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為了講述 - 第5章

「有人嗎？」

門慢悠悠地開了一條縫，一個女人站在陰影里問道：

「請問有何貴幹？」

媽媽的口氣不由得威嚴起來：

「我是路易薩·馬爾克斯。」

門大開。一個骨瘦如柴、面容蒼白、身穿喪服的女人好似從另一個世界看着我們。客廳盡頭，有個老人坐在輪椅上晃來晃去。作為這裡多年的房客，他們提議把房子買下來。可他們不像能買得起房子，而房子也沒什麼賣相。媽媽收到電報，房客說願意先付一半現金，她開收條，餘款等年內辦完手續再付。但他們誰也不記得安排了這次會面。說了半天，等於雞同鴨講，唯一弄明白的是，不存在任何協議。媽媽說暈了，也熱暈了，汗如雨下，環顧四周，不禁嘆了口氣。

「可憐的房子就快倒了。」她說。

「早該倒幾百回了。」老頭說，「沒倒，是因為我們花錢做了維護。」

他們有一份維修拖欠款清單，租金能抵一部分，算來算去，我們倒欠他們錢。媽媽雖說心慈手軟，遇上生活的險阻也能迎頭而上。她據理力爭，但我沒幫腔。因為從一開始，我就發覺買家有理。電報里並未說明售房日期和售房方式，這些都有待商榷。老毛病：家裡人又在瞎矇。我能想象出當時的場景：收到電報後，在飯桌上拍板。不算我，還有十個擁有相同權利的兄弟姐妹。最後，媽媽東拼西湊了幾個比索，收拾了一個她學生時代的書包上路，身上帶的錢只夠買一張回程票。

媽媽和女房客決定從頭理論，不到半小時，我們就發現，這買賣沒法兒做。有些問題根本解決不了，我們都忘了這房子做抵押貸了一筆款，好多年後才能結清，結清了才能賣。女房客又想扯出陳芝麻爛穀子的事，媽媽毅然決然地攔住了她的話頭。

「這房子我們不賣了！」她說，「就當我們生在這兒，也要死在這兒！」

那天下午餘下的時間裡，在火車到站之前，我們以懷舊之情回憶起有關那座充滿鬼魂的宅子的點點滴滴。整棟宅子都是我們的，但只有臨街出租的部分還能住人，外公曾在那兒辦公。其餘牆面千瘡百孔，鋅皮屋頂鏽跡斑斑，蜥蜴爬來爬去。媽媽站在門檻旁，目瞪口呆，十分堅決地叫道：

「房子不是這個樣子的！」

她沒說該是哪種樣子，兒時，關於老宅的歷史，大家各執一詞，至少有三個不同版本。聽外婆說，這裡最早是印第安人的棚屋，她的口氣很不屑。後來，外公外婆將它翻蓋成泥巴葦子牆、棕櫚葉屋頂的宅子，客廳寬敞明亮，餐廳像露台，花團錦簇，臥室有兩間，庭院裡種着一棵參天栗樹，菜園精心打理過，山羊、母雞和豬在牲口圈裡和平共處。按最普遍的說法，這棟宅子在某年的七月二十日，獨立日慶典時，被落在棕櫚葉屋頂的煙火燒成了灰燼。那些年戰事頻仍，到底哪年誰也說不清。大火過後，只留下水泥地和兩間朝街的房子。「老爹」任公務員的時候，常常在那裡辦公。

餘燼猶溫，家裡人便建造了這最後的棲息地。八間房一字排開，長長的走廊，欄杆旁一溜秋海棠，女眷們趁下午涼快，坐在那裡繡繡花，聊聊天。房間式樣簡單，彼此之間也沒有什麼不同，但我一眼就看出，我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時刻就隱藏在這些房間無數的細節里。

第一間是會客室兼外公的私人辦公室。屋裡有開合式書桌、沙發轉椅、電風扇。空蕩蕩的書櫃裡，只有一本碩大無比的綻了線的書：一部西班牙語詞典。緊鄰的是外公的金銀作坊，他在那兒製作身子會動、鑲着綠寶石眼睛的小金魚，不為糊口，只憑興致，度過了最美好的時光。他在那兒接待過大人物（特別是政治家）、丟了飯碗的公務員和退伍老兵。兩位歷史人物也在其中，拉斐爾·烏里韋·烏里韋將軍和本傑明·埃雷拉將軍分別來家裡吃過飯。烏里韋·烏里韋將軍飲食有度，讓外公終生難忘：「他吃得像小鳥一樣少。」

根據加勒比文化，女眷禁入辦公室和手工作坊，正如法律明文規定，鎮上的酒館禁止女性入內。可是後來，辦公室居然變成了病房，佩特拉姨姥姥在裡面去世，「老爹」的姐姐、久病不愈的維內弗里達·馬爾克斯臨終前幾個月也是在那兒度過的。再後來，那兒又變成女眷專用客房，許多女眷曾在那兒暫住或久住，兒時的我有幸成為唯一能在兩個世界裡都得到優待的男性。

走廊拓寬一段，便是餐廳，女眷們坐在欄杆旁繡花。餐桌可坐十六人，客人每天中午乘火車到來，有意想之中的，也有意料之外的。媽媽重回舊地，看着殘破的秋海棠花盆、腐爛的花根和被螞蟻蛀空的茉莉花樹幹，緩過神來。

「茉莉花香有時濃郁得讓人無法呼吸。」她望着炫目的天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可從那以後，我最懷念的是午後三點的驚雷。」

我聽了一驚。我也記得驚醒午睡的那聲巨響，像石頭連續滾過。不過，我從未意識到雷聲只在午後三點響起。

走廊後面還有一間會客室，只在特殊場合使用。日常待客，男賓在辦公室，女賓在秋海棠長廊，一律用冰鎮啤酒招待。神奇的臥室世界從那兒開始：頭一間是外公外婆的臥室，門很大，面向花園，雕花木板上刻着落成年代：一九二五。在那裡，出乎意料地，媽媽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她用勝利的口吻叫道：

「這兒就是你出生的地方！」

我要麼之前不知道，要麼就是忘記了。而我睡到四歲的那張嬰兒床在下一間臥室里，外婆一直留着。我原本把它忘了，但一見到它，我就回想起自己穿着簇新的藍色碎花連衫褲、大哭大鬧叫人來換裝滿屎的尿布的場景。當時，我只能勉強抓着那張嬰兒床的圍欄站立。床又小又不結實，像嬰兒睡籃。親戚朋友們老笑話我，說我這個小屁孩着急起來的樣子像個大人。我說，那麼着急，不是因為大便噁心，而是怕弄髒簇新的連衫褲。換言之，不是愛乾淨，而是愛漂亮。這件事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是身為作家的我最初的記憶。

那間臥室沒有祭壇，擺放着真人大小的聖徒像，比教堂里的更逼真、更陰森。外公的表妹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梅希亞一直住在這兒，我們叫她「嬸嬸」。在她父母雙亡後，她儼然成了家裡的女主人。我睡在旁邊的一張吊床上，長明燈下，聖徒眨巴着眼睛，把我嚇壞了。那盞燈等到所有人都去世後才會滅掉。媽媽沒出閣前也睡在這兒，也被聖徒們嚇得夠嗆。

走廊盡頭的兩間房大人們不讓我進。外間住的是胡安·德迪奧斯舅舅婚前的私生女薩拉·埃米莉亞·馬爾克斯表姐。她由外公外婆一手帶大，自小天生麗質，個性鮮明，有全套卡列哈精美童書，彩色插圖，它們勾起了我最初的文學興趣。可她怕我把書弄亂，怎麼也不讓我碰。這是身為作家的我最初的失落。

裡間是雜物間，堆着沒用的箱子和其他物品，我好奇了好多年，就是沒辦法進去尋寶。後來我才知道，當年媽媽放假約同學來玩，外公外婆專門購買的七十個便盆也放在裡面。

隔着走廊，那兩間房的對面是大廚房，有原本石砌的小灶和外婆後砌的大灶。外婆是專業麵包師加甜點師，小動物形狀的糖果大清早香氣撲鼻。廚房是女人們的地盤，她們在這兒幹活，也在這兒生活。外婆的活兒頭緒多，大家邊唱邊忙。了不起的洛倫索是外曾祖父母留下的鸚鵡，恐怕有一百歲了，會喊反抗西班牙的那些口號，唱獨立戰爭時的歌曲。它瞎得厲害，掉進過湯鍋里，幸好水剛開始燒，這才讓它撿回了一條小命。某年的七月二十日，下午三點，它悽厲的叫聲差點兒把房頂掀翻：

「公牛！公牛！公牛來了！」

男人們都出門去參加國慶鬥牛比賽了，家裡只剩下女人，她們都以為鸚鵡老年痴呆，胡說八道。她們知道怎麼跟鸚鵡交流，但直到一頭從廣場上的牛欄里逃出來的野牛怒吼着衝進廚房，瞎撞一氣，她們才明白它在叫什麼。做麵包的家什和灶台上的鍋都遭了殃。女人們嚇破了膽，一陣風似的往外逃。我正往廚房走，被她們一把抱住，躲進了食品儲藏室。那頭失控的牛在廚房裡的怒吼聲加上走廊水泥地上急促的牛蹄聲震得房子一個勁兒地晃。突然，天窗里探進牛腦袋，它灼熱的口氣和碩大的眼睛嚇得我手腳冰涼。長矛手趕來，把牛帶回牛欄，如火如荼的討論就此展開。咖啡一壺壺地煮，布丁一盤盤地上，戲劇性的場面一遍遍地說，持續了一個多星期，嘰嘰喳喳，有滋有味。每說一遍，劫後餘生的女人們的形象就又高大一些。

庭院看起來好像不大，樹的種類卻不少，一個沒有屋頂的洗澡間，外帶一個水泥砌成的蓄水池用來接雨水，還有一個高高在上的平台，要爬一架三米左右、不太結實的梯子才能上去。那兒放着兩隻大桶，外公大清早搖手搖泵，將水打滿。再過去是馬廄（木板沒有上漆）和僕人房，最後是開闊的果園。家裡唯一的糞池也在那兒，印第安女傭日復一日地在這裡倒尿盆。最鬱鬱蔥蔥、熱情好客的當數那棵早已跨越時空的栗樹。上世紀打了那麼多場內戰，至少有兩位退役上校是在那棵古樹下撒尿時死去的。

在我出生前十七年，外公外婆把家搬到了阿拉卡塔卡。當時，聯合果品公司壟斷全球香蕉市場的騙局剛剛上演。一同搬來的還有他們二十一歲的兒子胡安·德迪奧斯、十九歲的女兒瑪格麗塔·馬里亞·米尼亞塔·德阿拉克蓋和當時五歲的我的媽媽路易薩·聖地亞加。媽媽出生前，外婆懷過一對雙胞胎，四個月時意外流產。懷上媽媽後，她說四十二歲了，生完這個，再也不生了。過了差不多半個世紀，同樣年齡的媽媽在同樣的情況下說了同樣一番話，呱呱墜地的埃利希奧·加夫列爾是她第十一個孩子。

舉家遷往阿拉卡塔卡，是想忘記過去。儘管奴隸制已經廢除，他們還是按一人一百比索的價錢買來了兩名瓜希拉印第安男僕阿利尼奧、阿波利納爾和一名印第安女僕梅梅。上校曾在捍衛榮譽的決鬥中殺過人，事後追悔莫及。往事不堪回首，他帶上必需品，想逃得越遠越好。多年前，他曾途經此地，當時還在打仗，他以總軍需官的身份前往謝納加，出席《尼蘭迪亞協定》的簽署儀式。

新家沒有給他們帶來平靜，貽害無窮的自責情緒甚至會傳染給某個誤入迷途的玄孫。外婆米娜眼睛瞎了，腦子也有些糊塗，時常激動地回憶往事，我們這才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當年，謠言滿天飛、大禍臨頭時，只有她是事後才得知決鬥這回事。

事情發生在巴蘭卡斯。它坐落在內華達山脈的支脈上，是個太平繁榮的小鎮。上校在這裡跟他的父親和祖父學會了金匠手藝，簽署停戰條約後，他回歸故里。對手是個大個子，比他小十六歲，跟他一樣，是個死心塌地的自由黨人，天主教徒，農民。大個子家境貧寒，結婚不久，有兩個孩子，聽名字就是個好人：梅達多·帕切科。最讓上校痛心的是，與戰場上遭遇的無數不知名姓的敵人不同，他們是老朋友、黨內同志兼「千日戰爭」戰友。太平年代，兩人卻要生死相搏。

那是現實生活中第一樁激發我創作靈感的事，讓我久久不能忘懷。自懂事起，我就發現此事對全家舉足輕重，然而，細節始終雲山霧罩。媽媽當年只有三歲，老覺得那是一場不着調的夢。大人們當着我的面閃爍其詞，說法不一，讓我永遠琢磨不透。最可信的說法是：梅達多·帕切科的母親聽說外公出言侮辱了她，便唆使兒子去報仇，替她挽回名譽。外公當眾闢謠，向母子倆做了解釋。誰知梅達多·帕切科積怒未消，出言反攻，說外公身為自由黨人，行為可恥。是何行為，我也不甚清楚。外公顏面掃地，約他擇日決一死戰。

上校從挑戰到決鬥期間的所作所為堪稱表率。他悄無聲息地將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命運只有兩種安排：要麼死，要麼入獄。無論怎樣，他都要確保家人的安全。他不慌不忙地變賣了最後一次戰爭後僅剩的家產：金銀作坊和他父親留下的、他用來養山羊和種甘蔗的一小塊土地。六個月後，他把所有資金壓在箱底，靜候決鬥日的到來。日子是他定的，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二日，發現新大陸紀念日。

梅達多·帕切科住在鎮外，他不會錯過那天下午紀念聖女皮拉爾的宗教遊行，我外公知道。出門前，梅達多·帕切科給妻子留下一封情深意切的短箋，告訴她錢放在哪兒，對兒女的將來也各有規劃。他把信放在兩人共用的枕頭底下，妻子睡覺時一定會看見。他沒有和任何人告別，便出門去迎接他的惡時辰。

就連那些最不可信的說法也一致認為：決鬥發生在十月的一個星期一，那天是典型的加勒比天氣，烏雲壓頂，淒風苦雨。梅達多·帕切科身着節日盛裝，剛拐進一條死胡同，就被馬爾克斯上校攔住。兩人都有武器。多年以後，外婆說胡話時，總說：「上帝給過親愛的尼古拉斯機會，讓他饒了那個可憐人的性命，可他不知道抓住機會。」外婆這麼想，恐怕是因為上校跟她說過，他突然攔住梅達多·帕切科時，看見他眼裡閃過一絲痛苦。上校還說，他碩大的身軀倒在灌木叢里，發出呻吟，沒有言語，「像小貓落水時的慘叫」。「老爹」去向鎮長自首，套用了一句對仗工整的俗語：「榮譽之彈戰勝了權力之彈。」很有當年自由黨人的風度，但我覺得這不像是外公說的話。問題是沒有證人。外公和雙方證人的呈堂證供本該是最權威的說法，只可惜卷宗即使存在過，也已不知所蹤。我聽過無數版本，沒有任何兩種雷同。

這件事讓鎮上的家家戶戶吵翻了天，連死者家人也持不同觀點。有些提議復仇，有些卻把特蘭基利娜·伊瓜蘭和她的兒女們接到自己家裡去避風頭。兒時，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我背着上一代人的罪過，深切自責，直到如今，落筆之時，我依然更同情死者家人，而非自家人。

保險起見，「老爹」先被帶到里奧阿查，又被帶往聖馬爾塔，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半年監禁，半年監外執行。他剛出獄，就帶全家去謝納加玩了幾天；後來又去巴拿馬，留下了一筆風流債和一個女兒；最後他在阿拉卡塔卡落腳，在地方財政部門任收稅官，工作既危險又不受人待見。他不再持槍上街，哪怕香蕉工人暴動、時局動盪時也沒有，只把左輪手槍壓在枕頭底下以備自衛防身。

經歷過梅達多·帕切科的噩夢，阿拉卡塔卡也遠非夢想中的樂土。這裡原本是奇米拉族印第安人農莊，位置偏遠，時運不濟，既不受上帝眷顧，也不受謝納加市法律制約，沒有在「香蕉熱」的光環下，而是在其陰影里被載入史冊。阿拉卡塔卡（Aracataca）不是鎮名，而是河流名。在奇米拉語裡，阿拉（ara）的意思是「河」，卡塔卡（Cataca）是族人對首領的稱呼。因此，我們當地人不把鎮子叫阿拉卡塔卡，而是按原來的稱呼，叫它卡塔卡。

當外公為了喚起家人的熱情，說這兒遍地鈔票時，米娜說：「錢是魔鬼拉的屎。」對我母親來說，這裡簡直是恐怖王國，她對此地最初的記憶是蝗災。當時她年紀還小，蝗蟲把糧食全毀了。「你可以聽到蝗蟲飛過，就像颳了一場夾槍帶棒的狂風。」回去賣房子時，她說。當時，嚇壞了的居民們只能躲進屋裡，自然災害只有巫術能化解。

乾燥的颶風隨時可能席捲而來，掀翻屋頂，摧殘剛栽不久的香蕉樹，給鎮子留下厚厚的一層灰。夏天，大旱讓牲畜奄奄一息；冬天，暴雨讓街道水流成河。美國佬工程師乘橡皮艇，在溺水的床墊和死去的母牛間穿行。聯合果品公司將河流改道，人為改造灌溉系統是河水泛濫的罪魁禍首，最嚴重的一次，洪水甚至衝出了墓地里的骸骨。

人禍甚於天災。一列玩具似的火車將來自四面八方、打定主意在此立地生根的冒險家們運送到這片灼熱的沙土地，冒失的繁榮造成了人口增長和社會混亂。這裡距豐達西昂河上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勞改營地只有五西班牙里，犯人們經常在周末溜出來搗亂。阿拉卡塔卡一點兒也不像西部片中的新興城鎮。奇米拉人的棕櫚葉和蘆葦茅屋漸漸變成了聯合果品公司的小木屋，雙坡鋅皮屋頂、掛着粗麻布窗簾的窗戶和遮陽棚上爬着藤蔓植物，花朵上沾滿灰塵。人們在大道上支起帳篷。男人們當街更換衣服，婦女們張着雨傘，端坐在箱籠上。一頭頭的騾子被丟棄，餓死在旅店的馬廄里。在這一群陌生的面孔間，我們這些最早的居民反而成了新來的客人，成了永遠的異鄉客，外來戶。

死亡不僅源於周六發生的口角爭執。一天下午，街上有人大呼小叫，只見一個無頭人騎着騾子經過，原來，香蕉種植園之間結算賬目的過程中，他被人用大砍刀砍了，腦袋被灌溉水渠里冰涼的水流沖走了。當晚，我又聽到外婆嘀咕：「這麼可怕的事只有內地佬才幹得出。」

內地佬在高原地區土生土長，和旁人比，不僅萎靡不振，惡習纏身，而且自詡為「上帝的使者」，面目可憎，以至於來自內地的軍人瘋狂鎮壓香蕉工人罷工後，我們不稱軍隊裡的人為士兵，而是直接叫他們內地佬。在我們眼裡，他們是政權唯一的既得利益者，而他們中的許多人表現得囂張跋扈，仿佛事實的確如此。不說這些就無法解釋傳說中「阿拉卡塔卡黑色之夜」的恐怖，那次屠殺在眾人記憶中的痕跡十分模糊，是否發生過，並無確鑿證據。

事情發生在一個比平時更糟的周六。一個本地人（沒有留名的良善人）牽着一個小男孩走進酒館，給孩子要了一杯水。有個獨自在吧檯喝酒的外鄉人不讓孩子喝水，非要他喝甘蔗酒。孩子父親試圖阻止，但外鄉人堅持讓喝。孩子嚇壞了，不小心一巴掌把酒打翻。外鄉人想都沒想，一槍將他打死了。

這是兒時籠罩在我心頭的另一個陰影。跟「老爹」去酒館喝飲料時，他常提起。事情匪夷所思，連他都不敢相信。當時，他應該剛到阿拉卡塔卡不久，因為我母親只記得家裡的大人被嚇得夠嗆。因為只知道行兇者帶安第斯山區的做作口音，鎮裡人的報復對象不僅是他，還有無數持同樣口音、同樣可惡的外鄉人。許多人舉着甘蔗砍刀，沖向昏暗的街頭，在影影綽綽的人群里隨便抓個人過來，喝道：

「說話！」

單憑口音，就將他大卸八塊，根本不考慮口音千差萬別，這樣做不公平。姑姥姥維內弗里達·馬爾克斯的丈夫堂拉斐爾·金特羅·奧爾特加是地道的內地佬，他之所以能活到近百歲，是因為當時外公把他關進了食品儲藏室，等事態平息後才放他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