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為了講述 - 第8章

之前大大小小的屠殺和香蕉工人大屠殺相比，實屬小巫見大巫。據稱，幾位工人領袖被指認為共產主義者，也許此言不虛。陪媽媽去賣房子前後，我在巴蘭基亞模範監獄邂逅了其中一位遭到追殺的傑出領袖愛迪華多·瑪艾查，我當時自報家門，說自己是尼古拉斯·馬爾克斯的外孫，自此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告訴我，一九二八年罷工時，外公不是中立者，而是調停人。在他心中，外公做事公平公正。他的說法，使我對屠殺的了解更加完整，對這起社會衝突的看法更加客觀。記憶最模糊、分歧最明顯的只是死亡人數。話說回來，哥倫比亞的歷史之謎遠不止這些。

聽了那麼多彼此矛盾的說法，我腦海中冒出許多無中生有的記憶。最根深蒂固的是，我戴着普魯士鋼盔，挎着玩具步槍，站在家門口，看着汗流浹背的內地佬列隊從巴旦杏樹下經過。一位軍官身着閱兵禮服，從我身邊經過時，跟我打招呼：

「再見，加比上尉。」

記憶十分清晰，可惜一點兒也不真實。軍裝、鋼盔和步槍同時出現，可是，罷工兩年後，卡塔卡已無作戰部隊。諸如此類的虛假記憶不勝枚舉，讓我在家中得了個壞名聲：娘胎里記事，睡夢中預知。

自從對老宅有所了解，我便陷入一種狀態：想起它，就只有深宅大院、孤寂蕭瑟、痛苦、思念和疑惑。多少年來，那段日子幾乎每晚入夢，如在那間聖徒像臥室一般，我醒來時總是心悸。少年時期，我就讀於安第斯山區一所冰冷的寄宿學校，常常半夜哭醒。之後沒心沒肺地活了這麼多年，我才明白，卡塔卡老宅里外公外婆的不幸源於剪不斷的鄉愁，越逃避，鄉愁越濃。

簡而言之，他們人在卡塔卡，心在帕迪亞省。我們仍管它叫「省」，而不呼其全名，仿佛世間獨此一省。也許，他們不由自主地將卡塔卡的宅子建得跟巴蘭卡斯的一模一樣。在巴蘭卡斯家中，隔着窗，能看見街對面淒涼的墓地，梅達多·帕切科就葬在那裡。在卡塔卡，外公外婆雖備受關心和愛護，卻故步自封，堅守故鄉的喜好、信仰與偏見，拒不接受其他方式。

與他們走得最近的自然是同省鄉親。家裡說的是上世紀他們的祖輩從西班牙經委內瑞拉帶來的語言，之後一點點融入加勒比土話、奴隸口中的非洲語言和瓜希拉省方言。最後這個詞外婆會混在一起用，成心不讓我聽懂。她哪裡知道，我和僕人接觸得多，那些詞我比她更熟悉，至今還記得不少：atunkeshi（我困了）、jamusaitshitaya（我餓了）、ipuwots（孕婦）、aríjuna（外鄉人），最後這個詞外婆會用來指西班牙人、白人，總之指一切敵人。在她看來，瓜希拉人總說一種索然無味的卡斯蒂利亞語，帶着花哨的賣弄，如瓊口中的方言，精確過頭，什麼「嘴上的唇」，必然產生歧義，外婆不許她這麼說。

要是沒有聽說巴蘭卡斯誰出生了、豐塞卡的公牛殺死了多少人、馬納烏萊誰結婚了、里奧阿查誰去世了、聖胡安–德爾塞薩爾病重的索卡拉斯將軍病情如何，這一天就不完整。香蕉公司的倉庫不時會出售包着紗紙的加利福尼亞蘋果、埋在冰里的冷凍鯛魚、加利西亞火腿和希臘油橄欖，可家裡吃的永遠是家鄉土產：湯里放的一定是里奧阿查甘薯，早餐桌上的雞蛋黃油玉米餅用的是豐塞卡玉米，小山羊吃瓜希拉鹽長大，活龜活蝦則是從迪武亞運來的。

每天下火車來家裡的人多半是從「省」里來或是被「省」里人派來的，翻來覆去就利亞斯克斯、諾格拉、奧瓦耶這幾個姓，往往和神聖的科特斯、伊瓜蘭家族沾親帶故。他們只是背包路過，事先沒打招呼，總會留下吃飯。我永遠記得，外婆進廚房時總說：「不知道客人什麼口味，每樣做一點兒。」

永遠的逃亡精神背後是特殊的地理位置。「省」位於哥倫比亞加勒比海地區聖馬爾塔的內華達山脈和佩里哈山脈間富饒的峽谷，偏居一隅，自成天地，文化悠久，底蘊深厚。與內地交通不便，與海外交流便利，牙買加、庫拉索近在咫尺，生活方式和安的列斯群島上的更加接近，與委內瑞拉幾乎不分彼此：兩邊國門大開，無膚色人種、高低貴賤之別。內地自說自話，政府立法、課稅、駐軍，任何壞消息自海拔兩千五百米處由燒柴的汽船在馬格達萊納河上航行八天送到這兒，早已變了味兒。

外公外婆紮根於此時，「省」的島嶼性質早已衍生出自成一體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這座老宅不僅是一個家，更是一個鎮子。流水席總要吃好幾輪，但是自我三歲起，頭兩個位子變得神聖起來：上校坐主位，我坐他右手桌角，其餘位子男人先坐，女人後坐，且男女不同桌，只有每年七月二十日國慶那天可以打破這個規矩。午飯輪流吃，所有人吃完為止。晚飯不上桌，廚房供應大杯牛奶咖啡和外婆製作的精美點心。關門就寢時，各人選地方掛吊床，高高低低，一直掛到了院子裡的樹上。

那些年裡，有一天最神奇：家裡來了一群着裝統一、打着綁腿、靴後跟綁着馬刺的男人，額頭上都塗有聖灰十字。他們是「千日戰爭」時期上校在「省」內各地留下的私生子，他們從各自家鄉趕來為他慶祝生日，但晚到了一個多月。進門前，他們先去望了周三的聖灰彌撒。安加里塔神父在他們額頭上畫的十字在我眼裡如同超自然標誌，雖然已經熟悉了聖周儀式，縈繞在我腦海中的神秘感多年來依然無法消除。

他們多半出生在外公婚後。米娜得知孩子出生，專門把名字記在本子上，以難得的寬宏大量，真心實意地接受他們成為大家庭中的一員。他們集體登門造訪前，包括米娜在內的所有人根本分不清誰是誰。他們個性鮮明，把家裡折騰得一團糟，平時本分、勤勞、顧家、不惹事，玩起來卻昏了頭：打爛餐具；追趕牛犢，想將它們兜在毯子裡拋擲取樂，卻踩壞了玫瑰花；槍殺母雞，想煮來吃；放走了一頭滿身污泥的豬，長廊上的繡花活兒被它糟蹋殆盡。可這些麻煩誰也沒放在心上。人來了，高興還來不及呢！

我經常能見到埃斯特萬·卡里略舅舅。他是埃爾維拉姨母的孿生兄弟，心靈手巧，隨身攜帶工具箱，走到哪兒，修到哪兒。他的幽默感和好記性幫我填補了家族史中許多貌似無法填補的空白。少年時期，我也經常見到尼古拉斯·戈麥斯舅舅，他長着濃密金髮和紅雀斑，總是炫耀他在豐達西翁昔日的殖民地監獄開了家小餐館。我聲名在外（儘管這好名聲註定要失去），讓他印象深刻，臨走前，他總要去市場大採購，專程向我告別，再趕路。拉斐爾·阿里亞斯舅舅總是騎着騾子，穿着騎行服，路過時站在廚房裡喝杯咖啡就匆匆走了。其他舅舅我陸續在各地見過。為了創作最初的幾本小說，我懷着鄉愁，三番五次遍訪全「省」。我永遠懷念他們額頭上的聖灰十字，那是獨特的家族標誌。

外公外婆去世、老宅廢棄多年後，我坐夜車來到豐達西翁。車站裡只有一家小餐館尚在營業，等我坐下，已經沒什麼吃的了，女店主臨時為我做了一頓可口的飯菜。她嘰嘰喳喳，樂於助人，在這些溫良的品格背後，我依稀看到了我所在的家族中女性堅強的一面。多年後，我才得知，那位漂亮的女店主名叫薩拉·諾列加，是我另一個此前從未謀面的姨母。

阿波利納爾是家裡的老僕。他個頭矮小，身體結實，我總是像回憶一個舅舅那樣憶起他，他在家裡消失了很多年，一天下午，沒有任何理由地出現了，穿黑呢西裝，戴黑帽子，帽子大得連他那雙憂鬱的眼睛也遮住了。經過廚房時，他說他來參加葬禮，但當時沒有一個人明白他在說什麼，直到第二天消息傳來：外公剛剛在聖馬爾塔去世，病重時，他被緊急、秘密地送往那裡。

所有舅舅中，唯一大名鼎鼎的是大舅何塞·馬里亞·巴爾德布蘭克斯，家裡只有他屬於保守黨。他以共和國參議員的身份前往附近的尼蘭迪亞莊園，出席了「千日戰爭」自由黨投降儀式，他的父親是戰敗方，坐在他對面。

家族裡眾多的女性和兒時眾多的女傭鑄就了我的性格和思維方式。她們個性堅強，心地善良，用人間天堂中一種自然不做作的態度對我。在我眾多的記憶中，只有露西亞年輕的不良居心令我吃驚。她帶我進蛤蟆巷，把自己的晨衣撩到腰部，讓我看她捲曲的古銅色陰毛。不過，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肚子上的疹狀斑點，像一幅由深紫色沙丘和黃色海洋構成的世界地圖。其他女傭似乎都是純潔的天使長：當着我的面換衣服，自己洗澡時帶我一塊兒洗，自己坐便盆時也讓我坐便盆，面對面坐。她們會抱怨、吐苦水、聊私房話，以為我聽不懂。其實，我什麼都懂，聽多了，前因後果瞭然於胸。

瓊要忙裡忙外。跟外公外婆從巴蘭卡斯搬來那會兒她還是個小女孩，在廚房裡長大，我們都把她當家人看待。她陪戀愛中的媽媽游遍全「省」後，大家更當她是年長的監護人。晚年，她強烈要求獨自搬到鎮上最窮的地方住。大清早，她在街上賣做雞蛋黃油玉米餅用的玉米粉丸子，寧靜的街道上傳來她熟悉的叫賣聲：「瓊老太婆的冰凍玉米粉丸子……」

瓊膚色很美，像印第安人，瘦得永遠只剩一小副骨頭，裹着白色纏頭布和漿過的床單。她赤腳走路，走在路中央，像蝸牛一樣慢，一群狗乖乖地、悄無聲息地在她身邊跑來跑去。最後，她成了鎮上的一個傳說。在幾次狂歡節上，有人跟她打扮得一模一樣，裹着床單，沿街叫賣，雖然沒有訓練一群形影不離的狗。她的冰凍玉米粉丸子叫賣聲日漸流行，手風琴師甚至以它為題寫了首歌。一個不太平的早上，兩條惡犬向她的狗群發起進攻，忠犬們奮力自衛，結果讓瓊摔倒在地，折斷了脊椎骨。外公想了好多法子，還是沒能保住她的命。

兒時的另一段回憶是我六歲時，家中的洗衣婦瑪蒂爾德·阿門塔生孩子。我誤打誤撞進了她的房間，見她赤身裸體，兩腿分開，躺在亞麻布床單上，痛得尖叫。一群女人簇擁在她身邊，大呼小叫，一個用濕毛巾幫她擦汗，其餘幾個死命按住她的胳膊和腿，幫她揉肚子，以加快她的生產速度。桑托斯·維耶羅在混亂中淡定不驚，閉着眼，念念有詞，與此同時，她像是在產婦兩腿間挖東西。從廚房搬來幾鍋熱水，直冒熱氣，房間裡像蒸籠一樣霧氣迷濛。我縮在牆角，既好奇又害怕。終於，接生婆從產婦的腳踝處拉出牛犢似的活物，那東西肚臍上拖着一根血淋淋的腸子。一個女人見我縮在牆角，硬是把我拖了出去：

「要死要死！罪過罪過！」她兇巴巴地命令我，「看見什麼，通通忘掉！」

話說回來，真正奪走我童真的女人既不刻意，也不知情。她叫特莉妮達，是僕人的女兒，十三歲，已步入豆蔻年華，卻還穿着九歲時穿的衣裳，繃在身上，欲蓋彌彰。有天晚上，院子裡只有我們倆。突然，鄰家傳來樂聲，她拉我跳舞，緊緊地摟着我，摟得我喘不過氣來。她什麼感覺我不知道，可我至今仍會半夜驚醒，渾身燥熱。只要能觸到她的肌膚，嗅到她野性十足的氣味，閉着眼我都能認出她來。剎那間，本能被喚醒，肉體的魅力被發現，那種感覺前所未有，回想起來，簡直欲仙欲死。從那以後，我隱約覺得：有個謎深不可測，讓我迷惑不解，心神不寧。相反，家族裡的女性總把我往無聊透頂的純潔道上引。

失去了童真，也使我明白了：聖誕節的玩具不是聖嬰耶穌送的。不過，我很小心，沒告訴任何人。十歲時，爸爸把這當作大人的秘密告訴我，帶我去禮品店給弟弟妹妹們挑選聖誕禮物。事實上，撞見瑪蒂爾德·阿門塔生孩子之前，生孩子的事我就懂。當大人們說孩子是一隻鸛鳥從巴黎銜來的，我就笑得不行。不過，我得承認，無論當年還是現在，我始終都無法把生孩子和性聯繫在一起。總之，和僕人們親密無間，使我和女人心意相通，一生中，和女人在一起總是比和男人在一起更自在，更有安全感。我堅信女人支撐世界，男人只有搗亂的份，有史為證。

薩拉·埃米莉亞·馬爾克斯多少和我的命運有關，而當時我並未知覺。她年輕時有好多人追，可她都懶得看，直到相中一個，一輩子就這麼定了。那人跟爸爸有點兒像，是外鄉人——從哪兒來的，怎麼來的，都不清楚——人品好，就是沒錢，叫何塞·德爾卡門·烏里韋·貝赫爾，簽名只寫何·德爾卡。有段日子，他行蹤不明。後來聽說他給政府官員寫演講稿，在自創的文化雜誌上發表情詩。雜誌多久出一期，全憑天意。自他出現在家裡，我便對他作家的名氣十分崇拜，他是我這輩子認識的第一位作家。我立刻就想和他一樣，直到嫲嫲學會給我梳了個他那樣的髮型我才滿意。

我是全家第一個知道他們在偷偷戀愛的人。一天晚上，我在對面鄰居家跟小朋友們玩，他進來，把我叫到一邊，緊張兮兮地讓我給薩拉·埃米莉亞送封信。我知道她就坐在門口招呼朋友，於是過街躲在巴旦杏樹後，準確無誤地把信扔到了她懷裡。她嚇得高舉雙手，認出信封上的筆跡後，壓住了驚叫。薩拉·埃米莉亞與何·德爾卡從此和我成了朋友。

埃爾維拉·卡里略和埃斯特萬舅舅是孿生兒，她用兩隻手擠甘蔗汁，手勁兒跟榨汁工人一樣大。她出了名的直爽豪放，對孩子也溫柔有加，對小我一歲的路易斯·恩里克更是恩威並施。不知為何，弟弟叫她帕姨。她最拿手的是解決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她和埃斯特萬最早跟隨外公外婆來到卡塔卡，埃斯特萬跟着外公外婆得心應手地嘗試各種行當，做各種生意，她則不知不覺地成為家中不可或缺的帕姨。她會在不需要她的時候消失，在需要她的時候及時出現。心情不好時，她會一邊搖頭，一邊自言自語，高聲說出遺失物品的方位。送老人入土後，她留在老宅，任雜草一點點蔓延，任家畜在臥室中遊走，半夜三更膽戰心驚地聽鄰屋從陰間傳來的咳嗽聲。

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嫲嫲是家裡的女總管，七十九歲時以處女之身與世長辭。她的說話方式和生活習慣與眾不同，遵從的不是「省」內文化，而是玻利瓦爾大草原上的封建文化。她的父親何塞·馬里亞·梅希亞·比達爾會打造金銀器皿，年輕時從里奧阿查遷至玻利瓦爾。嫲嫲長發及膝，烏黑油亮，年事已高也無一絲銀髮。她每周一次，用香料水洗頭，然後坐在臥室門口梳理，虔誠地梳好幾個鐘頭。她還會不安分地吸劣質煙，倒過來吸，把有火那頭放嘴裡。自由黨士兵就那樣吸，以防夜間被敵人發現。她的穿着也與眾不同：白色緊身胸衣、短裙、燈芯絨平底便鞋。

外婆語言純正，嫲嫲卻滿口俗語，不分人，不分場合，不加掩飾，想說就說。媽媽在聖馬爾塔寄宿學校的修女老師說了無關緊要的錯話，也會被她不客氣地打斷：「您簡直屁眼拉尿，搞反了門。」不過，她總有辦法說得既不粗魯，也不傷人。

嫲嫲半輩子都在保管墓地鑰匙、出具死亡證明、在家做彌撒用的聖餅。一天晚上，醫生要給她聽診，她不讓，說：「我想提醒您，醫生，我沒被男人碰過。」當年，這句話我沒聽懂。不過，大家都意識到，她是家中不分男女，唯一不會為情所傷、為愛所累的人。

之後，我常常聽到她說那句話，既無驕傲，也無後悔，只是陳述一個對她的生活毫無影響的既成事實。想當年，她牽線搭橋做紅娘，兩邊不討好，既要幫我爸媽，又不能背叛米娜。

印象中，嫲嫲跟孩子相處得比跟大人好。她一直照顧薩拉·埃米莉亞，直到薩拉去有卡列哈童書的那間房一個人睡。後來，她接着照顧我和瑪爾戈特，儘管個人衛生歸外婆管，文化教育歸外公管。

回憶兒時，最可怕的是佩特拉姨姥姥。她是外公的姐姐，失明後從里奧阿查搬來和我們一起住，她的臥室就在外公的私人辦公室，也就是後來的手工作坊隔壁。她很神奇，不要人攙扶，瞎着眼無所不能。往事如昨，歷歷在目。她跟明眼人一樣，走路不拄拐杖，步子緩慢而堅決，識味道辨方向：靠隔壁手工作坊的鹽酸味找到臥室，靠花園的茉莉花香找到走廊，靠睡前擦身的木醇味找到外公外婆的臥室，靠祭壇的燈油味找到嫲嫲的臥室，靠飯菜的香味找到走廊盡頭的廚房。佩特拉姨姥姥身材苗條，手腳輕盈，皮膚是凋謝的百合色，發澤光亮，披至腰間，全靠自己打理，綠色的眼眸少女般剔透，但會隨心情有所變化。不管怎樣，她只是偶爾出來走走，多半時候都虛掩着門，一個人待在屋裡，有時哼歌給自己聽，她的聲音像米娜，她的歌更憂傷，聽說是里奧阿查詠嘆調，我長大了才知道那些歌全是她信口編的。我忍不住潛進她臥室兩三回，她不在。多年以後，我上中學，放假時跟媽媽聊起那段往事。她忙不迭地說是我記錯了，理由很充分：佩特拉姨姥姥去世時，我還不到兩歲。

我們都叫維內弗里達姑姥姥「娜娜」。家中屬她最為開朗隨和，但我只想得起她在病榻上的樣子。她嫁給了拉斐爾·金特羅·奧爾特加。「金特」姑姥爺出生在距波哥大十五西班牙里左右、海拔相仿的齊亞，是位專為窮人打官司的律師。他十分適應加勒比地區的氣候。卡塔卡氣候惡劣，十二月，晚上天氣涼，他要用好幾瓶熱水捂腳才能入睡。在家人走出梅達多·帕切科的死亡陰影時，他卻走進了對手律師的死亡陰影。姑姥爺一看就是好人，與世無爭，偏偏對方騷擾個沒完，他只好隨身攜帶武器。姑姥爺又瘦又小，穿童鞋。朋友們善意地說笑，說他襯衫底下的手槍鼓得像大炮。外公金玉良言、苦口婆心地勸他：「您不知道死人的分量有多重！」可他已無暇考慮，對方在法院門前將他攔住，大聲謾罵，魁梧的身軀直撲過來。「我無意識地拔槍，閉眼，雙手握住，扣動扳機。」姑姥爺活到近百歲，臨近去世時對我說，「等我睜開眼，大塊頭還站着，臉色慘白，然後開始慢慢倒下，坐在了地上。」直到那時，他才看見，子彈正中眉心。我問他見對方倒下，有何感受。「大大鬆了一口氣！」他很坦率，把我嚇着了。

我記得最後一次見到維內弗里達姑姥姥，是在一個大雨傾盆的晚上，當時巫婆正在為她驅邪。與傳統形象不同，巫婆人好，穿着時尚，念咒語像唱搖籃曲，拿着一大把蕁麻為她驅趕體內的邪氣。姑姥姥突然渾身抽搐，床單里飛出一隻羽毛閃閃發光、雞一般大小的鳥。巫婆在半空中抓住，用事先備好的黑布一裹，命人在後院生火，扔進去了事。但是，她沒有治好娜娜的病。

過了不久，院子裡又生起了火。母雞下了個乒乓球大小的蛋，還戴了頂弗里吉亞帽。外婆一眼認出：「是蛇怪蛋。」她自己念咒語，把蛋扔進火里。

我永遠都想象不出外公外婆不是記憶中那般年紀時的樣子。剛剛邁入暮年的他們有幾張照片，經過多次沖印，顏色一次比一次淺，傳家寶似的傳了四代，代代人丁興旺。特別是外婆特蘭基利娜，沒有哪個女人像她那樣，說什麼信什麼，為日常瑣事大驚小怪。她幹活時，喜歡大聲唱老情歌，歌聲往往伴着一聲驚呼戛然而止：「聖母馬利亞！」

因為她看見搖椅自己在動，產褥熱的幽靈潛入產婦臥室，花園裡的茉莉花香像隱身妖怪，偶然掉在地上的繩子顯示出幾個數字的形狀——也許是中大獎的彩票號，一隻沒長眼睛的小鳥飛進餐廳——唱《聖母頌》可以將它驅趕出去。她覺得來自「省」里、傳到她耳朵里的歌聲中的人名和地名都暗藏玄機，想象着不幸遲早降臨，猜測着誰會戴白帽子從里奧阿查來，誰會腹痛不止——只有雞膽才能治好——從馬納烏萊來。除了未卜先知，她還是個偷偷摸摸的女巫醫。

米娜有着一套獨特的釋夢方式，為她自己和其他人解夢，由此掌控着我們每個人的日常行為，決定着宅子裡的生活。然而，她有天差點兒毫無預兆地丟了性命：她一把扯下床單時，上校藏在枕頭底下、睡覺時放在手邊的左輪手槍突然走火，子彈射穿了屋頂。還原彈道的結果是：險些打中外婆的臉。

從記事起，我最怕外婆早上幫我刷牙，而她自己享有神奇特權，可以把牙取下來刷，睡覺時泡在一杯水裡。我堅信，那是外婆的真牙，她一定是使了瓜希拉巫術，才能把它們裝上卸下，為此，我讓她把嘴張開，好讓我從裡面看看她的眼睛、腦袋、鼻子和耳朵後面長什麼樣。可惜除了上顎，什麼也沒有。但沒人跟我解釋，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纏着牙醫，讓他也幫我拆卸牙齒，好讓外婆在家幫我刷牙，我自己出去玩。

米娜和我心心相印，心意相通。她的魔幻世界白天讓我着迷，晚上卻令我恐懼。很簡單，我怕黑，怕比人類還古老的黑暗，無論在獨行的路上，還是在擁擠的舞廳，這種恐懼與我相伴一生。在外公外婆家，每個聖徒都有自己的房間，每個房間都死過人。可是，官方承認的唯一一棟「死人屋」在我們家隔壁，死者名叫阿方索·莫拉，是降神會上唯一靠生前姓名被認出的人。有個跟他走得近的人，專門查過出生和死亡記錄，找到了一大堆同名同姓的人，但沒有一個顯示出他身上的特徵。多年以來，「死人屋」一直是神父的住處。有謠言稱，是安加里塔神父自己裝神弄鬼，免得晚上出門時被人盯梢。

梅梅，從巴蘭卡斯帶來的瓜希拉女奴，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跟十幾歲的弟弟阿利尼奧一塊兒跑了。我沒見過她，聽說印第安土語就數他們姐弟倆說得最多，而她口中的卡斯蒂利亞語連詩人都聽不懂。一天，胡安·德迪奧斯舅舅的火柴丟了，被她撿到了，還火柴時，她用她勝利者的俚語說道：「我在這兒，你的火柴。」

很難相信，捉襟見肘時，居然是外婆米娜帶着她那幫稀里糊塗的女人做了家裡的頂樑柱。上校有幾處分布在各地的田產，被內地佬強占，他也不管。為了挽救某個兒子的名譽，他不得不抵押房產，後來花了一大筆錢才把房子保住。沒錢生活，米娜就靠麵包房和在全鎮賣糖果小動物、花母雞、鴨蛋以及種在後院的蔬菜養家。她大刀闊斧地削減人手，只有最得力的僕人才被留下。在家裡談論金錢已無任何意義。媽媽念完書回家，外婆給她買了一架鋼琴，帕姨的賬是這麼算的：「一架鋼琴值五百個雞蛋。」

和那群熱衷於傳播自己觀點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我的安全感完全來自於外公。和他在一起，我才不會惶恐，才會立足現實，腳踏實地。回想過去，奇怪的是，我想和外公一樣勇敢、現實、自信，卻怎麼也忍不住去窺探外婆的世界。記憶中，外公身材矮胖，氣血旺盛，光亮的頭皮上有些許白髮，髭鬚硬朗，精心修剪過，戴一副金框圓片眼鏡。天下太平時，外公說話不緊不慢，善解人意，秉持息事寧人之道，但他的保守派朋友們回憶說，他在戰場上卻步步緊逼，很難對付。

外公是革命者，不是職業軍人，從不穿軍裝。不過，戰後很久，他還在穿加勒比老兵常穿的那種加勒比西裝。戰爭撫恤金法案出台後，他填好申請表，和妻兒望眼欲穿地等待，一直到死。外婆特蘭基利娜在遠離老宅的地方去世，那之前，她雙目失明，老態龍鍾，有些犯糊塗，她在最後的清醒時刻對我說：「我知道你們都會領到親愛的尼古拉斯的老兵退伍金，所以，我可以安心走了。」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退伍」這個神奇的詞，它讓全家人做了一輩子虛無縹緲的美夢。政府為「千日戰爭」老兵設立退伍金時，我還沒出生。外公親手填寫申請表，提供了一大堆人證物證，送到聖馬爾塔，當面簽字交表。這筆錢怎麼說都會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夠他和子女用，就是下一代也夠用。「別擔心，」外婆常說，「發了退伍金，買什麼都行。」家裡以前沒焦急地等過什麼郵件，自那以後卻像期盼天國福音般期盼着郵件的到來。

我也不能置身事外，心裡一直有將信將疑的負擔。特蘭基利娜有時也會名不副實。「千日戰爭」中，外公被外婆的表兄關在里奧阿查，後者是保守黨軍官，戰事臨頭，只能大義滅親。自由派親屬，包括外婆在內，都表示理解。可是，當外婆得知外公和普通犯人一樣戴了腳鐐時，她抄起鞭子就打上門去，逼表兄放人，並要求一根毫毛也不能少。

相比之下，外公的世界完全不同。晚年的他依然身手敏捷，拎着工具箱到處跑，在家裡修修補補；在後院搖好幾個小時的手搖泵，送水上洗澡間；爬很陡的梯子，看接雨桶里的水積了多少。可他老讓我幫他繫鞋帶，說自己系的話，喘不上氣。一天早上，老眼昏花的鸚鵡飛到了水桶上，在抓到鸚鵡脖子的同時，他腳下一滑，從四米高的地方墜落。五十多歲、九十公斤的他卻沒摔死，原因何在，誰也解釋不清。那天讓我永世難忘。他脫掉衣服，躺在床上，醫生一點點檢查，問他腹股溝半英寸長的舊疤是怎麼回事。

「打仗時子彈留下的。」外公說。

我的情緒至今未能平復，另一天也是如此。那天有人經過，要賣給他一匹名貴的馬。外公從辦公室窗口探出頭去，想見識一下名貴的馬長什麼樣，突然，眼裡充滿了水，他用手一捂，幾滴透明的液體落在掌上，他不僅右眼失明了，外婆還不許他買那匹被魔鬼附了身的馬。他在模糊的眼窩前蒙上一塊海盜的遮眼布，沒過多久，眼科醫生給他配了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外加一根拐杖。後來，那根拐杖和金鍊音樂懷表成了外公的標誌性物品。大家一直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年齡的種種背叛雖然開始煩擾他，卻絲毫沒有影響他作為情場老手、大眾情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