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為了講述 - 第4章
加西亞·馬爾克斯
這是香蕉公司時代最好的藥店，然而昔日的影子只剩藥櫃抽屜的燙金字母和搪瓷把手。縫紉機、天平、墨丘利節杖、依然在走的擺鐘、印着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亞麻油氈壁毯、快散架的搖椅，兒時見過的物品都在，還在原處，只是經歷了歲月的滄桑，有些走樣。
阿德里亞娜本人也在與時間的戰鬥中敗下陣來。儘管和過去一樣穿着熱帶大花裙，但那股中年過後依然聲名遠揚的精神頭兒和精明勁兒早已蕩然無存，始終不變的只有那股讓貓聞風喪膽的纈草味兒，餘生中我時常懷着一種災禍之感想起這股味道。
阿德里亞娜和媽媽哭完，只聽隔板後傳來短促劇烈的咳嗽聲。她再現了部分昔日風采，隔着木板大叫：
「大夫，」她問，「你猜誰來了？」
大夫脾氣不好，在隔板那邊用粗重的聲音索然無味地問了一句：
「誰啊？」
阿德里亞娜沒有回答，招呼我們去店後面的小屋。兒時的恐懼突然襲來，讓我邁不開步子，嘴裡直泛苦水，但我還是跟着媽媽往裡走。這裡原本是雜亂無章的實驗室，如今改成了臨時臥室。阿爾弗雷多·巴爾沃薩大夫比陸地上和海洋中的所有人和動物都要蒼老。他沒穿鞋，裹着那件傳說中的粗棉睡衣——像懺悔服——仰面朝天，躺在那張永恆的破吊床上，直愣愣地望着屋頂。聽見有人進來，他轉過頭，黃眼珠亮晶晶的，盯着我們看。他終於認出媽媽，驚呼道：
「路易薩·聖地亞加！」
大夫像老家具般疲憊不堪地從吊床上坐了起來，總算像個人了，他跟我們快速握了握手，他的手很燙。他注意到我的反應，告訴我說：「一年來，我一直在發燒，原發性的。」緊接着，他從吊床上下來，坐到床上，氣息奄奄地對我們說：
「這個鎮子經歷了什麼，你們怎麼也想不到！」
只這一句總結了一輩子的話，足以讓我看出，大夫還是老樣子，既孤獨又悲傷。他又高又瘦，發質好，帶金屬光澤，胡亂剪剪就成，黃眼珠炯炯有神，我小時候最怕見到他。下午放學後，我們趴在他臥室的窗台上，越怕，越想往裡看。他躺在吊床上晃來晃去，晃得很高，好讓自己涼快一些。我們就這樣死死地盯着他，直到他發覺，猛地回頭，眼裡直冒火。
第一次見他，我才五六歲。一天早上，我和同學溜進他家後院，去偷樹上的大芒果。院子一角有個木板搭成的廁所。突然，廁所門開了，他一邊系褲帶，一邊往外走。他穿着白大褂，在我眼裡，像外星人，蒼白，瘦削，那對黃眼睛仿佛地獄裡狗的眼睛，永遠盯着我。別人都從小門跑了，只有我被他盯得愣在原地。他看看我從樹上摘下的芒果，伸出手，喝道：
「給我！」他眼神十分輕蔑，將我上下打量，「院子裡的小毛賊！」
我把芒果扔到他腳下，落荒而逃。
他是我的噩夢。一個人走，我會繞很遠的路，為的是不從他家門口過。跟大人走，我也只敢偷偷地往藥店瞟一眼：阿德里亞娜永遠坐在櫃檯後面，縫紉機邊，仿佛在服一種無期徒刑；隔着臥室窗戶，只見大夫躺在吊床上晃來晃去，晃得很高，看一眼，就足以讓我起一身雞皮疙瘩。
二十世紀初，大夫和無數委內瑞拉人逃離胡安·比森特·戈麥斯暴政，從瓜希拉省入境，來到阿拉卡塔卡鎮。兩股相反的力量讓他加入了先驅者的行列：他們國家暴君的殘暴和對我們國家「香蕉熱」的幻想。大夫來到鎮上，靠仁心仁術——當年叫臨床眼光——贏得聲譽，成為外公外婆家的常客，那時家裡常設流水席，招待乘火車來的客人。媽媽是他大兒子的教母，外公也教那孩子防身術。我在委內瑞拉先驅者的陪伴下成長，後來又在逃離內戰的西班牙流亡者的陪伴下長大。
媽媽和我坐在離床不遠的地方，聽大夫絮叨將鎮子摧毀的悲劇的種種細節，而早已被人遺忘的大夫當年在我幼小的心靈里激起的恐懼所殘留的最後一點兒痕跡，此時也消散了。在熱得透不過氣的房間裡，他說得繪聲繪色，每件事情我們都仿佛親眼所見。萬惡之源當然是軍隊屠殺香蕉工人，但歷史真相如何，死了三個還是三千個，依然迷霧重重。大夫說，也許沒死那麼多，可每個人都根據自身的傷痛將數字往上加。如今，香蕉公司早已一去不復返。
「美國佬永遠不會回來了。」他下了定論。
唯一鐵板釘釘的是，他們捲走了一切：錢、十二月的清風、切麵包的餐刀、午後三點的驚雷、茉莉花香和愛。只留下灰頭土臉的巴旦杏樹、耀眼的街道、木頭房子、生鏽的鋅皮屋頂，以及被回憶擊垮、沉默寡言的人。
那天下午，鋅皮屋頂上噼里啪啦，如雨點在敲，嚇了我一跳，大夫這才第一次正眼瞧我。「是禿鷲，」他說，「成天在屋頂上走來走去。」他又有氣無力地指着關好的門：
「晚上更糟，能聽見死人在街上走。」
他留我們吃午飯，沒有理由拒絕，賣房子只需簽署正式合同就行了，買主就是房客，細節都通過電報事先談妥了。時間夠不夠？
「足夠！」阿德里亞娜說，「如今連火車什麼時候來都沒準兒。」
於是，我們一起吃了頓克里奧爾風味的午飯。粗茶淡飯，跟錢沒關係，大夫過日子——包括飲食——崇尚簡樸。清湯入口，沉睡的世界在記憶中醒來。兒時的味道，離開鎮子後久違的味道，又一勺勺原封不動地喝回來了，一陣陣讓我揪心。
剛開始聊，我就覺得自己還是那個趴在窗台上嘲弄他的孩子，所以當他用跟母親說話時那種既嚴肅又親切的口吻跟我說話時，嚇了我一跳。小時候情況不妙、心慌意亂時，我會快速、連續地眨眼。大夫一看我，我就不由自主地條件反射，快速、連續地眨眼。酷熱難當，我走了一會兒神，不禁納悶：如此和藹、戀舊的老人怎麼會是我兒時的噩夢？他沉默了好一會兒，之後，不知說到什麼無關緊要的話題，他露出祖父般的笑容望着我。
「這麼說，你就是那個了不起的加比托。」他問我，「在念什麼？」
為了掩飾我的心慌意亂，我魂不守舍地歷數學業：在公立寄宿學校念完中學，成績優異；在法律繫念了兩年多大學，亂七八糟；做新聞，邊干邊學。媽媽一聽，想讓大夫幫腔，趕緊開口。
「您瞧瞧，大妹夫，」她說，「他想當作家。」
大夫眼睛一亮。
「太棒了，大姐！」他說，「老天有眼。」他轉頭問我：「寫什麼？寫詩？」
「寫小說和故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兒。
他頓時來了精神，問我：「讀過《芭芭拉夫人》嗎？」
「當然，」我回答道，「羅慕洛·加列戈斯的全部作品我幾乎都讀過。」
精神振奮的他興致勃勃地對我們說，羅慕洛·加列戈斯在馬拉開波做講座時，他去聽過，深感他人如其文，對他仰慕之至。事實上，當時，我滿腦子都是密西西比河的家世小說，開始覺得我們的本土小說存在種種缺陷。不過，能和兒時的「大惡魔」交談甚歡，已是奇蹟，索性隨了他的興致。我跟他聊我在《先驅報》上的每日「長頸鹿專欄」，首次披露了我們即將創辦一本雜誌的意圖。我越聊越自信，不僅聊到刊物定位，還提前透露刊名為「紀事」。
他上上下下、仔仔細細地打量我。
「你文筆如何，我不知道。」他說，「不過聽你的口氣，已經是個作家了。」
媽媽趕緊解釋，我想當作家，誰也沒攔着，只要能拿個學位，這輩子有個保障。大夫才不管這麼多，只談作家這個話題。他說自己當年也想成為作家，但他的父母和我母親的理由一樣，勸他當兵不成，又逼他學醫。
「您瞧，大姐，」他最後說，「我當了醫生，手上死的病人，上帝喚走多少，我害死多少，根本說不清。」
媽媽沒轍了。
「最糟的是，」她說，「我們辛辛苦苦供他上學，好端端的法律系，他居然不念了。」
但大夫反倒覺得這恰恰是個人志向無法動搖的明證，只有愛情的力量可以與之媲美。尤其是藝術志向，最為神秘，讓人甘願奉獻一生、不求回報。
「個人志向與生俱來，背道而行，有礙健康，」他說，伴着共濟會終身會員的爽朗笑容，「順勢而行，妙藥靈丹。」
大夫居然言我所不能言，我驚呆了。媽媽恐怕也這麼想，她默默地看了我好一會兒，隨後欣然認命。
「怎麼跟你爸爸說？」她問。
「就照大夫的話說。」我答。
「不行，那樣沒用。」她又想了一會兒，「你就別擔心了，怎麼跟他說，我自有辦法。」
不知她有何辦法，還是後來又想了別的轍，不過，爭論到此為止。鐘敲了兩下，像滴了兩滴水，媽媽一激靈。「天啊！」她說，「我把來這兒的正事給忘了。」她起身告辭：
「我們得走了。」
站在街對面，我看了老宅第一眼，跟記憶中大不一樣，哪裡還是那個讓我魂牽夢縈的宅子？門前的兩棵巴旦杏樹——多少年來，它們就是家的標誌——早已被連根拔去，孤零零的宅子暴露在風吹日曬中。烈日底下只剩區區三十米寬的門面，一半是磚坯牆外加瓦片屋頂，讓人想起玩具屋，另一半是沒有刨平的木板。門關着，媽媽先慢慢敲了幾下，後來使了點兒勁，隔着窗戶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