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來演講的 - 第4章
加西亞·馬爾克斯
Carranza，1913–1985），哥倫比亞詩人。
豪爾赫·羅哈斯（Jorge
Rojas，1911–1995），哥倫比亞詩人。
雜感（greguería）是一種短小精悍、恢諧幽默的文體，往往也是一種文字遊戲。此句也可理解為「美人魚不張腿，因她心存疑慮」。
丹尼爾·阿朗戈（Daniel
Arango，1921-2008），哥倫比亞作家。
萊昂·德格雷夫（León
de
Greiff，1895–1976），哥倫比亞詩人。
我的朋友穆蒂斯
1993年8月25日 哥倫比亞 波哥大
阿爾瓦羅·穆蒂斯七十大壽
哥倫比亞總統府納里尼奧宮，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好友阿爾瓦羅·穆蒂斯七十大壽壽宴上的演講，當時，總統塞薩爾·加維里亞授予穆蒂斯博亞卡十字勳章。2007年11月26日，在第二十一屆瓜達拉哈拉書展上，哥倫比亞作為主賓國，前總統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經坐在一旁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同意」，再次宣讀該文章，向阿爾瓦羅·穆蒂斯致敬。
阿爾瓦羅·穆蒂斯跟我說好，絕不在公共場合談論對方，好也不說，壞也不說，免得互相吹捧。然而，整整十年前，就在這個地方，就因為不喜歡我給他推薦的理髮師，這好好的有益社會健康的約定生生被他撕毀。從那時起，我就一直伺機報復，今天這機會再好不過。
當時，阿爾瓦羅說起一九四九年，貢薩洛·馬利亞里諾是怎樣在恬靜宜人的卡塔赫納介紹我們倆相識的。我也一直以為那確實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直到三四年前的一個下午，我聽他隨口聊了幾句費利克斯·門德爾松，讓我猛然回想起大學時光。當時，我們幾個同學沒錢去咖啡館學習，只好逃到波哥大國家圖書館鮮有人光顧的音樂廳。在下午那些屈指可數的聽眾里，我特別討厭一個長着傳令官的鼻子、土耳其人的眉毛、像水牛比爾一樣身大腳小的人。他總是四點來，也總愛點門德爾松的小提琴協奏曲。四十年後，直到那天下午，在他墨西哥城的家中，我才突然認出他那洪亮的嗓門、孩子般的小腳、抖抖索索連斗大的針眼都穿不過去的雙手。「真見鬼，」我垂頭喪氣地說，「那人居然是你！」
我唯一遺憾的是，舊恨難平，卻不能秋後算賬。時光無法倒流，畢竟，我們一起欣賞過那麼多樂曲。因此，儘管學識淵博的他居然對波萊羅沒有絲毫感覺，我們也沒有分道揚鑣，還是朋友。
阿爾瓦羅幹過各種各樣奇怪的行當，遇險無數。十八歲那年，他在國家電台當主播，節目中隨口胡謅了幾句，被一個愛吃醋的丈夫聽成給他妻子打暗號，提着槍在街角埋伏。後來，總統府一次正式活動，兩位耶拉斯總統的名字被他弄混了，顛來倒去地叫了半天。再後來，身為公共關係專家，他卻在慈善會上放錯了電影。原本應向社會上廣發善心的太太們播放一部反映孤兒生活的紀錄片，卻被他放成一部修女與士兵亂搞一氣，還有個漂亮名字叫《種植橙樹》的色情片。此外，他還在航空公司做過公關部主管，後來那間公司在最後一架飛機墜毀後關門大吉。他工作的時間都花在認屍、通報死者家屬、接待媒體上。家屬毫無思想準備，本以為喜事臨頭，開門一見是他，慘叫一聲倒地。
後來的工作稍好了一些，為了從巴蘭基亞的一家酒店搬出世界首富的華美遺體，他在街角的殯儀館緊急採購了一具棺材，裝好後立在員工電梯裡運下樓。侍應生問棺材裡裝的是誰，他說是「主教大人」。他在墨西哥的一家餐館大聲說話，鄰桌的以為他是電視劇《鐵面無私》里的沃爾特·溫切爾（阿爾瓦羅給他配過音），就撲上去要揍他。他在拉美推銷了二十三年電影，行程加起來繞地球轉了十七圈，依然本性不改。
而我最欣賞他的，是他教師般無私奉獻的精神。他一心想做教師，卻因為熱衷檯球這個不良嗜好，從未如願。我所認識的作家中，沒有誰像他那樣關心他人、尤其樂於提攜後輩的。他煽動年輕人違背父命，投身詩歌，用禁書毒害他們，用巧舌迷惑他們，鼓勵他們闖蕩世界，堅信在這世上做一個詩人還不至於餓死。
這麼難能可貴的品質，最大的受益人是我。我說過，是阿爾瓦羅帶給我第一本《佩德羅·巴拉莫》，還對我說：「拿着，好好學學。」他沒想到，這麼做等於自掘墳墓。讀完胡安·魯爾福，我不僅學會用另一種方式寫作，還總備個故事，專用來搪塞別人。寫《百年孤獨》的時候，我的這種自救方式，絕對的受害人恰恰又是阿爾瓦羅·穆蒂斯。那十八個月里，他幾乎夜夜登門，讓我跟他說寫了什麼。儘管我說的是另一個故事，但依然能從他的反應中獲得啟發。他興致勃勃地聽，添油加醋地四處宣揚。之後，他的朋友們又把他講的故事講回給我聽，我從中又汲取了不少養分。初稿完成後，我送到他家。第二天，他怒氣沖沖地給我打電話。
「您讓我在朋友面前沒法兒做人，」他沖我嚷嚷，「這玩意兒跟您講的不是一回事。」
從那以後，他總是我作品原稿的第一個讀者，見解犀利，忠言逆耳。因為他，我最起碼將三個短篇束之高閣。我也說不清我的作品裡究竟有多少他的成分，但一定不少。
別人常問我，這年頭，人心叵測，我們倆的友誼為何能天長地久。原因很簡單：阿爾瓦羅和我為了做朋友，很少見面。儘管我們在墨西哥城一起住了三十多年，幾乎算得上是鄰居，但在那兒我們很少見面。我想見他，或他想見我的時候，得先電話聯繫，確定彼此都有見面的意願。只有一次，我違背了這條基本原則，而阿爾瓦羅當時的表現，足以說明他是個什麼樣的朋友。
事情是這樣：那天晚上龍舌蘭酒喝多了，我和另一位好友凌晨四點去敲阿爾瓦羅獨居的公寓大門。他睡眼惺忪地把門打開，我們倆二話不說，從牆上取下一幅珍貴的一點二米長、一米寬的博特羅油畫，抬了就走，然後胡亂糟蹋一通。對這次入室搶劫，阿爾瓦羅事後隻字未提，也從未打聽過那幅畫的下落。而我也直到他今天邁入古稀之年，才說出內心的愧疚。
維繫友誼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在一起時，多半在旅行，大部分時間都忙着應酬別人、處理其他事，不到萬不得已，顧不上對方。對我而言，在歐洲公路上與他共度的無數時光相當於在大學補念了人文藝術專業。在巴塞羅那到普羅旺斯的艾克斯三百多公里的路上，我學到了有關阿維尼翁教皇與清潔派教徒的知識。去亞歷山大、佛羅倫薩、那不勒斯、貝魯特、埃及、巴黎，也都有同樣的收穫。
然而，瘋狂旅行中，我也上過最讓人琢磨不透的一堂課。當時，我們正穿越比利時的田野。十月里，霧蒙蒙的，剛被棄置的露營地里散發着人的糞便味。阿爾瓦羅開了三個多小時車，破天荒地一句話沒說。突然，他冒出一句：「孕育偉大的自行車手與獵手的國度。」他從未解釋過自己到底想說什麼，但承認他體內有個毛茸茸、流口水的大傻子，正式會見也好，總統官邸也罷，一不留神就溜出來說幾句。寫作時也得管着，這傻子瘋得厲害，又踢又跳，總想篡改書稿。
但這所流動學校留給我最美好的回憶還不是課堂，而是課間。在巴黎等候夫人們購物時，阿爾瓦羅就往遠近馳名的咖啡館門前台階上一坐，仰面朝天，翻出白眼，大手一伸，作乞討狀。一位衣冠楚楚的紳士用地道的法國方式尖刻地對他說：「穿羊絨衫討飯，臉皮真厚。」可他還是給了一法郎。不到一刻鐘，阿爾瓦羅就淨掙四十法郎。
在羅馬的弗朗西斯科·羅西家，他用自創的意大利語，其中沒有一個真正的意大利語單詞，滔滔不絕地描述了自己在金迪奧的恐怖遭遇，迷住了意大利影視文化精英費里尼、莫妮卡·維蒂、阿莉達·瓦莉和阿爾貝托·莫拉維亞，讓他們津津有味地聽了好幾個小時。在巴塞羅那的一家酒吧，他用巴勃羅·聶魯達灰心喪氣的語調朗誦了一首詩，有個聽過聶魯達聲音的人以為他就是聶魯達本人，居然向他索要簽名。
他寫過一句詩：「我知道，我永遠去不了伊斯坦布爾。」讀得我心驚肉跳。這首詩對於一個無可救藥的君主制國家來說相當怪異，人家不叫伊斯坦布爾，只叫拜占庭，好比早在被歷史證明其正確性之前，我們就一直只叫聖彼得堡，不叫列寧格勒一樣。我也不懂為什麼老覺得應該把詩里提到的去伊斯坦布爾變為現實。終於，我說動了他，一起坐船去，坐的是慢船，挑戰命運時，得不慌不忙。在那兒待了三天，我老擔心那詩句成讖，心裡一直七上八下。直至今日，阿爾瓦羅已是年屆七十的老人，而我還是六十五歲的孩子這一天，我才敢說：當年去伊斯坦布爾，我不是為了打敗詩歌，而是為了挑戰死神。
我以為自己就要一命嗚呼的那次旅途，阿爾瓦羅也在身旁。當時，我們正駕車在明麗的普羅旺斯疾馳，突然，一位司機逆向行駛，發瘋似的沖了過來。我只好往右猛打方向盤，根本來不及去看我們會摔在什麼地方。剎那間，我有種奇妙的感覺，方向盤飛在空中，完全不聽我使喚。一向坐在後排的卡門和梅塞德斯屏住呼吸，直到車子像孩子一般摔進春季葡萄園旁的排水溝。那一刻，我唯一記得的是副駕駛座上阿爾瓦羅的神情。摔落前，他看了我一會兒，滿臉同情，似乎在說：「瞧這傻瓜，幹嗎呢？」
在我們這些認識他母親、並深受其害的人眼裡，阿爾瓦羅的所作所為還算不上驚世駭俗。卡洛琳娜·哈拉米略人長得漂亮，腦子卻不好使。她從二十歲起就不再照鏡子，因為覺得鏡子裡的人不是自己。老太太年紀一大把，天天騎着自行車，穿件夾克，去草原給莊園裡的工人義務打針。在紐約的一個晚上，我們出門看電影，拜託她照看我和妻子十四個月大的兒子。她一本正經地勸我們三思，說她在馬尼薩萊斯也幫忙照看過一個孩子，那孩子哭個沒完，她只好餵他一塊有毒的桑葚糖，讓他閉嘴。但即便如此，去梅西百貨公司那天，我們還是把孩子託付給她，回來時只見她獨自一人。保安四處找孩子的時候，她就跟她兒子一樣沉得住氣，還安慰我們：「別着急，阿爾瓦羅七歲那年，也在布魯塞爾走丟了，瞧他現在不是挺好！」阿爾瓦羅就是她的升級版，還比她有學問，當然更了不得！他名震寰宇，不僅詩寫得好，人也特別好。所到之處，胡吃海喝，誇張怪異，胡說八道，令人難忘。只有我們這些了解他、熱愛他的人才知道，他只是咋咋呼呼，虛張聲勢罷了。
阿爾瓦羅·穆蒂斯不幸是個太過和善的老好人，誰也想象不到他為此付出多大代價。我見過他在黑暗中，憂傷地躺在書房的沙發上。那模樣，不會讓前一晚任何一位幸福的聽眾羨慕。幸好，那無法治癒的孤獨也孕育出他廣博的學識、非凡的閱讀能力、無盡的好奇心和憂傷悽美的詩歌。
我見過他沉浸在布魯克納氣勢恢弘的交響樂里，像在欣賞斯卡拉蒂的嬉遊曲。我見過他躲在奎爾納瓦卡花園僻靜的角落，趁着悠長假期遠離塵囂，徜徉在巴爾扎克全集奇妙的文字森林裡。有些人隔些日子會看部牛仔片，而他隔些日子會把《追憶似水年華》從頭到尾再看一遍，他的擇書標準是不少於一千兩百頁。他蹲過墨西哥監獄，所犯的罪許多作家、藝術家都犯過，可只有他蹲過監獄。他說，那十六個月，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我一直以為，他寫書慢，是因為工作忙，再加上他字寫得不好，像鵝親自抓着鵝毛筆寫出的鬼畫符，足以讓獵狗在特蘭西瓦尼亞的迷霧中驚恐地亂吠。多年前，我問他，他說等退了休，沒有俗務纏身時，會潛心寫作。果然，飛了那麼多年，他一躍而下，沒用降落傘，穩穩着地，文思泉湧，實至名歸。六年寫八本，創造了文學史上的偉大奇蹟。
他的書，隨便挑一本，讀上一頁，你就會明白：阿爾瓦羅·穆蒂斯的全部作品，連同他的一生，都在確信無疑地傳遞着一個信息：失落的天堂再也無法找回。麥克洛爾不止是他——這話誰都會說——麥克洛爾是我們大家。
作為結束語，我斗膽提議：今晚來祝阿爾瓦羅七十大壽的人，第一次，別假客套，別怕流眼淚，別罵罵咧咧，真心實意地告訴他，我們有多崇拜他，媽的，我們有多愛他。
拉美地區廣受歡迎的一種舞曲。
沃爾特·溫切爾（Walter
Winchell，1897-
1972），美國新聞記者，曾在警匪劇《鐵面無私》（The
Untouchables）中任敘述者。
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Juan
Rulfo，1917–1986）的代表作。
博特羅（Femando
Botero，1932– ），哥倫比亞畫家。
弗朗西斯科·羅西（Francesco
Rosi，1922– ），意大利導演。
莫妮卡·維蒂（Monica
Vitti，1931– ），意大利女演員。
阿莉達·瓦莉（Alida
Valli，1921-2006），意大利女演員。
阿爾貝托·莫拉維亞（Alberto
Moravia，1907–1990），意大利小說家。
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1824–1896），奧地利作曲家，代表作為九部正式編號的交響曲。
斯卡拉蒂（Giuseppe
Domenico
Scarlatti，1685-1757），意大利作曲家，代表作為555首鍵盤樂奏鳴曲。
Maqroll，阿爾瓦羅·穆蒂斯多部作品的主人公。
人見人愛的阿根廷人
1994年2月12日 墨西哥城
在墨西哥城美術館的演講。講稿第一次發表於1984年2月22日，胡利奧·科塔薩爾去世後不久；科塔薩爾去世十周年時，曾作為紀念辭宣讀；科塔薩爾去世二十周年的2004年2月14日，又在哈里斯科州的瓜達拉哈拉「又見胡利奧·科塔薩爾」座談會開幕式上宣讀。瓜達拉哈拉大學設有胡利奧·科塔薩爾教研室，由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主持。
胡利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1914–1984），阿根廷作家，拉丁美洲文學爆炸主將之一，代表作為《跳房子》。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 ），墨西哥作家，拉丁美洲文學爆炸主將之一，代表作為《阿特米奧·克魯斯之死》
約十五年前，我最後一次去布拉格，同行的還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胡利奧·科塔薩爾。我們三個都怕坐飛機，便從巴黎乘火車前往，夜晚穿越東西德的時候，聊起兩國無邊的甜菜地、什麼都造的巨型工廠、大戰所帶來的浩劫和肆意的愛情，總之，無所不聊。
臨睡前，卡洛斯·富恩特斯突然問科塔薩爾，是什麼時候、由誰倡議將鋼琴加入爵士樂的。他不過隨口一問，想知道一個日期、一個人名，誰知竟引出一篇精彩的演講，一聽聽到大天亮。我們大杯大杯地喝啤酒，大口大口地吃香腸拌涼土豆，科塔薩爾字斟句酌，深入淺出，從歷史到美學，一一向我們道來，直到東方發白，才最終在對特洛尼斯·蒙克的褒獎中結束。那長長的大舌音，管風琴般渾厚的嗓子和瘦骨嶙峋的大手，表現力可說是無與倫比。那個獨一無二的夜晚所帶來的驚愕，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我永生難忘。
十二年後，我見胡利奧·科塔薩爾在馬那瓜的一個公園，面對着一大群人，用美妙的嗓音朗讀一個短篇，是最艱澀難懂的那種——故事中不幸的拳擊手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底層方言訴說着自己的經歷。沒在那種烏糟的環境待過，根本聽不懂那種語言。可科塔薩爾偏偏挑中這篇，在寬敞明亮的公園裡，站在台上，讀給一大群人聽。聽眾魚龍混雜，有著名詩人、失業泥瓦匠、革命領袖和反對派。那又是一次難忘的經歷。儘管嚴格來說，即便是那些精通底層黑話的人，也不容易聽懂這故事，但聽眾卻能對故事中的情感產生極大的共鳴。可憐的拳擊手孤零零地站在拳台上挨打，聽眾能感受到他的痛，為他的夢想和苦難潸然淚下；科塔薩爾與聽眾建立的是心與心的交流，誰也不在乎語言的含義，坐在草坪上的人都陶醉在這天籟之音里。
對科塔薩爾的這兩次令我感觸至深的回憶體現了他個性的兩個極端，是對他最好的定義。私底下，好比在去布拉格的火車上，他博聞強記，侃侃而談，風趣幽默，笑中帶刺，能躋身於任何時代的傑出知識分子之列。而在大眾面前，儘管他不願做公眾人物，可在無法迴避的場合，他是那麼非凡，那麼細膩，那麼奇特，那麼令人着迷。無論哪種情況，他都是我有幸結識的令我印象最深的人。
第一次見他，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悲秋之末，巴黎一家英文名字的咖啡館。他時常去那兒，待在角落裡，握着自來水鋼筆在作業本上寫作，手指上沾着墨跡。讓–保羅·薩特也在三百米外做着同樣的事。當時，我已在巴蘭基亞的朗塞旅社（每晚花一個半比索，與低薪的球員、快樂的妓女為鄰）讀過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動物寓言集》，翻開第一頁，我就意識到他是我未來想要成為的那種作家。有人告訴我，他在巴黎聖日爾曼大街的「老海軍」咖啡館進行創作，我在那兒等了好幾個星期，終於見他像幽靈一般飄了進來。他比我想象的要高，穿着一件長得要命的黑大衣，就像鰥夫穿的那種，一張娃娃臉被襯得有些邪惡，牛犢般的眼睛分得很開，斜的，清澈透明，若非心在駕馭，活像魔鬼之眼。
多年後，我們已是朋友，我又見到了他那天的樣子。他在一部短篇佳作中重塑了自己：《另一片天空》里那個旅居巴黎，完全出於好奇而去斷頭台觀刑的拉美人。科塔薩爾似乎是對着鏡子寫道：「他的表情很奇怪，既出神，又出奇地專注，仿佛一個在夢中停住腳步、不願醒來的人。」故事中的人穿着黑色的長大衣，就像我第一次見科塔薩爾時他本人穿的那件。故事中的敘述者不敢上前去問他從哪裡來，怕遭冷遇，因為如果碰到別人這麼來問，自己恐怕也會生氣。無獨有偶，那天下午，在「老海軍」，我也懷着同樣的畏懼，不敢上前去問科塔薩爾。我見他不假思索、奮筆疾書了一個多小時，其間只喝了半杯礦泉水。天黑了，他把鋼筆放進口袋，作業本夾在腋下，像世界上最高最瘦的一名學生那樣出了門。多年後，我們時常碰面，他與當年唯一的變化就是濃黑的鬍鬚。他一直在長，卻一直如出生時那般模樣，直到去世前兩星期，還像一個年華永駐的不老傳奇。我從未壯起膽子問他，也從沒跟他提起，一九五六年的悲秋，那個坐在「老海軍」的角落、讓我不敢上前搭訕的人是不是他。我知道，無論他現在身處何方，都會罵我膽小。偶像讓人尊敬、讓人崇拜、讓人依戀，當然，也讓人深深地妒忌。而科塔薩爾正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能喚醒所有這些情感的作家之一。此外，他還能喚醒另一種不太常見的情感：虔誠。也許，不經意間，他成了人見人愛的阿根廷人。不過，大膽設想一下，假若死者還能死，那麼，眼下這種舉世皆為他的辭世而悲的場景，恐怕會讓他無地自容，再死一次。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書里，誰也不像他那樣懼怕身後的哀榮、奢華的葬禮。更有甚者，我總覺得，在科塔薩爾心裡，死亡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八十世界環遊一天》中，一個人居然大出洋相——死了，朋友們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所以，正因為了解他，深愛他，我才拒絕出席胡利奧·科塔薩爾的一切治喪活動。
我希望能以如他所願的方式懷念他，為他存在過而高興，為我結識過他而欣喜。他留給世人的回憶猶如一部未盡的作品，是那麼的美好而不可磨滅，為此，我心懷感激。
特洛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1917–1982），美國爵士鋼琴家、作曲家。
科塔薩爾一部文集的名字，是對凡爾納（Jules
Verne，1828–1905）《八十天環遊世界》的戲仿。
拉丁美洲確實存在
1995年3月28日 巴拿馬 孔塔多拉
孔塔多拉集團「拉丁美洲是否存在」專題「實驗室」
在場的有：陳述人烏拉圭前總統路易斯·阿爾維托·拉卡列，參加者費德里科·馬約爾·薩拉戈薩、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最後一個登台演講）、米格爾·德拉馬德里·烏爾塔多（墨西哥前總統）、塞爾希奧·拉米雷斯（尼加拉瓜前副總統）、弗朗西斯科·維弗爾特（巴西文化部長）與奧古斯托·拉米雷斯·奧坎波（哥倫比亞前外交部長）。
孔塔多拉集團成立於1983年1月9日，正值中美洲遭遇危機之時，集團主旨即在推動中美洲和平與民主進程，最初有四個成員國：哥倫比亞、墨西哥、巴拿馬和委內瑞拉。該集團由四國首腦在巴拿馬孔塔多拉島成立，因而得名。
等到最後一個發言，是因為昨天吃早飯時，我還不清楚在會上會聽到些什麼。我喜歡你來我往，唇槍舌劍，可這種活動總愛唱獨角戲，妙趣橫生的即席質問一概不許。得做筆記，請求發言，然後等待，好容易等到，想說的都已經被人說完了。同胞奧古斯托·拉米雷斯在飛機上對我說：想知道誰老了很容易，就看他是不是說什麼都會扯上趣聞軼事。我跟他說：要真這樣，那我剛出生就老了，寫的作品也全是老朽之作。下面的話可以作證。
拉卡列總統開場就讓我們大吃一驚，說「拉丁美洲」這個名字並不是從法語來的。我本來一直以為它是從法語來的，但也確實不記得是從哪兒看到的，也就無法提出任何反證。當年玻利瓦爾用的並不是這個詞，他用的是「美洲」，沒加形容詞，但後來這名字被美國人拿去自己用了。好在在《牙買加信札》中，他用簡短的一句話為我們混亂的身份下了定義：我們是人類中的一小部分。這就將其他定義中沒包含的因素——如多重起源、土著語言、歐洲語言：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英語、法語、荷蘭語等——全部包含在內了。
四十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人們聽到一則令人匪夷所思的新聞：素來與棒球無緣的荷蘭竟然正在參加世界棒球比賽——庫拉索即將奪得中美及加勒比地區世界錦標賽的冠軍。說到加勒比地區，我覺得區域定位嚴重不合理，不該只看地理位置，得看文化，所以應該從美國南部一直囊括至巴西北部。中美看似屬於太平洋地區，實際和它關係不大，文化上應屬於加勒比。這個呼籲合情合理，至少具備了將福克納和美國南方所有知名作家通通歸入魔幻現實主義大家庭的優點。再有，還是在四十年代，喬萬尼·帕皮尼對大眾宣稱拉美從來對人類社會毫無貢獻，連個聖徒都沒出過，似乎出個聖徒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他說得不對，聖羅薩·德利馬就是我們出的，也許因為她是個女聖徒，就沒算。他的說法充分反映了歐洲人對我們的一貫看法：不像他們就是錯，無論如何都要按照他們的方式加以糾正。美國也是如此。西蒙·玻利瓦爾聽夠了這些勸告和命令，發出感慨說：「就讓我們安安靜靜地走過我們自己的中世紀吧。」
選擇哪種政治制度，君主制還是共和制？這種來自老朽歐洲的壓力，沒有人承受的比他更多。許多文獻都提到，君主制是他的夢想。但事實是，在當年，即便已發生過美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君主制也不像如今在共和黨人眼裡那麼過時。玻利瓦爾是這麼想的：只要能讓拉美團結、獨立，按他的話講，就是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強的國家，選擇哪種政治制度根本無關緊要。過去，我們就是各種教條之爭的犧牲品；今天，我們依然飽受這種困擾。昨天，塞爾希奧·拉米雷斯提醒我們：不過就是一批人倒下去，另一批人站起來，民主國家的選舉只是個堂皇的藉口。
哥倫比亞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好像只要按時選舉，就算落實了民主制度。走個過場就好，不用去管拉票、貪污、欺詐、賄選等種種弊病。M–19游擊隊司令海梅·百特門說過：「參議員不是用六萬張選票選出來的，是用六萬比索堆出來的。前不久在卡塔赫納，一個賣水果的當街沖我嚷嚷：『你欠我六千比索！』原來，她想選的那個人名字跟我的很像，害她投錯了票，事後才發現。我能怎麼辦？只好付給她六千比索。」
玻利瓦爾的政治融合之路越走越困惑，文學藝術界卻甘冒風險，自顧自地走上了文化融合之路。我們親愛的費德里科·馬約爾說他擔心知識分子的沉默，不擔心藝術家的沉默，言之有理。藝術家終究算不上知識分子，因為太情緒化，從布拉沃河到巴塔哥尼亞，一路運用音樂、繪畫、戲劇、舞蹈、小說、影視劇等各種方式盡情表達。廣播劇之父費利克斯·B.卡格內特說：「人愛流眼淚，而我給他們流眼淚的藉口，僅此而已。」大眾的表達方式是拉美大陸多語種環境下最簡單、最豐富的表達方式。等到政治和經濟方面開始融合，文化融合將早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美國耗費巨資進行文化滲透，而我們一分錢不花，就已經在改變他們的語言、飲食、音樂、教育、生活方式和愛情，即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
馬不停蹄地開了兩天會，最開心的是第一次與好鄰居弗朗西斯科·維弗爾特見面。他說一口純正的西班牙語，令人驚嘆，而我不禁要問，在座各位中有沒有兩位以上會說葡萄牙語。德拉馬德里總統說得沒錯，西語懶得越過馬托格羅索州，而巴西卻全民動員，創造出葡式西語來和我們交流，沒準在拉美融合之後能當作通用語使用。弗朗西斯科·維弗爾特——哥倫比亞人叫他帕丘，墨西哥人叫他潘丘，而西班牙的任何一家酒館都會叫他帕克——他旗幟鮮明、有理有據地支持建立文化部。而我徒勞無功地——沒準也是件好事——反對在哥倫比亞建文化部，主要理由是：建文化部會助長文化的官方化、官僚化。
別武斷，我反對的只是容易淪為政治拉票或政治操縱的犧牲品的部委制。我提議：代之以國家文化委員會，不隸屬於政府，只隸屬於國家，不對國會負責，只對共和國負責，免得三天兩頭受部委危機、宮廷密謀、預算黑洞之累。多虧帕丘西語流利，因此儘管我的葡語拿不出手，我們還是達成共識：無論形式如何，保護及發揚文化的重任應該由國家來承擔。
德拉馬德里總統提到毒品買賣，幫了我們一個大忙。他說美國天天像送牛奶、送報紙、送麵包那樣毫無差錯地給兩三千萬癮君子上門送毒品，只有比哥倫比亞黑手黨更有勢力的黑手黨、比哥倫比亞政府更腐敗的政府才能做到。當然，毒品買賣問題，我們哥倫比亞人牽涉頗深，我們幾乎是唯一的罪魁禍首。因為我們，美國才有如此龐大的毒品消費市場；又正因為有如此龐大的消費市場，哥倫比亞才有如此繁榮的毒品工業。在我印象中，人類已對毒品買賣完全失控。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悲觀失望，乖乖認輸。噴霧消毒沒有用，面對現實、繼續鬥爭才是正道。
不久前，我和一群美國記者來到一小塊最多三四公頃、開滿了罌粟的田野。他們向我們展示如何用直升機噴霧消毒。三次飛下來，估計成本大於收效。這麼與毒品買賣作鬥爭，着實讓人泄氣。我對一些同行的美國記者說，應該先對曼哈頓島和華盛頓市政府噴霧消毒。我還批評他們：他們和全球人民對哥倫比亞的毒品問題了如指掌，知道我們如何播種、如何加工、如何出口，是因為我們哥倫比亞記者深入調查，並向全球發布調查結果，不少人為此獻出了生命。與之相反，卻沒有一位美國記者願意着手調查，告訴我們毒品是如何進入美國、如何經銷、如何實現境內商品化的。
我想，所有人都會贊同前總統拉卡列的結論：拯救美洲要靠教育。去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反思論壇上，我們得出過同樣的結論，並萌生出建設「遠程大學」的美妙構想。我還在那裡再一次呼籲：對兒童能力早挖掘、志向早發現乃當務之急。理由是：如果在孩子面前放上一大堆各式各樣的玩具，他一定會拿其中一個，而國家的職責在於創造條件，讓這個玩具在孩子手上一直玩下去。我相信，如果每個人從出生到去世，都可以只做自己喜歡的事——這就是幸福長壽的秘訣。同時，我們似乎也一致認為：對國家漠視教育、將教育交予私人打理的趨勢應保持警惕。理由很充分：私人教育，無論好壞，都是助長社會歧視的最有效手段。
拉丁美洲是否存在？前總統拉卡列和奧古斯托·拉米雷斯一開始就將問題像手榴彈一般拋了出來。四小時的接力賽跑完了，但願能有一個撥雲見日的答案。根據這兩天各位的暢所欲言，毫無疑問，拉丁美洲確實存在。也許，對自身身份的不懈追尋是它俄狄浦斯般的宿命，這種創造性的命運正是它與眾不同之處。它傷痕累累，四散潰敗，厄運遲遲未逝，道義還在追尋。拉丁美洲確實存在。證據在哪兒？這兩天，我們找到了：我們思，故我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