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來演講的 - 第2章
加西亞·馬爾克斯
接過這枚阿茲台克雄鷹勳章，兩種原本素不相識的情感——感激與自豪——同時湧上心頭。勳章見證了我和妻子對這個國家的一往情深。二十多年前，我們選擇在這裡生活，我的孩子在這裡成長，我的作品在這裡完成，我栽的樹苗在這裡灑下綠蔭。
六十年代，當我鬱鬱寡歡、落魄無依時，墨西哥的朋友支持我，鼓勵我，讓我繼續創作。當年的處境被我寫在了《百年孤獨》里，具體哪章我忘了。過去十年，當成功接踵而至，宣傳鋪天蓋地，擾亂我個人生活時，墨西哥朋友的謹言慎行和體貼入微，讓我找回了內心的安寧，得以不受干擾地繼續我的木匠活計。墨西哥不是我的第二故鄉，它是我的另一個故鄉。它無條件地付出，從不計較我對祖國的熱愛與忠誠，我對祖國時時刻刻的思念。
然而，我感動於墨西哥政府授予我的這份榮耀，還不僅僅因為墨西哥是我生活過、並正在其中生活的國家。總統先生，我還認為，貴國政府的這枚勳章也同樣授予了所有棲身於墨西哥的流亡者。我明白，我不能代表任何人，我的情況並沒有代表性。我也明白，我目前在墨西哥的生存狀況，與近十年來絕大多數僥倖逃來的難民不可相提並論。不幸的是，在我們生活的這片大陸，獨裁仍未遠去，屠殺尚在眼前。今時今日，有太多被逼無奈的流亡，不同於我當年的自願選擇。雖然，這是我個人的言論，但我知道，許多人會有同感。
總統先生，感謝您打開的這扇門。拜託，無論如何，千萬別關上。
馬爾克斯於1998年接受採訪時曾說：「文學創作就是催眠。作家給讀者施催眠術，讓他什麼也不想，只想作家正跟他講的這個故事。想讓讀者長眠不醒，得要大量的釘子、螺釘和鉸鏈。我把這個叫木匠活，也就是講故事的技巧、寫作技巧和電影製作技巧。靈感是一回事，情節是另一回事，如何將情節呈現出來，變成真正能吸引讀者的文學作品，沒木匠活，做不了。」
拉丁美洲的孤獨
1982年12月8日 瑞典 斯德哥爾摩
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
斯德哥爾摩音樂廳。小說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六名科學家——肯尼斯·威爾遜（物理學獎），阿龍·克盧格（化學獎），蘇恩·伯格斯特龍、本格特·薩米爾松和約翰·R.范恩（醫學獎），喬治·J.斯蒂格勒（經濟學獎）——從瑞典國王卡洛斯十六·古斯塔沃和王后西爾維婭手中接過著名的諾貝爾獎章。頒獎典禮上，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作為焦點人物，沒有穿莊重的燕尾服，而是身着地道的加勒比西裝，打破了諾貝爾獎的頒獎習俗。
liqui-liqui,哥倫比亞傳統服飾。
隨麥哲倫一道進行首次環球航行的佛羅倫薩水手安東尼奧·皮加菲塔，途經南美時如實記下的所見所聞，竟好似一部奇思妙想的歷險記。他說見過肚臍長在背上的豬，雌鳥伏在雄鳥背上孵蛋的無爪鳥，以及形似鵜鶘、勺形喙的無舌鳥。他說見過騾頭、騾耳、駱駝身、鹿腳、馬嘶的怪物，還說曾給在巴塔哥尼亞遇上的第一個土著照鏡子，那大個子土著一激靈，被鏡子裡的自己嚇得魂飛魄散。
在這本篇幅不長、引人入勝的小書里，甚至已能窺見現代小說的萌芽，但它還遠非當年最令人瞠目的史料。西印度群島的史學家們留下了更驚人的書山文海。令人垂涎的黃金國，本是虛構的產物，卻長年出現在不少地圖上，位置形狀隨繪圖員的臆想千差萬別。為了尋找永葆青春泉，傳奇人物阿爾瓦爾·努涅斯·卡維薩·德巴卡耗時八年勘察墨西哥北部，遠征隊員痴念成瘋，同類相食，六百人去，五人生還。還有很多其他的不解之謎，如一萬一千頭各馱一百磅黃金的騾子，從庫斯科出發去贖還印加國王阿塔瓦爾帕，可一頭也沒到達目的地。後來，殖民時期，卡塔赫納出售過一批在沖積土上飼養的母雞，雞胗里發現了金粒。我們那些開國者的黃金熱，直到不久前還陰魂不散。上世紀，有個德國代表團研究在巴拿馬地峽建造跨洋鐵路的可能性，下結論說這地方鐵少，要建，就得用金。
我們擺脫了西班牙人的統治，卻沒有擺脫瘋狂。安東尼奧·洛佩斯·德聖安納將軍三任墨西哥獨裁者，曾為自己在「糕點戰爭」中失去的右腿舉辦隆重的葬禮；加夫列爾·加西亞·莫雷諾將軍如專制君主般統治了厄瓜多爾十六年，死後身着戎裝，胸前掛滿勳章，端坐在總統寶座上供人弔唁；馬克西米利亞諾·埃爾南德斯·馬丁內斯將軍，薩爾瓦多的暴君，神智學者，曾慘無人道地一次性屠殺了三萬農民，還發明了檢測食物是否有毒的鐘擺，下令用紅紙罩住路燈，以防猩紅熱；特古西加爾巴中心廣場上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將軍像，其實根本是奈伊將軍像，是從舊貨市場淘來的二手貨。
十一年前，當代著名詩人、智利的巴勃羅·聶魯達曾用詩歌輝耀此地。那之後，拉丁美洲亦真亦幻的新聞如潮水般湧入了心地善良抑或居心不良的歐洲人的視野。在那片廣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亂想的男人，有載入史冊的女人，永不妥協的精神鑄就了一段段傳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們，從未享過片刻安寧。一位普羅米修斯式的總統曾困守在火光熊熊的總統府，孤身抵擋一支軍隊，直至戰死；另一位高尚的總統與一名重塑民眾尊嚴、推行民主制度的軍人死於兩起至今原因不明的可疑空難。
五次戰爭，十七次軍事政變，還冒出一個惡魔似的獨裁者，打着上帝的旗號率先開展了拉丁美洲當代的種族文化滅絕。與此同時，兩千萬拉美兒童不滿兩歲夭折，超過一九七〇年以來歐洲出生的人口總數。鎮壓與迫害造成的失蹤人口近十二萬，好比烏普薩拉全城市民不知去向。難以計數的孕婦被捕後，在阿根廷監獄分娩，嬰兒被軍政府秘密送養或送進孤兒院，至今下落不明。為了讓此類事件不再發生，約二十萬拉美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十多萬喪身於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危地馬拉這三個中美洲恣意妄為的小國。若以相同比例換算至美國，相當於四年內橫死一百六十萬人。
智利本是好客之國，居然也有百分之十的人口——一百萬人亡命天涯。烏拉圭是個兩百五十萬人口的小國，在拉美國家中文明程度最高，卻也流放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自一九七九年起，薩爾瓦多內戰幾乎每二十分鐘就製造一名難民。拉美各國的流亡者與難民，加起來比挪威總人口還多。
我斗膽認為，是拉丁美洲異乎尋常的現實，而不僅僅是其文學的表現形式，引起了瑞典文學院的極大關注。現實並非紙上之物，它就在我們身邊，每天左右無數生死，同時也滋養着永不枯竭、充滿了美好與不幸的創作源泉，我這個四處漂泊、思鄉心切的哥倫比亞人只是蒙幸運女神的眷顧。現實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們，無論詩人或乞丐，戰士或歹徒，都無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戰是無法用常規之法使別人相信我們真實的生活。朋友們，這就是我們孤獨的癥結所在。
如果連我們自己也被難倒，那麼，生活在地球這邊、理性至上、沉醉於自身文化的人自然就更無法明白我們了。不難理解他們會堅持用衡量自身的標準來衡量我們，忘記了生活的苦難因人而異。自我追尋的路上荊棘叢生、鮮血淋漓，他們走過，我們在走。用他人的標準解釋我們的現實，只會讓我們變得越來越陌生，越來越拘束，越來越孤獨。可敬的歐洲如果想想他們的過去，再來對比我們的現在——記起倫敦花了三百年才建起第一道城牆，又花三百年才有了一位主教，羅馬迷失了兩千年，才由一位伊特魯里亞國王確立其歷史地位；如今愛好和平，出產有孔奶酪、精密鐘錶的瑞士，十六世紀還在以僱傭兵的身份血洗歐洲；即便在文藝復興頂峰，神聖羅馬帝國軍隊中的一萬兩千名德國僱傭兵也曾對羅馬燒殺搶掠，刺死八千羅馬人——也許會更理解我們一些。
托尼奧·克勒格爾的夢想是將純潔的北方與熱情的南方融為一體，五十三年前，托馬斯·曼曾在此地對此大加讚賞。今天，我無意再次扮演這書中人的角色，但我相信，頭腦清楚的歐洲人，同樣為建設更人道、更公正的偉大國家而奮鬥的歐洲人，只要徹底修正看待我們的方式，就能給我們提供更好的幫助。對於夢想在世界民族之林擁有一席之地的人民來說，如果支持僅限於聲援，沒有落實成合法的行動，我們的孤獨感是絲毫不會因之減少的。
拉丁美洲不情願、也沒有理由成為任人擺布的棋子，此外也不會去幻想西方國家能打心眼兒里支持我們獨立、獨特的發展計劃。航海技術的進步縮短了美洲與歐洲的地理距離，卻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離。為什麼文學上的獨特性可以被全盤接受，卻對我們獨立自主、舉步維艱的社會變革疑慮重重、全盤否決呢？為什麼認為歐洲發達國家在本國推行的社會公正無法在不同條件下、以不同方式成為拉美國家的奮鬥目標？不，歷史上眾多的戰亂與傷痛，源於世世代代的不公和無休止的苦難，而非千里之外的詭計陰謀。可許多的歐洲領導人、思想家偏不信。他們忘了自己也曾年少輕狂、銳意進取，幼稚地以為不聽兩個超級大國的擺布，只會走投無路。朋友們，瞧，我們有多孤獨！面對壓迫、掠奪和遺棄，我們的回答是：活下去。無論洪水、瘟疫、饑荒、災難，還是連綿不絕、永不停息的戰火，都無法戰勝生的頑強，生命對死亡的優勢。
如今，這優勢還在擴大，而且速度越來越快：世界年淨增人口已達七千四百萬，相當於紐約人口的七倍。人口大多出生在貧困國家，其中當然包括拉美。與此同時，最繁榮的幾個國家卻積聚了足夠大的破壞力，不僅能將現存總人口毀滅一百次，還能將在這個倒霉星球上存在過的所有生物盡數毀滅。
也是在像今天這樣的一個日子，我的導師威廉·福克納在這裡說：「我拒絕接受人類末日。」如果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三十二年前被他拒絕接受的巨大災難，如今在人類歷史上已首次從科學角度成為可能，我會愧對這個他曾經站過的位置。這令人震驚的現實在人類史上曾經只是個烏托邦式的空想，而我們這些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寓言創造者有權相信：反轉這個趨勢，再烏托邦一次，還為時不晚。那將是一種全新的、顛覆性的生活方式：不會連如何死，都掌握在別人手裡，愛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註定經受百年孤獨的家族，也終於永遠地享有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機會。
弗朗西斯科·莫拉桑（Francisco
Morazain，1792–1842），洪都拉斯政治家、軍人，出生於特古西加爾巴。
米歇爾·奈伊（Michel
Ney，1769–1815），法國軍人，拿破崙一世麾下的18名「帝國元帥」之一。
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詩人，197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指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1970年11月4日至1973年9月11日間任智利總統。1973年，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阿連德困守總統府拉莫內達宮，直至戰死。
指海梅·羅爾多斯·阿吉萊拉（Jaime
Roldós
Aguilera，1940–1981），1979年8月10日至1981年5月24日間任厄瓜多爾總統，1981年因空難喪生。
指奧馬爾·托里霍斯·埃雷拉（Omar
Torrijos
Herrera，1929–1981），曾任巴拿馬國民警衛隊司令，1981年在一起空難中喪生。
瑞典城市。
Tonio
Kröger，德國作家、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於1903年創作的同名小說的主人公。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國作家，194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敬詩歌
1982年12月10日 瑞典 斯德哥爾摩
在瑞典國王與王后招待諾貝爾獎得主宴會上的講話
晚宴設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府藍色宴會廳。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有幸不用排隊》中回憶道：「他們讓我在一張打印表上簽名，將領獎辭與《敬詩歌》的版權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基金會。《敬詩歌》是我在最後一刻，和詩人阿爾瓦羅·穆蒂斯一起趕寫出來的。之後，我又為基金會成員在瑞典語版作品上簽名……」
發表於1983年5月4日，收錄於《報刊作品5：新聞稿1961–1983》。
感謝瑞典文學院頒給我這個獎，讓我有幸與大師為伍。在我埋首讀書、痴迷寫作、自娛自樂的日子裡，他們曾指引過我，豐富了我的精神生活。到今天，大師及其作品既成為了我的守護神，也意味着獲獎後壓在我心頭沉甸甸的責任。他們獲獎，我認為是實至名歸；而我獲獎，是上天又在敲打我，提醒我：天意莫測，人如棋子，大多慘澹收場，要麼不被理解，要麼被人遺忘。
因此，我不禁反躬自問，深入內心，尋找自我，尋找答案：是什麼支撐了我的作品，是什麼引起了評委的注意，能讓挑剔的他們感同身受？不謙虛地講，想通不易，希望我說出的答案能一語中的。朋友們，在我看來，這是對詩歌又一次表示敬意。因為詩歌，老荷馬的《伊利亞特》中數不勝數的各色船隻乘風破浪，穿越歷史，勇往直前；因為詩歌，但丁用區區三層腳手架就撐起了中世紀這座沉重宏偉的工廠；因為詩歌，偉大的、最偉大的詩人巴勃羅·聶魯達在《馬丘比丘之巔》中用生花妙筆，描繪了破碎的美夢，抒發了千年的憂傷，重現了南美的輝煌。詩歌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能量，可以烹熟食物，點燃愛火，任人幻想。
寫下每一行字，我都會祈求詩神的庇佑，運氣時好時壞。詩神不易親近、未卜先知，其力量從來都超越對一切充耳不聞的死亡之神。我希望寫下的每個字，都能體現我對它的虔誠。獲獎讓我聊以自慰，還好，努力沒有白費。在此，我提議，為偉大的美洲詩人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貢乾杯，是他將詩歌定義為人類存在的唯一實證。謝謝大家。
這裡指意大利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創作的史詩《神曲》，全詩分三部分：《地獄》、《煉獄》和《天堂》。
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貢（Luis
Cardoza
y
Aragón，1901–1992），危地馬拉作家、詩人。
致新千禧年
1985年11月29日
古巴哈瓦那
第二屆「維護拉美各國主權」知識分子大會
美洲之家。在第二屆知識分子大會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在場的有：弗雷·貝托、埃內斯托·卡德納爾、胡安·博什、丹尼爾·比列蒂、奧斯瓦爾多·索里亞諾和其他三百多名拉美知識分子。
我常問自己：我們為何要召開知識分子大會？除了極個別的會議在我們的時代確有其歷史意義，如一九三七年在西班牙巴倫西亞召開的那次，其餘大部分都只是聚眾消遣，華而不實。然而，奇怪的是，世界危機越嚴重，會議就越多，規模就越大，成本也越高。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年便能招來近兩千封邀請函，邀他出席各種形式的作家大會、藝術節、座談會、講習班，地點遍布全球，每天至少三場。有個機構，會議頻仍，費用全包，一年之內就換了三十一個地點輪流召開，有羅馬、阿德萊德這樣令人垂涎的城市，有斯塔萬格、伊韋爾東這樣令人驚訝的城市，還有些城市的名字——波利法尼克斯、科諾克，簡直能做填字遊戲。會議多如牛毛，議題也多如牛毛，以致去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莫伊登城堡召開了世界詩歌大會組織者會議。知識分子只要願意，可以在會議上出生，在會議上成長、成熟——除了趕場之外，絕無中斷——直至在此生的最後一場會議上死亡。這不是危言聳聽，絕對可行。
然而，想改變自平達羅為古代奧運會唱讚歌以來，文化藝術家們早已養成的習慣，恐怕為時已晚。當年，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相處得比現在融洽，運動場上，詩人的聲音與田徑運動員的成績同樣受人尊敬。而自公元前五〇八年起，羅馬人就預見到，運動會若召開得太多，危害就會太大。那幾年，設立了百年運動會，後來又設立了特倫蒂諾斯運動會，每一百或一百零三年舉辦一次，今天看來，實為典範。
至於文化聚會，早在中世紀就已出現。辯論賽、誦詩會、賽詩會，後來是誦賽詩會，開創了至今仍令人深受其害的傳統：以比賽開場，以吵架結束。這些聚會曾盛極一時，路易十四在位期間，開幕式上的宴會氣派非凡：十九頭牛、三千塊蛋糕、兩百多桶葡萄酒。我發誓，今日重提此事絕非鼓勵效仿。
最著名的誦賽詩會是圖盧茲詩會，始於六百六十年前，經世不輟，是迄今開設最早、歷時最久的詩會。創始人克萊門西亞·伊紹拉美麗動人，聰慧進取。唯一的問題是似乎並沒有這個人，她只是創立比賽的七位行吟詩人為防普羅旺斯詩歌湮滅無聞的憑空杜撰。克萊門西亞·伊紹拉的不存在更加印證了詩歌的創造力，圖盧茲有安葬她的金色教堂、以她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專門緬懷她的紀念碑。
說了這麼多，我們也該問問自己：來這裡幹什麼？尤其是我，一個一向視演講為畏途的人，高坐在這講台上幹什麼？回答不敢，但可以向大家提個倡議：我們要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大會所不為——求務實、求延續。
這次會議的確與眾不同。與會的除了作家、畫家、音樂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還有知名科學家。換言之，我們敢將科學與藝術混為一談，將預言與實證，古往今來都勢不兩立的靈感與實驗、直覺與理智相提並論。聖–瓊·佩斯在他令人難忘的諾貝爾文學獎領獎辭中說：「科學家也好，詩人也罷，應該表彰的都是他們思想的無私。」至少在這兒，他們不再為敵，面對同樣的奧秘，他們發出同樣的追問。
科學只與科學家有關的想法本身是反科學的，正如詩歌只與詩人有關的想法反詩歌。對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表述不清，禍害不淺，讓人誤以為科學、教育、文化是三碼事——但其實是一碼事。文化是創造力的總稱，是人類智慧的社會成果，雅克·朗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便是一切。」歡迎大家，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共同的家。
我只想為這三天的精神歸隱冒昧提幾點思考。首先，我想提醒各位，又或許用不着提醒，各位早已明白：二十世紀末的任何中期規劃都是二十一世紀規劃。新世紀近在咫尺，拉美和加勒比人卻將有如之前錯過二十世紀一樣，只受其苦，未得其樂。二〇〇一年來臨時，全球將有一半人歡慶舊千年的結束，而我們才初享工業革命的成果。下個世紀，我們的命運將掌握在今天的小學生手中。有每秒運算十萬次的電腦，他們卻還像遠古時代那樣，只能扳着指頭數數。更糟的是，在這一百年裡，我們還喪失了十九世紀最可貴的美德：狂熱的理想主義和對感情的重視，對愛的恐懼。
下一個千年的某一刻，基因學將使人長生不老，電子智能將創作出全新的《伊利亞特》，俄亥俄州或烏克蘭的一對情侶將人在月球，心繫地球，在地球光的照耀下，在花園暖房中墜入愛河。可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仍將為現實所困：地質災害、政治動盪、社會動亂、日常生計，以及種種依附、窮困和分配不公，讓我們無暇吸取昨日教訓，思索明天的計劃。阿根廷作家羅道爾夫·特拉格諾總結道：「我們也使用X光和晶體管收音機、冷陰極管和電子錄像帶，卻從未將當代文化的基礎吸收進我們的本土文化。」
幸好，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還有一項決定性的儲備，那是一種足以改變世界的能量，即，危險的國民記憶。它是一筆巨大的文化遺產，作為一項最早的多功能原材料，時刻陪伴在我們左右。它是一種抵抗文化，藏在語言的角落裡，體現在手工業者的保護神、民眾抵抗殖民教會所創造的真正奇蹟——黑白混血的聖母像上。它是一種團結文化，面對累累罪行不屈不撓，為了主權身份揭竿而起。它是一種抗議文化，廟宇中手工打造的天使長着印第安人的臉龐，積雪之歌中苦苦祈求的是死神無聲的力量。它是一種日常文化，體現在廚藝、服飾、獨具特色的迷信和私密的愛情儀式里。它是一種歡慶、離經叛道、神秘莫測的文化，能夠掙脫現實的束縛，化解理智與想象、言語與表情之間的矛盾，證明任何觀念遲早都會被生命超越。這種力量來源於我們的落後。這種美麗新穎的能量，註定只屬於我們，而我們有它便已足夠。無論帝國主義如何貪得無厭，政府壓迫如何粗暴殘忍，心底夢想如何難以啟齒，我們都不會屈服。革命也是一種文化產物，是志向與創造力的宣洩，要求我們、同時也讓我們有理由去相信未來。
如果我們至少能找到新的方式，組織引導民眾排山倒海的創造力，加強創造者之間的團結與交流，對創造出的作品賦予歷史延續性以及更廣的社會實用性，推動「精神創造」這一最神秘、最孤獨的行業發展，那麼，這次會議就比世界上每天舉辦的其他會議勝出一籌，貢獻卓著。新千禧年即將到來，政治決策刻不容緩，讓我們告別作為「局外人」的五個世紀，堅定不移地邁入新世紀。
平達羅（Pindaro，前518–前438），古希臘詩人，其詩作曾被選作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勝利者讚歌。
聖–瓊·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1975），法國詩人，196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雅克·朗（Jack
Lang，1939– ），法國政治家，曾任法國文化部長和教育部長。
達摩克利斯之劍
1986年8月6日 墨西哥 伊斯塔帕-錫瓦塔內霍
六國集團第二屆峰會
在六國集團（阿根廷、墨西哥、坦桑尼亞、希臘、印度和瑞典）為應對核威脅而召開的和平與裁軍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各國元首均出席了會議：阿根廷總統勞爾·阿方辛、墨西哥總統米格爾·德拉馬德里·烏爾塔多、希臘首相安德里亞斯·帕潘德里歐、瑞典首相英瓦爾·卡爾松、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和坦桑尼亞總理朱利葉斯·尼雷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