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來演講的 - 第6章
加西亞·馬爾克斯
「迎接新千年：拉美與加勒比地區」講習班
講習班由美洲發展銀行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3月8日和9日在巴黎聯合舉辦。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作為特邀嘉賓，致簡短的開幕辭。
四十年代，意大利作家喬萬尼·帕皮尼說了句刻毒的話：「美洲是用歐洲的垃圾做成的。」氣得我們的父祖輩暴跳如雷。可在今天，我們有理由懷疑，他說得沒錯。而且，更令人痛心的是：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錯在我們自己。
西蒙·玻利瓦爾頗有先見之明，他在《牙買加信札》中精闢地寫道，「我們是人類中的一小部分」，希望我們能有自己的身份認同。他還說，希望在拉美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強的國家。他受英國人的罪——欠英國人的債我們到現在都沒還清；他受法國人的罪——他們想賣給他法國大革命的殘羹剩飯。風燭殘年的他終於忍無可忍地說：「就讓我們安安靜靜地走過我們自己的中世紀吧。」但到頭來，我們還是淪為夢想破滅的試驗基地。創造力原本是我們最大的優勢，然而，當倒霉的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在尋找印度的途中偶然發現了我們之後，我們便一直在過時的教條和他人的戰爭中掙扎求生。
幾年前，我們在巴黎的拉丁區比在拉美的任何國家都更容易碰面相識。在聖日耳曼德佩區的咖啡館，我們無需互問姓名，便談起里瓦達維亞海軍准將城的大風吹來查普爾特佩克區的小夜曲、巴勃羅·聶魯達在加勒比的黃昏中喝着康吉鰻魚湯懷想千里之外的美麗故鄉。因此今天，我們誰也不會奇怪，為什麼我們要越過廣闊的大西洋，在巴黎相見。
在座的四十歲以下的夢想家們，糾正過去那些大錯的歷史使命就落在你們肩上。記住，這個世界上的許多事，從心臟移植到貝多芬四重奏，在成為現實之前，都裝在創造者的腦子裡。不要對二十一世紀有所期待，是二十一世紀對你們有所期待。即將到來的這個世紀，不是一個流水線上的工業產品，而是要靠你們，按照我們自己的喜好和想象塑造出來。只要你們敢想，它就會是和平的世紀，我們的世紀。
法國巴黎的一個城區。
阿根廷南部港口城市。
墨西哥城的一個城區。
遠離卻深愛的祖國
2003年5月18日 哥倫比亞 麥德林
「尋公平發展，在科技領域建立社會新契約」國際研討會
為慶祝安蒂奧基亞大學兩百周年校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錄製此演講，寄往麥德林，並於國際研討會開幕當天下午六點在卡米洛·托雷斯劇院播放。
「別看咱們老趕上電閃雷鳴，這說明很快就要雨過天晴。咱們總會有趕上好事的時候，因為好事壞事都是有頭的，既然壞事拖了這麼長時間，好事也就不遠了。」
堂米格爾·德塞萬提斯·薩維德拉這段精妙的論述當然不是指今天的哥倫比亞，而是指他自己生活那個時代的西班牙，但沒想到這麼貼切，搬過來就能用。不過，如果堂米格爾在世，生活在今天的哥倫比亞，這麼漂亮的話他也說不出來。單是去年發生的兩件事就足以讓他幻想破滅：近四十萬哥倫比亞人迫於暴力逃離家園；半個世紀以來，逃離總人數已約三百萬。這麼多人口，足以再建一個與波哥大密度相似、或許比麥德林面積還大的國家。在那裡，人民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再無其他財產，漫無目的地四處流浪，只想找個棲身之所。不僅如此，在這個蠻不講理的世界，有兩樁一本萬利的買賣：毒品交易和非法出售武器，由這兩者衍生出來的暴力，更是令流亡的人民深受其害。
這只是讓哥倫比亞民不聊生的冰山一角。巨大的黑市支撐着歐美乃至全球的毒品買賣，而哥倫比亞對此有着截然不同、互相對立的兩副面孔：賣得凶，禁得也凶。任何買賣都是越禁越火，毒品不合法化，毒品交易就不能剷除，毒品交易不剷除，哥倫比亞的暴力就不會走到盡頭。
公共秩序亂象叢生，四十年葬送了不止一代社會邊緣人群。除了滋事犯罪，他們沒有別的活路。作家R.H.莫雷諾·杜蘭一語中的：「沒有死亡，哥倫比亞便沒有生的跡象。」我們自出生起就是犯罪嫌疑人，死亡時更是罪孽深重。從多少年前起，和談就總會釀成血案，只有極少數例外，讓人銘刻在心。跨出國門干任何事，從正常的出門旅行，到單純的進出口貿易，哥倫比亞人都得首先證明自身的清白。
總之，我們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從不利於建設祖祖輩輩心中夢想的和平國家。哥倫比亞早早地飽嘗了不平等的政體、宗教為本的教育、原始的封建制和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權制帶來的危害。首府波哥大高高在上，脫離現實，自我陶醉；兩大黨派亦敵亦友，天長地久；大選血流成河，落入人為操控；古往今來，就沒有哪任政府真正為人民着想。兩大政黨，二十九場內戰，三場軍事政變，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哥倫比亞社會似乎魔鬼附體，厄運纏身。遭受壓迫、深陷苦海的祖國漸漸學會了強作歡顏，甚至苦中作樂。
就這樣，我們幾乎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可一些幼稚的人依然當美國是北方樂土——他們堅信，在我們自己的國家，連平安入土都屬不易——可到了那兒，他們才發現，那是一個鼠目寸光的帝國，哥倫比亞在他們眼裡，既不是好鄰居，也不是廉價可靠的盟友，而僅僅是帝國擴張的又一個對象。
好在有兩個與生俱來的天賦幫我們彌補了文化條件的不足，讓我們在摸索中尋求身份，在迷宮中尋求真理。一是創造力，二是提升自我的堅定決心，這兩項天賦都是優點。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從西班牙人登陸那天起，拉美土著便有如神助，計上心來。見西班牙征服者讀騎士小說讀昏了頭，他們便巧言勸誘，說什麼有一座純金打造的精美城池，渾身塗滿金粉的國王在翡翠湖中洗浴。這都是為了活命想出的主意，是魔幻加創造性想象的傑作。
五百多萬哥倫比亞人，就憑着膽子大、腦子靈，逃離苦難的祖國，去海外求生存。為了活命，他們身上依然能見到老祖宗當年的狡詐。在印度當托缽僧、在紐約教英文、在撒哈拉趕駱駝：是創造性的想象拯救了我們，讓我們不致餓死。正如我在一些書中所言（如果不是在所有書中的話），理論中的夢想多半只能聊以自慰，我更信賴現實中的荒唐。因此，我認為，在災難中，還有一個尚未被發現的哥倫比亞：它藏身暗處，不會再陷入我們在歷史上一錯再錯的覆轍。
眼見着哥倫比亞人的藝術創造力走向鼎盛，對於我們是誰、我們能做什麼這些問題有了徹底清醒的認識，我一點兒也不奇怪。我想，哥倫比亞正學着靠堅不可摧的信念活下去，它愈挫愈勇，愈壓愈強。殘暴的歷史打得它一盤散沙，但飽經苦難的經歷卻能使它重獲新生，再度彰顯這個民族的偉大。見證這一個個的奇蹟，讓我們永遠都明白自己出生在什麼國家，明白如何在兩種互為矛盾的現實間求得生存。因此，看到仍然蒙受着歷史災難的祖國有了新的自我認識，開始健康蓬勃地發展，我一點兒都不感到奇怪。民眾的智慧一路前行，我們千萬別在家門口坐等，要去大街上盛迎，也許連祖國自己都沒想到，我們最終會戰勝一切，在四處尋覓中找到救國存亡的路。
沒有比這更好的機會，讓我暫離我所困守並深深眷戀的書齋，為安蒂奧基亞大學兩百周年校慶這個歷史性的日子說幾句話。這是個從頭開始，對祖國傾注最大熱愛的大好機會，我們無愧於祖國，祖國也會無愧於我們。就憑這點，我敢說，堂米格爾·德塞萬提斯的願望在今天已看到了曙光：折磨我們的壞事總會比好事短。如今，這麼多條路，該走哪條才能讓大家活得永遠太平，享受應有的權利，就要靠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造力來確定了。
我的話完了。
摘自《堂吉訶德》第十八章，此處參照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董燕生譯本。
R.H.莫雷諾·杜蘭（Rafael
Humberto
Moreno
Durán，1945-2005），哥倫比亞作家。
敞開心扉，擁抱西語文學
2007年3月26日 哥倫比亞 卡塔赫納
面對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院士與西班牙國王
卡塔赫納會議中心，第四屆西班牙語國際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會議向3月6日年滿八十的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致意，並為紀念《百年孤獨》出版四十周年、馬爾克斯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二十五周年，發行《百年孤獨》紀念版。
寫《百年孤獨》的日子裡，我做過許多夢。但我做夢也沒想到，它會一版發行一百萬冊。一百萬人決定去讀一本全憑一人獨坐陋室，用二十八個字母、兩根指頭敲出來的書，想想都覺得瘋狂。今天，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又決定將一本已經在百萬讀者面前晃過無數次的小說再版發行一百萬冊，把我這個睡不着覺的寫書匠着實嚇了一跳，到現在都沒恍過神來。
這不是，也不能算是對作者的承認。這一出版奇蹟無可辯駁地表明：想讀西語小說的人無以計數。今天，作為作者，我面紅耳赤地接過這第一本超大發行量版的《百年孤獨》。一百萬冊書，不是對作者的一百萬次致敬，而是說明有幾百萬西語讀者對這份精神食糧翹首以待。
從那時到現在，我的工作一直都沒有變過。七十多年來，我埋頭苦幹，不停地用兩根食指有節奏地敲出永恆不變的二十八個字母。今天，我抬起頭，心懷感激地來參加這次紀念盛會，不禁要停下來想一想，究竟發生了什麼。我看到的是：當年，面對着空白稿紙，我還不知道讀者會在何方；如今，無數人對西語文學如饑似渴。
如果把《百年孤獨》的讀者聚攏在一個國家，那裡的人口排名能進全球前二十。這不是為了自吹，我只想說，這些人的閱讀習慣表明，他們樂意敞開心扉，擁抱西語文學。這是對所有西語作家、詩人、敘述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挑戰。激發興趣，壯大讀者群，是我們這個行當，當然也是我們自身的真正使命。
我從二十歲開始出書，三十八歲已經出了四本。當我坐在打字機前，敲出「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時，壓根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麼，這句話從哪兒來，將往哪兒去。我只知道，十八個月里，我天天寫，沒有一天不寫，直到寫完。
很難相信，當時最窘迫的問題之一居然是缺打字機紙。我老覺得，文章有打字錯誤、語言或語法錯誤，都是創作上的失誤。因此，我有錯就撕，撕了就扔，重新再來。照這個用法，一年算下來，估計寫本書，光買紙就得花掉六個月的稿費。
埃斯佩蘭莎·阿拉伊薩，令人難忘的佩拉，她給眾多詩人和電影人當過打字員，也謄過不少墨西哥名家名作，比如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淨的地區》、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以及堂路易斯·布努埃爾的好幾個原創劇本。我請她謄最終稿時，稿子塗改嚴重，為了避免混淆，我先用黑筆改，之後又用紅筆改。可對於在此行摸爬滾打了多年的佩拉來說，那實在算不了什麼。多年後，她告訴我，那天瓢潑大雨，她帶着我修改完畢的終稿回家，下公交車時滑了一跤，稿子飛了一地，又是泥又是水。在其他乘客的幫助下，她把被雨淋濕、幾乎無法辨認的書稿一張張從地上撿起來，帶回家用熨斗一張張熨平。
那段日子，我一分錢都不掙，梅塞德斯和我，外加兩個孩子是怎麼活下來的，這絕對能寫本更好看的書。連我也不知道梅塞德斯是如何做到的，總之那幾個月，家裡天天都還能揭得開鍋。一開始，我們還不想走借貸這條路，後來心一橫，終於頭一回去了當鋪。
先當了些零頭碎腦的玩意兒，以解燃眉之急，後來又去當梅塞德斯多年來從娘家得來的首飾。當鋪的專家就像外科醫生那樣嚴謹，對耳環上的鑽石、項鍊上的祖母綠和戒指上的紅寶石一一用秤稱、用「魔眼」看，最後，他像見習鬥牛士那樣立住腳不動，斗篷一甩，將首飾一股腦地拋還給我們，說：「全是玻璃的。」
在最艱難的日子裡，梅塞德斯算了算賬，不動聲色地對房東說：
「我們想，房租六個月後一塊兒付。」
「對不起，夫人，」房東對她說，「您知道那是多大的一筆數目嗎？」
「我知道。」梅塞德斯依舊不動聲色地回答，「您放心，到時候一切都會解決。」
好心的房東是政府高官，是我們所認識的最有風度、最有耐心的人之一，他一樣不動聲色。
「那好，夫人，有您這句話就行。」他算出那筆大數目，「九月七日，我等您。」
終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梅塞德斯和我去墨西哥城郵局，將《百年孤獨》的定稿寄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書稿打印在普通稿紙上，雙倍行距，共五百九十頁，扎了個包裹。收信人是南美出版社的文學總編弗朗西斯科·波魯阿。
郵局的人稱了稱包裹，算了算，說：
「八十二比索。」
梅塞德斯數了數錢包里剩的紙幣加硬幣，實話實說：
「我們只有五十三比索。」
我們拆開包裹，分成兩半，先把一半寄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剩下那一半，要怎麼湊錢寄過去，我們心裡完全沒譜。後來發現，寄走的是後半部，不是前半部。錢還沒湊夠，南美出版社的帕克·波魯阿就迫不及待地想看前半部，給我們預支了稿費。
就這樣，我們獲得了新生。
弗朗西斯科的暱稱。
編者的話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收在這本集子裡的文章都是公開演講時朗讀用的，時間跨度基本涵蓋了他的一生，從一九四四年十七歲在錫帕基拉送別學長，到二〇〇七年面對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院士和西班牙國王。
從開頭幾篇能看出，這位哥倫比亞作家對演講很排斥。「我不是來演講的。」這是他首次登台演講時對國立男子中學同學的提醒，被作者選來當書名。下一篇《我是如何走上創作道路的》，一九七〇年演講時，《百年孤獨》已大獲成功，他又提醒聽眾自己對演講有多反感：「對我而言，文學創作就和登台演講一樣，都是被逼的。」第三次，一九七二年領羅慕洛·加列戈斯獎，他說：「我曾發誓絕不做兩件事：領獎和演講。今天……連破兩例。」
十年後，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必須要寫一篇身為作家、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演講，結果誕生了一篇傑作：《拉丁美洲的孤獨》。此後，演講成為他作家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屢獲大獎、備受仰慕的他，受邀去全球各地演講。
為了出版這本集子，我有幸與作者並肩作戰（真的是肩並肩，肘碰肘），修訂書稿。除了正常校對，他還決定給有些原本只按場合來分的講稿加個題目，如獲羅慕洛·加列戈斯獎的那篇，叫《為了你們》。加西亞·馬爾克斯「一向視演講為畏途」，重讀這些散落或被遺忘的文字，讓他與演講冰釋前嫌，握手言和。他說：「讀這些講稿，讓我再一次發現，身為作家，我是如何一點點改變，一點點成長的。」演講稿中，有關於文學的討論，也有作者的人生軌跡，能使讀者對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感謝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夫人梅塞德斯·巴爾恰，感謝他們在工作中永遠熱情好客，寬宏大度，使此書得以順利完成。感謝他們的孩子羅德里戈和貢薩洛，感謝他們身在遠方，依然對此書表示出濃厚的興趣，感謝他們發現了一篇被遺忘的演講稿，感謝他們對標題和封面提出的寶貴意見。最後，感謝耶魯大學的阿尼瓦爾·岡薩雷斯–佩雷斯教授，感謝他在編輯此書的過程中一直陪伴着我，開篇演講也是他找到的。
克里斯多瓦·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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