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為了講述 - 第2章
加西亞·馬爾克斯
她不爭了，不是被我辯倒，是她想上廁所，又怕不衛生。我問水手長，有沒有乾淨一點兒的地方。他說自己也用公廁，還說什麼「大海之上，人人平等」，像剛讀過康拉德一樣。媽媽只好和大家一樣將就，我很擔心。誰知，她從廁所出來後，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說，」她問我，「要是我回去得了髒病，你爸爸會怎麼想？」
午夜過後，航道裏海葵的觸鬚纏住了螺旋槳，汽艇擱淺在灘涂上，耽擱了三小時。乘客們不得不上岸，用吊床上的繩子把船拖下水。熱浪和蚊子左右夾擊，媽媽卻打起了盹兒。家裡人都知道，她說睡就睡，睡一會兒醒一會兒，邊休息邊聊天。船又開了，涼風習習，這下她徹底醒了。
「無論如何，」她嘆了口氣，「我得替你爸爸討個說法。」
「您別擔心，」我自認沒錯，「我十二月回去跟他解釋。」
「還得等十個月。」她說。
「反正今年年內也沒法兒跟大學交涉。」我說。
「你保證回去？」
「我保證。」我說，頭一回從她的語氣里聽出了着急。
「我能告訴你爸爸，你會答應他繼續念書嗎？」
「不能！」我斷然否決，「不能這麼說！」
顯然，她在找權宜之計，但我沒給她可乘之機。
「那我還是實話實說，」她說，「免得一聽就是瞎話。」
「那好，」我鬆了口氣，「您照實說。」
我們說好，就這麼辦。不了解她的人會以為塵埃落定，但我明白，她只是暫時休兵，去喘口氣。過了一會兒，她沉沉睡去。微風吹走了蚊子，空氣清新，花香四溢，汽艇好似帆船般輕盈。
我們位於大沼澤，兒時的另一個傳奇之地，外公尼古拉斯·里卡多·馬爾克斯·梅希亞上校——孫輩們都叫他「老爹」——帶我從阿拉卡塔卡去巴蘭基亞看望父母時，走過幾次。「遇到沼澤，別怕，要敬畏。」他說小池塘也好，桀驁不馴的大洋也罷，只要是水，脾氣都摸不透。雨季有山里來的暴風雨。十二月到四月本該風平浪靜，可只要北方信風呼地一吹，就會夜夜兇險。外婆特蘭基利娜·伊瓜蘭·科特斯——大家都叫她「米娜」——輕易不敢過沼澤，除非十萬火急。她受過一次驚嚇，困在里奧福利奧港等待救援，直到天明。
幸好那晚風平浪靜。天亮前，我去船頭窗前呼吸新鮮空氣，只見漁火點點，如水面繁星，數不勝數。未見漁民們其人，只聞其聲，在沼澤上留下幽靈般的回聲。我把胳膊支在窗台上，眺望遠山，突然間，第一縷鄉愁湧上心頭。
也是在這樣一個清晨，也是在大沼澤，「老爹」讓我在客艙睡覺，自己去了酒吧。不知幾點，生鏽電扇的嗡嗡聲和客艙鐵皮的噼啪聲後，一大群人在鬧騰，把我吵醒了。我當時不到五歲，害怕極了，但我很快鎮定下來，以為自己是在做夢。早上，在謝納加港，外公敞着門，對着門框上的鏡子刮鬍子。我記得十分真切：他沒穿襯衫，背心上永遠掛着寬寬的綠條紋鬆緊帶，邊刮鬍子，邊跟一個人聊天。那人的模樣我至今仍能一眼認出：側臉長得像烏鴉，肯定錯不了；右手有水手文身；脖子上掛着好幾條粗粗的金項鍊，兩隻手腕上戴着金手鐲和金手鍊。我剛穿好衣服，正在床上穿鞋。那人對外公說：
「上校，別不相信，他們想把您扔進水裡。」
外公笑了，接着刮鬍子，並用他特有的傲慢反駁道：
「幸虧他們沒那麼做。」
於是，我明白了前一天晚上為什麼那麼鬧騰。我很吃驚，居然有人想把外公扔進沼澤。
陪媽媽去賣房子的那個清晨，我正在欣賞第一縷陽光將雪山染成藍色，突然回想起了這個永遠說不清道不明的小插曲。在航道里耽誤了不少時間，我們有幸在日光下欣賞到大海和沼澤間那片亮晶晶的沙地。那裡分布着好幾個漁村，海灘上曬着漁網，蓬頭垢面、瘦骨嶙峋的孩子們踢着破布做成的球。街頭景象觸目驚心，許多漁民未能及時扔出炸藥，胳膊被炸飛了。汽艇駛過，遊客們往水裡扔硬幣，孩子們便潛水去撿。
快七點時，我們被困在了離謝納加不遠的臭沼澤里。好幾隊裝卸工蹚着過膝的淤泥，把我們一個個抱上岸，周圍的母雞打成一片，在泥沼里爭搶食物。我們在碼頭慢條斯理地吃了頓早餐，有美味的沼澤海魚和油炸青香蕉。就在此時，媽媽捲土重來。
「爽爽快快告訴我，」她頭也不抬，「怎麼跟你爸爸說？」
我要爭取時間，好好想想：
「說什麼？」
「說他唯一關心的話題，」她有點兒惱火，「你的學業。」
我很幸運。一位無禮的食客對我們激烈的談話倍感好奇，也想知道我為什麼輟學。媽媽答得很快，我有點兒被嚇着了，她一向注重隱私。
「他想當作家。」她說。
「好作家很能賺錢。」那人說得一本正經，「替政府做事，賺得更多。」
不知媽媽是謹慎起見，迴避話題，還是怕聽插話的那人擺事實講道理，兩人竟大肆懷舊起來，感慨起我這一代人的不可預料，說到最後，挖出了許多共同的熟人，與科特斯和伊瓜蘭家族沾親帶故。當年在加勒比海岸，這種事常有，而媽媽總是大驚小怪，認為這是值得慶祝的事件。
我們乘馬車趕往火車站。拉車的只有一匹馬，沒準擁有傳奇血統，全球範圍內僅此一匹。媽媽凝視着從港口沼澤鋪向天邊的貧瘠的鹽鹼地，此地與我有一段歷史淵源：三四歲時，外公牽着我的手，快步走過驕陽下的這片荒地，沒告訴我去往何處。突然，眼前出現了一大片綠色的水面，直冒泡，上面漂着一大群溺水的母雞。
「這就是海。」他告訴我。
我很掃興，問他海的那邊有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
「海沒有那邊。」
今天，從這邊和那邊見過無數次大海後，我依然認為，那是外公最經典的回答之一。之前思來想去，大海都不是這副寒磣樣。海灘上儘是沙礫，在腐爛的紅樹植物纏結錯雜的枝條和貝殼尖利的碎片中，寸步難行，十分可怕！
媽媽應該也在想大沼澤的那片海。剛從馬車左邊看到海，她便感慨道：
「沒有哪片海會像里奧阿查的海那樣！」
這時，我跟她說起那群溺水的母雞。她和所有大人一樣，說那是小孩子的胡思亂想，然後繼續看着沿途風景。根據她不同的沉默方式，我明白了她對每一處的感受。我們經過鐵軌另一邊的紅燈區，彩色的房子，生鏽的屋頂，年邁的帕拉馬里博鸚鵡站在屋檐邊的鐵環上用葡萄牙語招呼顧客。我們經過機車的加水站，碩大的鐵皮屋頂是候鳥和迷途海鷗的棲息地。我們環城而過，看見寬闊荒涼的街道、輝煌不再的房屋：平房，落地窗，練琴聲曾經從早到晚不絕於耳。媽媽忽然用手一指：
「瞧，」她告訴我，「那裡曾經上演世界末日。」
順着她的指頭看過去，我看見了車站：樹皮脫落的木屋，雙坡鋅皮屋頂，長廊形陽台，正對着一個光禿禿的、最多能容納兩百人的小廣場。媽媽說，那裡就是一九二八年軍隊屠殺香蕉工人的地方，死亡人數一直沒有定論。從記事起，我聽外公說過無數次，當年的場景幾乎像我親身經歷過一樣歷歷在目：一名軍人宣讀法令，宣布罷工者均為不法之徒，限五分鐘內離開廣場。毒辣的日頭下，三千名男女老少一動不動。軍官下令開火，機槍嗒嗒嗒吐出灼熱的子彈，驚恐的人群就在這一成不變的嗒嗒聲中，被慾壑難填的機槍一點點吞噬。
上午九點，火車會停靠在謝納加車站，捎上從汽艇和雪山上下來的人，一刻鐘後，接着往香蕉種植園腹地行駛。媽媽和我八點多趕到車站，不過火車晚點了，而且我們是僅有的乘客。她走進空蕩蕩的車廂，開心地叫道：
「真奢侈！是專列！」
我覺得她內心酸楚，在強顏歡笑，因為歲月的創傷在車廂里歷歷可見。這是過去的二等座，不過柳條座椅沒了，上下開合的玻璃窗沒了，只剩下被窮苦老百姓光滑溫熱的屁股磨光了的木頭板凳。車廂和列車都成了老掉牙的古董。過去分三種座位：最窮的坐三等座，長條凳上的木條是直接從裝香蕉和屠宰牲口的木箱上拆下來的；二等座有柳條座椅、銅鑲邊；政府高官和香蕉公司高級職員坐一等座，過道鋪着地毯，包着紅色天鵝絨的扶手椅可以轉向。要是香蕉公司老總、老總的家人和貴賓乘坐，車尾會加掛一節豪華車廂，鍍金窗檐，遮陽玻璃，外加露天茶座，可以在旅途中坐在小桌邊喝茶。我認識的人里，沒人見過這節夢幻車廂的真面目。外公曾兩任鎮長，花起錢來也挺大方，可只有偕女眷出門時，才坐二等座。問他為什麼坐三等座，他說：「因為沒有四等座。」當年，火車最讓人懷念的是它的準時準點，汽笛聲和鎮上的鐘表分秒不差。
那天不知怎的，火車晚點了一個半小時才開動。等它悽慘地嘎吱一聲、慢吞吞地起步時，媽媽畫了個十字，瞬間回到現實。
「這列車的彈簧該上油了。」她說。
或許，整列火車上都只有我們兩個乘客。直到那時，還沒有發生真正讓我感興趣的事。我不停地抽煙，沉浸在《八月之光》里，時不時抬頭望一眼，認一認途經的每一處。火車長鳴，穿過鹽沼地，全速行駛在橙色石子鋪成的凹凸不平的軌道上，車廂顛簸得讓人吃不消。但十五分鐘後，火車減速，悄悄喘息着，駛進了種植園涼爽的綠蔭。空氣越來越悶，感受不到一絲海風。不用放下書，我也知道，火車進入了香蕉種植園的王國。
眼前的世界變了。種植園大道分布在鐵軌兩側，平行地蔓延開去，供運送青香蕉的牛車通行。突然，在不宜播種的土地上出現了紅磚營地、掛着粗麻布窗簾和吊扇的辦公室以及孤零零地矗立在虞美人田野上的醫院。每條河邊都有一座村莊，火車怪叫着駛過鐵橋，在冰冷的河水中洗澡的女孩們如鯡魚般跳了起來，乳房一閃，讓乘客們有些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