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基因:第二版前言 線上閱讀

《自私的基因》出版以來十幾年中，書中的主要信息已經成為教科書的正統內容。這其實很矛盾，雖然看起來並不明顯。它並不是那一類作品：出版時因其革命性顛覆而備受指責，而後逐漸穩定獲得皈依者，最後被認為無比正統，使人不解最初爭議從何而來。《自私的基因》恰與之相反。 一開始它得到好評無數，並不被視為富有爭議的書。直到數年後，它的爭議才逐漸形成。而現在，它則被廣泛認為是極端的激進作品。但同樣在這些年裡，當此書極端主義的名聲逐漸升級時，它實際的內容則顯得越來越不極端，越來越接近通用常識。

自私基因的理論也是達爾文的理論，只是以一種達爾文並未選擇的方式來表述。而我也願意認為，達爾文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也會立刻認識到這種方式的合適性，並為此而高興。這事實上是正統的新達爾文主義的一種邏輯推論，僅僅是以一個新形象展現出來。它並不關注個體生物，而是從基因的視角看待自然界。這是一種不同的觀察方式，而不是一種不同的理論。在《延伸的表現型》的開篇，我曾用內克爾立方體的比喻來解釋這一點。

這是一個二維的紙上墨印圖案，但它在觀察者眼中卻是一個透明的三維立方體。盯着它看上幾秒鐘，它會變為朝向另一個方向。繼續盯着它看，它則會變成原來的立方體。這兩個立方體都與視網膜中的那個二維圖形同等兼容，於是大腦很樂意在兩者間輪流更換。任何一個圖形都不比另一個更為正確。我所要說的，便是自然選擇有兩種觀察的方式，可以從基因的角度，也可以從個體生物的角度來觀察。如果你恰當地理解兩者，它們便是等同的，是同一真理的兩種看法。你可以從一者轉化到另一者，它依然是相同的新達爾文主義。

我現在覺得這個比喻太過於小心翼翼了。一個科學家最重要的貢獻通常並不是提出一個新理論，或是揭示一個新現象，而是於舊理論和舊現象中發現觀察的新方法。內克爾立方體的比喻有誤導性，因為它表示兩種觀察方法的好處是相同的。確切地說，這個比喻還是部分正確的：「角度」和理論不一樣，不可以通過實驗去驗證。我們無法採用熟悉的證明或證偽準則。但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視角的改變可以達到比一個理論更崇高的地位。它可以引領整個思想潮流，促使許多激動人心與可驗證的理論產生，隨之使之前無法想象的事實顯山露水。內克爾立方體的比喻完全忽略了這點。它只抓住了視角上改變這一點，卻無法公正評價其價值。我們要談的並不是一個視角的轉變，而是在極端條件下的徹底變身。

我要趕緊澄清一下，我個人卑微的科學貢獻並不能達到以上所述的地位。然而，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傾向於不將科學與科學「普及」徹底分離。將那些迄今只在專業文獻中存在的思想仔細闡述出來，實在是一項困難的藝術。它需要語言上有洞察力的新方法與淺顯易懂的比喻。如果你可以強調語言和比喻的新穎，你最終能得到一種新思維。而新思維本身便是對科學的一種原創貢獻，正如我之前討論的那般。愛因斯坦本人便是一位出色的科學普及者。我經常覺得他那些生動的比喻並不只幫助了我們這些讀者。它們難道沒有為這位極富創造力的天才的思維火花增添燃料嗎？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從基因角度看達爾文主義的想法已經在費希爾（Fisher）和其他新達爾文主義的偉大先驅者的作品中含蓄表達過了。漢密爾頓（W. D. Hamilton）和威廉姆斯（G. C. Willians）則在60年代明確表達了這一點。他們的思想使我思維得到開闊。但我發現他們的表達過於簡潔，不夠振聾發聵。我堅信一個擴展版本可以使生命萬物歸位，無論在心靈中或是腦海里。我想要寫一本書，讚美基因角度下的進化。它可以集中闡述社會行為的例子，幫助糾正當時盛行的通俗達爾文主義的無意識的群體選擇論調的蒙昧。1972年，當時勞資紛爭使得實驗室停電，我的實驗室研究不得不暫停，我便動筆開始寫作此書。不幸的是（從某個角度看），大約兩個章節完成後，停電結束了。我將這一工程封存，直到1975年我有了一年休假才得以繼續。同時這個理論也已經被約翰·梅納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羅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所拓展。我現在可以看到，那是一個神秘時期，所有新思想都在空氣中飄浮。我在某種興奮狂熱的狀態下完成了《自私的基因》。

當牛津大學找到我出版第二版時，他們堅持認為傳統的全面逐頁的修訂方法並不合適。在他們看來，有一些書顯然日後將有一連串的新版本，但《自私的基因》並不是這樣的書。第一版借用了寫作的那個時代的青春氣息。當時我們有國外革命的香氛，有一縷華茲華斯的吉祥晨曦。作為那個時代的產兒，若用新發現的事實使其臃腫，或是以複雜謹慎令其蒼老，實在令人扼腕。於是，最初的文本應保持不動，其瑕疵與偏頗也應一併保留。最後的注釋則應包括修正、回應與新的發展。全新的章節應當加入，它們的主題在其時代里也將繼續帶着革命黎明前的情緒。這便是第十二與十三章。為此我從兩本專業領域內這些年裡最令我激動的著作中得到靈感：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的《合作的進化》，因為它給予我們的未來以某些希望，還有我自己的《延伸的表現型》，因為它是我這些年的工作成果，也因為——它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它可能是我的最佳著作了。

「好人終有好報」的標題是借自1985年我參與的BBC電視節目《地平線》。這是一個50分鐘的紀錄片，由傑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製作，以博弈論探討進化中的合作。這部紀錄片的製作，連同另一部來自相同製作人的《盲人鐘錶匠》，使我對其職業產生新的敬意。《地平線》的製作人們竭盡全力使自己成為該題目的高級專家（他們的一些節目在美國也能看到，通常以《新星》的名目重新包裝）。第十二章不僅從中得到了章名，我、泰勒和《地平線》製作組的緊密合作也使第十二章的寫作獲益不少。對此我深表感激。

最近我了解到一個我不敢苟同的事實：一些有影響力的科學家習慣在他們並未參與的作品中署上自己的名字。顯然，一些資深科學家要求在作品中署名，只是因為他們貢獻了實驗場所、科研資金和對文章的閱讀編輯。就我所知，他們在學界的聲譽可能完全建立於其學生和同事的工作成果之上！我不知道如何與這種不誠實行為抗爭。也許期刊編輯應該要求每一名作者簽字表明其貢獻。但這不過閒談而已。我提起這個問題的原因是為了做一個對比。海倫娜·克羅寧（Helena Cronin）對這本書的每一行、甚至每一個字都做了力所能及的改進，卻堅持拒絕了成為書中新增部分的共同作者的請求。我對她感激不盡，並對我的感謝必須止於此表示歉意。我還要感謝馬克·里德利（Mark Ridley），瑪麗安·道金斯（Marian Dawkins）和艾倫·格拉芬（Alan Grafen）對本書的建議和一些章節的建設性批評意見。另外還要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托馬斯·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希拉里·麥格林（ Hilary McGlynn）和其他同事欣然容忍了我的奇思妙想和拖延。

理查德·道金斯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