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別:01.2 活得久了，問題來了 線上閱讀

縱觀人類歷史，大多數時期，那些能夠活到老年的極少數人，經歷和斯塔拉姆·葛文德大體相似。在幾代人構成的體系裡（通常是三代同堂），老年人得享充分的照顧。即便在核心家庭取代大家庭（在北歐，這種情況幾百年前就已經發生了）後，家人也不會丟下老年人獨自對付老齡疾病。一到成家立業的年齡，孩子們一般就會離開父母。但是，如果父母活到很老，通常會有一個孩子（往往是最小的女兒）留下。這就是19世紀中期馬薩諸塞州阿默斯特的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的命運。她哥哥離開了父母家，結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而她和她的妹妹同父母共同生活，直到他們去世。結果她父親活到71歲，那個時候，她已經40多歲了，而她的母親活得更久。她和她妹妹終身住在父母的家裡。

[1] 美國傳奇詩人，詩風凝練婉約、意向清新，被視為20世紀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之一。——編者注

狄金森父母在美國的生活與斯塔拉姆·葛文德在印度的生活大不相同，但是他們所依賴的系統有着共同的好處，即能輕鬆解決老年人的居家照顧問題，用不着攢錢買療養院床位，或者安排送餐服務。按照常理，父母若選擇生活在自己家裡，其所養育的一個或者幾個子女會負責居家照顧。但在當代社會裡，老齡和病弱已經從由幾代人共同扶助逐漸演變成一種個人獨力支撐的狀態，或者由醫療和養老機構協助。這種情況是怎樣發生的？我們怎麼從斯塔拉姆·葛文德的生活過渡到了愛麗絲·霍布森的生活？

答案之一是社會老齡結構本身改變了。過去，能夠活到老年的人並不多見，而那些能夠活到老年的人常常作為傳統、知識和歷史的維護者，具有特殊的作用。一直到死，他們往往維持着一家之長的地位和權威。在很多社會， 老年人不僅享有（晚輩的）尊重和順從，而且主持神聖儀式，支配政治權力。老年人倍享尊崇，以至於在報告年齡的時候，人們往往假裝比實際年齡年長，而不是年輕。

人口學家把這種現象稱為「歲數累積」，並設計了複雜的定量改變方法，以糾正人口普查中的年齡謊報情況。他們還注意到，在18世紀的美國和歐洲， 謊話的方向發生了改變。今天，人們經常對人口普查員低報他們的年齡，而對過往人口普查的研究則揭示，曾經的人們高報他們的年齡——每個人都渴求老年人享有的尊榮。

但是，高齡不再具有稀缺價值。在美國，1790年的時候，65歲以上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不到2%，今天，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14%。在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20%。現在，中國是地球上第一個老年人超過1億的國家。

如今由於信息與傳播技術（始於印刷術並擴展到互聯網）的發達，老年人不再獨有對知識和智慧的掌握，他們的地位動搖了，崇老文化瓦解了。新技術創造了新職業，要求新的專業技能，進一步破壞了經驗和人情練達的獨有價值。曾幾何時，我們會向一個老前輩求教如何認知世界，現在則直接上谷歌查詢；如果不懂電腦，我們的第一個念頭也是求助一位少年達人。

壽命的延長改變了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關係。農耕時代，長壽的父母往往為奮鬥中的年輕夫妻提供他們需要的家庭穩定、進取建議及經濟庇護。像我爺爺那樣的地主往往到死都緊緊抓住財產權，為了照顧父母而奉獻一切的子孫則可望繼承更多的家業，至少比離開父母的子孫分得更多。但是，一旦父母的壽命顯著延長，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摩擦就會加劇。對年輕人而言，傳統的家庭制度不再是安全的來源，而是對控制權（對財產、財務，甚至其生活方式的最基本的決定）的爭奪。

實際上，在我祖父斯塔拉姆的傳統家庭里，代際關係一直都很緊張。你可以想象我叔叔們的感受：他們的父親一百歲了，而他們自己也已經進入老年，卻還在苦苦等待着繼承土地，獲得經濟上的獨立。我聽說村裡有些人家老年人和成年子女為土地和金錢發生激烈的鬥爭。在我祖父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和我借住其家的叔叔之間爆發了憤怒的爭吵。爭吵的起因不詳，可能是我叔叔未經祖父的同意做了一個生意上的決策；也許是我祖父想出門而家裡沒人願意陪同他；也許是他喜歡開着窗戶睡覺，而他們喜歡關着窗戶睡覺。不管是什麼原因，吵架的結果（得看故事的主訴人是誰）或者是斯塔拉姆在夜深人靜之時怒氣沖沖地跑出家門，或者是他被鎖在門外。他一個人去了幾千米之外的一個親戚家，兩個月都不肯回來。

經濟全球化戲劇性地改變了年輕人的生存境遇。國家的繁榮有賴於他們逃離家庭期望的束縛，走自己的路——去任何能夠找到工作的地方，做任何喜歡的工作，同任何自己喜歡的人結婚。

這就是我父親告別印度的猶提去了美利堅俄亥俄州的道路。他先是離開祖輩居住的村子去那格浦爾上大學，然後又因為事業機會到了美國。隨着事業的成功，他往家裡寄的錢越來越多，為他父親和兄弟蓋了新房子，給村里提供乾淨的飲用水和電話，修建的灌溉系統使莊稼在雨水不豐沛的年份也能保證收成。他甚至在附近修建了一所以他母親名字命名的鄉村大學。但不可否認的是，他離開了村子，不會再回去。

雖然美國人對待老年人的方式讓我父親感到困擾，但是，我祖父之所以能夠維持傳統的老年生活方式，是因為父親的兄弟姊妹沒有像他那樣離鄉背井。在我們懷舊式的遐想里，祖父那樣的老年生活是值得嚮往的。但是，我們終歸無法擁有那樣的老年生活，原因是我們並不需要那樣的生活。歷史的發展軌跡非常清楚：一旦人們擁有告別傳統生活方式的足夠的資源和機會，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擁抱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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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老年人似乎並不特別為孩子的離開而難過。歷史學家發現，在工業化時代，老年人大多沒有經濟上的困難，他們並不為獨自生活而難過。相反，隨着經濟的發展，財產權模式也發生了改變。子女離家去外地找尋機會，那些長壽的父母發現他們可以賣掉土地而無須把土地傳給孩子。工資上漲和退休金制度使得越來越多的老人得以積攢存款和財富， 從而使他們能夠在經濟上安排好自己的老年生活，無須一直勞作到死。「退休」（退而休養）的生命格局開始形成。

20世紀初，人均壽命不足50歲，到20世紀30年代，隨着營養和環境衛生的改善、醫療護理的進步，人均壽命已經攀升到60多歲。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家庭規模從平均7個子女下降到3個。母親生育最後一個孩子的年齡也下降了——從絕經到30歲甚至30歲以下。結果，更多的人能活着看見兒女長大成人。20世紀初，最後一個孩子21歲時，母親是50歲，而之前一個世紀，則是60多歲。父母或者子女操心老年問題的時間推遲了10年甚至更久。

所以，就像他們的子女一樣，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向前看。有了機會以後，父母和子女都把彼此的分離視為一種自由。一旦老年人在經濟上有辦法獨立，他們就會選擇社會學家所謂的「有距離的親密」。20世紀初，6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60%與一個孩子同住；而到了60年代，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25%；到1975年，則已只有15%。這個趨勢席捲世界。年過80的歐洲人只有10%與子女同住，大約一半的人完全獨居，沒有伴侶。在亞洲人的傳統觀念里，年邁的父母獨自居住被視為讓子女丟臉的事（我父親就是這麼認為的），不過同樣的改變也正在發生。在中國、日本、韓國，國家統計數據表明，老年人獨居的比例迅速攀升。

這實際上代表着一種極大的進步，老年人的選擇顯著增加。1960年，亞利桑那州的房地產開發商戴爾·韋伯（Del Webb）推廣了「退休社區」（retirement community）一詞，並在菲利克斯推出了太陽城社區。這是最早將居民僅限於退休老人的社區。在當時，這個想法廣受質疑，大多數開發商認為老年人希望和其他年齡段的人有更多的接觸。韋伯不贊同。他認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老年人並不願意像我祖父那樣過着兒孫繞膝的生活。對於人們希望如何安排所謂的「餘閒歲月」，韋伯有不同的理解，並據此修建了太陽城。太陽城有一個高爾夫球場、一個購物商場和一個活動中心，提供了積極的娛樂空間，以及與跟他們同樣的人一起外出吃飯的機會。韋伯的想法廣受歡迎，在歐洲、美國，甚至在亞洲，退休社區已成為常見的景象。

對於那些沒興趣搬到這種社區的人，例如，愛麗絲·霍布森，則選擇住在家裡、按照自己的方式自主生活，這既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行的。這個情形值得慶賀。可以說，從歷史上來看，對於老年人來說，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代了。代際之間的權力角逐關係通過重新協商而化解，方式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與其說老年人喪失了傳統的地位和控制權，不如說他們分享了新的地位和控制權。現代化並沒有降低老年人的地位，而只是降低了家庭的地位。它賦予人們，包括年輕人和老年人，一種更多自由（包括更少受制於其他幾代人的自由）、自主、自助的生活方式。老年人不再受到崇拜，但那並不是因為被對年輕人的崇拜所代替，而是代之以對獨立的自我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