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來演講的 - 第3章
加西亞·馬爾克斯
總統們，首相們，朋友們：
我無意效仿使徒約翰流放拔摩島時的胡言亂語，只想提前描繪一下也許在此時此刻就會降臨的宇宙災難。世界強國彈藥庫里時刻高度警備的核彈藥只要有意無意地爆炸那麼一點，宇宙災難便會即刻降臨。
這是真的。在今天，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全球共部署了五萬多枚核彈頭。通俗一點講，這意味着每個人——包括兒童在內——都坐在一隻四噸重的火藥桶上，這些彈藥可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毀滅十二次。如此巨大的殺傷力，如同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理論上還能將圍繞太陽公轉的其他四個星球也一併毀滅，危及太陽系平衡。任何科學、藝術或其他工業都不可能像核工業那樣，誕生區區四十一年，便以幾何級數飛速發展。人類智慧的任何其他創造也都不可能像核工業那樣，可以主宰地球的命運。
寥寥數語勾勒出的恐怖場景，如果說還能給我們留下一絲一點的安慰的話，那就是，在這個地球上，保護生命依然比製造核瘟疫的成本要低。然而，最富裕國家的地下核彈藥庫已足以製造出《啟示錄》中的可怕場景，人民的生活卻因此而改善無期。
兒童方面。這筆賬用小學算術就能算清。一九八一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制定了一項計劃，旨在解決全球五億最貧困兒童的最基本問題，包括基礎醫療，基礎教育，改善衛生條件，提供食品及飲用水，共需美金一千億。聽起來像做夢，不可能辦到。然而，製造一百架B-1B戰略轟炸機和不到七千枚的巡航導彈就要花掉美國政府二百一十二億美金。
健康方面。美國政府計劃在二〇〇〇年前建造十五艘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其中十艘的成本便足以在這十四年間實施瘧疾預防計劃，使十多億人免罹病痛，挽救一千四百多萬非洲兒童的生命。
糧食方面。據聯合國糧農組織計算，去年，全球共有五億七千五百萬人忍飢挨餓，以平均熱量計，他們總共需要攝入的能量，成本還不到一百四十九枚MX導彈，而西歐正打算安置二百二十三枚。二十七枚MX導彈即可幫助貧困國家購買今後四年所需的農業器械，確保足夠的糧食收成。該計劃的花費還不到一九八二年蘇聯軍費預算的九分之一。
教育方面。只需美國政府計劃建造的二十五艘三叉戟核潛艇中的兩艘，或蘇聯正在建造的颱風級核潛艇中的兩艘，全球掃盲便可最終實現。此外，今後十年內第三世界所需建造校舍、培養師資的費用，用二百四十五枚三叉戟II型核導彈就足以支付，餘下的四百一十九枚可再支付十五年的教育投入。
最後，取消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切外債，確保十年內經濟復甦，只需全球軍費十年支出的六分之一多一點就能達成。除了大量的財力耗費，人力的耗費更讓人痛心：軍事工業網羅了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人才隊伍，其他行業望塵莫及。我們的人才不應該在那兒，而應該在這兒，在這張桌旁。把他們從那些位置上解脫出來，才能幫我們在教育界、司法界尋求擺脫野蠻的唯一方式：創造一種和平的文化。
儘管形勢嚴峻，危害確鑿，軍備競賽卻一刻也未停止。就在吃午飯的這會兒，又造好了一枚新的核彈頭；明早一覺醒來，富國的核彈藥庫里又會多出九枚核彈頭。只需一枚，便能把尼亞加拉瀑布噴成檀香味兒，哪怕只香秋天一個周日。
當代一位偉大的小說家曾有過這樣的疑問：地球是否會成為其他星球的噩夢？也許，地球只是一座從造物主手中滑落、遺留在廣袤宇宙的遠郊、失去記憶的村落，它沒那麼偉大。然而，我們越來越相信，它是太陽系唯一存在奇妙的生命活動的星球。這無情的現實令我們得出沮喪的結論：軍備競賽與智慧背道而馳。
軍備競賽不僅有悖人類智慧，也有悖連詩歌都無法捕捉其意圖的自然本身的智慧。自地球出現生命以來，經過三億八千萬年，才開出一朵僅供欣賞的玫瑰花；又經過四個地質代，人類才使自己有別於祖先直立猿人，唱歌比鳥動聽，懂得為愛而死。在科學的黃金時代，想按個按鈕，就讓苦苦走過幾億年的星球回到起點，對人類智慧而言，極不光彩。
今日我們相聚一堂，聲援無數呼籲無核世界、公正和平的人，以防噩夢成真。不過，即使噩夢成真，我們今日的相聚也絕非徒勞無功。大爆炸後的幾萬萬億年，一隻高歌凱旋的蠑螈將重新走上生物進化的道路。或許，它會被加冕為新世界裡的絕代佳人。屆時，出席加冕儀式的嘉賓是否會和我們此刻一樣膽戰心驚，這取決於我們：科學界、文學界、藝術界的人士，充滿智慧、愛好和平的人士。在這兒，我下定決心，斗膽提議，此時此刻，讓我們設計建造一艘能躲過核災難的記憶方舟，往時間的海洋里扔一隻漂流瓶，讓新人類了解蟑螂無法傳遞的信息：這裡有過生命。我們曾飽經磨難，忍受不公，但我們也曾體驗過愛，甚至幻想過幸福。我們要讓生活在所有世代的人知道：災難由誰造成；是誰對我們的呼籲充耳不聞，無視我們對美好和平的生活方式的嚮往；又是什麼混賬發明，出於什麼齷齪的利益，讓我們在宇宙間消失。
典出《新約》，約翰被羅馬王放逐到希臘拔摩島，在那裡完成《啟示錄》，描繪了世界末日的景象。
無法摧毀的信念
1986年12月4日 古巴 哈瓦那
拉丁美洲新電影基金會總部，EICTV學校揭幕式
基金會總部位於馬里亞瑙的一座老宅——聖芭芭拉別墅。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以會長身份，在聖安東尼奧·德洛斯巴尼奧斯國際影視學校（EICTV，俗稱「三個世界學校」）的揭幕式上發表講話。
一切要從門口那兩座高壓線塔說起。兩座可怕的塔，兩隻蠻不講理的水泥長頸鹿。一位無情寡義的官員事先沒跟屋主打招呼，便下令將它們建在屋前花園。此時此刻，一億一千萬伏的高壓正從我們頭頂經過，足以為一百萬台電視機或兩萬三千台三十五毫米電影放映機供電。消息驚動了菲德爾·卡斯特羅，六個月前，他親臨現場視察，看看有沒有什麼補救之法，我們這才發現，我們魂牽夢繞的拉丁美洲新電影基金會可以設在這裡。
高壓線塔還在那兒，房子越修越美，它們自然就被越襯越丑。我們試過用棕櫚和花枝遮掩，可它們實在太醜，怎麼也遮不住。要想反敗為勝，辦法只有一個：別當它們是高壓線塔，就當是兩座無可救藥的雕塑。
拉丁美洲新電影基金會的總部在此地定居之後，我們才知道，這座房子的歷史既非自這雙塔而始，也不會因它們而終；而且，與這房子有關的許多故事都既非真實，亦非虛假——它們是電影。各位想必都看得出，托馬斯·古鐵雷斯·埃雷阿在這裡拍攝過《倖存者》。如今，電影完成八年，古巴革命勝利二十七年。影片中的畫面既非幻想世界中的真實，也非古巴歷史中的謊言，而是真實與虛構間的第三種現實——電影現實的一部分。
很少能有這麼合適的房子讓我們起程，邁向拉美電影融合的終極目標。我們的目標就是這麼單純，就是這麼狂妄。單純固然不會招來批評，但頭一年便口出狂言定會招來指責。今天是聖芭芭拉日，基金會恰好成立一周年，巧得很，這房子原本也叫聖芭芭拉。
下周，拉丁美洲新電影基金會將從古巴政府得到一項捐贈，對此，我們感激不盡。感激古巴政府前所未有的慷慨，讓菲德爾·卡斯特羅一舉成為世界上最名不見經傳的電影人。我所說的這項捐贈，就是用當今最好的技術、為亞非拉培養專業人才的聖安東尼奧·德洛斯巴尼奧斯國際影視學校。學校僅八個月就已落成，各國教師也已招募完畢，還錄取了一批學生，今日大多在座。校長費爾南多·比利向來實事求是，前不久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對阿根廷總統勞爾·阿方辛說，這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一所影視學校」。
辦校自然是基金會工作的重頭戲，但並非唯一要做的事。培養出專業人才，卻無事可干，豈非花大代價增加失業人口？因此，在這頭一年裡，我們已開始為拉美影視業的繁榮打下堅實的基礎。首批工作如下：
與獨立製片人合作，製作了兩部故事片、三部紀錄片，均由拉美導演執導，五集電視劇，每集一小時，獨立成篇，由拉美五個不同國家的影視劇導演執導。
近日正組織選拔，幫助拉美年輕電影人製作或完成影視劇。
爭取在拉美各國乃至歐洲一些國家的首都開設專門的電影放映廳，常年放映拉美各時期電影，並做相關研究。此項目已正式進入運行。
每年在基金會拉美各國分會組織電影愛好者競賽，挖掘人才，為國際影視學校選拔學生。
研究拉美影視現狀，建立拉美電影視聽信息庫和首個第三世界獨立影片資料館。
撰寫拉美電影史，編纂西班牙語影視詞典。
由基金會墨西哥分會負責，以國別為單位，收集有關拉美新電影的重要文獻資料。
在哈瓦那電影節期間，號召拉美各國政府及電影機構修正其國內的國產影片保護法，因其中不少條文與拉美電影融合的宗旨背道而馳。
一九五二年至五五年間，在座的四位——分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胡利奧·加西亞·埃斯皮諾薩、拉丁美洲新電影教皇費爾南多·比利、傑出的藝術家托馬斯·古鐵雷斯·埃雷阿和一心想做電影導演卻一直沒做成的我，同在羅馬電影實驗中心學習。從那時起，我們就像今天這樣，討論拉美該做什麼樣的電影，又該怎樣去做。我們都從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中汲取靈感，一致認為那種我們一直沒有嘗試過的低成本、人性化的電影值得效仿。尤其是，從那時起，我們都意識到，真要做拉美電影，就要走融合之路。三十年後的今天下午，來自拉美各國、各年齡段的人們還在如痴如醉地討論着同一個話題，這又一次證明，無法摧毀的信念能夠壓倒一切。
在羅馬的那段日子，我去攝製組幫過忙，平生唯一一次。學校選我在影片《可惜是個壞女孩》中擔任亞歷桑德羅·布拉塞蒂導演的第三助理，讓我欣喜若狂。有機會使個人得到鍛煉固然可喜，但更可喜的是，有機會見到女主角索菲亞·羅蘭——雖然其實根本見不着：一個月里，我的工作就是在街角拉警戒線，不讓好奇者闖入。不憑寫小說換來的那些名聲，就憑我好歹當過第三助理，從未當過一家之主的我斗膽在這個大家庭里當個會長，代表電影界的眾多有識之士說兩句話。
這裡是你們的家，所有人的家。現在只缺一塊醒目的招牌，寫上緊急通告：「接受捐贈」。趕緊去掛。
新千年的序言
1990年3月4日 委內瑞拉 加拉加斯
「想象與虛構：1914–1989，拉丁美洲繪畫75年」畫展開幕式
畫展由委內瑞拉批評家羅伯托·格瓦拉編排設計，米拉格羅斯·馬爾多納多組織協調，加拉加斯美術館展出。演講作為序言，被收入展覽畫冊。
參展的有：哥倫比亞的安東尼奧·巴雷拉和阿爾瓦羅·巴里奧斯，古巴的何塞·貝迪亞，巴西的西倫·佛朗哥，墨西哥的胡利奧·加蘭，阿根廷的吉列爾莫·奎特卡，古巴的安娜·門迭塔，委內瑞拉的「小鳥」胡安·文森特·埃爾南德斯和潘丘·基利西，波多黎各的阿納爾多·羅切，巴西的「老馬」安東尼奧·何塞·德梅略·莫烏拉奧和委內瑞拉的卡洛斯·塞爾帕。
這個膽大妄為的畫展開幕之時，正值人類求變的歷史性時刻。三年前，米拉格羅斯·馬爾多納多起意組織畫展時，世界還在這行將就木的千年裡最糟糕的百年之一——二十世紀的陰影中徘徊。互不相容的教義，實用主義的想法，寫在紙上，卻進不了我們的內心。總以為我們正如火如荼地披荊斬棘、勇往直前，不料何處刮來一陣大風，將泥足的巨人吹出了裂縫，提醒我們，不知何時，路走錯了。但是，別以為這條路會越走越黑，相反，它會越走越亮，迎來一個思想徹底解放、無人約束、自我做主的新世界。
一四九二年，當一隊歐洲航海者在前往印度的途中與這片土地不期而遇時，我們生活在前哥倫布時代的祖先也許有過與我們今天類似的經歷。遠祖們不識火藥與指南針，卻識鳥語，能用臉盆預知未來。也許當年，他們仰望浩瀚星空，早已猜到了地球就像橙子那樣圓。他們對今天的學問一無所知，可他們善於想象。
於是，他們用黃金國的傳說抗擊侵略者。聲稱在那個神奇的國度，國王渾身塗滿金粉，在聖湖中洗浴。侵略者問怎麼走，他們五指張開，隨手一指：「從這兒，轉那兒，再往那兒。」路越指越多，混亂一團，錯誤不堪，永遠都要再往前一點點，再往那兒一點點，再過去一點點，沒有辦法記認。貪婪的探險者們迷失了回程的路。黃金國沒人找到過，沒人見到過，因為它就沒存在過。然而，它的誕生，宣告了中世紀的結束和一個偉大時代——文藝復興的開始。社會變化之大，從名稱一望便知。
五個世紀後，尼爾·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留下足跡，人類又一次為之震動。另一個新時代到來了！當時，我們正在西西里南部的潘泰萊里亞荒島上度假，盯着電視上那隻神秘的腳在月球表面一通亂探，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我們是兩對拉美夫婦，帶着孩子，外加兩對歐洲夫婦，也帶着孩子。緊張的等待過後，那隻對月球來說屬於外星人的腳終於落在了冰冷的浮土上，節目主持人說出了那句幾世紀前就想好的話：「終於，人類首次踏上了月球。」見證歷史，大家都有些飄飄然，只有拉美孩子異口同聲地問：「才首次？胡說八道！」之後就垂頭喪氣地離開了房間。對他們來說，凡想象過的（如黃金國），都發生過。征服太空這種事，他們在搖籃里就想象過，當然早就發生過。只有拉美的兒童會這樣。
在不遠的將來，將再沒有白紙黑字的預言，也再沒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許多事昨天是真的，明天未必就是。也許，形式邏輯學會退化成課本上的陳舊觀念、錯誤典型。也許，當今社會複雜尖端的通訊科技會簡化為傳心術。那將是文化尚古主義的世界，基本的工具是想象。
我們將邁入拉丁美洲時代。創造性的想象是新世界最豐富、最必需的基礎材料，而拉丁美洲是它的第一生產者。今天，這裡有一百名想入非非的畫家，他們的一百幅作品不僅生動展示了拉丁美洲的現狀，還對這片有待發現的大陸做出了偉大的預測：這裡的死神會敗在幸福手下，這裡的生活會永遠更加太平，時間更充裕，身體更健康，食物更熱乎，倫巴更柔美，一切會更好。一句話：會有更多的愛。
我不在這裡
1992年12月8日 古巴 哈瓦那
拉丁美洲新電影基金會放映廳揭幕式
格勞貝爾·羅沙放映廳是拉丁美洲新電影基金會總部的文化設施。放映廳也兼文化中心，除放映電影外，還舉辦講習班、國內會議和國際會議，上演舞台劇、舞蹈表演及室內音樂會。
格勞貝爾·羅沙（Glauber
Rocha，1939–1981），巴西導演、編劇、演員。
今天上午，我在歐洲的一份報紙上讀到我不在這裡。我不奇怪，因為我以前還聽說過我捲走了菲德爾·卡斯特羅送給我的家具、書籍、唱片和官邸藏畫，並通過使館設法將一部拙劣的反古巴革命的小說原稿帶離了古巴國境。
在座的各位剛才不知道，現在總該知道了。這就是今天下午我不能在這裡為放映廳揭幕的原因。這間放映廳，就像電影本身（以及所有的電影人）一樣，也許不過是個視覺幻象。它讓我們如此擔驚受怕、忐忑不安，時至今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的五百年一個月零二十六天，我們依然不敢相信：夢想成真，它建成了。
歷史上誕生過的奇蹟數不勝數，其中最具決定性的當屬令人矚目的科學發展。那是另一個照進現實的偉大夢想，電影從未有過這麼優秀能幹、樂於助人的鄰居。當放映廳遇到困難、落成無望時，他們來敲我們的門，雪中送炭，不求回報。今天，拉丁美洲新電影基金會投桃報李，與古巴科學界的朋友共同分享這一刻，相信，我們會有很多的共同語言。這說法一點也不新鮮。聖–瓊·佩斯在他精彩的諾貝爾文學獎領獎辭中就論證過，科學與藝術是如何溯本同源，異曲同工。你們瞧，我不在這裡，能說的話也不少。說不定，經此盛事鼓舞，我還會高興地把捲走的家具、書籍和手稿運回來。希望托里拆利定律能幫我們從別處搬來幾塊基石，多做幾件這樣的好事。
恭祝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
七十大壽
1993年2月18日 哥倫比亞 波哥大
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Belisario
Betancur，1923– ），哥倫比亞政治家，1982年至1986年間任哥倫比亞總統。
祝壽會在何塞·亞森松·席爾瓦詩社舉行。哥倫比亞前總統貝坦庫爾出生於2月4日，提議為他祝壽的有：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阿爾瓦羅·穆蒂斯、阿方索·洛佩斯·米切爾森、赫爾曼·阿西涅加斯、赫爾曼·埃斯皮諾薩、阿維拉多·福雷羅·貝納維德斯、埃爾南多·巴倫西亞·戈埃爾克、拉斐爾·古鐵雷斯·希拉多特、安東尼奧·卡瓦列羅、達里奧·哈拉米略·阿古德洛以及詩社主席瑪麗亞·梅塞德斯·卡蘭薩。
何塞·亞森松·席爾瓦（josé
Asunción
Silva，1865—1896），哥倫比亞詩人，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者之一。
有一次，我算錯了時差，凌晨三點往總統府打電話，結果還是總統親自接的，讓原本就失禮的我更覺慌張。「別擔心，」他聲若洪鐘地對我說，「攤上這麼個苦差事，我還真沒別的點兒能讀詩。」原來，位高權重的共和國總統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當時正在趁報紙沒到，沒被俗事困擾、忙得焦頭爛額之前，重讀堂佩德羅·薩利納斯的數學詩。
九百年前，偉大的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在與敵方交戰之際，也曾夜不能寐，挑燈創作放蕩不羈的諷喻詩和美好浪漫的愛情詩。亨利八世毀過珍稀書庫，砍過托馬斯·莫爾的腦袋，卻也有作品被收入伊麗莎白時代的文集。沙皇尼古拉一世親自幫普希金改詩，免得他通不過自己嚴格施行的書刊審查制度。歷史沒有對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如此絕情，因為與其說他是一名熱愛詩歌的統治者，倒不如說他是一位受到命運捉弄、飽嘗了權位之苦的詩人。詩歌是他一生的志向，曾害他十二歲就在亞魯馬爾中學栽過大跟頭。事情是這樣的：貝利薩里奧當時被rosa、rosae、rosarum煩得夠戧，即興賦詩一首。沒念過克維多，詩句中卻有明顯的克維多痕跡；沒念過岡薩雷斯，八音節詩倒也做得四平八穩。
主啊，主啊，求求你，
讓拉丁文老師
遭天打雷劈吧！
我們會一直求下去。
第一個遭天打雷劈的是他自己——當場開除。上帝明白自己在做什麼，否則，我們怎麼能在這裡祝賀哥倫比亞領袖的七十大壽？
現在的年輕人想象不出當年我們將詩歌置於何等崇高的地位。我們不說高中一年級，而說文學一年級；雖然也學了化學、三角，但學位還是文學。在我們這些外省人眼裡，波哥大不是首都，不是政府所在地，而是冷冷細雨中，詩人的住所。我們相信詩歌，更堅信——如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貢所說——它是人類存在的唯一實證。因為詩歌，哥倫比亞落後了差不多半個世紀才邁入二十世紀。那種激情四溢的狂熱無處不在。掀開地毯，想用掃帚把垃圾掃進去，不行，那兒有詩歌；翻開報紙，哪怕是經濟版、法製版，那兒有詩歌；咖啡杯里的殘渣，寫着我們的命運，那兒有詩歌；就連湯里都有詩歌，愛德華多·卡蘭薩就找到過：「雙眼透過湯中冒出的居家天使凝望。」豪爾赫·羅哈斯精妙絕倫的雜感文字中也有：「美人魚不張腿，因她只有帶鱗的魚尾。」丹尼爾·阿朗戈也曾將「生存價值之完美體現」這樣一句完美的十一音節詩潦草地寫在食品店的玻璃櫥窗上。連公廁便池中都藏着它，那是羅馬人說的：「不懼上帝，要怕梅毒。」常常，我們懷着兒時去動物園的敬畏，前往黃昏時分常有詩人聚會的咖啡館。大師萊昂·德格雷夫教大伙兒輸了棋不氣惱、對帥小伙兒不手軟，尤其在言語上不氣短。當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和一群安蒂奧基亞地區的毛頭小伙子一起，戴着蝙蝠式的寬檐氈帽，穿着中世紀學者長袍，神氣十足地離鄉闖蕩時，波哥大就是這樣一座城市。他來這兒，就是要去詩人聚集的咖啡館。在那裡，他如魚得水，如鳥投林。
後來，他開始忙得不可開交。再後來，大家都知道，他當上了共和國總統，日理萬機——那也許是他對詩歌的唯一一次背叛。哥倫比亞沒有哪個總統像他那樣，需要同時處理使人家破人亡的地震、傷亡慘重的火山爆發和兩場血雨腥風的戰爭。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度，在一個多世紀前，人們還在為了生存自相殘殺。我以為，他之所以能一一化解這些危機，不僅憑藉其卓越的政治膽識——這當然不在話下——更仰賴他身為詩人戰勝困境的超凡能力。
貝利薩里奧活了七十歲，終於丟掉形形色色不肯以詩人自居的藉口，對一份青年雜誌袒露心聲，實可謂古稀之年，不失體面地重煥青春的美好方式。因此，我覺得，我們今天的好友聚會選在詩社再合適不過，尤其是在這個依然能聽見何塞·亞森松清晨躡手躡腳、傾聽玫瑰花語的詩社。今天，許多熱愛貝利薩里奧的朋友又相聚在這裡。貝利薩里奧沒當總統前，我們愛他；他當總統時，我們同情他；如今他無職無權、無欲無求、自在灑脫，我們更愛他。
佩德羅·薩利納斯（Pedro
Salinas，1891–1951），西班牙「二七年一代」詩人，曾將數學符號融入詩中，創作出別具一格的數學詩。
拉丁語中「玫瑰」一詞的名詞變格。
此處原文為hasta
en
la
sopa，原意為「連湯里都有」，引申義則為「無處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