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別:07.1 選擇可以信任的醫生 線上閱讀

在我的父親70歲出頭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他不可能長生不死。儘管他過去一直健壯得像一頭公牛，一周打三次網球，是個繁忙的泌尿科醫生，同時還擔任過當地扶輪社主席。他精力非常旺盛，參與多項慈善項目，包括將他合作創辦的一所印度鄉村大學，從僅有一幢小樓，擴大到能夠容納2 000多名學生的壯觀校園。每次回家，我都會帶上網球拍，和他一起去附近的球場打球。他打球總想贏，我也是。他扣球，我就反扣球；他吊高球，我也吊高球。他逐漸展露出一些老人的徵象，例如，他隨意往球場擤鼻涕，或者讓我追逐我們打丟的球。但我把這些行為視為父親在兒子跟前展現的優越感，而不是老齡的徵兆。行醫30多年，他從來沒有一次因病而停診，或者取消手術。所以，當他說起有一種疼痛從頸部開始往左臂擴散，並引起左手指尖刺痛時，我們誰都沒想太多。頸部的X光片顯示只是關節炎。他服用了消炎藥，配合做理療，暫停了過頂發球，以免加重疼痛。 除此之外，他的生活一如平常。

然而，在其後的幾年裡，父親頸部的疼痛加劇，睡覺都很難舒坦。他左手指尖的刺痛演變成完全的麻木，並擴散到整個左手。在輸精管切除術中做縫合時，他發現自己幾乎感覺不到縫線。2006年春天，醫生讓他做頸部的核磁共振。檢查結果令人非常震驚：他的脊髓裡面長了一個瘤子。

那一刻，我們仿佛一下子進入了另一個生死攸關的世界，有關我父親的生活及一切期待瞬間變得面目全非。我們全家開始面對身邊人終有一死的事實。無論父母還是子女，我們都要經歷一場考驗。父親的治療之路如何走，是認同生死、順應生死，還是全力抵抗、永不言棄？作為一個醫生，走技術救助的慣性之路輕而易舉，但要作出新的選擇，卻有所不同。如同一次新的競賽，大家都沒有做好準備，但發令槍已經響起，生死觀的測試開始了。

父親通過郵件發來核磁共振影像，我們對着電腦上的圖像進行電話交流。包塊看起來很噁心，占據了整個椎管，上延到腦底，下延至肩胛骨水平位置，已經堵住了他的脊椎。我很驚訝他竟然沒有癱瘓，那塊東西當時只是使他的手指麻木、脖子疼痛。但是，我們絲毫沒有談及這些。我們沒法找出任何蛛絲馬跡的理由來談論這類徵象背後的樂觀因素。我問他放射科醫生認為那個腫塊是什麼東西。他說醫生說了很多種良性和惡性腫瘤的可能。除了腫瘤以外，還有沒有提示其他可能性？他說，沒有。身為醫生，我們兩個人苦苦思索怎樣切除這樣的腫瘤。但是，好像沒什麼辦法，於是我們都沉默了。我提出別匆忙得出任何結論，先和神經外科醫生去聊聊。

脊椎腫瘤不多見，沒幾個神經外科醫生對之擁有太多的經驗，親歷十多個病例就算是很多了。我找了兩位最有經驗的神經外科醫生，一位在克利夫蘭診所，距我父母的家有300多千米，另一位在波士頓我所在的醫院。我們在兩個醫院都做了預約。

兩位外科醫生都提議手術。他們將切開脊椎——我甚至都不知道有這種可能性，儘可能多地切除腫瘤。但是，他們只能切除一部分。腫瘤的主要危害在於擠壓脊椎的有限空間——如同野獸長大了，籠子已經裝不下。包塊的擴張擠壓脊髓，使之抵住了椎骨，導致疼痛，並破壞了構成脊髓的神經纖維。所以，兩位醫生都建議通過手術擴展容許腫瘤成長的空間。他們會打開脊柱的後側，解除腫瘤的壓力，用支架穩定椎骨——就好像拆除大樓的承重牆，代之以柱子來支撐樓層。

我所在醫院的那位神經外科醫生提議立即手術。他告訴我父親，情況很危險，幾周之內他就可能四肢癱瘓，沒有別的選擇——化療和放療阻止病情惡化的效果與手術相比差得很遠。他說手術有風險，但是他對此並不很擔心。他更擔憂的是腫瘤，認為我父親應該在事情不可挽回之前採取行動。

克利夫蘭診所的那位神經外科醫生的態度有些差別。他也提出了同樣的手術方案，但他並不主張馬上就做。他的理由是腫瘤的生長有個體差異，有些人的腫瘤發展很快，但他也見過很多幾年才長大的情況，而且，腫瘤分階段成長，並不是一下子就長大。他並不認為我父親會在一夜之間就從手部發麻發展到全身癱瘓。所以，問題是什麼時候做手術。他認為應該等到我父親覺得情況不能忍受、想要考慮治療時才做。對於手術風險，這位神經外科醫生不像另一位那麼無所憂慮。他認為手術本身有25%的可能性導致癱瘓或者死亡。他認為我父親需要在事前設置一條底線：症狀是不是糟糕到了他現在就想做手術的程度？要不要考慮等到手部症狀威脅到他施行手術的能力再說？要不要等到不能走路的時候再說？

這些信息一時很難消化。我的父親曾經無數次給病人傳遞過這樣的壞消息——比方說，他們患了前列腺癌，要求作出同樣可怕的抉擇。我本人做過多少次同樣的事？儘管如此，聽到這樣的消息還是給了我們重重的打擊。兩個醫生都沒說腫瘤會致命，但是也都沒說可以立即切除；只能「解除（腫瘤的）壓力」。

理論上講，一個人應該以事實為基礎，通過分析作出關於生死問題的決定。但是，事實中間包含着漏洞和不確定性。這種腫瘤很罕見，沒法作出明確的預測。要做選擇的話需要填充信息的空白，而我父親只能用恐懼去填充。他既害怕腫瘤及其給他造成的後果，也害怕醫生提出的解決辦法。他無法理解怎麼打開脊髓——對於他無法理解的手術，對於他覺得自己不能實施的手術，他很難抱以信心。關於究竟怎麼做這個手術，他向醫生提出了各種問題。他問醫生：你用什麼樣的器械進入脊髓？使用顯微鏡嗎？怎麼切開腫瘤？怎麼給血管止血？止血過程不會損害脊髓神經纖維嗎？我們泌尿科用這樣那樣的器械控制前列腺出血——這個辦法不是更好嗎？為什麼不用這種方 法？

我所在醫院的那位神經外科醫生不太喜歡我父親這樣繁複的問題。回答頭幾個問題還可以，之後他就有些不耐煩，甚至惱火了。他擺出知名教授的架子——權威、自得、繁忙。他對我父親說，腫瘤很危險。他作為一名神經外科專家，有治療這類腫瘤的豐富經驗。實際上，沒人比他更有經驗。我父親需要決定要不要對他的腫瘤採取措施。如果要，神經外科醫生願意幫忙；如果不要，那也是他自己的選擇。醫生說完以後，父親沒再提問。但他也已決定不會找這個人看病。

克利夫蘭診所的神經外科醫生愛德華·本澤爾（Edward Benzel）的自信程度並不遜於其他醫生。但是，他認識到我父親問各種問題乃是出於恐懼。所以，他耐心回答他的問題——哪怕是有些煩人的問題。這個過程中，他也聽取了我父親的想法，知曉我父親對手術後果的擔憂超過對腫瘤本身的擔憂。 我父親不願意為了效果不確定的治療而承擔失去施行手術能力的風險。本澤爾醫生說如果換成是他，他的感覺會跟我父親一樣。

本澤爾接診的方式讓人覺得他是真誠的。他比我父母高几厘米，但他會確保和他們的眼睛保持平視。他把椅子從電腦前挪開，端正地坐在他們面前。我父親發問的時候，他既不抽動，也不煩亂，甚至不做任何反應。他具有那種中西部人的特點，習慣在別人說完話後等一拍，確定別人真的說完了以後，自己才開始說話。他小小、黑黑的眼睛隱藏在金絲邊眼鏡的後面，濃密、灰白、短而硬的范戴克（Van Dyke）式鬍子遮住了他的嘴，只有從他那圓頂式的光滑前額上的皺紋能看出他在想着什麼。最後，他把話題引回到中心議題。腫瘤令人苦惱，但他現在對我父親的擔憂有所了解了。他認為我父親還有時間等待，看看症狀改變的速度有多快。當我父親認為自己需要做手術時，他能夠隨時施行手術。父親決定選擇本澤爾，並採納他的建議。父母計劃幾個月後回來檢查，如果發覺任何嚴重改變的徵兆，則可能提前過來。

僅僅因為本澤爾對腫瘤可能發生的狀況描繪得更細微、語氣不那麼令人驚恐，因此，父親更傾向於選擇他嗎？也許。常常有這種情形，病人是樂觀主義者，他們更偏好那些可能發生診斷錯誤的醫生。只有時間會證明哪個醫生是正確的。儘管如此，本澤爾努力理解我父親最擔心的是什麼，這一點對我父親而言非常重要。甚至在談話只進行到一半時，他就已經決定本澤爾是他可以信任的人。

後面的情形證明本澤爾的判斷是正確的。隨着時間的推移，父親並沒發現症狀有任何改變。他決定推遲複診約定。最終，直到一年以後他才再次去找本澤爾。核磁共振複查顯示腫瘤長大了，然而體檢並沒發現父親在體能、感覺、移動方面有任何弱化的跡象。所以，他們決定主要以他的感覺，而不是影像檢查所顯示的徵象作為決策依據。核磁共振報告說了一些揪心的話，例如說影像「顯示髓質和中腦水平處，頸椎腫塊體積顯著增加」。但是，在幾個月期間，他的生活沒有發生任何改變。

頸部的疼痛仍然煩人，但是父親摸索出了最佳睡姿。天涼以後，他發現麻木的左手變得冰冷。他的辦法是給左手戴上手套——是邁克爾·傑克遜風格的手套，即便在屋子裡也戴着。除此之外，他繼續駕車、打網球、做手術，生活一如既往。他和他的神經外科醫生都知道結果會如何，但他們也都知道什麼對他更重要，所以根本不去管它。記得我曾想，這正是我應該和我的病人做決定的方式——我們所有醫學領域中的人都應該採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