支英國艦隊擊沉，直到漫長的兩個世紀以後還沒有打撈上來。那批躺在海底珊瑚間的財富和斜着身子漂在指揮台上的船長的屍體，經常被歷史學家們作為那座被淹沒在記憶中的城市的象徵提及。
烏爾比諾醫生的家坐落在港灣另一邊的拉曼加住宅區。那是一幢舊式房子，一座寬大涼爽的平房，室外平台上建有陶立克式的柱廊，從平台可以看到散發着瘴氣、布滿遇難船隻殘骸的水塘。從門口到廚房，地板上都鋪着黑白相間的方格瓷磚。不止一次，這一建築都歸因於烏爾比諾醫生的別出心裁，而忘記了那是本世紀初葉，建築那個暴發戶住宅區的加泰隆尼亞建築師們的共同弱點。寬敞的客廳象家中所有的房間一樣，天花板很高，臨街有六扇落地窗。客廳有一扇巨大的石色古香的玻璃門和飯廳隔開，上面雕着茂密的葡萄藤和一串串的葡萄，還有金色的林中牧神和受他的蘆笛誘引的姑娘。客廳里的家具，包括活哨兵似的壁鍾在內，都是清一色的十九世紀的英國貨，吊燈上裝飾着水晶墜子，蘇雷斯的各式花瓶和異教的石膏情人小雕像處處可見。但是，那種歐洲家具在家裡的其他地方並不多見。在別的房間裡，既擺着藤製扶手軟椅，也有維也納搖椅和當地手工製作的皮靠背椅。臥室里除了床，還有聖·哈辛托的豪華帆布躺椅。躺椅上用絲線以哥特文字繡着主人的名字，四周還垂着彩色的流蘇。飯廳的一旁有一塊地方，原來是用來舉行盛大宴會的，後來成了小音樂廳，每當出色的演奏者來到本市時，主人便邀親朋好友來開音樂會。花瓷磚地面上鋪着從巴黎萬國博覽會上買來的土耳其地毯，為的是使環境更為幽靜。近處擺着整整齊齊的唱片架，放着一台時新的電唱機。在房間的一角，有一架用馬尼拉大披巾蓋着的鋼琴，烏爾比諾醫生已有多年不彈琴了。這個家裡，到處可以看出一個務實的女人的精明和操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