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為了講述 - 第3章
加西亞·馬爾克斯
神父說的話只有這句不算老套，他卻解釋不清。最後，抱孩子的女人說上帝不會支持他，讓他感到很挫敗。
懷舊總會無視苦難，放大幸福，誰也免不了受它的侵襲。透過車窗，只見坐在自家門口的男人和沙礫河灘的洗衣婦一臉期待地目送火車經過。在他們眼裡，提着公文箱的外國人就是回來重整旗鼓的聯合果品公司代表。無論見面、串門還是寫信，這句話遲早都會被提起：「聽說公司快回來了。」誰說的？什麼時候回來？為什麼回來？沒人知道，但也沒人質疑。
媽媽以為自己早已不受那些幽靈的糾纏，父母死後，她和阿拉卡塔卡就斷了聯繫。可是，她的夢出賣了她。她會一邊吃早餐，一邊把最有意思的夢說給我們聽，至少，那些夢都包含着對香蕉種植園的思念。最難熬的日子她都挺過來了，沒賣房子，幻想着聯合果品公司一旦回來，房價能翻四倍，可到頭來，還是沒頂住現實生活的壓力。在火車上聽神父說公司有可能回來，她臉一沉，對我耳語道：
「可惜咱們等不了，要不然房子能多賣點兒錢。」
神父侃侃而談那會兒，我們經過了一個小鎮，廣場上麇集着一群人，炎炎烈日下，樂隊正在演奏一支歡快的曲子。在我眼裡，所有鎮子都一個樣。「老爹」帶我去堂安東尼奧·達孔特新開的奧林匹亞影院看電影，我發現西部片裡的車站和我們的車站很像。再後來，我開始讀福克納，小說里的鎮子和我們的鎮子也一樣。這不奇怪。我們原本就是把聯合果品公司當救世主，按照美國臨時營地的風格建造的鎮子。我記得所有這一切，廣場上的教堂，仿佛來自童話世界的三原色的房子；我記得一群群在傍晚高歌的黑人短工、那些坐在莊園棚屋前看貨運列車駛過的僱工，還有一大早在莊園地界旁的水溝里發現的被砍掉腦袋的收割者，他們總是在周六晚上醉酒鬧事；我記得鐵軌那邊阿拉卡塔卡和塞維利亞的美國佬駐地，圍着通電的鐵絲網，像碩大無比的雞籠，夏日涼爽的清晨，被燒焦的燕子黑壓壓一片；我記得孔雀和鵪鶉悠閒地在清冷的藍色草坪上散步，住宅的屋頂是紅色的，窗前有防護網，露台上灰撲撲的棕櫚樹和玫瑰花間，擺着就餐用的小圓桌和摺疊椅；透過鐵絲網，有時能看見戴着寬檐薄紗帽、穿着麥斯林紗裙的弱不禁風的美人拿着金剪刀在花園裡修剪花枝。
自小我就分不清這些鎮子，二十年過去，更分不清了。車站門廊上的牌子掉了，圖庫林卡、瓜瑪奇托、尼蘭迪亞、瓜卡馬亞等田園詩般的地名隨之消失，所有鎮子都比記憶中更荒涼。上午十一點半，火車停靠在塞維利亞車站，換機車、加水，度過漫長的十五分鐘。天熱起來了。火車再次開動，只要拐彎，新換的機車就會向後甩出一股股的煤煙，吹進沒有玻璃的窗戶，弄得我們一身黑。神父和那兩個女人不知在哪站下了車，我們沒有留意。如此一來，我和母親更覺得這列幽靈般的火車上只有我們兩個乘客。媽媽坐在我對面，望着窗外，已經打了兩三個盹兒，突然醒來後，又問起那個嚇人的問題：
「我跟你爸爸到底要怎麼說？」
看來，她不會讓步，無論如何都要讓我打退堂鼓。先前她提了好幾個辦法，都被我立刻擋了回去。我知道，她只是稍事休息，不會停戰太久。即便如此，她再次試探時，我還是嚇了一跳。或許是為了打另一場徒勞的持久戰，我用比之前稍微鎮定些的語氣回答道：
「告訴他，這輩子我只想當作家，也一定能當上。」
「你想當什麼，他不反對，」她說，「只要你能拿個學位。」
她沒看我，假裝欣賞窗外的風景，沒心思說話。
「您明知我不會讓步，還這麼堅持幹嗎？」我說。
她立馬盯着我的眼睛，好奇地問：
「你怎麼知道？」
「因為您和我是一路人。」我說。
火車停靠在一個沒有鎮子的車站，沒過多久，又途經路線上唯一一片香蕉園，大門上寫着名字：馬孔多。外公最初幾次帶我出門旅行時，我就被這個名字吸引，長大後才發覺，我喜歡的是它詩一般悅耳的讀音。我沒聽說過甚至也沒琢磨過它的含義；等我偶然在一本百科全書上看到解釋（熱帶植物，類似于吉貝，不開花，不結果，木質輕盈、多孔，適合做獨木舟或廚房用具）時，我已經把它當作一個虛構的鎮名，在三本書里用過了；後來我又在《大英百科全書》上見過，說坦噶尼喀有一個名叫馬孔多的種族，居無定所，四海為家。也許，這才是詞源。不過，我沒做過調查研究，也不知道馬孔多樹長什麼樣，在香蕉種植園區問過幾次，誰也說不清楚。也許，這種樹根本就不存在。
火車會在十一點經過馬孔多種植園，十分鐘後停靠在阿拉卡塔卡車站。陪媽媽去賣房子那天，火車晚點了一個半小時。火車加速時，我在廁所，破車窗里吹進乾熱的風，舊車廂震天響，鳴笛聲聽了魂魄散。我的心抖抖索索，胃裡翻江倒海，直犯噁心，手腳冰涼。遇到地震才會這麼害怕，我飛快地衝出廁所，見媽媽不動聲色地坐在位子上，高聲報出一個個地名。它們從窗外掠過，如同昔日不再重來。
「那就是他們賣給我爸爸的那塊地，說地裡頭有金子。」她說。
基督復臨派教師的住所像流星一般閃過，花園裡鮮花盛開，門牌上用英語寫着：陽光普照。
「那是你學會的第一句英語。」媽媽說。
「不是第一句，」我說，「是唯一一句。」
火車駛過水泥橋，溝里的水渾濁不堪，美國佬給河流改道，引水進種植園。
「紅燈區！男人們整夜跳昆比安巴舞，把一卷卷的鈔票當蠟燭點燃。」她說。
散步道旁的長條椅，被陽光映紅的巴旦杏樹，我在那裡學會認字的蒙台梭利學校的公園。轉瞬間，在二月那個明媚的周日，阿拉卡塔卡鎮的全景在窗外閃亮登場。
「到站了！」媽媽感嘆道，「沒人等火車了，這世界變化真快。」
火車鳴笛，減速，一陣長長的呻吟後，停下。首先震撼我的是寂靜，一種有形的寂靜，即使蒙上眼我也能在世上的其他所有寂靜中分辨出它來。熱浪滾滾，看什麼都像隔着一層流動玻璃。目力所及之處，無生命跡象，到處都蒙着一層薄薄的、滾燙的灰塵。媽媽望着死寂的鎮子和空無一人的街道，又坐了幾分鐘，驚恐地叫道：
「天啊！」
下車前，她只說了這麼一句話。
火車在時，我們沒有感到全然孤獨，但當它突然撕心裂肺地鳴着笛開走後，媽媽和我相對無言，無助地站在大太陽底下。鎮子沉甸甸的淒涼撲面而來，鋅皮頂、木結構、長廊形陽台的老車站，像挪到了熱帶的西部片場景。我們穿過無人照料的車站——車站地上墁的花磚已經被野草擠得開裂——走進在巴旦杏樹的庇蔭下沉睡的午後。
我自小痛恨午睡，大人躺倒，孩子無所事事。「噓！別說話，我們在睡覺。」午睡的人在睡夢中悄聲提醒。商店、學校、公共機構十二點關門，下午快三點才開門。屋裡的空氣讓人昏昏欲睡。有些屋子裡實在太熱，人們索性在院子裡掛起吊床，在巴旦杏樹的樹蔭下擺上凳子，當街坐着午睡。開門的只有車站對面的旅館（含酒館和檯球廳）和教堂後面的電報所。鎮子和記憶中一模一樣，只是小了點兒，破了點兒，被如暴風驟雨般襲來的厄運夷平：房子漸漸腐朽，鋅皮屋頂被鏽蝕出了窟窿，防洪堤上散布着花崗岩長凳的殘骸和令人傷感的巴旦杏樹。灼熱的灰塵雖說無形，卻能扭曲視線，灼傷皮膚。鐵軌那邊，香蕉公司天堂般的私人領地沒有了通電的鐵絲網，沒有了棕櫚樹，灌木叢生，斷壁殘垣間開出了虞美人，醫院也只剩火後廢墟。每扇門、每道牆縫、每處人留下的痕跡都與我產生一種超自然的共鳴。
媽媽挺直腰板，步履輕盈地往前走，喪服下微微出汗。她一言不發，蒼白的臉色和瘦削的側影暴露出她此時此刻的內心活動。走到防洪堤盡頭，我們才看見一個人。哈科沃–貝拉卡薩街拐角出現了一個瘦小的女人，看樣子很窮，端着一口白鑞小鍋，蓋子沒蓋好，一路都在響。她從我們身邊走過，媽媽沒看她，悄悄對我說：
「是比塔。」
我也認出來了。她自小在我外公外婆家的廚房裡幹活，要是她肯看我們一眼，即便我們變化再大，她也能認得出。可是她沒有：她行走在另一個世界裡。直到今天，我還在問自己：是不是在那天很久以前比塔就已不在人世？
拐彎。塵土滲進涼鞋，十分燙腳。無助感壓抑着我。這時，我看見了自己，看見了媽媽，就像兒時看見一個小偷的媽媽和妹妹。在我看見她們前一周，小偷想撬開瑪利亞·孔蘇埃格拉家的門鎖，被她一槍擊斃。
凌晨三點，大門外有動靜，有人想撬鎖，瑪利亞·孔蘇埃格拉醒了。她摸黑起床，在衣櫥里摸到一把「千日戰爭」後就再沒人用過的老式左輪手槍。黑暗中，她找到大門，雙手握槍，估准高度，對準鎖眼，閉上眼，扣動扳機。她以前從沒開過槍，但那一槍穿過大門，正中目標。
那是我見過的第一個死人。早上七點，我去上學時，屍體還在人行道上，地上的血跡全乾了。死者的臉被打得稀巴爛，子彈穿過鼻子，從耳朵里出來。他穿着法蘭絨彩條水手服、普通褲子，褲帶是根龍舌蘭繩，光着腳。他身旁的地上是一整套撬鎖工具。
就瑪利亞·孔蘇埃格拉將小偷擊斃這件事，鎮上有頭有臉的人紛紛上門對她表示慰問。那晚，我和「老爹」也去了。她坐在一把碩大的馬尼拉孔雀藤椅上，被熱情的朋友們簇擁着，把那個故事講了上千次。她說因為怕才開槍，所有人都點頭稱是。外公問她，槍響後，有沒有聽到其他聲音。她說，開始很靜很靜，後來金屬撬鎖工具「哐當」一聲掉在水泥地上，緊接着是虛弱而極度痛苦的聲音：「哎喲，我的媽！」看來，外公問起，她才意識到那是令人心碎的呻吟，那時她才失聲痛哭。
事情發生在周一。接下來那周的周二中午，大家都在午睡，我和我一生中最早結識的朋友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亞在玩陀螺，突然發現午睡的人們都提前醒了，趴在窗口。這時，我們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看見一個身着重孝的女人牽着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女孩。女孩抱着一束花，花枯了，用報紙包着。太陽毒，她們打着黑傘，對張望的人視而不見。她們是被擊斃的那個小偷的媽媽和妹妹，要去墳前獻花。
這一幕在我腦海中縈繞多年，是趴在窗口的所有人共同的夢境。後來我寫了篇故事，才算解脫。問題是，直到陪媽媽去賣房子，直到自己也在午睡時分孤零零地走在同一條街道上時，我才意識到當年那對母女厄運之下，尊嚴猶在。
「我感覺我像那個小偷。」我說。
媽媽沒聽明白，經過瑪利亞·孔蘇埃格拉家門前時，也沒瞅上一眼。子彈打穿了門，修復的痕跡還在。多年以後，我和她回想起那次旅行，證實了她分明記得那件慘案，但她寧可忘記。經過堂埃米利奧故居時，這點更為明顯。我們都叫他「比利時人」，他是一戰老兵，在諾曼底雷區雙腿癱瘓，為了告別痛苦的回憶，獲得永遠的解脫，在一個五旬節的周日吸氰化金自殺了。那年我才六歲，但早上七點的死訊引發的混亂卻猶如昨日發生的一般歷歷在目。我們回鎮上去賣房子，媽媽才打破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沉默。
「可憐的『比利時人』！」她嘆息道，「就像你說的，他再也下不了象棋了。」
我們原本計劃直接去老宅。可是，走到還差一個街區時，媽媽突然停下，在前一個路口拐彎。
「從這兒走！」我想知道原因，她說：「我怕。」
於是我明白了自己感到噁心的原因：害怕，不僅僅是怕見到那些幽靈，而且是什麼都怕。因此，我們捨近求遠，走了另一條與老宅平行的街，無非是為了不經過老宅門口。「看房子之前，我得先找人說說話。」媽媽後來似乎這麼說過。於是，她幾乎是拖着我，未經通報就闖進了阿爾弗雷多·巴爾沃薩大夫在離我家老宅不到百步的街角開的藥店。
大夫的妻子阿德里亞娜·貝爾杜戈心不在焉地坐在老式搖柄縫紉機旁，沒留意到媽媽站在她面前。媽媽輕輕地叫她一聲：
「大妹子。」
阿德里亞娜戴着厚厚的老花鏡抬起頭。她摘下眼鏡，遲疑片刻，張開雙臂一躍而起，哀聲叫道：
「哎呀，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