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第四部 · 四 · 1 線上閱讀

自從參加了衛生防疫組織，帕納盧就沒有離開過醫院和鼠疫傳播的地方。在救護人員中，他置身於自認為合適的位置，也就是第一線，死亡的場面自然見過不少。他雖說注射過疫苗，有了免疫力，卻未能免除他對死的憂慮。不過，表面上，他總能保持鎮定的神態。可是自從那天，他長時間觀看一個孩子死亡的過程，似乎就變樣了。越來越緊張的神色，明顯寫在他的臉上了。且說那天，他對里厄笑道，此刻他正寫一篇小論文，題為《神父能否看醫生》，大夫便感到，事情似乎遠比帕納盧所說的更為嚴重。大夫表示願聞這篇論文的詳情。帕納盧便告訴大夫，他在男教徒的彌撒上要有一場布道，屆時他至少會闡述他的一些觀點。

「我希望您能到場，大夫，講道的主題會引起您的興趣。」

神父第二次講道，正趕上大風天。老實說，沒法跟第一次講道相比，這次全場聽眾座席稀稀拉拉了。原因很簡單，在我們的同胞看來，這種場面已無吸引人的新意了。在全城經歷艱難的時期，「新意」這個字眼早已失去意義。此外，大多數人，即使沒有完全棄絕他們的宗教義務，或者，即使沒有參加禮拜的同時又過着極不道德的私生活，他們也會用一些毫無理智的迷信來取代正常的宗教活動。他們寧願佩戴護身聖牌或者聖羅克護身符，也不肯去做彌撒了。

舉例便可說明，我們的同胞開始濫用預言了。的確，在春季那會兒，大家就期待鼠疫會隨時結束，既然大家都確信疫情不會持續下去，誰也想不到去問問別人，瘟疫究竟能流行多長時間。然而，隨着時間一天天流逝，有人開始擔心，這場災難真的沒有頭了，於是瘟疫停止流行，一下子就成了眾望所歸了。占星術士或天主教聖徒的各種預言，就這樣一手傳一手。本城印刷所老闆也很快就看出，公眾對預言的這種執迷有利可圖，於是排印成冊，大量發行。他們又發現公眾的好奇心難以饜足，便組織人力到市里各家圖書館查閱野史，儘量搜集所有見證資料，匯編起來在全市發行。如果史書上的預言還嫌不足，還可以向一些記者定製：這些記者至少在這方面，表現出來的專業水準不亞於那些世代的楷模。

這些預言有些甚至在各家報紙上連載，而大家濃厚的閱讀興趣，絲毫不遜於災難前看連載的言情小說。有些預言還依據稀奇古怪的計算，即在計算中納入鬧鼠疫年份的千位數、死亡的人數，以及瘟疫持續的月份數。另一些預言則比較歷次鼠疫大流行，找出其中類似的方面（即預言中所謂的常數），再運用同樣古怪的計算，便聲稱得出認識當前災難的數據。不過，最受公眾讚賞的預言，無疑是效仿《啟示錄》的語體寫成的，宣告即將發生一系列事件，每一個都可能成為考驗這座城市的大事件，其複雜性可以做出多種多樣的闡釋。就這樣，諾斯特拉達穆斯 [30] 和女聖徒奧狄爾 [31] 便成為天天諮詢的預言家，而且總能獲得相應的回答。況且，所有預言有共同之處，最終總能給人以寬慰。唯獨鼠疫例外。

[30] 諾斯特拉達穆斯（Nostradame，1503—1566），法國占星術士、醫生。約1547年開始預言活動，1555年將其預言結集出版，題為《諸世紀》。他頗受法國王室的器重，曾被查理九世任命為侍從醫官。在1781年天主教會焚書目錄部中，他的預言受到譴責。

[31] 奧狄爾（Odil，約660—約720），阿爾薩斯修女。阿爾薩斯聖奧狄爾山上霍亨堡修道院創建者。她原是阿爾薩斯公爵之女，後成為阿爾薩斯的主保聖人。

可見，在我們同胞的心目中，這種迷信替代了宗教信仰，因此，帕納盧講道的教堂，上座率只達到四分之三。講道是在晚上，里厄到達時，風一陣陣從入口兩扇自動關閉的門的縫隙間鑽進教堂，在聽眾之間自由穿行。里厄走進這清冷而寂靜的教堂，在一色男信徒的座位中間坐下，看到神父正登上講壇。帕納盧開始講道，比起頭一次來，他這次語氣更加溫和，也更為審慎，而且，聽眾也多次注意到，他在演講中有幾分遲疑。還有個情況很怪，他不再講「你們」，而是說「我們」如何如何。

不過，他的聲音漸漸有了底氣。他開始提醒說，鼠疫在我們中間流行了數月，多少次看到它坐到我們餐桌旁，或者坐到我們所愛的人床頭，看到它在我們身邊走動，在工作地點等待我們到來，因此，現在我們更了解鼠疫了，現在也許我們更能接受它不間斷對我們講的事，而在初期驚愕之餘，我們不可能很好地聽取。帕納盧神父在同一地點布道已經講過的話，仍然是對的，至少他深信不疑。然而，這種情況我們每人都碰到過，他也痛悔得捶胸頓足，當時他布道所考慮並講出來的話，也許還缺乏慈悲心懷。不過，有一點始終是對的，就是說任何事情，總有可取的方面。最嚴酷的考驗，對於基督教徒仍有裨益。而基督教徒遇事所應當尋求的。恰恰是事情的益處，這種益處由什麼構成，怎樣才能夠找到。

這工夫，里厄周圍的人兩臂搭在扶手上，似乎舒舒服服坐在長椅上，儘量保持最愜意的姿勢。教堂入口的一扇軟墊隔音門在輕輕地來回擺動。有人離座去把門扶住。里厄因這種騷動而分心，幾乎沒有聽見帕納盧接着講道說些什麼。神父所講的大致內容是，不必試圖解釋鼠疫這種現象，而應儘量學會可能學會的東西。里厄聽得很模糊，以為神父主張什麼都無須解釋。等到帕納盧用力強調，在天主看來，有些事情可以解釋，另一些事情不能解釋，這時里厄的注意力才開始集中。世間當然有善惡，一般來說，也很容易解釋善惡的區別。然而，深入惡的內部，就開始碰到難題了。譬如說，世間存在看似有必要的惡，也有看似沒必要的惡。有墮入地獄的唐璜，也有一個孩子的夭折。要知道，如果說唐璜這個浪蕩的惡少天打雷劈，是罪有應得的話，那麼這孩子遭受這麼大罪，就無法理解了。事實上，在這人世間，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一個孩子遭罪，以及這種痛苦所帶來的恐懼，並且務必找出這其中的緣由。在人生的其他方面，上帝向我們提供了一切便利，因而到此為止，宗教也就乏善可陳。在這裡則相反，天主將我們逼到牆腳。我們全落入鼠疫的圍牆裡，我們必須在這種死亡的陰影中，找出有益於我們的方面。帕納盧神父甚至不肯隨便利用廉價的優勢，一舉而跨越圍牆。他本可以輕而易舉地說一句，等待這孩子的永福，足可以補償他們遭受的痛苦。而其實，他對此卻一無所知。歸根結底，誰又能斷言，永恆的福樂便可補償人所遭受的片刻痛苦呢？那肯定不會是個基督徒，只因我主耶穌四肢和心靈都嘗到過痛苦。神父不會那麼做，依然停留在牆腳，面對着一個孩子的痛苦，堅守這種十字架便是象徵的極痛深悲。他可以無所畏懼地對那天聽他講道的人說：「我的弟兄們，時刻到了。不是相信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可是在你們中間，誰又敢否定一切呢？」

里厄剛想到神父接近了異端邪說，但是不容他細想，帕納盧已經接着有力地斷定，這種命令，這種純粹的要求，正是基督徒的特惠。這也是基督徒的美德。神父心知他要講的美德中有過火的成分，許多習慣了更為寬容和傳統的道德的人，聽了會反感。不過鼠疫時期的宗教，不可能等同於平時的宗教，如果說天主可能容許，甚至渴望人的靈魂在幸福的時期安詳而怡然自得，那麼他也希望在極端的不幸中，人的靈魂就應該有極端的表現。今天，天主將他的造物置於不幸的境地，這是賜予他們的恩惠，促使他們重新找回並擔當起這種至高無上的德行，即全相信或全否定。

十九世紀有一位世俗作家，斷言並不存在煉獄，便聲稱揭示了教會的秘密。言下之意，他認為不存在半路，只有天堂和地獄，人根據生前所做的選擇，死後不是升天堂而得永福，就是下地獄而受永罰。但是，按照帕納盧的觀點，這是一種異端邪說，只能出自一個不信教的人的頭腦。因為，煉獄就是存在。當然，有些時期，不能過分指望這種煉獄，有些時期，根本談不上輕罪。任何罪孽都死有餘辜，任何冷漠的態度都是犯罪。那就是全相信，或者全否定。

帕納盧停頓了，這時，里厄才更清楚地聽到風從門下鑽進來的哀鳴：外面的風似乎颳得更加猛烈了。與此同時，神父又講道，他所說的全盤接受的品德，不能從通常賦予該詞的狹義來理解，既不是一般意義的逆來順受，也不是勉為其難的遜順，而是屈辱，是受辱者心甘情願的一種屈辱。不言而喻，一個孩子遭受的痛苦，是對人的思想和心靈的侮辱。這就是為什麼必須投身進去。這就是為什麼，而帕納盧明確告訴聽眾，他要說的意思不容易說，必須情願接受屈辱，因為這是上帝的意願。只有這樣，基督徒才會不惜一切；所有出路都關閉了，才會把根本的選擇貫徹到底。一個基督徒會選擇相信一切，以免走到否定一切的死路。正如那些善良的婦女，這時候在各教堂得知，腹股溝淋巴結形成腫塊，正是人體排泄傳染毒素的自然通道，她們就說：「天主啊，請讓我身上腹股溝淋巴結也長出腫塊吧。」基督教徒也同樣會把自身交給天主，即使還不理解我主的意願。我們不能說「那個我理解，但是這個不可接受」，必須跳進擺在我們面前的這種不可接受的腹心，恰恰就是為了我們做出選擇。孩子的痛苦正是我們的苦澀麵包，但是如無這種麵包，我們的靈魂沒有精神食糧，就會餓死。

帕納盧神父講到這裡頓了頓，停頓時通常會伴隨場內隱隱的嘈雜聲，而這次嘈雜聲剛起，講道者就出人意料，馬上接下去，其聲鏗鏘有力，佯裝設身處地，替聽眾發問，究竟應該如何作為。他早就料到，大家要說出「聽天由命」這個可怕的字眼。那好吧，面對這個字眼他並不退避，只要允許他加上「積極的」這個形容詞。當然了，還得強調一遍，切勿模仿他曾提過的阿比西尼亞的那些基督徒。更不要想去附和那些患上鼠疫的波斯人，他們將帶有病毒的破衣爛衫拋向由基督教徒組成的衛生防疫隊，並且高聲祈求上天將鼠疫傳染給這些離經叛道者，懲罰他們企圖制服天主賜予的災難。然而反過來，也不應該效仿開羅的那些修道士：他們在十九世紀瘟疫流行期間，舉行送聖體儀式時用鑷子夾聖體餅，只為避免接觸信徒們可能潛伏病毒的又濕又熱的嘴。波斯的鼠疫患者和開羅的修道士，同樣都有罪孽。因為，對於前者，一個孩子的痛苦無關痛癢，而對於後者則相反，人對痛苦的畏懼侵蝕了方方面面。這兩種情況，問題都被掩蓋了。對天主的聲音，他們全置若罔聞。還有其他事例，帕納盧也要列舉。據馬賽大鼠疫紀事作者的記述，贖俘會 [32] 修道院八十一名修道士，僅有四人倖免於難，而四人中又有三人潛逃。紀事作者們是這樣講的，再多說什麼就超越他們的職業了。然而，帕納盧神父讀到這些記載，全部思緒就自動集中到那名唯一留下的修道士身上，儘管他也看到了那七十七具屍體，尤其看到了那三名教友逃逸的例子。講到這裡，神父用拳頭捶着講道台的邊緣，高聲說道：「我的弟兄們，一定要做留下來的那一個！」

[32] 贖俘會，十三世紀始建於西班牙，是供奉聖母的重要修會。當時，西班牙大部分地區由撒拉遜人統治，他們關押了許多基督教徒。基督教教士佩德羅·諾拉斯科（1189—1256）創建贖俘會，願以自身為人質，救出被關押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