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譯序 真理原本的面目 · 1 線上閱讀

李玉民

這部《鼠疫》，通常論來，是象徵小說，哲理小說。不過，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為具體：「這部紀事體小說」，他還強調指出，採用「歷史學家的筆法」。生怕讀者誤解似的，敘述者（最后里厄承認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說明了這一點。不妨引用原話，讓其像路標一樣立在這裡，指引我們閱讀：

由塔魯倡導而組建起來的衛生防疫隊，應給以充分客觀的評價。這也就是為什麼，敘述者不會高歌稱頌人的意願和英雄主義，適當地重視英雄主義也就夠了。但是，他還繼續以歷史學家的筆法，記述當時鼠疫肆虐，給我們所有同胞造成怎樣破碎而又苛求的心。

所謂「給以充分客觀的評價」「適當地重視英雄主義」，粗看也許是虛筆謙抑，泛泛承讓，恐非作者真實的意圖。歷史學家的筆法，也並不意味着不能頌揚英雄主義，尤其像塔魯這樣一批志願者，協助里厄這樣一些盡職的大夫，一起抗擊鼠疫，堅持十個月，隨時隨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們的行為怎麼就不能被歌頌呢？事關對這部小說整體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懷着一般人的閱讀心理，期待着在這場大災大難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卻又被迎頭澆來一盆冷水，只見敘述者進一步解釋：

不錯，如果人真的非要為自己樹立起榜樣和楷模，即所謂的英雄，如果在這個故事中非得有個英雄不可，那麼敘述者恰恰要推薦這個微不足道、不顯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麼一點善良之心，還有一種看似可笑的理想。這就將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確認二加二就是等於四，並且歸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緊隨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後，從來就沒有超越過。同樣，這也將賦予這部紀事體小說應有的特點，即敘述過程懷着真情實感，也就是說，不以一場演出的那種惡劣手法，既不惡意地大張撻伐，也不極盡誇飾之能事。

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樹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罷了，如若樹立，怎麼也輪不到格朗這個窩囊廢呀，總該是頂天立地的硬漢塔魯吧。這還是次要的。經過仔細琢磨，我覺得這段話分量相當重，以加繆嚴謹的文風，不會是戲言妄語，看來鄭重其事，似乎在宣告這部小說的宗旨和原則，提出了自己的標準。

首先，小說就不該是約定俗成的英雄頌歌。這部小說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現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魯等，無不是群體中的普通一分子，哪個也沒有被塑造成為高大的英雄形象，這就顛覆了亂世出英雄的傳統，也顛覆了所謂「英雄」的概念。英雄主義何以該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話就道破了：英雄主義「從來就沒有超越」尋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換言之，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麼誰來占主要地位呢？當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說到底，《鼠疫》通篇講的就是這個問題。

其次，「這就將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這句話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為重大的顛覆，而且顛覆到真理的頭上了。「原本的面目」，莫非我們所認識的真理，並沒有見到本相？這裡又不是確指哪一條真理，而是泛指一切真理，簡短一句話，好大的口氣。言下之意，雖未得其詳，但是，我們憑藉經驗，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聯想到「放之四海而皆準」，何其高遠，何其聖潔，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萬八千里！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目中，真理已經神聖化了、偶像化了。那麼，怎麼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書中這樣一段話：

必須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進行鬥爭，絕不能跪下求饒。問題全在於控制局面，儘量少死人，少造成親人永別。為此也只有一種方法，就是同鼠疫搏鬥。這個真理並不值得讚揚，這只是順理成章的事。

面對肆虐的鼠疫，絕不能跪下求饒，任其擺布，不管以什麼方式，必須與之搏鬥，這就是《鼠疫》通篇彰顯的真理，而這個真理，在作者看來「只是順理成章的事」，「並不值得讚揚」。

以上兩點——「歸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和「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去偽存真，去其神聖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將這種高不可攀的大詞宏旨，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順理成章」，也就是合乎常情常理。

這是本書的兩大關目，關聯着人與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為象徵的命運、苦難、上帝、信仰、生與死、愛情、親情、社會、道德、善惡、憐憫、良心、責任、抗爭等，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與書中人物息息相關，需天天面對，時刻處理。

奧蘭，一座幾十萬居民的城市，本來正常生活，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卻突然鬧起鼠疫，全城封閉，一切就全變了。全城僅僅演繹着集體的歷史，個人命運不復存在了。

鼠疫這個象徵物，最容易讓人聯想到小說寫作的歷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歐洲泛濫的法西斯主義。不過，這種象徵顯然預留了很大空間，大大淡化了具體所指。羅蘭·巴特發出批評的聲音，對此頗有微詞，加繆在答覆中有這樣一段話：

「《鼠疫》，本意是希望讀出多重含義，但是從內容上看很明顯，是歐洲抵抗納粹的鬥爭。證據就是這個敵人沒有指明，而在歐洲各國，人人都能指認出來……《鼠疫》，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紀事體小說。但是可以肯定，它還不失為這樣一部作品。」

加繆一方面強調鼠疫的多重含義，另一方面又堅持這部作品的歷史背景和抵抗納粹的鬥爭。這並不矛盾。具體所指，這是不言而喻的，倒是「讀出多重含義」更為難能可貴。象徵如果過分貼近時代背景，隨着時間的推移，象徵意義就萎縮褪色了。加繆創作《鼠疫》時，想必有意模糊了象徵的確指和泛指的界限，結果預留的空間與日俱增，能和讀者的想象互動。因此，將近七十年過後，那段歷史雖然不會被忘記，但是這種多重意義的象徵，則由時間和紛擾的世界增添了新的內容。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鼠疫》歷經大半個世紀，非但沒有被人遺忘，反而越傳越廣，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和讀者的喜愛，單在法國本土，銷售量就高達五百萬冊，成為不可多得的長銷的暢銷書。

作為一部哲理小說，這真是個奇蹟，須知，不管從哪方面看，《鼠疫》都不具備一般暢銷書特定的要素。正如敘述者所坦言的：「這場鼠疫運行良好，如同一種謹慎而無可挑剔的行政管理」，「根本沒有任何引人入勝的東西可以報道」，沒有「類似老故事中的那種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響的行為」，「不像大火那樣壯觀而又殘酷」，就連瘟疫初起時，縈繞在里厄大夫頭腦中的「那種激情澎湃的壯觀景象」，也蕩然無存了。尤其這場災難持續時間長，單調到了極點，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身，「當時就喪失其感人的特點」。

由此可見，作者本人都承認，鼠疫期間發生的故事單調得很，既不壯觀也不感人，那麼這部小說憑什麼進入暢銷的經典行列呢？我們還需要從文本中尋求答案：

「敘述者的態度傾向於客觀，以求杜絕歪曲事實，尤其杜絕昧良心的話。他幾乎不肯為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什麼，僅僅照顧到敘述大體連貫的基本需要。正是這種客觀性本身指導他現在要說，那個時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說是生離死別的話，重新描繪鼠疫那個階段，如果說在思想上是責無旁貸的話，那麼這種痛苦本身當時就喪失其感人的特點也同樣是千真萬確的。」

這裡進一步說明了歷史學家的筆法，特別強調客觀性，不為追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事實。作者重申的這種寫作態度，足以保證本書的宗旨和原則一以貫之，即我所說的通篇彰顯的兩大關目：普通人物唱主角，恢復真理原本的面目。這種創作理念，在《西緒福斯神話》這樣的哲學著作中無法實踐，於是加繆說：「你要想成為哲學家，那就寫小說吧。」講這話是有背景的，與其說是勸告別人，不如說是自勉。

我們知道，加繆的「三部荒誕之作」，即中篇小說《局外人》、劇本《卡利古拉》和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相繼發表，自成荒誕理論體系。按說，哲學論述與文學形式這樣相互支撐和印證，效果已經相當可觀了。然而，這個體系總括來說，只論述演繹了荒誕性，尚缺乏與之相制衡的反抗，於是有了第二個作品系列：長篇小說《鼠疫》（1947）、劇本《正義者》（1949）和厚重的理論力作《反抗者》（1951），這就是以反抗為主題的另一個「三位一體」系列。

第一個系列以「荒誕」為主題，還缺少一個鮮明生動的、震懾人心的荒誕象徵。荒誕的象徵，在《西緒福斯神話》中流於抽象，在《局外人》中流於模糊，在《卡利古拉》中流於單弱，因而需要一個振聾發聵，能引起萬眾驚怖而猛醒的荒誕象徵。同樣，還缺少一個人物眾多、情節跌宕起伏的長篇複雜故事，需要創造一種刺激人神經，強迫人思考的創巨痛深的特殊氛圍。《鼠疫》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鼠疫這個瘟神，在人類歷史上多次行妖作怪，大範圍肆虐製造的恐怖慘景，史書多有詳細記載，給人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恐怖印象。單單「鼠疫」這兩個字，就能先聲奪人，一旦作為荒誕的象徵出現，就成為不二之選。

在《鼠疫》中，這個瘟神不減當日威風，果然有驚人之舉，要獨霸幾十萬居民的奧蘭城，就先發制人，放出成千上萬隻疫鼠，滿街亂竄，發出吱吱哀叫，猝死在行人腳下。恐怖氣氛與日俱增，老鼠在城中逐漸滅絕，便輪到人應徵充當疫兵了。圍城中的一切都聽瘟神的調遣，都圍着瘟神運轉，這便是典型的荒誕世界了。

人一旦意識到世界荒誕，即便沒有感染上疫症，也平添了心病，這就是身陷圍城，心陷絕境的徵兆。人什麼都不能自主了，完全喪失了自我，那麼人還剩下什麼，還能做什麼呢？

在此之前，他們絕不肯將自己的痛苦跟不幸混為一談，可是現在，他們卻接受了這種混淆。他們沒了記憶，也沒了希望，就立足於當下了。其實，在他們眼裡，一切都變為當下了。實話實說，鼠疫剝奪了所有人愛的能力，甚至剝奪了友愛的能力。因為，愛要求一點未來，而我們只剩下一些當下的瞬間了。

是的，頭幾個星期，大家還很激憤，還盼望這種集體受難早些結束。然而，鼠疫猖獗日甚一日，無休無止，瘟神的戰車來回碾軋，什麼情愛友愛，什麼記憶希望，什麼社會、道德、信仰、憐憫心、責任感，一切都被碾得粉碎。普遍的沮喪情緒，安於絕望的心態，比絕望本身還要糟糕。「只剩下一些當下的瞬間了」，這不就等於坐以待斃嗎？

坐以待斃是大部分人的傾向，就連「新派倫理學家」都宣揚只能跪下求饒，無論做什麼都於事無補。帕納盧神父則表明基督教的觀點，闡明鼠疫「發自天意」，是對世人的懲罰，「永恆之志通過死亡、惶恐和呼號的途徑，引導我們走向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換言之，基督教徒只能表達篤信，餘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

其實，這種傾向只是表面現象；誰也不甘心等待上帝的安排，「任何人都沒有完全聽天由命」，「甚至自以為相信上帝的帕納盧也不相信」。奧蘭城的秩序既然由死亡來維持，這就迫使人思考，是否還有別種選擇。就連組織祈禱周的帕納盧神父，在布道時也明確指出，「反思」的時刻到了。他說道：

「進行勸導，伸出友愛之手，靠這種辦法督促你們向善已經過時了。今天，真實情況就是一道命令。而救贖之路，現在就由紅色長矛向你們指明，並且推動你們上路。我的弟兄們，上帝的仁慈最終就表現在這方面，即賦予一切事物以兩面：善與惡，憤怒與憐憫，鼠疫與救贖。就連危害你們的這場災難，也是對你們的教育。給你們指明道路。」

帕納盧神父的這段話無意中指出一個荒誕的問題：鼠疫就是救贖，就是對世人的教育。我們可以拋開他講這話的動機、前提和結論，拿來比較一下書中有識者的思想和行為，卻是一個很有趣的殊途同歸的事例。

同帕納盧神父相對應的兩個不信上帝的人，則是兩個極有見識、極清醒的人物：一個是幹勁十足，以治病救人為己任的里厄大夫；另一個是極力反對死刑的社會活動家，全身心投入抗擊鼠疫的鬥士塔魯。當全城人陷入鼠疫的圍牆裡，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人心大崩潰的時候，塔魯和里厄卻心有靈犀，很快就走到一起，為了同一種鬥爭。

抗擊鼠疫的這兩個靈魂人物，因鼠疫而走到一起，也是殊途同歸，各有各的反抗史。兩個人的幾次談話，越談越深入，由里厄的敘述和塔魯的紀事鋪衍綴補，無一不切中荒誕這個主題意旨。同樣，帕納盧的兩場布道，則從側面乃至反面襯託了荒誕主題。這些表現荒誕——反抗主題的大脈絡貫穿全書，串聯起眾多人物的命運：殊途同歸，最終都投入了這場鬥爭。

書中最不可思議又最順理成章的事，就是社會上各色人等，原本不是一路人，甚至是敵對者，卻都陸續會聚到里厄和塔魯的反抗旗幟下了。這正是荒誕的象徵，鼠疫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但是教育的結果，卻與帕納盧神父布道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不是抽象的棄惡揚善，而是奮起同死亡做鬥爭。

鼠疫這個荒誕象徵，其示範效應產生了奇蹟，如影傳形，如鏡示相，幻化出了魔之形，惡之相，肆虐於社會的各個領域，擠壓掉人生的空間，使得所有人，無論所謂的「善」人還是「惡」人，都無路可逃，不想死就只有拼死一搏了。這場鬥爭越慘烈，就越能激發人抗爭，就連有案底的社會不安定分子、鼠疫期間走私發財的科塔爾，就連社會秩序的維護者、總以審視的目光看別人的預審法官奧通，乃至傳統宗教的代表人物帕納盧神父，都紛紛投入了這場戰鬥。正如里厄那樣，「在同現實世界進行鬥爭，自認為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

讓人人都「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這就是加繆講「想成為哲學家就寫小說」這句話的初衷吧。同樣，這也正應了上文提到的兩大關目：「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和「歸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作者確實沒有為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什麼，結果順理成章，原本面目的真理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掌握，而不貼英雄標籤的人物事跡也更貼近現實生活。正是基於這些品質，小說《鼠疫》拓展了，並且形象生動地演示了荒誕——反抗的主題，在荒誕的現實世界的多層面上，全方位地給人以啟發。