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華 - 第1章
嚴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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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原以為再見到劉峰會認不出他來。二十歲他就那樣，跟你多熟你扭頭就想不起他長什麼樣。倒不如醜陋，醜陋可以是logo，丑到一定程度，還驚世駭俗。而他不醜，假如由丑至美分為十個刻度，他的相貌該是五度。穿軍裝戴軍帽的他，可以往美再移一度。尤其穿我們演出的軍裝，剪裁考究，面料也好，那種羊毛化纖混紡,特挺括。他的相貌沒有問題；問題就在於沒有問題。因此不管我們曾經如何在一個隊列里出操，在一個練功房裡踢腿窩腰，在同一個飯堂里吃「菜腦殼炒肉片」，在同一幢紅樓里說謊話、搬是非，總之，不管我們曾經怎樣緊密相處，在一起糟蹋青春（八年青春！），都休想記住他長什麼樣。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臉龐的海里，我的視線瞬刻就把他釣出水面。而且還是側面的他。我想叫他，又想，還是等等。
他叫劉峰。假如把對劉峰的形象的描寫做一個填空表格，其實也辦得到——臉型：圓臉；眉眼：濃眉，單眼皮；鼻子：圓鼻頭，鼻樑端正；膚色：細膩白淨。個頭兒高一米六九。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給挑來上舞台的，三十多年前，從我們那座紅樓里出來的，都是軍版才子佳人，找不出一張面孔一副身材讓你不忍目睹。
曾經作為我們營房的紅樓，二十世紀末被夷平了，讓一條寬大的馬路碾到了地下。紅樓那四十八個大小房間裡，劉峰留下的痕跡也都被碾為塵土：他補過的牆壁或天花板，他堵過的耗子洞，他釘過的門鼻兒，他拆換過的被白蟻蛀爛的地板條……三十多年前的紅樓就高壽了，年近古稀，該算危樓，只是它那極慢的頹塌過程被劉峰推遲。劉峰有瓦匠木匠手藝，把一座三層的危樓當成個巨大的裂縫雞蛋一樣小心捧着，讓我們在「釘子戶」概念誕生之前無意間做了釘子戶。我們無憂無慮地住在危樓里，一住十多年，只是在紅樓的腐朽加劇、頹塌提速時異口同聲呼喊：「誰去找劉峰？」那種頹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現為某一面牆一夜間龜裂，或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沒來由地從天花板脫落，碰到這種時候，我們就這一個好法子：「找劉峰！」
王府井有一群人正在乞討。一個六七歲的男孩兒丟下一個五角硬幣，他們也一視同仁地立正，把孩子當成小首長，嘎嘣脆地行一個標準軍禮。我有點兒看不下去，掉開視線，而就在此刻，我看見劉峰也站在圍觀人群里，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歲剝蝕得深邃了。他圍觀的神態可以用去看倆老頭兒下棋，也可以用去看老太太們跳秧歌，還可以用去看警察給司機開罰單。
我從劉峰的側面迂迴到他正面。這類平淡臉往往不易老，也不易變，跟同齡人比，他的臉至少嫩七八歲。他是因為「觸摸」事件被處理下連隊的，下連第二年，就上戰場了。
一個旅遊團的大汽車在長安街一頭的路口停下，下來五六十個西方觀光客。一隊城管跑步過來，開始驅趕圍觀者，人群亂了。一個老乞丐看見外國觀眾來了，領頭唱了起來，跟旅遊團領隊的電喇叭打擂台。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穩，往右側看，劉峰卻不在那兒了。我走出人群，往王府井大街兩頭尋覓。他不會消失得那麼快，除非他存心躲我。我往大街的南頭走了一截兒，又轉回來往北走，滿街陌生人。此刻劉峰一定想讓我把他也當個陌生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們的老紅樓還是有夢的，多數的夢都美，也都大膽。
紅樓的二層三層帶長廊，長廊上面張着長長的廊檐。假如你傍晚在三樓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練習曲，目光漫遊，越過樓下也帶廊檐的迴廊，再越過迴廊盡頭的小排練室，繞過小排練室右側的冬青小道，往往會看到一個挑着倆大水桶的人，此人便是劉峰。水桶是為隔壁巷子裡一個男孩兒擔的，男孩兒十七歲，沒有父母，巷子裡的孩子們叫他「括弧」，因為他那雙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對完好的括弧。孩子們說，要是玩球，可以把括弧的兩條腿當球門，球踢過去都不會擦着「門框」。括弧走路靠一個高板凳，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自己再扶着板凳跟一步，他自己兩條腿，板凳四條腿，二百米的路程六條腿要走一刻鐘。每天傍晚，巷口的自來水龍頭開鎖售水，全巷子居民都到巷口排隊買水。一旦括弧買了水回家，六條腿更忙得不亦樂乎，挪了水桶又挪板凳，最後還要挪自己那雙括弧腿，一個鐵皮桶水裝半滿，回到家只剩個底兒。括弧不打水不行，家裡燒一口老灶，做的是賣開水生意。劉峰每天從我們院子裡挑兩擔水贈送給括弧，領導問起來，劉峰說咱軍隊的自來水反正免費嘛。領導想想，覺得沒錯，子弟兵從吃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給的，子弟兵請客送老百姓兩桶水還請不起？漫說括弧這樣孤苦殘疾的老百姓。一個暮夏的傍晚，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望呆，劉峰就在人們無聊的視野里走過來走過去，兩個大水桶水裝到要滿出來，可擔水人有能耐讓它滴水不漏。
吃撐了的長號手高強吹出一聲飽嗝兒似的低沉綿長的號音，呆呆看着冬青小道上輕盈遠去的矮子嘆道：「哎，怎麼就累不死他？他叫什麼名字？」旁邊的貝斯手曾大勝說：「劉——峰。」
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劉峰，是他調到我們團的第一個月。那天午飯快要結束，一個人蹲在那兒用榔頭敲打地板。地板老到什麼程度呢？你在這邊使勁蹦一下，那邊桌上的菜盆都會翻個兒，起碼會打哆嗦。榔頭敲的，就是一塊翹得不像話的地板。那座老宅院九十多年前的主人是個軍閥，給我們當營房住的紅樓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兩層樓，住了一大一小兩個姨太太，三十年代初，又娶進來一個小小姨太太，當家的就在二樓上又加了一層樓。東北邊都爆發「九一八」了，西南邊照樣娶姨太太，什麼危難下成都人都是享福無罪。知道故事的人細看，三樓的紅色跟下面兩層樓是有細微差別的。用同樣的紅磚，從紅樓里舖出一條路，頭頂青瓦廊檐，兩側墨綠木柱子，一直通往一個亭子。我們的小排練室是在亭子的基礎上擴建的，因此形狀古怪，冬冷夏熱。再往大門口方向走，就是我們的飯堂，過去是姨太太們的小戲園子，後來抗日了，成都做了大後方，戲台拆了，改成舞廳。這個院子裡馬夫、老媽子、小丫頭的房子都不是好好蓋的，到解放軍和平解放四川，已經頹敗得差不多了，被拆掉蓋了兩排平房，比老媽子、小丫頭的房還簡易，新住戶們是文工團帶家屬的幹部。最新的建築是我們的練功房，也叫大排練廳，是六十年代的建築，一看就是多快好省的產物。這天中午跟往常每個中午一樣，我們圍着一個個矮桌子，守着空飯碗飯盒消食，閒聊，男兵女兵鬥嘴調情，話你怎麼聽都行，聽懂什麼是什麼。沒人對劉峰正乾的活兒感興趣。我注意到他是因為他穿着兩隻不同的鞋，右腳穿軍隊統一發放的戰士黑布鞋，式樣是老解放區大嫂大娘的設計，左腳穿的是一隻骯髒的白色軟底練功鞋。後來知道他左腿單腿旋轉不靈，一起范兒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兒就練幾圈，練功鞋都現成。他榔頭敲完，用軟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又用硬底鞋跺了跺，再敲幾榔頭，才站起身。他站直後，你對他身高的期待有所失望。他是那種人，坐着、蹲着個兒挺大，站起來你會在心裡說：沒高多少啊。毛病出在腿上，腿不長。不過翻跟頭腿長累贅。他就是因為跟頭翻得好給團里挑來的，原單位是某野戰軍的工兵營。劉峰的跟頭是童子功。他的苦難童年在一個縣級梆子劇團度過，山東的一個窮縣，劉峰的話是「有人窮得光腚呢」！不進入那個梆子劇團學翻跟頭，他也會有個光腚童年。
我正式跟劉峰打交道，是他調來半年後。我們跟隨大部隊拉練行軍到川西北山區，紮營七天進行軍事訓練。假如說我們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軍人，也就在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彈訓練，都是此時完成。「扮演士兵」對我們是玩遊戲，可以不練功，可以過槍癮，可以把壓縮餅乾當零食，還可以在「摸哨」時當真打架摔跤。射擊訓練開始前，軍訓處簡副處長選了兩個警戒哨兵，站在靶場最外圍，防止老鄉進入，讓子弟兵不長眼的子彈打了活靶子。我和劉峰入選。劉峰是志願的，他來自野戰軍，不稀罕打靶，省下過槍癮的機會給其他人；我是被大家一致推舉，因為我射擊一般算不出環數，子彈從來碰不着靶子邊，大家怕我拖垮集體打靶成績。
那年我差一個月十三歲，身高一米六一，體重三十八公斤，矗立於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在軍人和老百姓之間築成一道血肉長城。密集的槍聲從下午一點持續到四點，我從站崗到「跳崗」，為了腳不在這三小時內生出凍瘡，我不得不把舞蹈課的小跳組合挪用到此時。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紅苕地里，紅苕已經被起過了，黑了的藤子秧子攤得如同爛漁網。舞蹈教員楊老師的大手錶戴在我腕子上，我跳三五分鐘看一眼，意識到孤單、疲憊和寒冷能使五分鐘變成一輩子。四點過五分，槍聲完全靜下來。打靶應該四點整結束。一個肥嘟嘟的田鼠從我腳邊跑過，我目光追着它，不久發現田坎下有個圓潤光滑的洞。我想參觀一下洞內，便趴下身，用本該警戒四野的高倍望遠鏡往洞裡看，卻什麼也看不見。我撿了根樹枝伸到洞裡騷擾，一邊學貓叫，不知田鼠跟貓是否敵我關係。此時「啪」的一槍，子彈擦着我頭頂的榆樹梢過去，吹了一聲啞哨。打靶不是結束了嗎？半分鐘不到，又是「啪」的一槍。我還沒想明白，就被人從地上拎起來，扭過頭，看見一張白臉，兩腮赤紅，嘴吐蒸汽。我似乎是認識這張臉的，但因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寫而顯得陌生。他說話了，口氣很沖：「你怎麼回事兒？！怎麼把老鄉放進靶場了？！」山東口音提醒了我，此人正是另一個警戒哨兵劉峰，他另一隻手還架着個駝背老太太。老太太顯然是在我騷擾田鼠的時候溜進靶場的，似乎掛了彩，哼唧着，順着劉峰的手往下癱，最後黑眼球沒了，眼皮夾縫裡只剩兩線灰白。劉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嚇得不省人事了。下一個印象，就是劉峰抱着老太太在我前面飛奔，一面大聲說：「太不負責任了！玩兒心那麼重，像個當兵的嗎？!……」對面山坡上飄着紅十字旗幟，劉峰是把老太太往戰地救護隊抱。我跟在後面，一邊跑一邊摔跤，兩個腮幫上都是淚，是摔出來的或是嚇出來的還是被劉峰罵出來的，現在我想，應該做全選。劉峰和我把老太太送進急救帳篷，正在「扮演」戰地救生員的門診部醫生護士們圍上來。接下去的印象就是劉峰和我在棉門帘外面等噩耗。一會兒，劉峰站累了，蹲下來，仰起臉問我：「十幾？」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聲「十三」。他不再說話，我發現他後領口補了個長條補丁，針腳細得完全看不見。棉門帘終於打開，急救軍醫叫我們進去看看。我和劉峰對視一眼，是認屍嗎？！劉峰哆嗦着問子彈打哪兒了。醫生說哪兒也沒打着，花了半小時給老太太檢查身體，身體棒着呢，連打蛔蟲的藥都沒吃過，更別說阿司匹林了。可能餓暈的，要不就是聽了槍聲嚇暈的。
我們伸頭一看，見老太太捧着個軍用水果罐頭，一勺舀兩大塊糖水菠蘿往嘴裡塞。劉峰扽扽我，我們倆趕緊鑽進棉門帘。劉峰對老太太又敬禮，又道歉。老太太呼嚕呼嚕地吃喝，專心給自己壓驚，顧不上理會我們。
急救護士輕聲說我們運氣好，真打着她,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紅苕了，全都到文工團吃軍糧去了。
回到我們駐地，故事更清楚了。貝斯手曾大勝跟人打賭，剩下幾槍，他一定打出三個連續十環。所有人都打完了，曾大勝一人還趴在那裡，半自動還剩兩顆子彈了，他瞄了三分鐘，一彈未發，向身後的軍訓科副科長借了條手絹，遮住一隻眼睛，再開始新一輪瞄準，有人打趣說，這一槍，不打十環對不住科長的漂亮手絹。另一個嘴更損，說：十環還值得這麼瞄？這一槍非打出十一環來！曾大勝跳起來，跟說風涼話的踢打一陣，再開始第三輪瞄準。到此時，七分鐘已經過去。這就是我為什麼認為打靶已經結束，離開了崗位。
當天吃的晚飯是紅苕米飯，大蔥炒紅苕片，紅苕蒸咸燒白（扣肉）。說是本地什麼都不產，只產紅苕，那個老太太偷越打靶警戒線，是為了在起過紅苕的田裡再刨一遍，一般總能收穫漏起的小紅苕或者被鏟斷的半截兒紅苕。我們中一個人醒悟說，鬧半天劉峰救的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個偷刨公社紅苕的落後老百姓！另一個人說，還讓落後老百姓騙吃一頓糖水菠蘿，那可是首長的拉練特供！又有人說，軍民魚水情對落後人民白唱了吧？話劇隊的老唐山說，劉峰錯叫了大娘：人家才不是大娘呢，聽門診部宣傳員說，前天大娘還領了免費避孕套呢！大家都哈哈哈，劉峰這回當錯了好人，站錯了隊，救錯了人……
第二章
劉峰抱着特大號茶缸蹲在一邊，往嘴裡扒拉着紅苕米飯，等大家說完，他開口了，說什麼先進、落後的，不都是老百姓嗎？落後老百姓就該讓老曾打十環？再說老百姓沒有不落後的，你們到農村做一回老百姓試試，餓你們一冬，看你們落後不落後，偷不偷公家紅苕？
我湊到他身邊，想說謝謝什麼的，又覺得該謝謝他的是那個落後老百姓。劉峰臉對着大茶缸說，這兒的紅苕真不一樣啊，嚼着跟栗子似的。你個小穗子，就因為你貪玩，這麼好的紅苕大娘今晚差點兒吃不上了。
那以後，哪兒有東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裡就有劉峰。連女兵澡堂里的掛衣架歪了，劉峰都會被請進去敲打。他心靈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鐵匠是鐵匠，電工也會兩手。這是個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無數不重要的事湊成重要。他很快在我們當中重要起來。
我們跟劉峰真正熟識，是在他當上我們毯子功教員之後。我們每天最痛苦的時間不是早上跑操，不是晚上政治學習，也不是下午聽傳達文件，而是每天上午七點的毯子功課。我們那群女兵最大的十七，最小的十二，排成一隊有六七八米長，毯子功一個半小時，我們一個個由劉峰抄起腰腿，翻「前橋」（前軟翻），「後橋」（後軟翻），「蠻子」（側空翻），跳板蠻子。尤其跳板蠻子，他得在空中接住我們，再把我們好好擱在地上。我們恨毯子功，首先是我們覺得它無用，其次是我們膽小，給跳板彈幾米高再一個跟頭翻下來，整個人經過剎那的恐怖休克，都不知道怎麼落了地。因此只要劉峰提醒一句：「腰裡使勁兒，啊。」我們就會給他白眼，越發不使勁，全由他搬運。
我們停止給劉峰白眼，是他當選上全軍學雷鋒標兵的時候。當標兵本來不招人忌妒，但它的後果太好，比如入黨、提干，提了干後果更好，可以談戀愛結婚分房子生孩子。所以人人明爭暗奪當標兵。入黨對我們這些十多歲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待遇，以及由那待遇生發的優越感，有些文件只有黨員配聽。聽文件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當這幫黨員拎着馬架子，齊刷刷向小排練室操步，個個一臉的國家大事，把目送他們的我等進步青年看成虛空，那是讓我們頂眼紅，頂妒忌。
我們中的郝淑雯是最後一個對劉峰收起白眼的。郝淑雯是那個把我們集體平均體重提高的豐滿女兵，一米六九，還沒碰到她就能感到她青春體溫的衝擊波。她是一個空軍首長的女兒，父親手下一個師的高射炮兵。郝淑雯活着的每天都要有人幫忙，騎車上街不會下車，就臨時叫住一個過路人幫她扶住車後架：「哎，老鄉！扶一下嘛！」男老鄉們當然都會奮不顧身衝上去扶這個美色撲人的女兵。扶完還意猶未盡，巴不得扶兩下、三下。自從來了個誰的忙都幫的劉峰，郝淑雯便每天「劉峰」不離口。有時郝淑雯的忙很難幫：縫被子把針丟失在棉花套里，讓劉峰幫她棉絮里撈針。
劉峰被選為我們的軍區的代表，去北京參加全軍學雷鋒標兵大會，我們這才意識到，每天被我們麻煩的人，已經是全軍的明星了。他從北京回來那天，我們女舞蹈隊兩個分隊都坐在冬天的陽光下學文件，不知怎麼衝着歸營的標兵全站起來了。接下來更有趣的事發生了，所有人都拍起了巴掌。
劉峰頓時臉紅，看樣子是要掉頭往大門外逃。但是他馬上確定整天胡鬧的女兵們此刻一點兒也不胡鬧，有她們眼裡的真誠崇拜為證。一向遭我們冷落，因此試圖用冷漠呆板戰勝我們的何小嫚也動人起來，朝劉峰睜着兩汪墨水似的大眼睛。何小嫚整個人可以忽略不計，就那雙眼睛長對了，黑得就像秘密本身。
「學習哪？」劉峰說。
還是老老實實的，就這樣問候我們。好像我們是他在村口碰上的一群納鞋底的姑娘媳婦兒，正碰上他進村，搭訕一句：「做活兒呢？」
劉峰軍裝口袋上別着三等功軍功章，真金子似的，在冬天的微弱太陽里給我們增加了亮度和溫度。某個二百五帶頭，我們挨個兒跟劉峰握起手來。這個劉峰，一手還拎着個沉重骯髒的行李包，一隻手給這麼多人握，供不應求地握。他終於把行李袋扔在地上，咣當一聲，裡面的大茶缸摔疼了。劉峰走到哪裡都帶着他的多用大茶缸，吃喝洗漱都是它，男兵們開玩笑說，還可以用它舀水救火。
郝淑雯握着劉峰的手說，《解放軍報》上登了他們會議的照片，她在上面找過他呢。
家在北京的女兵，父母混得還行的，都在劉峰的行李里添了份重量。於是他在握手時對北京女兵說，你家給你捎東西了。
我是唯一沒上去握手致敬的。第一，我自己因為談紙上戀愛被記了一過，跟劉峰這樣的大標兵是正反派關係。第二就是，我對劉峰這個嚴重缺乏弱點的人有點兒焦慮。我好像在焦慮地等待一個證明：劉峰是真人的證明。太好的人，我產生不了當下所說的認同感。人得有點兒人性；之所以為人，總得有點兒人的臭德行。比如找個像何小嫚這樣的弱者捉弄捉弄，在背後說說郝淑雯這類強者的壞話；甚至趁人不備，悄悄地飛快地倒點兒炊事班的香油；更甚者，堅決不買牙膏，輪流偷擠別人的牙膏。劉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他的好讓我變得心理陰暗，想看他犯點兒錯，露點兒馬腳什麼的。雖然我當時只有十五歲，偶爾也會有心理不光明的時候。後來果真出了「觸摸」事件，我的焦慮等待才算等來答覆。
不過那個暖洋洋的冬天下午距離事件的爆發，還有好幾年。他看見了歡迎人群外的我，走過來說：「蕭穗子，你爸也給你捎東西了。」他的正宗侉味兒從「捎東西」三個字里豐潤地流露出來。
所謂東西，無非是些零食和小物件，一管高級牙膏，一雙尼龍襪，兩條絲光毛巾，都算好東西。如果捎來的是一瓶相當於二十一世紀的嬌蘭晚霜的檸檬護膚蜜，或者地位相當於眼下「香奈兒」的細羊毛衫，那就會在女兵中間引起艷羨熱議。所有人都盼着父母給「捎東西」，所有女兵暗中攀比誰家捎的東西最好、最多。捎來的東西高檔、豐足，捎得頻率高，自然就體現了那家家境的優越程度，父母在社會上的得意程度。像我和何小嫚，父母失意家境灰溜溜，只有旁觀別人狂歡地消費捎來的東西。我們眼巴巴地看着她們把整勺麥乳精胡塞進嘴裡，嘎吱嘎吱地嚼，蜜餞果脯拌在稀粥里，替代早餐的酸臭泡菜。至於巧克力怎麼被她們享用的，我們從來看不見的，我們只配瞥一眼門後垃圾筐里漸漸繽紛起來的彩色錫箔糖紙。我們還配什麼呢？某天練功結束從走廊上疲沓走過，一扇門開了，伸出一個腦袋，詭秘地朝你一擺下巴。這就是隆重邀請。當你進門之後，會發現一個秘密盛宴正在開席，桌上堆着好幾堆父母捎來的美食。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有三，一是東道主確實慷慨；二是捎來的東西是新鮮貨，比如上海老大房的鮮肉月餅或北京天福號的松仁小肚,不及時吃完就糟踐了；三是家境既優越又被父母死寵的女兵有時需要多一些人見證她的優越家境和父母寵愛，我和何小嫚就是被邀請了去見證的。
在劉峰赴京開會之前，我收到父親的信，說從勞動改造的水庫直接被借調到北京電影廠。我給父親寫了封信，交給了劉峰。我的意思是如果劉峰在北京實在沒地方串門，也實在有空兒，就替我去看看我闊別好幾年的父親。信自然是個由頭，真話我也不會往上寫。那時我的真話往哪兒都不寫。日記上更不寫。日記上的假話尤其要編得好，字句要寫漂亮，有人偷看的話，也讓人家有個看頭。我漸漸發現，真話沒了一點兒也不難受。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里讀出真話。
我傻乎乎地問劉峰，我爸給我捎的是什麼？
劉峰說他沒看，不過我爸託交的包裹最沉。我偷瞥一眼所有人，希望她們都聽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動文人，不再是工資被凍結每月領十二元生活費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電影廠里上班、給女兒捎得起東西的父親！但沒人留神我的成分改變和翻身解放，都還暈在對劉峰的崇拜里。劉峰拎起地上的一條灰狗般的行李袋，說他一會兒把東西給女兵們送來。意思是他要在宿舍里完成分揀。不是每家父母都細心，在包裹上寫清名字的，不分揀清楚，萬一張三被李四的父母錯愛了呢。
我們散會前，劉峰拎着那個行李袋回來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揀出去了，可行李袋一點兒沒見小。劉峰是個人擁有品極少的人，出門又會精簡再精簡。我們女舞蹈隊二分隊有四個北京人，劉峰從醜陋疲憊的行李袋裡先拿出四個包裹。最後一個，第五個，是父親給我帶的。那是體積最可觀的一個包裹。塑料袋在當時可不被看成環保垃圾，而是值得愛惜一用再用的好東西。父親一定是專門弄來這個印有北京友誼商店店標的雙料大塑料袋，那樣的華美讓它盛裝的無論什麼都華美了。
下面是劉峰的原話：
「我打電話到你爸電影廠招待所，跟他說對不住，會議安排忒緊，電影廠離城裡遠，咱又人生地不熟，這回就不拜訪您了。我還說，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蕭穗子讓帶的信投郵筒里給您寄過去？你爸問了我一句，我住哪家招待所，我說我還真說不清，頭一回來北京。第二天一早，他找上門來了，我納悶兒他怎麼找着了我住的地方。他說，打聽個招待所還不容易，你爸非得請我吃飯。我說會議伙食好着呢，四菜一湯。他說四菜一湯有啥吃頭，他要請我吃北京烤鴨！我告訴他會議代表不能隨便離會，吃了午飯還要分小組討論，你爸這才算了。晚上他又來一趟，送來這麼個包裹。還非送我一條煙，我說我不會抽。你爸說讓捎這麼重的東西，三千里地，過意不去，問我不抽煙酒喝不喝。我說那更不會了。他又說，那你都說說看，你還不會啥？我看看還能不能找點兒你會的送給你。我說您就別客氣了，不就捎點兒東西給蕭穗子嗎？是我應該做的。」
劉峰把一個父親愛女兒的急切和渴望做報告一樣敘述一遍。跟他開導我的語調差不多，我那場歷時半年的紙上談愛暴露之後，情書全被繳獲，劉峰在兩所院牆之間的騎樓上找到了我。我手裡拿了一根背包帶，頭頂上有根結實的橫樑，多年前不知吊過軍閥大戶多少丫頭小姐。他一把奪過背包帶，說蕭穗子你好糊塗。組織派他來挽救我，來得正是時候，晚一步就太晚了。
「……蕭穗子，你千萬不要悲觀，背思想包袱，在哪裡摔倒就要在哪裡爬起來。刻苦改造自己，大家還是會歡迎你歸隊的嘛。浪子回頭金不換嘛。就給大家看一個金不換！怎麼樣？」
作為一個小說家，一般我不寫小說人物的對話，只寫我轉述的他們的對話，因為我怕自己編造，把編造的話或部分編造的話放進引號里，萬一作為我小說人物原型的真人對號入座，跟我抗議：「那不是我說的話！」他們的抗議應該成立，明明是我編造的話，一放進引號人家就要負責了。所以在我現在寫到這段的時刻，把劉峰的話回憶了再回憶，儘量不編造地放到一對兒引號之間。
劉峰對我爸的描述語調雖然乏味，還是讓我鼻子酸了，能想象出一個做了好多年階級敵人的父親，怎樣笨拙地學起庸俗的社交手段來。爸爸想送劉峰禮物，看起來是犒勞劉峰的三千里地當馬幫運貨的辛苦，實際上是拉攏劉峰，為了他不得意的女兒。劉峰是全軍學雷鋒標兵，政治光環好歹能罩着我一點兒。逆境讓爸爸這樣的人學庸俗，學拉拉扯扯，正是這一點讓我心酸。
吃晚飯的時候，北京友誼商店在我們全體女兵和部分男兵當中已經著名了。本來它也是一個著名的所在，據消息靈通的北京兵說，進那個商店的都是特殊人士，外國專家、外交官、華僑、中國訪外代表團成員。那裡頭人民幣可不流通，流通的叫外匯券，是一個有着自己專門貨幣的小世界！我父親此刻的身份，大家可想而知。父親是沒那份權利的。後來；那是很後來了，已是劉峰在前線負傷之後，何小嫚因為背着一個傷員行走十多公里而立功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父親是沾了一位大導演的光，蹭他的護照進了友誼商店。一九七六年這位導演身邊圍了許多人為他寫劇本，這一大幫人的名字就叫作「集體創作」，我爸爸當時也沒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幫人被叫成「集體創作」。
第三章
晚上排練或班務會之前，我們有一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短短一小時的自由，我們得緊張地消費。陰暗角落偷個吻，交換一兩頁情書，借一幫一一對紅調調情，到心儀的但尚未挑明的戀人房裡去泡一會兒，以互相幫助的名義揉揉據說扭傷的腰或腿……那一小時的自由真是甘甜啊，真是滋補啊，以至後來遊逛了大半個世界擁有着廣闊自由的我常為三十多年前的一小時自由垂涎。那一小時當然還可供我們加餐，就是吃零食。官方伙食是不值一提的，每禮拜四吃豆腐，每禮拜五吃麵條，每禮拜六吃包子，這是可預期的好伙食，餘下的多半個禮拜，是不可預期的壞伙食。零食的重要性在於此，缺乏零食的嚴重性也在於此。所以，劉峰給我帶來的，簡直是一夜暴富的財富。對了，劉峰在跟我交接那個友誼商店大包裹時還轉達了一句爸爸的囑咐：「叫穗子分給小朋友們吃。」從小到老，爸爸把我的所有朋友一概稱為小朋友。我至今還記得那天晚上我翻身的喜悅，當主人的自豪。劉峰千里迢迢帶來了我的大翻身，剎那間貧民成了土豪，讓所有人開我的倉分我的糧，我頭腦里響着狂歡的嗩吶，動作里全是秧歌。我拆開塑料包，光是巧克力就有兩公斤！十二平方米的營房裡，頓時各種霓虹彩幻的糖紙鋪地，我的虛榮和夢想，父親懂得，全部成全我，通過劉峰，讓我做一回暴發戶敗家子，大把大把的來自友誼商店的人民幣買不到的高級貨舶來品讓我分給平時施捨我的「小朋友們」。
第二天早上的毯子功課，劉峰照常站在毯子邊上。抄跟頭的活兒苦，全軍標兵還接着幹這個？這是我們一致的內心獨白。我們這幫女兵最重的一百出頭，最輕的也有八十斤。壞伙食讓人長胖，那個時代我們就明白。一個半小時毯子功課，劉峰等於干一份額外碼頭搬運工，把我們一個個掀起來，在空中掉個個兒，再放到地上，還是需要他輕搬輕放的易碎貨物。最初他之所以攤上這份搬運工，就是因為沒人願意搬運我們。
抄功師傅是這樣扎架勢的：雙腿叉到兩肩的寬度，膝蓋稍許彎曲，像一個騎馬蹲襠步停在了半途，同時伸出兩個交叉的小臂，拳頭握起，往你背下一墊，再猛往空中一掀，由丹田發出一聲悶吼：「走！」劉峰為什麼要吼這一聲？那你去問問碼頭搬運工為什麼要喊號子。抄功的還要藉助被抄功者的助跑、起范兒、騰躍，共同完成一個側空翻或前空翻。劉峰的不幸在於我們是誰也不真正起范兒，更不騰躍，態度就是：領導讓練毯子功的，領導讓翻這些勞什子跟頭的，那就讓領導派的人幫着翻吧。於是劉峰每天對付的，就是我們這一個個人形麻包。抄功不僅累，還影響自己。像劉峰這種翻跟頭的人最講究下身輕，腿要飄，而抄跟頭卻是反着，重心重量都要放在腿上，惡果是腿越來越重，跟頭也會越翻越砸夯。抵消這惡果的辦法劉峰也是有的，至少他自己相信它是個辦法，那就是拿大頂。據說拿一小時大頂能抵消十小時的搬運。因此毯子功課堂上，我們一串跟頭下來一律蹲着休息，他一律拿着大頂休息。每搬運我們一個小時，他要花十五分鐘拿大頂，這麼頭朝下腳朝上倒着控一控，似乎能把沉進腿里的重量倒騰回去。劉峰一邊拿大頂，兩腿還在空中不停抖摟，看起來是把他自己當成一個裝豆子的竹筒，或者裝水泥的紙袋，顛倒一番，抖摟抖摟，豆子或水泥就會被倒灌到另一頭去。
那時假如一個男兵給一個女兵弄東西吃，無論是他買的還是他做的，都會被看成當下所說的示愛。一九七六年春節，大概是大年初二，我萬萬沒想到劉峰會給我做甜品吃。我被堵在了宿舍里，看着對同志如春天般溫暖的劉峰，頭暈眼花。把我的情書出賣給領導那個男兵在我心裡肯定糞土不如了，但不意味着任何其他男兵都能填補他的空缺。我暈暈地笑着，臉大紅，看他把一個煤油爐從紙板箱裡端出，在我們三人共用的寫字檯上支好，坐上一口漆黑爛炭的小鐵鍋。鍋蓋揭開，裡面放着一團油乎乎的東西。他告訴我那是他預先和好的油麵。他還解說他要做的這種甜品，是他老家的年貨，不逢年過節捨不得這麼些大油大糖。說着他對我笑。劉峰的笑是羞澀的，謙恭的，笑大了，還有一丁點兒賴，甚至……無恥。那時我會想到無恥這層意思，十六歲的直覺。現在回憶，他的謙恭和羞澀是有來由的，似乎他冥冥中知道「標兵」不是個本事，不能安身立命，不能指它吃飯。這是他的英明，他的先見。他又笑笑，下巴指指手裡操作的甜品，土傢伙，不過好吃，包你愛吃！我心裡空空的，他的每句侉音十足的普通話都在裡面起回音。劉峰也幹這個？用弄吃的示愛？……在我混亂並陰暗的內心，主要感覺竟然是受寵若驚。劉峰不單是團幹部，人家現在是黨委成員了。他從帆布挎包里拿出一個油紙包，打開，裡面是一團黑黢黢的東西。一股芝麻的甜膩香氣即刻沁入我混亂黑暗的內心。他把麵團揪成一個個小坨兒，在手心迅速捏扁，填上黑黢黢的芝麻糖，飛快搓成一個大元宵，又輕輕壓扁。我看着他開作坊般的熟練動作，連他復員轉業後的出路都替他看好了：開個甜品鋪子。鍋里的菜油開始起泡，升起炊煙，他說，把你們全屋的人都叫來吃吧。我放心了，也失望了，為自己的自作多情臊了一陣。我們同屋的三個女兵家都不在成都，一個是獨唱演員林丁丁，家在上海，另一個就是香艷性感的郝淑雯。劉峰又說，他其實已經招呼過林丁丁了，中午她在洗衣台上洗被單，他就邀請了她，沒明說，只說晚上有好吃的，四點鐘食堂開飯少吃點兒。原來丁丁是他請的頭一個客人。他又接着說，小郝饞嘴，早就跟他央求弄吃的了。哦，看來第一個受到邀請的是郝淑雯。郝淑雯跟哪個男兵要吃的會要不來？她動手搶他們都歡迎。
我看清了局面，三個同屋，蹭吃的是我。我問，那小郝人呢？他說放心吧，她一會兒准到。他推開窗戶，窗外是一條沒人走的窄巷子,排水溝又寬又深，偶然有起夜的女兵偷偷往裡頭倒便盆。溝那邊是一所小學的圍牆，從來聽不見念書聲，總是咚咚鏘鏘地敲鑼打鼓，給新下達的「最新指示」報喜。圍牆非常老，磚頭都粉化了，夏天苔蘚綠絲絨似的，偶爾冒出三兩叢野石竹。劉峰手和嘴都不停，話已經轉到我父親那裡去了。他從來沒見過我父親這樣的人，穿衣打扮舉手投足都跟他認識的人不一樣。有點兒古怪，嘿嘿……穿那種深灰毛料，上面還帶細白道道，頭髮老長，打彎兒，腦後一排頭髮撅在後衣領上，頭油都蹭上去了。像個舊社會的人。不是勞動改造了七八年？那要是不改造呢？不更怪？我說：怪也不該改造啊，還不讓人怪了？！
「對嘛，所以給咱叔平反了呀！」
我蒙了一會兒悶兒，才明白他的「咱叔」是我爸。劉峰的樣子是很稱心很解氣的，終於擺平公道了，他為我爸稱心呢。
下面又是他的原話：
「別往心裡去。那些人說你這個那個的，別上心。你爸是個好人。你爸真是好人。這誰看不出來？小穗子，挺起腰杆做人，啊！」
還是那種乏味語調。但說完他看着我，目光深深的。
就算以後的日子我記不住劉峰的長相，他的目光我也別想忘掉。
剎那間我幾乎認定劉峰就是專門為我備的年貨，讓我私下裡過個年。他拉上那兩個志得意滿的女同屋，不過讓她們當電燈泡。我的案子發生，只有很少幾個人對我說過同情的話。劉峰的同情，非同一般，代表最高美德同情我。劉峰跟我是人群的兩極，他在上，我自然在底部，也許比何小嫚還低。沒人覺得何小嫚危險，而我，讓他們感到一種對手感，一種神秘的危險。劉峰對我的關懷同情，基於對我父親的認同，為此我都可以愛他了。那是個混賬的年齡，你心裡身體裡都是愛，愛渾身滿心亂竄，給誰是不重要的。劉峰說別哭，給，擦擦。他居然掏出一團糟的手絹給我，擱在平常我是要噁心的，但這一刻，不潔都象徵着溫暖和親密。我認定這些土頭土腦的甜餅就是專為我做的。你被孤立了太久，被看成異類太久，什麼似是而非的感情感覺都可以拿來，變成你所需要的「那一種」關愛和同情。但下一刻我就明白真正的愛或者關愛是什麼了。林丁丁和郝淑雯同時進來，劉峰此刻正面朝窗外濕漉漉的冬夜，向她倆轉過臉，那雙單眼皮下發出的目光和看我是決然不同的。雖然劉峰的身份使他仍然持重，但那目光是帶葷腥的，現在看來就是帶荷爾蒙的。他軍鼓般的心跳就在那目光里。
這就明白了。劉峰愛的是她倆中的一個。想也不用想，當然是郝淑雯。前一年郝淑雯跟劉峰一塊兒出過一趟差，去劉峰曾經做苦孩子的梆子劇團，學了個梆子獨幕劇回來。郝淑雯是可以唱幾聲的，唱得不是最好，但唱歌的人又沒有她的舞蹈基礎，她跳得也不好，但舞蹈隊裡又沒有像她這樣能開口唱的，因此這個載歌載舞的梆子戲，她就是獨一無二的女一號。劉峰演的是一個反派，最後要被女一號打翻在地。那是兩人萌發戀愛的好時機。後來「觸摸」事件暴露，我才知道我當時的判斷多麼失誤。
林丁丁是個文氣的女孩兒，比郝淑雯大一歲，當時應該二十歲。細皮嫩肉的丁丁，有種上海女子天生自帶的嬌嗲，手腳輕微的不協調，像小兒麻痹症落了點兒後遺症，而這不協調卻給了她一種稚氣，看她走路跑操人都會暗暗懷着一點兒擔憂：可別摔了。她話不多，每天總有一點兒身體不舒服。這種時常生小病的女孩兒最讓我們羨慕：帶病堅持工作，輕傷不下火線，諸如此類的表揚嘉獎都歸這類女兵包圓兒。我們那時都盼望生病。一幫年輕健壯的青年，掙死了表現不過是幫炊事班喂喂豬，切切土豆絲兒，多掃幾遍院子，多抹幾趟走廊，多衝幾次茅坑，可畢竟是茅坑少，人多，上百個人都要爭學雷鋒的表現，那得多少茅坑多大院子？所以每天鬧點兒小病的人自然條件就比我們這些健康人要好，人家天生「輕傷」，盡一份本職就是英勇。丁丁還有一點，就是天真無知，那麼一把歲數，你說阿爾巴尼亞人愛吃山鷹，所以叫山鷹之國，她也會圓眼睛一瞪：「真的呀？」她比我大四歲，可是拉到馬路上肯定所有老百姓都會認為她更小。我們三人合用一個書桌，假如三個抽屜同時打開，你會發現只有丁丁是個女孩兒，我和郝淑雯都是地道丘八。丁丁其實也沒什麼好東西，但所有破爛兒讓她仔細收拾，就都擺放成了體己和細軟。丁丁有一雙不大但很圓的眼睛，繞了兩圈不長但濃密的睫毛，讓現在的人看，一定誤認為她繡了眼線。我當時真的愚鈍，不知林丁丁暗中接受了劉峰多少小恩小惠。劉峰幫所有人忙，明着幫，但沒人知道他暗中幫林丁丁更多的忙。
我們三個女兵從床下拿出馬扎子，餐桌就是劉峰裝煤油爐的紙板箱。劉峰自己蹲在地板上，說他老家的人都很會蹲，蹲着吃飯蹲着聊天，蹲着比坐着還舒適。我們有什麼辦法，只好讓劉峰舒適。劉峰做的甜品真好吃，他自己只吃一個，看着我們三人吃，像父親或者大哥一樣心滿意足。林丁丁的手向第四個餅伸去的時候，劉峰說哎呀，小林，這玩意兒不好消化，儘是油，回頭別鬧胃疼。丁丁的手在空中猶豫了一下，郝淑雯已經一把搶到自己手裡。郝淑雯當時也被誤導了，認為劉峰理所當然是為她做的餅，我們兩個同屋是蹭吃的。任何男兵對她的殷勤她都是不多想的，先笑納再說。欠她殷勤她可不答應。炊事班馬班長一打肉菜就帕金森，馬勺又是顛又是抖，一旦給小郝哆嗦掉勺頭上兩片瘦肉，小郝會奪過勺往馬班長腦殼上打。一次冬訓野營，毛毛雨里行軍三十公里，到宿營地所有人都成了冰冷的泥糰子。炊事班兩口大鍋同時燒洗腳水。到處稀泥，沒地方坐，我們多數人都只能站着，一隻腳先放進盆里燙，拿出來穿上鞋襪，再燙另一隻腳，等另一隻腳燙熱了，解乏了，前面燙熱的腳又站乏了，凍涼了。郝淑雯找了個長方形木箱坐上去，兩腳泡在熱水裡無比受用。首席中提琴手端着一盆水過來，叫她挪挪，他也要坐。小郝說不行，兩人坐箱子吃不消，三合板箱子，咋吃得消兩個屁股？中提琴手說是吃不消，那就請她起來。她看着他笑，意思是你想什麼呢，我給你讓座？中提琴手問她，知不知道木箱裡裝的什麼。小郝說不知道。中提琴手告訴她，裝的是中提琴，正式的琴盒壞了，這個是舞美組臨時用三合板釘的。小郝還是看着他笑，照樣不讓。中提琴手急了，說箱子裡裝的是老子的琴，小郝你不要吃屎的把屙屎的還麻到了（欺負到了）！小郝仍然笑，學他的四川話說，老子就要麻到你。男兵們對郝淑雯毫無辦法，不給她甜頭吃她會搶。
那天晚上甜餅吃過後，一個周六，我和郝淑雯看完露天電影回來，同時嗅到屋裡一股油膩的甜味。小郝問丁丁：又吃甜餅了吧？丁丁反問：什麼甜餅？沒有啊！小郝伸着脖子，就像要用舌頭舔舔空氣，來戳穿丁丁的謊言。
第四章
幾年後爆發「觸摸」事件，我回想起來，覺得劉峰對林丁丁的追求，可能遠遠早於那個甜餅之夜。早到什麼時候？也許早到林丁丁剛來的時候。丁丁最早是插隊知青，又被地方歌舞團招募，到我們歌舞團來的時候，舞台上已經相當老到。你看在台下孩子氣十足的丁丁，完全不能想象這就是上台挑大樑的獨唱演員。也不能想象這就是那個想陪首長喝酒，帶壞地方劇團習氣的丁丁。你不知哪個林丁丁是真丁丁，反正肯定有一個是偽裝的丁丁。林丁丁從新兵連出來不久，趕上我們的業務集訓。集訓時期，聲樂隊演員也要上形體課，也要拉山膀踢腿跑圓場。舞蹈隊演員輪流教他們形體課。這天輪到劉峰。從好幾種轉述中我想象這麼個場面：劉峰站在小排練廳的一頭，看着一隊笨手笨腳、嘻嘻哈哈的男女聲樂演員迎着他踢前腿。站在劉峰的角度，每一條穿着燈籠褲的腿踢起，都是衝着他的腦門，差一點兒的，是衝着他的鼻尖。就在林丁丁衝着他的喉結揚起腿時，他叫了一聲：「使點兒勁！」丁丁眼睛向他訴苦，但他不明白她訴的什麼苦。接下去的一下，丁丁腿就是照着他的練功服的拉鎖高度踢了，眼裡的苦情更深，劉峰照樣不領會，又來一句：「認真點兒！」丁丁又是一腿，只踢到他肚臍高度，可就是這一下，把一個東西從她燈籠褲管里「發射」出來，直飛向劉峰，落在他兩隻黑面白底的士兵布鞋之間。這可是一個見不得人的東西。林丁丁的臉頓時血紅，撲上去，撿起它來，跟撿自己命根似的，然後撞開門飛奔出去。大概把那東西看清的只有劉峰。假如丁丁後來不是尋死覓活地哭，肯定不會有太多人對此感興趣的。劉峰卻在那裡白着臉。他窺視了閨房秘密，雖然不是故意的，卻感到某種罪責。半截兒被血泡糟的衛生紙，只有梢頭是白色，其餘部分是慘烈的猩紅。女兵們月月要發生的這件事，男兵們都不當秘密，出早操跑步，哪個女兵若喊報告，執勤分隊長不敢不批准「出列」！這聲「報告！」也就報告了所有男兵，那件女人月月發生的「血案」此刻正發生在「我」身上。正發生「血案」的舞蹈女兵是不用上毯子功和舞蹈課的，但必須「看課」，常能看到幾個昏昏欲睡的舞蹈隊女兵坐在練功房的長板凳上，無聊而無奈。
林丁丁從小排練廳衝鋒到大廁所，騎站在茅坑上，號啕大哭。我們的公共廁所建築設計是這樣的：男界女界之間，牆壁沒有達到屋頂，牆頭上流通着同一個食堂的飯菜在人體裡打了一轉又出來的氣味。常常是這邊女兵打聽晚上排練什麼，那邊就有男兵脫口而出的回答：「跟樂隊合排《卓瑪上大學》！」也常常是這邊女兵起頭唱一句什麼，那邊就有男兵跟着合唱。於是丁丁的號啕一下子把隔壁的一聲高歌「光輝的太陽……」堵截住。五秒鐘的靜默之後，男高音問：「這誰呀？！」丁丁此刻已經哭得蹲下了。隔壁大概進來一個樂隊男兵，聽了一會兒林丁丁的悲聲，長嘆一聲：「媽喲！什麼調？」
男高音說：「High
C！」
隔壁的男兵人數多起來，一片打聽和議論聲浪。
「咋個嘍？！」
「死人了哇？」
斷牆這一邊，女兵們人數也多起來。一片勸解和安慰。
「有啥子關係嘛？」
「未必哪個的媽不來例假？」
丁丁抽泣：「他們都看見了！……」
「誰看見誰負責！」
這是郝淑雯說的，一面還朝斷牆那邊挑着下巴，尋釁挑事似的。那時小郝、我、林丁丁還不住同屋。領導隔一年會調整一次住房，防止我們一個屋子住久了，住出感情，住成幫派。男兵的代表在斷牆那頭開始問詢：「到底出了什麼事？」
「什麼事也沒出！」女兵這邊由聲樂隊長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