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香杉樹:第七章 · 1 線上閱讀
在盧·菲爾丁法官的法庭的後排座位上,坐着二十四個日裔島民,穿着他們只有在正式場合才穿的衣服。沒有任何法令要求他們只能坐在最後排。但是聖佩佐島不成文的規矩使得他們這樣坐。
他們的父輩和祖輩遷居聖佩佐島的歷史可以追測到一八八三年。那一年,兩個日本人——日本·喬和查爾斯·喬斯——住在牛海岬附近的一個棚屋裡。在傑弗通港鋸木廠,有三十九個日本人在那兒工作,但是戶口調查員沒有將他們的名字——登記,而是用日本人1號、日本人2號、日本人3號、日本·查理、老日本山姆、笑嘻嘻的日本人、日本小子、愛紅臉的日本人、穿靴子的、矮胖的——諸如此類的代號來替代他們的真名。
世紀之交時,三百名日本人來到了聖佩佐島,他們大部分都是縱帆船水手,為了留在美國而在傑弗遜港跳船下來。很多人游到岸上的時候身上一張美鈔都沒有,他們在島上的荒野小道上四處遊蕩,以紅花覆盆子和日本松茸為食,直到找到「日本城——那裡有三家澡堂、兩家理髮店,兩個教堂(一個是佛教寺廟,一個是浸禮會教堂)、一家旅館、一個雜貨店、一塊棒球場、一個冷飲小賣部、一家豆腐店,以及五十個未刷油漆的髒兮兮的住所,一律面朝着泥濘的道路。不到一個星期,這些跳船者就在鋸木廠找到了工作——碼木料,清掃鋸末,拖原木,給機器上油——每小時掙十一美分。
根據保存在島縣歷史檔案館中的公司史料記載,一九〇七年共有十八名日本人在傑弗遜港鋸木廠受傷或致殘。資料中記載,日本人107號,在三月十二日被劈料刀削去一隻手,獲得了七點八美元的工傷賠償；日本人57號在五月二十九日因為一堆木材倒塌而導致股關節脫臼。
一九二一年,鋸木廠被解散:島上的樹都被鋸光了,以至於聖佩佐島幾乎成了一片光禿禿的沙漠。鋸木廠主們賣掉他們的資產,離開了聖佩佐島。日本人開始開墾草莓地,因為聖佩佐的氣候十分適宜草莓生長,而且種植所需的啟動成本很低。正如古話所說,你只需要一匹馬、一架犁,以及一大幫孩子就行了。
有些日本人租了小塊土地,自己經營。但是,大部分人都只能充當僱農或佃農,在哈庫金 [1] 的土地上耕種。法律規定,除非他們成為美國公民,否則不允許擁有土地；法律還規定只要他們是日本人,就不能成為公民。
[1] 原文 hakujin,是日本人對白人的稱謂。
他們把錢存在罐子裡,然後寫信給他們在日本的父母,要求他們送女人過來做他們的妻子。有的人撒謊說他們變得很富有,或者寄去自己年輕時候的照片；反正不管怎麼樣,妻子們一個個漂洋過海地來了。他們住在香杉木板搭成的小屋裡,點着油燈,睡在鋪着稻草的褥子上。風透過牆上的縫隙刮進屋裡。早上五點的時候,新娘新郎便都在草莓地里幹活了。秋天的時候,他們蹲伏在田間地頭,或是拔草或是拎個鉛桶施肥。四月份的時候,他們往地里撒誘殺蛞蝓和橡皮蟲的餌料。他們先給一年期的草莓苗修剪一次匍匐莖,然後修剪兩年期和三年期的植株。他們不僅除草,而且還要防範黴菌病和沫蟬 [2] ,還要擔心下雨天草莓會爛掉。
[2] 一種附着於蔬菜等植物上的蟲,其幼蟲會分泌一種液體,與空氣結合後,形成唾沫狀的保護體。
六月份,草莓成熟的時候,他們便帶着筐子來到草莓地里開始採摘工作。加拿大印第安人每年都會來,和他們一起為哈庫金幹活。印第安人睡在田間地頭,或者舊的雞舍、穀倉里。有些在草莓罐頭工廠工作。他們會待上兩個月,等到覆盆子的收穫季節過去才離開。
每年夏天都至少有足足一個月的時間,地里有無窮無盡的草莓等着人們去採摘。拂曉之後一個小時,草莓便裝滿了第一個淺筐,一個白人工頭站在那裡,拿一個黑色的簿子,在每個採摘者的名字旁邊寫下不同的羅馬數字。他將草莓分類揀到松木箱裡,由包裝公司派來的人把它們裝到平板卡車上。採摘者則繼續回到標有數字編號的田壟間,蹲伏着採摘草莓,將淺筐填滿。
當收穫工作在七月上旬完成的時候,他們可以放一天假,慶祝草莓節。一個年輕女孩會被選為草莓公主,戴上花冠；哈庫金則架起烤三文魚的架子；志願消防隊會和日本社區中心隊打一場壘球比賽。花園俱樂部會展出他們的草莓和倒掛金鐘花籃；商會則為花車比賽的冠軍頒發獎盃。詹森西港的舞榭在夜間會點起燈籠；從旅遊船上湧來的西雅圖遊客會跳起斯芬斯卡波卡舞、萊恩蘭德舞和肖蒂什輪舞,並表演各種雜耍。每個人都走上街頭——草農、職員、商人、漁民、捕蟹人、木匠、伐木工人、織網人、菜農、廢舊品商人、房產代理人、僱傭詩人、牧師、律師、稅務員、牧羊場主、機器安裝工、養路工人、卡車司機、水管工、采蘑人、冬青樹剪枝員,等等。他們在伯切爾城和賽爾凡樹林野餐,一邊聽着中學樂隊演奏着緩慢的《蘇澤進行曲》 [3] ,一邊躺在樹蔭下喝着葡萄酒。
[3] 蘇澤(1854-1932),美國作曲家,創作了大量喜劇歌劇和進行曲,如《星條旗永遠飄揚》（1987年）。
這裡像是酒神狂歡,又像是部落里的炫財冬宴,又帶有一些新英格蘭的晚宴遺風,然而整個草莓節中最隆重的就是草莓公主的加冕典禮。草莓公主通常是一個日本童貞少女,身上穿着綢緞衣服,臉上仔細地撲滿米粉。這個奇怪而莊嚴的儀式通常在開幕之夜的日落時分舉行,地點就在島縣法院前的空地上。草莓公主周圍呈月牙形地擺着一籃又一籃的草莓,她低下頭,由友睦港鎮長為她戴上花冠。鎮長身佩一條由肩及腰的紅色綬帶,帶着一根裝飾精美的權杖。在接下來的靜穆氛圍之中,鎮長將莊重地宣布——他手裡還拿着一封信——農業部對他們美麗的小島產出了美國最好的草莓表示嘉獎,並告訴人們喬治國王和伊麗莎白王后在最近到訪溫哥華的時候所用的早餐中,就有聖佩佐出產的最上等的草莓。人群中爆發出一陣歡呼,鎮長則站在那裡高舉權杖,另一隻手搭在少女線條優美的肩際。那名少女則在無意中充當了兩個社群之間的調解人,成為使得草莓節得以在融洽氣氛中進行的人祭。
第二天,通常是在中午,日本人便開始採摘覆盆子了。
生活就這樣在聖佩佐延續着。到珍珠港突襲事件爆發的時候,已經有八百四十三名日裔在聖佩佐島上生活了,其中包括十二名友睦港中學的高中生,他們在那年春季尚未畢業。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清晨,美國戰爭遷移局的十五輛大卡車載着聖佩佐島上所有的日裔美國人駛向了友睦港渡口。
他們在白人友鄰的目送下被送到一艘船上,那些人一大早爬起來站立在寒風中看着日本人從他們中間被驅走——這些人當中有些是朋友,但是,大部分,都僅僅是出於好奇；而漁民們則站在友睦港外自己的船甲板上望着這一切。像大多數島民一樣,漁民們都認為驅逐日本人是正確的舉動,他們倚靠着自己的船頭或船尾的房艙,堅信日本人被驅走一定是有其道理的:兩國之間正在交戰,而這改變了一切。
上午休庭的時候,被告人的妻子獨自來到被告席後面的那排位子上,請求與她的丈夫說幾句話。
「你可以站在這裡說,」阿貝爾·馬丁森說道,「宮本先生可以轉過身來面朝你,但是只能這樣了,你知道的。我無權讓他隨便走動。」
七十七天來,宮本初枝每天下午都會來到島縣監獄,等待着三點鐘和她丈夫見面。起初,她是一個人來,隔着玻璃和他說話,但是後來他讓她把孩子們也帶來。她照他的話把孩子們帶來了一兩個女兒,一個八歲,一個四歲,跟在她後面；還有一個兒子,十一個月大,被她抱在懷裡。他們的兒子學會走路的那天上午,天道正被關在監獄裡,但是那天下午,初枝就把孩子帶來了,讓他走了幾步給會見室隔離玻璃後面的父親看。然後她還把孩子舉起來,讓天道通過麥克風和他說話。「你能比我走得更遠！」他說,「再走幾步給我看,好嗎？」
如今,在法庭上,他轉身面朝初枝。「孩子們怎麼樣？」他說。
「他們需要父親。」她回答說。
「內爾斯在努力為我辯護。」天道說。
「內爾斯要走開了,」內爾斯說道,「馬丁森副治安官也應該走開。為什麼不站遠點兒呢？只要你能看着他們就行了,阿貝爾。給他們點隱私吧。」
「不行,」阿貝爾答道,「阿爾特會殺了我的。」
「阿爾特不會把你怎麼着,」內爾斯說道,「你很清楚,宮本太太不會悄悄地塞什麼傢伙給宮本先生的。退後一點兒。讓他們說會兒話。我不能這樣做,」阿貝爾說,「對不起。」
但他還是側身退後了三英尺,並且假裝沒有聽他們的談話。內爾斯則走開了。
「他們在哪兒？」天道問道。
「他們在你媽媽家,中尾太太在那兒。大家都在幫忙。」
「你看上去很好。我想你。」
「我的樣子槽透了,」初枝回答道,「你看上去就像是個東條英機手下的士兵。你最好不要坐得這樣筆挺。那些陪審員會害怕你的。」
他目不轉睛地盯着初枝的眼睛,她也看透了他的心思。「能出牢房就好,」他說道,「從那兒出來的感覺真好。」
初枝突然想要摸摸他。她想探身將手放到他脖子上,或者用指尖碰碰他的臉。這是七十七天來他們之間第一次沒有被那塊玻璃所阻隔。七十七天來,她都只能通過麥克風的過濾器聽到他的聲音。事情發生之後,她的心就從來沒有放下過,她根本不敢想象他們的未來。晚上的時候,她把孩子們放到床上,然後便徒勞無功地想讓自己睡着。她有姐妹、表兄妹和嬸嬸,她們會在上午打電話來叫她過去吃午飯。她去了,因為她感到孤獨,需要聽到有人說話。女人們做了三明治、蛋糕,煮了茶,孩子們玩耍的時候她們就在廚房裡聊天。整個秋天就是這樣過去的,她的生活陷於停頓,就像懸在半空中一樣。
下午,初枝有時會在沙發上睡着。當她睡着的時候,其他女人們就幫着照顧她的孩子,她醒來後總是不會忘記感謝她們；要是在過去,她是絕對不會讓這樣的情況出現的,她絕對不會在拜訪人家的時候睡着而任由孩子們亂跑。
她是一個三十一歲的女人,仍然美麗優雅。她長着赤腳農民的平足,腰肢纖細,乳··房小巧。她經常穿着男人的卡其褲,一件灰色的羊毛衫,踏着木屐。夏天她習慣去摘草莓,為家裡多掙一份錢。她的手在採摘季節總是沾滿草莓汁。在地里,她戴一頂年少時不常戴的草帽,壓得很低,現在她的眼睛周圍出現了斜紋。初枝是個高個子女人——五英尺八英寸,卻能在草莓地蹲很久而不累。
最近她開始塗睫毛膏和口紅。她並不是愛虛榮,但是她知道自己正在衰老。對於三十一歲的她來說,衰老並不算什麼可怕的事情,因為這些年來她漸漸形成一種日益深化的觀念:生活中有比一直以來給她帶來無數讚美的美麗容貌更為重要的事情。年少時,她是如此美貌出眾,使得她的美麗幾乎成為公共財產。她在一九四一年的草莓節上被戴上草莓公主的花冠。十三歲時,她媽媽為她穿上一套和服,把她送到教年輕女子學習和舞和茶道的茂村太太那兒去。她坐在鏡子前面,茂村太太在她身後,她那日時才知道自己的頭髮是何等美麗,如果將這一頭秀髮剪短簡直無異於犯罪。它猶如一條黑色的瀑布——茂村太太用日語描述道,是她身體中最美妙的部分,簡直就像與她同齡的女孩子剃了光頭一樣惹人注目。她必須學習各種梳頭的髮式——她可以用髮夾把它別起來,或把它梳成一根大辮子搭在一側胸前,或用複雜的結法將它盤在後頸,或者將它梳向腦後,使她那平整光滑的面頰更加突出。茂村太太用手掌托起她的頭髮,說她的頭髮質地簡直像水銀一樣柔滑。她告訴初枝,她必須學會可愛地撫弄自己的頭髮,就像撥弄一件弦樂器或一支笛子那樣。然後她順着初枝的後背梳理着她的頭髮,使它散開成一把扇子的形狀,散發着美麗非凡的黑色波光。
茂村太太每個星期三向初枝傳授複雜的茶道、書法和浮世繪。她教初枝如何在花瓶中插花,以及在特殊的場合如何將米粉撲在面龐上。她要求初枝永遠不許咯咯地笑,也不許直視任何男人。為了使自己的膚色完美無瑕,皮膚像香草冰淇淋般柔滑的茂村太太告訴初枝,她必須小心避免曬到太陽。茂村太太還教初枝如何儀態端莊地唱歌,以及如何優雅地坐下、行走和站立。茂村太太的教導的最後一條被保持了下來:初枝走路時從腳前掌直到頭頂,整個身體的姿態都是協調一致的。她體態勻稱而優雅。
她的生活總是艱辛——田野勞動、集中營、家務之外的田野勞動——但是經過茂村太太那段時期的教導,她學會了鎮定自若地面對這一切。茂村太太教她的固然是體態和呼吸吐納,但更是一種靈魂的修煉。她教她在更高的生活境界中尋求自洽,並把自己想象成大樹上的一片葉子——秋天的凋零,她說,並不影響它參與大樹的生命從而獲得幸福的確認。在美國,她說,人們懼怕死亡；這裡的生活和存在是兩碼事。但是,一個日本人,應該看到生命包含着死亡,等她感受到這一點的時候,她將獲得平靜。
茂村太太教初枝如何靜坐,並且告訴她除非她學會長時間端坐不動,否則便不能算是成熟。生活在美國,她說,使人們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這裡有種種緊張和不快樂。最初,年僅十三歲的初枝甚至無法安坐超過三十秒。後來,她發現,當她把身體靜止下來之後,無法平靜的是她的思想。但是,逐漸地,她的躁動還是屈服於平靜。茂村太太感到欣慰,並且告訴她,她的那種自我騷動正在慢慢被克服。她告訴初枝,她的定力將使她受益良多。她將能夠在生活不可避免的變化和動盪中體驗到內心的寧靜。
但是,當初枝穿過森林小徑從茂村太太家回家的時候,她心裡還是會害怕。儘管她受過那些訓練,但是仍然無法保持平靜。她在森林裡晃蕩,有時候坐在樹下,有時搜尋着拖鞋蘭 [4] 或延齡草,或者陷入冥思遐想之中——她渴望實在的生活和娛樂,渴望衣服、化妝品、跳舞、看電影。她覺得自已只是在表面上裝出平靜的樣子,騙過了茂村太太,但是內心裡卻涌動着可怕的、不可抑制的對世俗歡樂的嚮往。不過,要求她隱藏起自己內心生活的力量很強大,讀中學時她已經能夠很熟練地在身體上裝出平靜的樣子,儘管內心完全不是。她就這樣過着一種隱秘的生活,這令她困惑,她很想擺脫這樣的生活。
[4] 一種蘭花,因花朵形似女式拖鞋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