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來演講的 - 第5章
加西亞·馬爾克斯
Bolívar，1783–1830），拉丁美洲解放者，曾率領拉美各族人民擺脫西班牙的殖民統治。
庫拉索是一座位於加勒比海南部、靠近委內瑞拉海岸的島，該島原為荷屬安的列斯群島的一部分，2008年12月15日後改制為荷蘭王國轄下的自治國。
喬萬尼·帕皮尼（Giovanni
Papini，1881–1956），意大利作家，天主教徒。
海梅·百特門（Jaime
Bateman，1940–1983），哥倫比亞M–19游擊隊的創始人、領導人。M–19游擊隊的力量曾僅次於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現已解散，改名為M–19民主聯盟。
巴西西部地區，與拉美西班牙語世界毗鄰。
不一樣的天性，不一樣的世界
1996年4月12日 哥倫比亞 波哥大
哥倫比亞講壇
哥倫比亞武裝部隊召開「法治國家與警察部隊」大會，正式啟動「哥倫比亞講壇」，由國防部長胡安·卡洛斯·埃斯蓋拉·波托卡雷羅主持。
該學術講壇的聽眾全部為軍人，登上講壇的有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羅德里戈·帕爾多·加西亞、檢察官阿方索·巴爾迪維索·薩米恩托、歷史學家赫爾曼·阿西涅加斯、前部長胡安·曼努埃爾·桑托斯和魯道夫·奧梅斯、前制憲成員奧蘭多·法爾斯·博爾達與作家古斯塔沃·阿爾瓦雷斯·加德亞薩瓦爾。
第一次聽說軍人時，我年紀還小。外祖父給我講故事，講香蕉種植園大屠殺，美國聯合果品公司的哥倫比亞種植園工人舉行罷工遊行，在謝納加火車站聚集時被開槍鎮壓，聽得我毛骨悚然。外祖父是銀匠出身，骨子裡是自由黨，參加過「千日戰爭」，在拉斐爾·烏里維·烏里維將軍麾下任上校，戰功卓著，參加過《尼倫蒂亞停火協議》的簽署，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連綿不絕的內戰，當時，桌對面就坐着他身為保守黨議員的長子。
外祖父給我講的香蕉種植園大屠殺成為我早年間印象最深、記憶最久的故事。童年時，它是親朋好友一再談論的話題，因此在我們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此外，它也有其歷史重要性：它提前結束了美國在哥倫比亞長達四十多年的霸權統治，對後來的軍人政權無疑也有影響。
回到今天的正題，這個故事其實也是我對軍人的第一印象，這印象在多年以後才有所改觀，不再聽風是雨，而是儘量做到客觀公正。但儘管我有意識地修正腦海里的軍人印象，這五十年來，我還從未有機會和六個以上的軍人交談，交談時也很少能做到輕鬆自如，不背任何的思想包袱。彼此猜疑自然就導致交流不暢，我老覺得，同樣的話，他們的理解就是和我的理解不同。說到底，我們之間沒有共同語言。
別以為我對此全無所謂，相反，我很失落。我總問自己：毛病出在哪兒？軍人身上，還是我身上？怎樣才能推倒阻礙交流的堡壘？沒那麼容易！十九歲時，我在國立大學念過兩年法學，有兩個同學是中尉（希望他們此刻在座）。他們穿着乾淨挺括的軍服，總是準時準點地一同來到課堂，單獨坐在一邊，不苟言笑，有條不紊。我老覺得，他們生活在不一樣的世界。跟他們說話，他們很和氣，你問多少，他們答多少，客套得很。考試前，我們四人一組去咖啡館學習；星期六，我們要麼在舞廳碰面，要麼在街頭鬧事，去安靜的酒館喝酒，去幽暗的妓院鬼混。可在那些地方，我們從沒遇到過軍人同學，一次也沒有。
他們的本性原與我們不同，諸如此類的想法不禁油然而生。通常，軍人的孩子也會是軍人，他們住在軍人社區，在軍人俱樂部會面，他們的世界謝絕觀賞。很難在咖啡館見到他們，電影院更難。他們頂着神秘的光環，就算穿着便裝，也能一眼認出。身為軍人，他們四處漂泊，有機會踏遍全國的每一個角落，由內至外都與眾不同，雖然沒有投票權，但那也是出於他們自己的意願。我受過良好的基礎教育，背過無數次軍銜，免得碰到時叫錯，可每次都是背得慢、忘得快。
我對軍人存在偏見，知情人會覺得，來這個講壇簡直是我做過的最奇怪的事。但其實，自從外祖父跟我講過謝納加慘案，我對各種權力形式的痴迷程度就超過了對文學的興趣，甚至為此踏足人類學的範疇。多少次，我問自己，那個故事是否正是貫穿我所有作品的主題之源？《枯枝敗葉》中，香蕉種植園遷走後的小鎮復甦；《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和《惡時辰》中，對利用軍人達到政治目的的反思；此外，還有在三十三場戰爭的炮火中進行詩歌創作的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以及一輩子不會寫字的兩百多歲的族長。從第一本到最後一本（希望將來出更多本）書里，我對權力的本質進行了畢生的追問。
然而，是到了創作《百年孤獨》的時候，我的意識才真正覺醒。正史宣揚大屠殺是法制的勝利，那時我想，我可以駁，可以為死者討回公道，內心不禁大受鼓舞。但那其實是不可能的，我根本找不到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證據，證明死者不止七個、屠殺規模遠非民眾所想。但即使如此，那場災難的嚴重程度也絲毫不會因此而降低。
在座諸位有理由問我，為什麼不實事求是，非得竭盡誇張之能事，說死了三千人，用一列兩百節車廂的火車裝着投進大海。理由很簡單，可以用文學語言陳述如下：書中的香蕉種植園事件不是發生在某個國家的某個特定的歷史悲劇，而是規模未知、死難人數不一、劊子手無名無姓、沒準誰也逃不了干係的事件。這麼一誇張，我腦子裡就浮現出那個住在母牛成群的宮殿裡、拖着一匹孤零零的小母馬的老族長。
不這麼寫，能怎麼寫？拉丁美洲唯一的歷史傳奇便是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軍事獨裁者。許多曾是自由派的軍事領袖，後來都蛻變為專制野蠻的暴君。我堅信，如果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能打贏那三十六場戰爭中的哪怕一場，他也會是其中一員。
然而，當我圓夢，將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的風燭殘年寫成《迷宮中的將軍》時，我得擰斷天鵝的脖子，不再去編造故事。玻利瓦爾是一代偉人，他有血有肉，對自己的身體過分地不加愛惜。見證他生平事跡的只有那支陪伴他浴血奮戰，最終送他入土的年輕衛隊。我必須了解這支衛隊，了解衛隊裡的每個人。通過這位解放者引人入勝、史料豐富的信札，我想我已經近距離地了解到了。說真的，《迷宮中的將軍》是一部充滿詩意、美不勝收的歷史紀實小說。
這幾天，其他朋友也跟大家做了交流。輪到我，我想說說文學之謎。促成講壇的軍方人士知道，我很願為這講壇盡一份力——辦講壇很有必要，我只願它越辦越好。大家談的都是專業，而除了文學，我沒有別的專業。即便文學，我也不是科班出身，有的只是一些經驗。但我依然有能力引領大家加入不總是太平的文學隊伍。先送大家一句話：「如果每個人都能在背包里放一本書，我相信，所有人的生活會更美好。」
1899年至1902年哥倫比亞保守黨與自由黨之間進行的歷時千餘日的內戰。
拉斐爾·烏里維·烏里維（Rafael
Uribe
Uribe，1859–1914），哥倫比亞軍人，「千日戰爭」中自由黨的領袖。
原文如此，但據《百年孤獨》，應為三十二場戰爭。
《百年孤獨》中的人物。
《族長的沒落》中的人物。
原文如此。
擰斷天鵝的脖子，典出墨西哥詩人岡薩雷斯·馬丁內斯（González
Martínez，1871–1952）的同名十四行詩。詩中對拉美現代主義詩歌代表人物、被稱為「天鵝詩人」的魯文·達里奧（Rubén
Darío，1867–1916）追求唯美雅致的美學觀提出異議。文中這裡是指摒棄了浪漫、唯美的創作手法。
新聞業：世上最好的職業
1996年10月7日 美國 洛杉磯
美洲報業協會第52屆大會
SIP，總部設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以新伊比利亞美洲新聞基金會會長的身份致開幕辭。
有人問哥倫比亞的一所大學，該怎樣考查新聞學報考者的能力和志向。回答很乾脆：「記者不是藝術家。」這麼回答，恰恰說明新聞報道也是一種文學體裁。糟糕的是許多老師和學生對這一點要麼不清楚，要麼不以為然。也許，大部分學生在解釋自己為何報考新聞學時，理由都不確切。有人說：「我選擇新聞傳播，是因為現在媒體報道的少，掩蓋的多。」還有人說：「它是通往政界的康莊大道。」只有一個人說，因為他喜歡報道，不喜歡被報道。
五十多年前，哥倫比亞報業在拉美遙遙領先。當時沒有新聞學校，得在編輯室、印刷車間、對門酒吧和周末派對中學。記者總愛扎堆，過集體生活，無比熱愛本職工作，其他話題一概不談。做新聞講究團隊協作，沒什麼私人空間。不懂得在一天二十四小時精彩的流動課堂里學習的人，覺得老談新聞實在無聊的人，也許他想當記者，也許他自以為是記者，但其實他既不是記者，也不想當記者。
曾幾何時，媒體只是報紙和電台。電台花了好長時間才追上紙質媒體，之後個性張揚，勢不可擋，略顯冒失，眨眼間便征服聽眾。電視剛出現時，都傳說它是魔盒。如今，其風靡程度難以想象。長途電話剛開通那會兒，要找接線員轉接。電傳發明前，只能通過信件和電報與國內外聯繫，好歹也能送到目的地。
電台接線員甘冒風險，在電波聲中凌空捕捉世界各地的新聞。博學的編輯將前因後果、細枝末節搜集完整，如同從一根椎骨漸漸拼出整副恐龍骨架，只是不能妄加評論，那是主編的神聖領地。社論號稱均出自主編之手，其實不然。而且主編的字幾乎總是出了名的龍飛鳳舞，過去的主編，如《觀察家報》的堂卡洛斯·卡諾，或深受讀者歡迎的專欄作家，如《哥倫比亞時代報》的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卡利班」），都有專門的鑄排工辨認他們的手稿。在政治報道比重最大、影響最廣的時代，編輯部最敏感謹慎，也最有名望。
新聞要邊干邊學
新聞分三大塊：新聞信息、時事與報道、編者按。訪談並不常見，也不單獨使用，多半作為時事與報道的原材料。因此，在哥倫比亞，「訪談」依然被稱為「報道」。記者是弱勢群體，相當於學徒加苦力，苦幹多年、表現良好，才能晉升做領導。工作時間和工作性質表明：新聞從業人員的神經系統實際上是在逆向運轉。
入行沒別的條件，只要有做記者的意願。即便出生在報業世家——我們知道，大部分報紙都是家族所有——也要通過實踐證明自己的能力。俗話說得好：新聞要邊干邊學。進報社的人，有其他學科成績不好的，畢業找不着工作的，後知後覺、兜了一圈才發現新聞是心之所愛的其他行業的專業人士。心理素質一定要好，新人入行，會和海軍陸戰隊的新兵一樣備受捉弄，以激發偉大的創造力為由，被人嘲笑、被人下套，或在最後期限前一小時被勒令重寫。這是個培養人才、據實報道、士氣高漲、積極參與、觀點雲集的地方。經驗證明，對於有職業敏感、責任感和承受力的人來說，邊干邊學，易如反掌。實踐本身所需的文化基礎，在工作環境中就能得到加強。博覽群書是職業病，記者們如饑似渴地進行着自我教育，一目十行，就憑着他們的自學，便讓新聞業——他們稱其為世界上最好的職業——蓬勃發展。阿爾維托·耶拉斯·卡馬戈做了一輩子記者，其間兩次任共和國總統，他連高中都沒畢業。
後來，世道變了。哥倫比亞發放了兩萬七千張記者證，大多沒發給從業記者，只淪為從政府那兒撈好處、不排隊、進體育場不買票，或參加其他休閒娛樂活動的通行證。絕大多數記者，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大記者，都沒有、不想要、也不需要記者證。大家都說，新聞業沒有輸送後備人才的學校，於是，首批新聞傳播系應運而生，記者證也隨之出爐。然而，現在從業的專業人員多半沒有學歷，即使有，也是其他專業的，就偏偏不是新聞學。
接受採訪的老師、學生、記者、經理、管理人員都對學校在新聞業人才培養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質疑。「顯然，大家對理論思考與概念闡釋都毫無興趣。」一批正在做學位論文的學生說，「造成這一局面，部分責任在老師。他們規定我們必須讀什麼，讀哪些書里的哪些章，讓我們複印一大堆的資料，可他們自己卻沒有任何觀點。」幸好，學生還能苦中作樂，自詡為「複印文稿專業人士」。大學也承認，目前，在人才培養上，尤其是人文學科的人才培養上，存在顯而易見的不足。高中畢業、剛入大學時，學生不會寫文章，會犯嚴重的語法和拼寫錯誤，文章讀不懂，深意悟不出，這都很正常，可許多人畢業時就和入學時水平一個樣。「他們只顧着貪方便，就是不愛動腦。」一位老師說，「讓他們修改文章或重寫，他們才不干。」看來，學生唯一的興趣只是混完大學去當記者。他們脫離實際，無視重大問題，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不做社會調查，也不為社會服務。「獲得高尚的社會地位是他們職業生涯的主要目的。」一位大學老師說，「他們不想發揮自身價值，利用專業的技能豐富精神生活，只想趕緊讀完大學，提升社會地位。」
接受調查的學生大多對學校表示失望，他們理直氣壯地指責老師，聲稱自己身上缺少的優良品質，尤其是對生活的好奇心，都源於老師沒有好好培養。一位成績優秀，多次獲獎的女學生更是直言不諱：「讀完高中，學生應該有機會接觸不同的領域，找到興趣點。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得將學校教的知識一字不漏地背下來，這樣才能通過考試。」
有人認為，學生人數過多，造成教育質量下降，學校只管教書，不管育人，今天的人才都是對抗學校、單打獨鬥、自我努力的結果。還有人認為，注重培養學生能力和志向的老師寥寥無幾。「這很難。教學往往是重複再重複，」一位老師解釋道，「二十年教同一門課的老師還不如一個沒經驗的新手。」由此造成的結果令人悲哀：那些躊躇滿志地離開校園，踏上工作崗位的學生，必須在實踐中從頭學起，才能成為真正合格的記者。
有些人四處吹噓自己能反着看懂部長桌上的機密文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們還會不經允許，擅自錄音，或將事先說好絕不公開的談話公之於眾。最嚴重的是，這些有悖道德的行為，卻正契合了新聞業勇往直前，不惜一切代價，衝破一切障礙，揭黑幕，搶獨家的基本理念。因此，行內人士無不自覺並自豪地遵守實行，而對獨家新聞比的不是誰發得早、而是誰發得好這一點置若罔聞。這一弊端之外，另一個極端則是貪圖安逸，不思進取，工作完全依賴於冰冷、沒人情味的機器。
滿世界遊蕩的幽靈：錄音機
錄音機發明前，做新聞只需三件必不可少的工具，它們密不可分，「三位一體」：筆記本、千錘百鍊的職業道德和善於傾聽的耳朵。最早的錄音機比打字機還重，聲音錄在磁帶上，而磁帶亂麻般地繞在線軸上。過了一段時間，記者開始用它幫助記憶，有的甚至連思考這麼重要的事也請它代勞。
其實，錄音機該怎麼用，怎麼用才道德，依然有待商榷。得有人提醒記者：它不是人腦記憶的替代品，而是早期派上過大用場的筆記本的升級版。錄音機聽得見，但並沒有真的在聽，能錄音，但不思考，忠實，但沒有人情味。總之，僅靠它逐字逐句、一字不漏地記，還不如現場仔細聽、腦子裡多琢磨，好歹心裡有數。對電台來說，錄音機特別有用，因為能直接錄播，可弊端是不少採訪者只顧想下一個問題，根本不聽對方回答。對報社編輯來說，謄文字稿是最見功力也最傷腦筋的工作：辨音不清，詞義不明，拼寫錯誤，句法不通，種種問題就像一道道整得人頭昏眼花、死去活來的關卡。也許，筆記本雖然寒磣，還是得用，好讓記者邊聽、邊記、邊整理。
錄音機是訪談類節目泛濫成災的罪魁禍首。電台和電視台的性質決定了這類節目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本無可厚非，然而，紙媒也盲目跟風，竟誤以為記者的話不如被採訪者的話真實可信。訪談是記者與某個對事件有所思考、有所感悟的人之間的對話，而報道則負責細緻入微地將事件如實還原，讓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這兩種體裁互為補充，完全沒必要互相排斥。「報道」的資訊性與完整性，只有最原始、最精湛、唯一能在電光火石間和盤托出、一語道盡的「簡訊」體裁方能超越。因此目前，新聞學教學與實踐中遇到的難題並不是混合或取消原有體裁，而是幫它們各自在不同的媒體形式中找到新的定位、新的價值。要時刻謹記——大家似乎都忘了——調查研究並非新聞學裡的某個專業，從最根本的定義上來說，新聞學就是調查研究性的。
如今，信息和報道中加入了評論與觀點，而社論中也加入了資訊，這是半個世紀以來一個重大的進步。不用記者證前，新聞簡潔明了，一如早年的電報。如今一味濫用國際通訊社的固定格式，反使人不敢苟同。真真假假的話語，無處不在的引號，有意無意地犯錯，惡意操縱，惡意歪曲，讓新聞報道成為致命武器。出處來源都「絕對可靠」——來自消息靈通人士，來自不願透露姓名的高官，來自無所不知、但無人見過的觀察家……藉此肆意中傷，自己卻毫髮無損。不公布消息來源的做法成為作者手中最有力的擋箭牌。在美國，諸如此類的惡行四處橫行，說什麼「遇害者遺體上的珠寶首飾，確信是由部長拿走。但警方對此予以否認」。簡簡單單的一句話，誹謗已經造成。總之，許多有悖倫理、讓當今新聞界羞愧難當的事，倒並非都出於道德敗壞，只是缺少職業約束。這一點，對我們多少是個安慰。
新聞業對人的剝削
問題是新聞業的發展速度比不上技術工具的發展速度。科技進步一日千里，記者們得在科技的迷宮中摸索前行。大學以為毛病出在教學上，因此在開辦紙質媒體專業（這當然很有必要）之外，還開辦所有形式媒體的人才培養學院，連十五世紀行業創立之初樸實無華的行業名稱也棄如敝屣。如今不叫新聞學了，叫傳播學，或社會傳播學。在以往那些靠經驗吃飯的記者眼裡，這好比在淋浴房遇上宇航員打扮的教皇。
在哥倫比亞的大學裡，傳播學共開設了十四個學士點，兩個碩士點，可見社會對其日益重視，可惜人才培養卻陷入誤區。教學滿足了眾多當前需要，卻忽視了最為重要的兩點：創造力與實踐。
學校要將學生培養為書本上理想化的新聞從業人員。教師熱切地傳授新聞理論，而學生一旦與現實正面交鋒，情緒便會一落千丈，緊攥着專業文憑也無濟於事。新技術本為助翼，結果卻適得其反，被它拖得筋疲力盡。巨大的工作壓力，使他們與夢想背道而馳。人生道路上，他們受到各種利益的驅使，沒有時間和精力思考，更沒有時間和精力繼續學習。
教育界的邏輯是，一些大學的工程學或獸醫學專業的入學試題，也適用於另一些大學的社會傳播學專業。一位成績優秀的大學畢業生曾開誠布公地說：「工作了，我才真正學到新聞。在大學裡也有機會寫稿，可方法得邊干邊學。」一天不承認做新聞最重要的是創造力，這種狀況就一天不會改變。至少，新聞與藝術應居同等地位。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技術的進步其實與我們這個行業的工作環境格格不入，更與眾人參與、集思廣益的傳統方法背道而馳。編輯室變成一個冷漠、被隔成小間的實驗室，走得進太空，卻走不進讀者的心。可以說，這一行業的非人性化速度驚人。過去定義明確、劃分清晰的新聞專業，如今已不知始於何地、終於何方、欲往何處。
世界人民迫切希望新聞業恢復昔日的聲望，對此最翹首以盼的自然是最大的受益人：媒體老闆。媒體名譽掃地，最痛心疾首的也是他們。社會新聞系會成為眾矢之的，並非全無道理。也許是因為新聞知識教了不少，真正對職業有幫助的卻沒多少。也許，他們應該索性去教人文，雖然看上去沒那麼神氣，卻能幫學生把薄弱的高中文化基礎夯實打牢。他們應該更加關注能力與志向，將各媒體細分為不同專業，因為要想在短暫的一生中將它們全數掌握，那是奢求。從其他專業改行的新聞學碩士似乎也很適合在科技進步下應運而生的各專業部門工作。自從兩百零四年前，堂曼努埃爾·德爾索克羅·羅德里格斯印出第一張報紙以來，這個國家的變化已經太多。
最終目的不應該是畢業證和記者證。還是該用老辦法，用歷史批評的眼光，以服務大眾為目的，幾人一組實踐學習。媒體為自身計，應學習歐洲，多加演練，無論在編輯室還是工作室，都可以搭設場景，比如模擬空難，讓學生在真正報道災難之前，學會如何應對。新聞是一種永遠無法滿足的激情，遭遇現實才能盡情揮灑。沒有苦在其中的人無法想象那種世事難料、隨時候命的狀態；沒有生在其中的人無法想象那種玄妙的新聞預感、搶到獨家的快感和萬念俱灰的挫敗感；沒有為此而生、打算為此而死的人無法堅守一份如此不可思議、強度極高的工作。新聞一旦發稿，一切便又回到起點，要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投入到下一分鐘去，還真是永無寧日。
阿爾維托·耶拉斯·卡馬戈（Alberto
Lleras
Camargo，1906
-
1990），哥倫比亞記者、外交家，曾於1945–1946和1958–1962年間兩次任哥倫比亞總統。
曼努埃爾·德爾索克羅·羅德里格斯（Manuel
del
Socorro
Rodríguez，1758–1819），哥倫比亞新聞業創始人。
致語言之神的漂流瓶
1997年4月7日 墨西哥 薩卡特卡斯
第一屆西班牙語國際會議
會議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致敬，請他致開幕辭。文中廢除拼寫規則的觀點引發了極大爭議。
十二歲那年，我差點被一輛自行車撞着。一位神父經過那兒，大叫了一聲：「小心！」騎自行車的人應聲倒地。神父沒停腳，只對我說：「瞧見沒？語言的威力有多大！」沒錯，就在那天，我明白了語言的力量。而今天，我們知道，瑪雅人更是早就明白了，還明白得相當透徹，專門設立了語言之神。
語言從未像今天這樣威力巨大。在語言的統治下，人類即將邁入第三個千年。所謂圖像正在取代語言、語言要遭滅頂之災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相反，圖像使語言威力倍增。現實生活中的巴別塔從未像今天這樣氣勢恢弘，包括這麼多有影響、有權威、有意志的語言文字：報紙雜誌、休閒圖書、廣告海報上自創的、遭蹂躪的，抑或被神聖化了的文字；電台、電視台、電影、電話、揚聲器里說出來、唱出來的文字，大街上醒目的粗體標語、陰暗處耳邊的甜言蜜語。因此，不，要遭滅頂之災的是沉默！同一個意思，在這麼多語言裡有這麼多不同的說法，要想全搞明白，可不容易。於是，各種語言便離家漂泊，相互混雜，殊途同歸地奔向早晚誕生的地球語。
西班牙語應嚴陣以待，迎接語言無國界的偉大時代的到來。它沒有其他語言所具備的經濟優勢，但它有活力，有創造力，有豐富的文化經驗和迅猛的擴張力。到本世紀末，它將擁有一千九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四億民眾。難怪美國一位西班牙語教師說，課上一直在幫拉美不同國家的學生做翻譯。令人驚訝的是，動詞pasar有五十四種含義；厄瓜多爾有一百零五個描述男性生殖器的名詞，卻沒有一個condoliente這種能夠顧名思義，且亟待補充的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詩意的表達隨處可見，令一名年輕的法國記者讚嘆不已。羊羔一個勁地悲鳴，吵得孩子睡不着覺，孩子說：「簡直就是路燈。」哥倫比亞瓜希拉的一名供應軍糧的婦人不愛喝蜜花茶，說有股耶穌受難日的味道。堂塞巴斯蒂安·德科瓦魯維亞斯在他那本令人難忘的詞典中親筆寫下：黃色是戀人的顏色。難道我們沒嘗過窗戶味的咖啡、牆角味的麵包和親吻味的櫻桃嗎？它們都是長久以來語言不甘寂寞、鋒芒畢露的結果。我們不該限制它，恰恰相反，我們應該讓它從清規戒律中解放出來，輕鬆邁入二十一世紀。
因此，我斗膽向在座睿智博學的各位提議：在語法簡化我們之前，先讓我們簡化語法。將語法規則人性化；向表達豐富、值得借鑑的土著語言學習，在科技新詞貿然闖入之前，徹底掌握，迅速吸收；真心實意地與野蠻的副動詞、猖獗的que、寄生蟲似的de
que談判；將虛擬式現在時變位的重音落回至倒數第三個音節，不說vayamos，說váyamos，不說cantemos，說cántemos，不說刺耳的muramos，說悅耳的muéramos；廢除我們自出娘胎起便無比痛恨的拼寫規則，埋葬遠古時代的
h
，明晰
g
和
j
的使用範圍，多多使用方便合理的重音符號，讓誰也不會將lágrima讀成lagrima，誰也不會混淆revolver和revólver。
b
和
v
有什麼區別？西班牙祖先給我們帶來兩個字母，但似乎總有一個多餘！
當然，這些問題不過是隨口一提，好比扔進海里的漂流瓶，希望能漂到語言之神的手裡。如果這番話斗膽包天，屬於大放厥詞，那無論語言之神還是在座的各位都會自然而然地發出感嘆：還不如讓我在十二歲那年被自行車撞死算了！
西班牙語，有「經過」，「移動」，「發生」，「遭受」等多重含義。
馬爾克斯根據西班牙語構詞法生造的一個詞，意指「哀悼的，哀悼者」。
塞巴斯蒂安·德科瓦魯維亞斯（Sebastián
de
Covarrubias，1539-1613），西班牙語詞彙學家，1611年編輯出版的《西班牙語詞典》是解讀西班牙「黃金世紀」文學作品的主要工具書。
這些都是西班牙語中常見的冗贅用法。
b與v在西班牙語中發音相同。
二十一世紀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